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建城只有120年之因素探討
1882年(清光緒八年)[1]三月台北城竣工，此城是由知府陳星向本地士紳募款籌建成，當時所建的 城廓周圍共長4公里，有五個城門，分別是為東門(景福門)(右圖)，西門(寶成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和北門(承恩門)。
今年2004年距兩者相距有120年以上。但是滿清佔據台灣的時間是從1683年至1895年，換句話說滿清據台213年之中到了1882年才將台北城建好，到底台北是佔了什麼樣子的地位，為何統治台灣200年後才想到要在十分繁榮的台北築城，築了城以後僅僅14年台灣就割給日本。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滿清為何台北建城如此之慢。
台北的開發
原本居住在台北地區的人是凱達格蘭（Ketagalan）族，他們分佈在桃園、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巿一帶之平地。 又有另外一族人為雷朗族（Luilan），他們分佈在台北盆地南部及桃園台地一帶，但是有人將其歸納在凱達格蘭族內。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鄭氏王朝的鄭克爽向滿清投降後，滿清的行政劃分是將台北平原歸屬諸羅縣管轄，換句話說從現在的嘉義至台灣的最北端全屬諸羅縣。並派有安平水師于淡水河口南岸八里坌，但是所派來之兵並沒有實際駐防。溯至1626年西班牙來佔領台灣北部17年，其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驅走(1642年)，自己派兵住守。但是滿清據台後滿清水師弁卒視台灣北部為荒涼之地，所以統治台灣後十五、六年無戍兵，汛守是徒有虛名。
但是民間開墾者豈有將台北平野棄之不開發，先由淡水港及雞籠，漸進而結會于台北。以下年表有助於對台灣尤其是台北的了解。
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鄭克塽時年十四歲，奉上降表，納土稱臣，他與文武官員全部薙髮結辮降清。鄭氏王朝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計歷三代共二十三年。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四月十四日將遷延不決達八個月之久的「台灣棄與留」，才做出決定將台灣平原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之內。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距今297年)陳賴章墾殖大加蚋堡(即台北市區內)，是台北的開始。也就是滿清據台26年後就有漢人移民移居台北的記載。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移民業已進入八里岔堡、芝蘭堡、大加蚋堡及基隆堡。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滿清設置北路淡水營都司於艋舺。(距今246年)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淡水堡坊中，轄有古亭、艋舺渡街內之十四莊。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巡檢于新莊，所以政府機關移于台北平原。但新莊因年年洪水所挾帶的泥沙，以致河岸無法停泊，由泉州、廈門來的紅船停在艋舺，以致艋舺十分繁榮，此時滿清據台85年矣。(距今238年)
1784年乾隆中期(一七八四)在彰化鹿港也急速興起，使鹿港成為中部大港
1790郊商又發展到八里岔、艋舺。以後台南、鹿港、萬華並稱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台灣三大門戶。(距今215年)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八里坌為泉州、廈門來台灣的貿易港，溯淡水河而行來到艋舺，以致發展成為大商港。
1851年林藍田氏遷居至大稻埕，大稻埕開始建街。(距今154年)
1860年(咸豐十年)九月滿清被迫訂下屈辱的天津條約。天津條約中明白列出台灣淡水為通商口岸，因此俄、美、英亦援最惠國條款之利益均沾，因淡水之開放跟著伸展成為雞籠、淡水、安平、旗後之四口通商。歐美各國如英、美、法、德等國均在台灣開設領事館。並有洋行、教會、商人、傳教師等來到台灣，在各通商口岸以外之地方即深入台灣收買物產，或從事傳教。
