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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思量獨立建國的時間表

一,柯林頓與台灣

柯林頓總統中國之行原定於今年十一月才啟程,但因承受 Paula Jones 性騷擾訴訟的「壓力」不得不提早五個月而已於六月下旬成行。也就因為如此,海內外台灣人對「柯江會談」的因應措施也做了適時的調整。六月十八日在華府與六月二十七日在台北的示威遊行便是兩個顯然的實例。

有關媒体對柯氏私人生活的報導,筆者未曾費時注意其細節。但在六月中有一天偶然看到電視報導把柯氏改變訪中行程的原委輕描淡寫地提過。那時才明確知曉一個堂堂大國的元首的公事行程卻因為一位弱小女人的抗訴案件而改變。乍看之下這似乎有「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故事的重演,但仔細思考之後卻發現,與其說是一齣政治色情的諷剌劇,無寧說是一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寫實劇。

柯林頓變更行程的目的並非等不及要與江澤民會晤,而是要儘早去萬里長城叩頭,去祈福消災,是想用顯耀的鏡頭來掩蓋他私人的醜陋面,是想把外交的成就來轉移媒体與大眾的注意力。這是一件二十世紀末的大悲劇之一。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國的總統必須與一個平民對簿公堂的創舉,只能在一個法治健全的國家才能發生。在這個國度裡,人民不被視為芥子,而是被貧賤富貴一視同仁的法律所保障。

柯林頓訪中之行程因為一位平民而改變,台灣人對「柯江會談」的示威日期也因而改變。尤有甚者,在台北參加示威的諸團体也積極在商榷是否要在十二月五日選舉的同時也舉行公民投票。這大概是首次公民投票的構想被劃上確定的時間表。在這個連銷反應的態勢之下,台灣人的命運是禍是福還未卜,是一個值得大家斯時斯地深思的課題。

二,主動公投與被動公投

六月二十七日向「柯江會」示威的諸團体與個人有意促成在十二月五日的三合一選舉也舉行公民投票。但此提議與另外一些團体與個人,包括民進黨在內的立場顯然有出入,所以恐怕難於達到公投訴諸行動的階段。據筆者的見解,大多數不贊成在現階段舉行公投的團体與個人好像認為公投是一種被逼出來的行動,唯有等到中國以武力犯台時,才是舉行公投的時候。由此觀之,現今島內對公投的主張可以簡單地分為主動派與被動派。

主動派顧名思義是由自己來決定在什麼時候舉行公投最適時,最有利,然後就著手進行。但為了要達到勝選的目的,這批人先要下一番苦工去做準備,教育群眾,說服異議,持續奮鬥一直到公投前的最後一天。反觀被動公投的立場,他們似乎想藉著中國對台用武的時刻所激起的公憤來製造高潮而順水推公投之舟,這樣就可省掉主動派所需的籌備工作了。

但是被動派的立場隱含著底下三個不良的意思。一,他們好像主張在中國未犯台之前儘量維持現狀,多過一些平靜日子。二,依此類推,如果中國不以武力侵台的話,我們就不能夠或者沒需要公投而讓「中華民國」在台灣永遠生存下去。三,唯有中國的武力犯台才是決定台灣人的命運的原動力,這樣就變成自己的前途操之於他人之手的不甚設想的後果。

被動派還有一個讓人憂慮的模糊定義。我們要問中國的哪種行動,或是何種程度的行動才算武力侵略 ? 又我們要在被侵略後的第幾天舉行公投 ? 在那個時候我們有暇顧及公投嗎 ? 凡此種種都顯示了被動派立場的缺乏自主性與可靠性。靠天吃飯要餓死,靠敵人辦公投只會被害死,別無生機可言。

再者,如果主動公投不能對投票的結果有十分把握的話,那麼被動的公投也不能倖免這個未知數吧。但是如果主動的公投在第一次投票不過半時還可以再接再力地做第二次的投票。被動的公投恐怕連一次都不能辦好,更遑論有第二次的機會了,可不是嗎 ?

