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新憲瓜熟蒂落

盱衡歷史發展事實，在1988年兩蔣王朝結束，李登輝繼任總統職位後，外來政權威權統治下之「語戲憲法」（SemanticConstitution）之崩蝕潰壞，常態憲政秩序之重新建立，輒已成為必然歸趨的不歸路，李氏就任初年，雖然外來統治勢力仍極強盛，黨政軍警特的殘餘勢力仍然頑強不易駕馭；但是李總統仍臨淵履冰、瞻顧謹慎地推展民主憲政。先是在1991年正式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完全結束動員戡亂之國家緊急體制，讓被凍結40年左右的憲法基本人權保障，得以解放自由。並於同年五月依憲法所定程序修憲，制定第一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嗣後，迭經1992年5月、1994年8月、1996年7月、1997年7月、1999年9月以及2000年4月等六次修訂憲法增修條文；終能在「一機關數階段」的艱辛運營下展開如下憲改，包括國會全面改選（1992年），省長及直轄市長民選（1994年），總統直接民選（1996年），凍結省政府及議會（1997年），國民大會非常設化及政黨和平輪替執政（2000年）等。

六次修憲疏漏仍多

前述1988年到2000年的憲法史底發展，遂使台灣外來統治之專制獨裁政治，經寧靜革命、遞移變化，而逐漸步入人民主權之民主憲政政治，特別是民進黨陳水扁接任總統以來，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使李登輝致力而未竟之軍隊及情治國家化、司法中立化，愈益成熟、臻乎穩固。陳氏明確強調「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兩國論，堅定拒絕「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更有裨益於醞釀國家正名化、公投及制定新憲運動。因此，今年9月28日在民進黨黨慶中，陳水扁總統宣示將在2006年催生新憲法，這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必然現象。

抑且，台灣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是以1946年之中國大陸為對象，其通用疆域約為當時台灣之三百倍，人口約為台灣之七、八十倍，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水準，中、台之間相去迢遙；以此憲法強行實施於台灣，不啻方柄圓鑿、牛頭馬嘴，實在極其難能實施。更何況，此部憲法有如其憲法序文所揭櫫，係依據孫中山遺教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定；惟孫氏五權憲法之說，係將共產主義憲法之人民民主集中制之國民大會、權能區分制度，與民主主義憲法之權力分立、相互制衡制度，此兩種彼此對立、水火不容的制度，強併硬湊成自我矛盾、自律背反之畸形憲法；因此，早已因理論與制度均破綻萬千、無法實施，不僅在比較憲法學上早被裁汰，鮮少受到注意；而且在比較憲法史上，包括「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內，均無真正完全實踐之經驗。由此可見，在台灣，制定新憲是當前憲政改革唯一的道路。事理明確，無庸贅論。

事實上，正如執政黨中央所表示，中華民國憲法經過六次增修憲法條文，因受政治生態環境之限制，仍留有不少問題懸而未決，包括：國會如何改革？總統制還是雙首長制？立法院是否應取回閣揆同意權？任務型國大要不要取消？總統選舉採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台灣省政府組織是要進一步縮小、還是要完全恢復？投票年齡是否該從20歲降為18歲？徵兵還是募兵？修憲程序是否應經公民投票程序？等等問題。然而，姑不論這些問題是如何難於解決，如何難於做體系井然不紊的調整；單就修改所需的條文，恐怕就會牽涉憲法原文超過百條以上。如此大幅度之改革，又有不少條文會牴觸有關憲法原理原則之「憲章」（Verfasung），修憲只限於「憲律」（Verfasungsgesetz）不能觸及「憲章」，本為比較憲法之通說共識；可見以修憲做為憲政改革之方法手段，原就相當困難。 .....2003-10-15【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