1860年九月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杜嘉得(Carstairs Douglas)訪滬尾(淡水)及艋舺，此為荷蘭人離台以後北部台灣基督教傳道之第一聲。
台灣諸港口的開放時間如下：
1862年(同治元年)開放滬尾港
1863年(同治二年)開放雞籠港
1864年(同治三年)開放安平．旗後(高雄)，以這四處為通商口岸，讓英法人及其船隻．資本．商品等自由進出。這樣台灣大門就此全開。此後其他各國效法英法二國，逼迫清廷締結同樣的條約，開始與台灣通商貿易，下列為各國締約台灣開港的時間：
1860年 英國．法國．美國．俄國。1861年 德國。 1863年 荷蘭、丹麥。1864年 西班牙。1865年 比利時。
1866年 意大利。 1869年 奧地利。 1871年 日本。 1874年 秘魯。1881年 巴西。這記錄就是台北走向國際化。
1868年樟腦戰爭。
1867年同治六年、1870年(同治九年)大稻埕開始聚集，成繁華市區。又時台灣茶Formosa Tea即烏龍茶，暢銷美國，又大稻埕取代艋舺的地位。
1869年台灣茶(二十一萬三千一○○斤)烏龍茶由淡水直接銷售到美國的紐約，大受歡迎，由於是打著Formosa Tea的商標，從此台灣茶的名聲遠播世界之後，外商陸續來台北設立洋行，從事茶葉生意，台灣茶自此興起，台北極為繁榮。淡水港[2]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出超港。
1872年馬偕牧師登岸淡水。四月開始傳道。
1874年日軍侵台「牡丹社事件」。此事件深深影響台北築城的決定。
1874年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請巡撫專駐台灣。
1875年(光緒元年)置台北府，府廳設置于艋舺。
1878年(光緒四年)知府陳星，籌劃築台北城。
1880年光?六年開始建台北城。
1882年光?八年三月 台北城完工。(距滿清據台200年)
1884~1885年清法戰爭，法軍攻台受阻。
1885年光?十一年，將台灣昇格為一省。[3]
1889年光緒十五年淡水河淤積，帆船不能在艋舺靠岸，均停泊在大稻埕。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滿清據台並不情願
1683年在東寧王朝鄭克塽降清，滿清政府征服了最後一處反清復明的政權，也是消滅了四十年來威脅滿人統治漢民族生存的武力。滿人以少數民族來統治大他一百倍人口的中國，心滿意足是無法形容，所以對台灣的佔有並沒有領土的野心，因而產生了對台灣的「留」與「棄」的問題。
滿清政府將處理台灣的事務下放交由駐在福建的官員。絕對多數的人認為只要將居在台灣約二十萬的漢人全部遷至中國，放棄台灣島嶼。將此島讓其荒蕪，如此就絕不可能再產生如鄭成功祖孫三代的人，據有台灣島嶼造成滿清多年的夢魘，造成對海權薄弱的滿清帝國沿海無窮的後患。
在這種觀念下，滿清官員設計將台灣所有的住民約二十萬餘人，全部遷移至中國。如此做了才是符合也可以稱得上是完完整整地征服了台灣。滿清為此事從北京派來蘇拜侍郎在福州主持召開「台灣善後會議」，參加會議的滿清政府大員有閩浙總督金鋐及征台大將施琅等。此次會議滿清官員不再擔憂台灣這海島，所以會議中大家高唱著「棄台論」。
這個觀念是因征服台灣的目的不是在領土的佔有，而在消滅自1646年鄭成功起兵與滿清惡鬥近四十年的鄭氏一族而已。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二地往返並不方便，來台灣是乘冬月北風之時，又離開台灣之時為夏月南風之便回到內地。倘若台灣一旦起兵抗清，交通問題就無法解決。
滿清政府於1683年八月十五日將此對台灣的「棄與留」問題交議政王、大臣會議，而會議的結論是：「台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督合同酌具奏。」
反對佔有台灣是基於中國歷年來是陸權國家，以逐鹿中原為目的，對海外的島嶼如何與大陸比較，不痛不癢，所以上至皇帝下至許多大臣，全都是在一片贊成「放棄台灣」的論調中。贊同者包括當時的滿清皇帝康熙。
反對保有台灣是基於以陸權為主的國家，保有海外孤島，不痛不癢，所以上至皇帝下至許多大臣，以贊成放棄台灣，其說法 ：
「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而無益，不如徙其人空其地矣。」
「台灣府，古荒服地，先是未隸中國版圖。」
閩浙總督金鋐認為「台灣土地狹小，人口稀少，財賦無多，又遠隔重洋，鞭長莫及，若派兵守之，徒浪費糧食。不如守澎湖，徙台灣人民而棄其地。」