不過從方法論的觀點而言,主動與被動的公投都是方法之一。但如果我們問哪一個是上策,哪一個是下策的話,只要筆者上面所說的有理,那麼其解答就十分明白了。

三,實質公投

依筆者靜觀島內反對黨人士的動態,主動公投與被動公投將成為爭論的議題,而此爭論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在此期間自然就不會有實施公投的可能性。也可以說在十二月五日的三合一選舉的同時,不會有公民投票之舉來湊成四合一的空前盛況。但時不我待,我們獨立建國的必要性已如燃眉之急,所以筆者在此建議,我們暫且把正式公投的議題置在一邊,而傾全力於「實質」公投之舉。

何謂實質公投 ? 它是藉實際而適時的政治行動來顯示正式公投的實績。在現階段的政治形勢,便是利用十二月五日三合一的選舉,把它變成台灣人民取得三贏的良機。也就是說我們來儘全力把陳水扁送回台北市政府,把謝長廷送回高雄市政府,同時也把立法院變成民進黨與建國黨立委過半數的選局。有了這三贏的成果,來日的正式公投便順手可得。

柯江會談之後,海內外很多人的反應見諸報章乃意料中事。筆者也特別細心研讀海外二大報與 Taiwan Communique 的有關報導,倖而本篇所提倡的實質公投不但沒有與任何作者的見解有任何衝突,而且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是集眾說的大要並且延伸其邏輯而終於獲得實質公投的結論。

政論家老包把柯林頓的「三不」比喻成「精神飛彈」向台灣人發射。他希望台灣人能繼 1996 年的飛彈反應,勇敢地站起來做自衛與自救的運動。又據海外二大報的報導,最近民進黨所做的民調顯示,人民對獨立建國的意願也正在增加,亦即精神飛彈的反效果已經開始在島內產生。所以說,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來舉辦實質公投可謂天時也。

有幾個地方的海外同鄉已經成立或積極在成立「陳水扁,謝長廷競選後援會」。這當然是真好的代誌。但是為了爭取三合一的勝利,我們也需要考慮成立諸如「三合一後援會」之類的組織,可不是嗎 ?

四,總動員

如果我們能取得三合一的勝利,我們就可以說它已給正式的公投舖下平坦的途徑。但是理想與實際竟然是有一段距離的,我們絕不能把如意算盤當成既得利潤。現在是要大家捲起袖管,穿上布鞋,即時為三合一的選舉做準備工作。不但如此,在心理上我們要把這次的選舉看成為非常之舉。既然是非常之舉,就需要有非常的準備工作來加以配合才能功到渠成。

幾年前曾從一友人聽到他的一位國民黨籍的朋友說過的一句內心話。他說 : 「每次選舉的時候,你們台灣人只是在辦輸贏,而我們外省人卻是在辦生死 ! 」 由此可見國民黨對選舉是如何地重視了。當前我們對世界的冷落,中國的打壓與國民黨的愚狂,為了自衛和自救,獨立和建國,這次的選舉應該是輪到我們在辦生死了 ! 非但如此,去年國民黨因為縣市長敗選的教訓,這次他們的心理準備必定是集雪恥復仇,背水一戰,辦生死與困獸鬥的總和。所以說這次的選舉是非常之舉,我們絕對沒有大意輕敵的奢侈或失策。

所以說,這次的選舉需要大家一齊來參與,要大家總動員來取得選舉的勝利,來把台灣人的命運轉危為安,把台灣人提升到主人的地位。總動員就是需要你從觀選的身份變成助選的身份,從觀戰的態度變成參戰的態度,從各自為政的行為變成有組織,有計劃的團隊行為。這也正是海外的遊子遊女須要為故鄉做回饋的最好時刻。

筆者自去年初開始加入義工投稿的行列,到現在已做了野人二十幾次的獻曝,同時也浪費了讀者不少寶貴的時間去看拙作,內心深感歉意和謝意。在此且讓筆者說一句心底話,從獨立建國的逼切性來說,在所有拙作之中,本篇所鼓吹的總動員乃最為重要。非常盼望讀者女士先生能夠做適度的響應。所謂「獨立做伙來,建國咱一代」就是指現在您本身的參與和貢獻,換用英文來說,就是 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

