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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台:鼓勵投資 反對籌資


[ 2004-06-27, 林向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

對台商西進政策我個人的意見有二個重點:第一,「戒急用忍」政策提出時,不少人強烈反對,認為將不利台灣的經濟發展。在此,要用台灣與香港資料來說明「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確性;第二,政府在二00一年以後,調整台、中經貿關係,採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在「積極開放」基調下,放寬台商赴中國投資的限制,但卻未追求「有效管理」。只注重「積極開放」的結果,台商投資中國佔台灣GDP比重,由二000年的1%上升到二00三年的1.8%(見【圖一】),這個趨勢對我國未來發展的影響,值得我們注意。另外,行政部門最近又出現一種新的論調,就是鼓勵台商回台籌資,認為「回台上市」也是一種根留台灣的表現。事實上,允許台商回台上市會讓台灣整體經濟安全陷入更大的危機,暴露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之中。回台上市不等於回台投資,政府對台商回台投資,不僅要協助,更要鼓勵,但對台商回台上市,政府則應嚴格規範。

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確性

不少人誤解「戒急用忍」政策,以為該政策是政府完全禁止台商到中國投資,其實不然,「戒急用忍」只是政府對台商赴中國投資予以合理的規範。以一九九三年到二00三年的資料來看,台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佔我國GDP的比重,呈現上下起伏波動,範圍大約在0.5%到1%之間,沒有顯著的上升趨勢,顯示當時政府對台商赴中國投資採取管制政策有其效果(請見【圖一】)。

【圖一】

而,「戒急用忍」政策到底對台灣經濟有何影響?以亞洲四小龍在九0年代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見【圖二】)可以清楚發現:與中國「通」的最徹底、來往最密切的,如新加坡與香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縮小的最快,台灣與南韓則比較慢。【圖二】中衡量的方式很簡單,以每人平均實質GDP代表一個國家的財富。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係以這些國家每人平均實質GDP和中國每人平均實質GDP比值來衡量。

【圖二】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差距(1980-2003)

舉例說,一九九0年時台灣和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約是7.24倍,這個比值到一九九五年縮小為5.81倍,到了二00二年,兩國經濟發展差距持續降到4.51倍,十三年間台灣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差距從7.2倍降到4.5倍。再看香港,在一九九0年時,香港和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為12.07倍,到一九九五年時差距已降到8.64倍,二00二年時,兩地差距更降到只有5.97倍,和台灣與中國發展差距接近。台、港資料一比較就可看出這十三年間,香港的發展被中國拉下來將近一倍。至於新加坡,其被中國拉下來的速度比香港慢,但比台灣要快。而南韓一九九0年和中國經濟發展差距是5.66倍,一九九五年仍有4.64倍,二00二年則是3.74倍,韓國被拉下來的速度最慢。亞洲四小龍與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縮小是經濟發展過程正常現象,但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發展差距縮小速度不相,主要原因在於:這段期間內,亞洲四小龍投資中國的比重不同。投資中國比重最高的是香港,其次是新加坡,再來是台灣,最後才是南韓,因此與中國經濟發展差距拉近的速度也依次為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由此可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愈密切,與中國「通」的愈徹底,短期內可能會為這個國家帶來好處,但長期可能只有壞處,香港就是最明顯的教訓。

香港產業空洞化與高失業率的教訓

八0年代,香港廠商將工廠搬到土地及勞工都較便宜的中國,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由於香港並非主權獨立國家,香港政府對商人投資中國,不能也不會做任何規範,導致大量資金、技術流向中國。這些廠商外移後,就缺乏「運用知識以創造價值」的轉型壓力,而且這些廠商的利潤也不會回流香港。在缺乏轉型壓力及研發資金下,造成整個香港產業轉型速度緩慢。一九八0年時香港製造業佔其GDP比重大約有23.6%,到了二00一年比重已降到5.2%,產業空洞化的速度比一般先進國家的速度還要快。製造業急速出走造成的空洞化,結果使得失業率節節升高,當時香港政府以及產業界還樂觀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除了可填補製造業外移所流失的工作機會外,還可創造一些新的就業機會。當廣東生產性服務業隨著在地基礎建設陸續完成而大幅提升其競爭力後,設廠在廣東的港商為了自身的便利,開始以在地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替代,連香港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也不再需要了,香港失業問題當然變得非常嚴重。反觀台灣,由於「戒急用忍」政策對廠商投資採取適度的規範,台灣才不致於和香港一樣產生嚴重的產業空洞化及失業問題。這讓我想起李前總統在二00三年四月接受《經濟學人》總編輯訪問時說的一句話:「政府不能太聽商人的話」值得大家深思。商人基於「自利」原則追求個別的利益,但政府所要關照的是社會整體的利益。政府若只聽商人的話,只照顧廠商的方便,毫無阻礙的到中國投資,則今天台灣經濟可能和香港一樣。

台商回台上市不利我經濟成長

上市是廠商籌資決策(financing decisions)的一環,它不屬於投資決策(investment decisions)。廠商從投資計畫能為廠商創造多少價值來決定投資規模以及投資地點,所以投資決策是屬於實質性投資(real investment)範疇,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台商願意回台投資,即表示台灣投資與營運環境良好,符合廠商發展的需要。籌資決策則不同,是指廠商實質性投資所需資金如何籌措?在全球化趨勢下,籌資決策還包括錢在那裡籌?因此,台商回台上市只表示已決定在中國投資的台商可以利用台灣資本市場籌措所需的資金。這些公司當然希望回台所籌措到的資金能夠毫無限制的搬回中國投資。回台上市對台灣的利益只是讓資本市場規模擴大,讓投資人金融性投資(financial investment)的選擇變多而已,對台灣經濟成長並無太多的貢獻。如果政府又再放寬回台上市公司在中國投資的金額上限規定,等於變相鼓勵那些違規偷跑到中國投資的廠商,回台吸金再把錢搬到中國發展,此舉將會排擠到願意根留台灣廠商資金的籌措,不利我國經濟成長。

鼓勵回台投資 反對回台籌資

在全球化趨勢下,資金可以跨國自由移動。照理說,國內投資所需資金不再需要在國內籌措,而國內儲蓄亦可到世界各國去尋找最佳的投資機會。然而根據各國的資料:先進國家的國內儲蓄大部分還是留在國內投資,國內投資所需資金亦大部分由國內儲蓄提供。原因是,各國政經體制不同,政策形成過程與執行差異相當大,加上社會結構不同,導致各個國家政經風險高低不依。因此,赴國外投資風險難以評估,國內儲蓄寧願選擇留在國內投資。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投資中國的政經風險更大,過度放寬回台上市條件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讓我國資本市場更容易受到中國政經風險的衝擊。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會計制度、公司治理以及市場資訊透明度差異很大,若政府部門無法有效監督回台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加上國內個別投資人缺乏意願也沒有能力確實查核這些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一旦這些公司發生治理的弊端勢將對我國資本市場產生嚴重衝擊。當跨境的市場活動缺乏明確規範以及嚴格監督時,國際化以及政府各項開放的措施就不易得到社會的支持。因此,政府不應為拼回台上市公司的數目,而犧牲社會整體利益,反而應將改革重點放在提高市場財務資訊的透明度,建立更嚴格的公司治理監督機制,整飭台灣資本市場的紀律,如此才能建立投資人對資本市場的信心。不然為數更多的上市公司在中國投資與營運之後,只會讓中國政經風險因素對台灣資本市場的衝擊擴大。所以政府應該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鼓勵台商回台投資;不應該鼓勵反應嚴格的規範台商回台籌資。我們反對台商回台籌資,只有根留台灣的廠商才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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