北京的言論是「宜遷其人，棄其地」，
康熙帝也認為「…海賊 （ 指鄭氏 ） 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在棄台論響徹雲霄之時，征台大將施琅堅持獨樹一格，他認為應該保有台灣而不是放棄台灣。尚有一留台的原因是施琅個人的因素，他為了滿清政府立下了曠世大功，對勝利品的台灣怎捨得就如此拋棄。
為了挽回頹勢，所以就以各種方法將保有台灣的益處大加擅揚。他發揮了文書專長在同年十二月就向皇帝提出一份奏摺「恭陳台灣去留疏」。在疏中強調台灣地位之重要，又佔據台灣並不須動用到中國的錢財支援。
康熙皇帝對不須動用到中國的錢財支援並不感到是有利的因素，他所擔憂的是少數民族的滿人無法為台灣派滿人的兵，又他不能信任的前明朝漢人龐大的降兵，若讓這些降兵到台灣，有可能是一件高度危害到滿人統治權的事。
施琅原本是鄭成功的部將，在1652年叛逃至滿清，滿清缺乏海將，所以重用，於1665年統領攻台，但因遇上大風，船隻損害極多，攻台不成，此後施琅就被冷凍在北京。閩浙總督姚啟聖認為施琅適合來擔任水師提督，所以三次向康熙帝推薦，但都得不到批准。直至施琅之姪施明良及施琅的養子施齊(又名施世澤)被東寧王朝的鄭經處斬後，滿清的康熙帝才接受閩浙總督姚啟聖第四次的推薦，在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下令：「施琅出任水師提督」。
冰凍了十七年的施琅，深深了解滿人皇帝的思維，所以在攻台成功後，如何才可改變皇帝的心意與自己的復出做分析比較，於是他再次上書，祈求皇帝改變棄台的想法。文章中能打動康熙皇帝的心是「掌握台灣是中國沿海四省的屏障」，並以不久留的「班兵」制度、加上「不攜眷」、「不築城」等的配套措施，將康熙所擔憂的漢人降兵可能造反之事化解。所以康熙更改決定將台灣收入大清的版圖之中。也就是滿清的據台並不情願，因此影響到後來滿清對台灣的統治策略，在不情願之下有許多做法有根本上的缺陷。
施琅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入台灣，到次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將遷延不決有八個月之久的台灣棄與留，才決定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4]。於是派遣到福建處理錢糧侍郎蘇拜，會同福建督、撫、提督疏言：「台灣地方千餘里，應設一府三縣，設巡道一員分轄;應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分為水、陸八營;澎湖應設副將一員、兵三千，分為二營。每營各設遊、守、千、把等官。」如此才正式將台灣納入大清版圖，隸屬福建省。又將「東寧」改回「台灣」。
台灣雖然劃入成為滿清的版圖，但滿人卻也不來台灣，全權交由征台大將施琅處理。但是施琅對台灣的佔有首先先求自利，就是對土地的掠奪，他個人如此就佔據擁有七千甲土地(田、園)。又對台灣人民的處理是以消極的態度，如限制移民來台，又以海盜多為理由禁止潮州、惠州人民台。依據上書的治台理念，視台灣為敵境，對所派來台灣的官員、士兵，以三年一任，就是軍人的「班兵」制度，又不准帶家屬。如此對台灣進入了滿清的殖民統治，滿清官員士兵來台只知壓搾、奪取，台灣不幸陷入了黑暗的滿清據台時期二百一十三年。
西元1697(康熙三十六年) 台灣被滿清所佔據已達十四年之久，在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中說道：台灣是「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也就是十四年後還是在贊成棄台的論調。
台灣不築城是滿清政府的政策
漢民族築城的歷史悠久，約有三千年，各部邑及軍事衝要之處無不有城；但滿清據台時的心態，並不是將台灣規劃入滿清的版圖之內，即將台灣視為敵境，在敵境當然不為敵民築城，以免將來台灣人民反抗時，城牆成為抗拒滿清派軍入台的障礙物。所以台灣的府、縣行政中心之地都沒有築城。
到一七二二年即朱一貴反清大革命後，鳳山縣建土城，隔年在臺南府建立木柵城，又十年後才在木柵之外植以剌竹，諸羅縣建城，在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由署縣建木柵城，至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才改土城。這些土城、木柵城都不是傳統的城，只是用來區分內外之用。