柯林頓總統提早五個月去訪問中國,此行對台灣人的衝擊就是讓我們提早五個月做三合一選舉的準備。希望可以說這是我們賽翁失馬,因禍得福。但事還是在人為,有了天時也需要有人和來配合,即團結總動員也。

五,總動員的方法

從海外台灣人的兩大報紙的報導,有組織的助選方式已有下面四種實例。 1 ,各地「長扁後援會」的成立 ; 2 ,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將串聯北美各地的長扁後援會 ; 3 ,世台會的「三合一暨長扁選舉後援會」的成立 ; 4 ,由李青泰醫師等人所發起的「長扁電話台灣促進會」。 每一讀者都可以選擇其中的任何一項或多項工作去參與。本篇將著重以個人的身份如何準備成為一個有效率,有實績的助選員。又此建議也可適用於當地沒有上述任何組織但也想加入助選行列的同鄉們。

筆者建議各地同鄉利用地利的方便,或以電郵通訊網的方法成立三,五人工作小組。又如果能再依據在台灣原住地的背景來組成這種工作小組更好,特別是住過台北市或高雄市的同鄉們能通過中學或大學校友會,教會或其他組織的會員來成立工作小組,相信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工作小組成立之後,就開始列出在台選民的名單,最好是所有小組人員共同認識的人選,可泛稱之為小組的「共同朋友」,然後就商榷決定由哪一位小組員向哪幾位共同的朋友做溝通最為有效。又如果有些選民是被認為比較難於勸動的,不妨由兩位甚至三位小組員同時來效力,以便收到感動對方的效果。又在能夠與所有的共同朋友取得首次溝通之後,小組應以集体簽名的方式以信件或傳真送給各個選民做為進一步的溝通 ( 即英文的 follow up ) 。此後每兩三個星期一次又以同樣方法繼續與他 ( 她 ) 們保持聯繫,同時也向他們做一些選情報導。工作小組也可以透過這些共同的朋友本身的通訊地址或電話號碼繼續推廣助選的工作。

上段所述的可說是第一線的工作,但我們不能假設總動員是一呼就會有反應的,所以我們也須要向海外的同鄉做遊說,呼籲他們來參加總動員的行列,此謂第二線的工作。有志的同鄉不妨比照上面的建議試試第二線的工作。李青泰醫師等人所成立的長扁電話後援會就有明文規定,想得獎的人要做過第一線與第二線的工作才有資格參加。他們的想法很週到,本篇的建議也可以說是把該促進會的構想更加組織化與群眾化,但每一位助選員也有他或她自己的特殊朋友 ( 即非共同朋友 ) ,那就要靠他 ( 她 ) 自己去做助選的工作了。至於與親屬選民的溝通可以大同小異地仿照本建議的方法進行,不過小組的成員都應該是自己的親屬吧。

上述的助選工作可以說是第一波,是以長扁後援會為工作中心,是由在台北或高雄有親友的人去推動的工作。稍後立委與北高兩市議員的候選人名單也將出爐,那時就需要我們做第二波的工作了,同時也需要全部助選人員向散住在島內各地的親友做立委選舉的溝通與遊說工作。

除了動員並有組織有計劃地做助選的工作之外,助選員本身當然需要具備做助選員的條件,包括瞭解選情,瞭解候選人的背景和政見 ; 不但是瞭解自己人也要瞭解對方的強點和弱點,才能知己知彼,三戰三贏。

結論來說,總動員的工作包括第一線的工作 ( 即向島內的選民做遊說 ) 與第二線的工作 ( 即向海外同鄉做遊說,使他們願意參加第一線的工作 ) ,它也包括第一波的工作 ( 長扁後援會 ) 與第二波的工作 ( 立委與市議員的助選 ) ,每一位同鄉最好能參加全盤的工作。如果不可能就選擇其中一,兩項去做。 ( 第一波與第二波有重疊或重複之處,但為了分析起見就把它分開討論,又兩市的議會如果能由藍色變成綠色,則長扁的執政會更加有效率,政績更輝煌。所以請也包括在您的工作項目之內 ) 。