由上的建城資料中得知滿清並不是沒有經費來建城，而是根本不願意在敵人的境內替敵人建立防禦工事。但在朱一貴大革命後不得不建城，也建立簡單土城、木柵、剌竹來做防禦。其實一個正常的城必有護城河的建立，而縱觀台灣築城至十九世紀西元一八八二年台北築城也沒有建護城河。這就是滿清政府是以台灣之反清是自內而生，而非外患，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所以台灣不築城為滿清的政策。這是少數民族來統治多數民族所面臨的窘境。
進一步了解滿清決策中心為何對台灣有不築城的政策呢？從平定東寧王朝鄭克塽及朱一貴反清大革命中，二次攻台皆利用風向潮水，進入安平港口，進而攻進台南，而台南並無城可守，所以只花了十餘日就可攻下。如果此時台南若有築有高城，則勝敗尚在未定之天。滿清因而決定在台灣不築城，這是有別於在中國大陸上的政策。不築城是便於對台用兵，這就是証明滿清政府二百年來雖將台灣西部平原列入版圖，實際上仍視為敵境。因派不出滿人的軍隊，同時也視派來台灣的萬名班兵及文武官員有可能被台灣人所感化而反清所以也不予信任。
不信任來台的官員有一例證即是在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當朱一貴反清大革命時，攻至台南府治時，台南滿清官員因為無城可守，眾多官員逃往澎湖如臺廈道梁文瑄、同知王禮、台灣縣知縣吳觀棫、諸羅縣知縣，都因為擅離職守而被處死刑。滿清既不准許築城，就是不用堅守之地，但確對這批人處以極刑。究其原因，就是滿清對自已派赴來台的官員兵丁必受到台灣人的蠱惑，所產生不信任下的處理。況且滿清對台的軍事策略除了班兵制度及台灣不築城外，尚有禁止台灣人當兵，更嚴禁私製武器、組織會黨。
滿清對台的班兵政策
清初的據臺政策本以視台灣為敵境異域的海外荒地，他之所以不放棄台灣，純係因據有台灣可為中國東南沿海四省的屏障。 但也要求不讓台灣聚成為反清力量的基地，以免發生事端，因此一切治台的軍事政策均依此中心而設計。
清初台灣的滿清駐軍是以預防、肅清、鎮壓反清的力量而設計的。所以包括澎湖在內，水、陸軍力合計達一萬多人。對當時居住在台灣的漢人人口大約在15萬人至20萬人之間。
班兵制度
班兵制度的由來是因施琅向康熙皇帝所建議的，為了不「棄」台灣能得私利，為了不讓皇帝有不安之心，所以對駐台的軍隊提出了班兵制度。 在其奏摺中有下列的記載 ：「…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台灣、澎湖兩處。台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一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共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久任」是康熙皇帝見到三藩抗清就是久任所引發的問題，為此耿耿於懷，對少數民族的滿人再也派不出人到台灣來，又對明的降兵也不信任。在這雙難的情形下，施琅的「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這個班兵制度即是以三年為期，讓他們不可在台灣久留，這個建議深深打動皇帝的心，所以康熙帝改變初衷，將棄台改為留台。這也就是班兵制度的源起。這個不久任的方法也適用於文武官員，如此就可斬斷與台灣地方反清、抗清結合的糾纏。派遣至台灣的戍兵即由在原來福建綠營中抽派。於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有令「台灣駐防兵丁，三年之中陸續更換」。
班兵制度的制度有下列特點：
一． 兵源：：全由福建省屬各地(台灣府除外)駐軍中抽撥。台灣府除外即是台灣人不可當兵，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敵境，十分忌諱在台灣所招募兵，因而禁止，這個禁令二百年並沒有改變，但在西方國家入侵後，台灣人可當「勇」但乃非「兵」。在福建所招募的兵丁以無業遊民(又稱為「兵痞」)或失業農民為主要成分，這些人因為無業或失業，即以當兵為常業。
二． 兵力人數：臺、澎一鎮，水、陸十六營，兵員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六。
三． 任期：以三年為限，在這以前鄭氏部將歷年有根多率部降清的，這些兵，清廷偽了防閑，大多分散在他省安插，但仍有一部分散在福建各綠營。
四． 班兵駐守地的限制：從雍正年間起規定班兵到臺，不可派至相同籍貫地，即是漳州兵不可派至台灣漳州人聚集的地方。反之泉州人也不可派至泉州人聚集的城鎮。這個限制演變至粵人亦同。這是分化的政策，後來就形成軍民敵對的關係，也演變出台灣人的族群械鬥。其根本原因是滿清所懼怕若台閩兩地同藉的人聚在一起將會造成對滿清政權威脅。
五． 班兵的素質：滿清對班兵的資格定為是「有身家」。有身家就是有家室、有不動產的人，也就是不選亡命之徒。但是實際上因貪污成性的滿清官員所管理控制下，來台的班兵並非全是有身家者，而亡命之徒不在少數。在中國「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是社會公認的，軍人的素質可想而知。 所以要求有身家的人為班兵派赴台灣是緣木求魚。況且滿清軍中倫理是營官將兵丁視為其私產，壓根也沒有人願將將優秀的兵丁撥出。因此派赴台灣的班兵是以冒名頂替，換名、換藉而派往的。也就是班兵的主要來源是以當兵為常業「兵痞」。班兵的素質如此之低，因此，來台班兵掛名在營而入在營外做生意的，包庇娼賭的，私設「公廳」魚肉鄉民的，成為普偏的陋習。
六． 班兵的管理與戰鬥力：因為上級要求是有身家的，而如上所述要求有身家的人為班兵派赴台灣是緣木求魚。因而各方就以各種作弊、作偽的手段，加上戶籍的管理更是散漫，所徵得兵員以達成上級的規定，如此管理單位的舞弊問相對的營務管理更是鬆散。自然軍中紀律更是蕩然無存，演變成滿清軍隊無戰鬥力可言。甚至在地方作為維持治安的力量也無法勝任，這群班兵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造成人民對抗滿清的重要因素。
七． 家眷為人質：因規定不許攜帶家眷，亦即班兵的妻、子成為留在中國為人質，以免到台灣後與台灣抗清人士結合。這項規定滿清政府還洋洋得意在「台灣班兵議」中說：「………自朱一貴、林爽文……諸逆寇亂累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致有異心也。」
八． 軍餉：班兵的月餉是每月白銀二兩，但耍扣除五錢作贍家之用，將贍家之用的五錢由由各營的長官代為轉發。各營官更樂於將沒有家室的兵冒稱有家而吞沒這筆錢。
但是當時滿清軍隊中有句流行語「喝兵血」、「吃空缺」，即是上級軍官吞食兵餉、虛報兵額。班兵雖無變亂情事，但在朱一貴事件中已表現其無戰鬥力。班兵在不准攜眷、素質差、軍餉不足的情況下即自行調整由宿娼、聚賭自然形成了包庇娼、賭，而促班兵成了製造台灣亂源之一。
九． 兵將不合：班兵由各營抽撥，但指揮軍官則另外選派，如此兵與將不相習，影響戰鬥力。原本兵將之間是以私人感情為維繫，兵視將為主人，將視兵為私產，這就是傳統的指揮方式，如今將另外選派則指揮大打折扣，同時戰鬥力也相對的減低。
十． 武器：調派來台的班兵其武器是各自攜帶，各自保管。在素質特差的班兵將所攜的武器進行各項為非作歹之事，是亂源形成的原因之一。又班兵動輒私鬥，營兵互鬥，很明顯地削弱戰力。
不准攜眷
滿人以極少數人統治了絕大多數的漢人，所以不得不選用部份漢人官吏來統治中國。如今又需派赴台灣為官為吏，從滿人中是派不出來，只好全部採用漢人官吏到台。但對漢人官吏卻不放心，所以施琅的配套措施就是所派人員之家眷不准赴台，為了就是將家眷留在中國以為人質，以防與台灣反清人士結合。因此有令到台灣就任的文武官員不准攜眷的規定。
不攜眷的優點是滿清政府由內心中懼怕到了台灣以後的漢人官員、兵卒，受環境的影響可能反清，所以就以其家眷為人質，這樣官員兵卒到了台灣就不會造反。
這不准攜眷的規定加速了台灣平埔族與漢人的融合。於是台灣人出現了一句諺語： 「一個某，恰贏三仙天公祖」。
負責防衛的軍隊來台是不許攜眷，這項規定在台灣民族英雄朱一貴、林爽文等起義革命後，清政府還洋洋得意說「在台灣的士兵並沒有參加進入抗清的組織，這就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妻女眷屬都在中國。所以沒有加入抗清。」
滿人對漢民族的戒心
生活在長城以北，也就是俗稱關外的滿州人，在一五九九年（明神宗 萬曆二十七年），有感文字的重要，因而仿蒙古文而創作滿文[5]。
從此滿人日益強大。有了文字僅僅四十五年即在一六四四年以不足三十萬的軍隊，入主中國。他們也根本也沒有想到，竟然如此輕易即可佔領、統治漢民族達二百六十八年之久。
滿人在語言、文字、衣著、生活習慣上，與漢民族有絕對的不同。滿人男子之頭髮在前額部份將髮剃光，只剩下後腦蓄髮，長到六十公分左右，就把它結成辮。其他在服裝上、文化、生活水準也有極大的差距。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就是指漢人被胡人統治的現象，一六四四年以後就出現了。
長城是中國與胡人千年來的國界。自秦始皇（二五九BC至二一○BC）時就動用極龐大的國家資源建立萬里長城，它是區別華夷、文明與野蠻的歷史產物。明末長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無敵我意識，在個人利益為優先的考量下，無視漢民族將受到的摧殘而邀請滿人入關。