六,司法的途徑

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馬歇爾 (Thurgood Marshall) 有一次在電視上被問到有關一位已故的黑人精神領袖, Malcolm X ,對美國黑人運動的貢獻。他的回答是一個反問 : 「請你告訴我,他做過什麼貢獻 ? 你能舉一個實例嗎 ? 」雖然馬歇爾的對話顯得過於自傲而忽視他人,他的真意是要說 : 「從爭取黑人權利的努力面向來說,在法庭上打贏一場官司比多次的遊行,示威,杯葛,罷工等行動更為有效」。 他本身就在 1950 年代為美國南方的所謂「隔離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 」的教育政策提出訴訟,幾經九牛二虎的苦戰,終於在聯邦最高法院勝訴。從那時起,美國的不平等教育政策便在一夜之間變成違法。

上面已經提過,美國總統在任內也須要和一位平民對簿公堂。這兩個實例足以證明藉司法途徑來解決糾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法治健全的環境裡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保障。在台灣人獨立建國的道路上也有一樁極為重要的司法案件急待吾人以國際法來解決。

一九五二年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裡,日本放棄對台的主權,但未明文規定要歸屬何人,這就是所謂「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論」,也是所謂台灣是「國際孤兒」的由來。在國際上近幾年來我們曾經幾次在聯合國總部和在瑞士的世界衛生組織敲過門,想加入為會員,但其門始終沒有為我們開過。依筆者的看法,這是因為我們敲錯了門的緣故。但是很明顯的,台灣人是舊金山和約的直接受害者,只要我們提出決心和勇氣向聯合國的國際法庭提出訴訟,相信他們沒有理由拒絕我們的。又因為我們是受害者,因此也只有我們自己才有權利提出這項訢訟,別人是不能替我們打這場官司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集合群策群力去打這場官司的話,「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的狀態將會持續下去。為了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子孫的身份與尊嚴,我們一定要來敲這個司法大門,好讓我們終能得到應得的,正面的國際地位。

舊金山和約至今已快五十年了,但這個司法訴訟還沒有人正式提出過,這可能也表示箇中有困難,也包括需要有很雄厚的人力,物力和毅力。但是困難並不等於不可能。「人權」雖說是「天賦」,還是要人自己去爭取,民權亦然,而爭取國際上的權利也不例外。再舉例說明美國印地安人與白人訂定的條約或契約已有兩三百年之久,但到現在因為有些條約有不平等的存在或是白人不照約覆行的情事,印地安人都還上法庭告狀申冤。反過來說,如果他們不逼白人上法庭的話,就仍然要繼續吃白人的虧。所以用美國足球的術語來說,「台灣國際地位未定」的球是落在我們的手裡, The ball is in our hands ,我們非得把這個球帶進終點而得分不可。

我們有許多法律專家可以帶頭為我們做這件事,其中之一是江永芳教授。欣聞也恭賀他剛當選明年度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在他任內他自然有一些事想做,想貢獻。筆者深盼江教授能帶領把這個國際官司例入他的工作項目。只要有人正式開始為此事動工,相信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努力去完成這個攸關台灣人的國際命運的大事的。筆者就在此向江永芳先生提出一個善意的挑戰,至盼他以及所有法律專家能鬥陣打拼為大家爭取權利,爭光榮。

依筆者的淺見,如果這場官司打贏了,下一步便是實施公民投票,那時我們便能夠以主動的地位而且有國際上的承認,正正堂堂地舉行公投了。

從獨立建國的時間表來看,三合一的勝選是我們目前的目標。在公元二千年奪取總統的寶座是我們下一步的目標。在聯合國國際法庭打官司以及實施公投可望在五年之內完成。希望大家把握時機,手牽牽,心連心,共同來為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子孫的前途來打拼。多謝 !

( 作者註 : 為方便讀者起見,本文把六篇連續性的文章融合在一起。 原文於 7/18 到 9/16/1998 期間在公論報與太平洋時報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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