滿清之兵入關後，原本並無問鼎中原之野心，亦無足夠肆虐之武力，但能長驅直入，是採取以漢治漢[6]政策，每以封爵地盤，籠絡明朝降將，以此所向無敵。明末雖有忠義之士如史可法、黃道周等皆無法嚇阻清兵的攻勢，更談不上予以嚴重的打擊。其他的人不是望風逃竄，就是靦腆投敵。若有心懷對抗異族之心的忠義之士，而沒有抗敵的武力，僅慷慨就義，多數是「平時拱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的儒生，與大局無補，中原一片土崩瓦解，漢人無法對抗。其次利用漢奸了解中國的習性，所以擴大實施科舉制度，使得所有的讀書人為了爭取功名，全盤接受外來民族的統治。
漢民族如此再度遭受異族的統治，全中國很快就接受，但是就在閩粵之地，讓滿人花了近四十年方征服最後一塊有漢民族意識的鄭氏王朝。
滿人人口雖不及漢人的百分之一[7]，但以漢治漢，以儒教統治中國，仍行君君臣臣的儒術，把漢人管得服服貼貼的。但心中對漢人的戒心在台灣的征服後全都露出來。
因而有棄台論、班兵制度、不准攜眷、不築城的規定及對台灣領土的認定不及於全島。
滿清對台灣疆界的認定
對台灣的佔據，在班兵制度及不築城的政策下，對台灣屬滿清的疆界也有其不同於現代人的特別作法。
一． 因滿清對台灣的佔領是採取「棄台」論，包含滿清皇帝康熙，對台灣的佔領並不情願，所以對土地的佔領也漫不經心。他們棄台時的配套措施是將大約有二十萬的漢人，全部遷移至中國本土。
二． 與原住民劃分疆界視為外邦，也就是外國，禁止漢人入山墾殖，建立蕃界土牛以警示漢人不得侵入蕃界，不可與原住民發生糾紛。
三． 設立隘勇即是邊防軍之意。
四． 對非漢人居住的地區如現今的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及中央山脈等山區非但沒有設立行政機構，在名稱上只統稱為後山，連一個正式的名字也沒有。
五． 對宜蘭縣的劃入國土有明確的歷史記錄。滿清政府雖視原住民所居之地為外邦，但是來台漢人自行進入開墾宜蘭，在一八○八年吳化等人將業已在宜蘭開拓的人製作住民戶口清冊，攜至台北艋舺呈繳給閩浙總督．方維甸。要求把蛤仔難編入滿清政府版圖。於是，方維甸轉呈北京清廷「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經過督臣阿林保等查奏，滿清政府即於一八一○年(嘉慶十五年)核准設「噶瑪蘭廳」，廳治設在五圍(今之宜蘭市)。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噶瑪蘭的地名才改為「宜蘭」。) 換句話說滿清政府從一六八三年入台經過一百二十八年才將宜蘭劃入版圖。當時台灣其他地區如花蓮縣、台東縣及山區尚未入版圖。從涉外事件中及滿清政府的言行如下：
甲、 美國欲購台灣 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派遣海軍提督．麥爾理(Matthew Perry)率領麥西土尼安號(Maccdonian)及薩婆賴號(Supply
的兩艦航來雞籠，並命李約翰(G．Jones)勘查煤礦資源，之後，麥爾理建議美政府佔領台灣。其請求報告謂「中國之冶權並不能及於整個台灣，大部份為番人所有，美國如將雞籠佔領築城。不致引起華人之反對，台灣對於美國之貿易有重大關係，佔領之後，對於中、日及南洋之交通可獲更多便利。」
乙、 美船羅美號(The Rover)事件發生在一八六七年 羅美號事件在國際造成一個事實，即是台灣並非全島屬滿清的領土。台灣原住民與美國直接的談判是台灣不屬於中國版圖的俱體事實。
丙、 英德在一八六八年墾殖台灣東部大南澳，這是英國、德國不認為大南澳是屬於滿清國土。
丁、 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一八七三年三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命柳原會見滿清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旬，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毛昶熙又言：「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於一八七四年(同冶十三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軍從瑯喬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差兵守候訊，卻未予以阻止。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亦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這就是滿清中央政府要員所認定台灣的國界。
七． 滿清據台時，其自認的版圖，是從羅漢門(旗山附近)至莊內門，西至澎湖，南至沙馬磯頭(鵝鑾鼻)，北達雞籠。但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國界是只到朴子離溪南岸，南到下淡水溪北部末及東部中央山脈外側。根本不是擁有全台灣島。
由以上七點來看，就很清楚得知滿清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認定範圍。
建城的原因
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一八七四年
歐美各國對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時時想指染，在東方的新興國家日本更是不落人後，對台灣虎視 眈眈居心叵測。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十一月，有琉球宮古島人民六十九人，因海上遇風，船漂至台灣琅喬附近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溺死三人，六六人上岸。六十六人進入牡丹社之地盤，被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殺斃五十四人。尚有十二人幸運逃出，獲得社寮居民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由台灣官方轉送福州。一八七二年六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此十二人歸返琉球。
在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三月，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搭龍驤艦赴北京。副島命柳原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旬，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柳原再曰：「生番殺人，貴國拾而不治，故我國將出師問罪，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若未告貴國起役，萬一波及貴轄，端受猜疑，慮為此兩國傷和，所以予先奉告」。毛昶熙答曰：「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柳原後叮嚀曰：「…唯係兩國盟好，一言聲明耳」。談判結束，副島電告本國政府太政太臣．三條實美。副島．柳原等同年七月返回日本。日本和清國在談判之中，又有日本秋田縣民四名亦漂至台灣東部海岸，再遭劫掠。
於是，日本明治天皇依據大政大臣．三條實美之奏章，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台灣。各國此時也表明態度，駐日美國公使．敏哈某(George
Bingham)，與英國公使．把克須(Hally Parkes)發表聲明，保持中立。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元勳西鄉隆盛之弟)搭乘高砂艦，率領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閩浙總督李鶴年這位管轄台灣的最高長官在得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致滿清國政府聲明書，才知人家已經出兵，驚慌不已，於是馬上寫信阻止。但西鄉置之不理，於一八七四年(同冶十三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從瑯喬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派兵在瑯喬，見到日軍登陸，也沒有阻止，任日軍毫髮無傷大搖大擺上岸。滿清軍的國土觀念就是將原住民所居之地視為外國、外邦。此後，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也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
日軍方面因作戰於險惡之地形，山路狹隘，重裝備派不上場，補給困難，死傷累累。而強悍的排灣族並不投降仍據深谷，頻出狙擊。(上圖為日軍在1874年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因此日軍陷入泥沼，進退維谷，戰死者雖僅十二人，而生病死亡者達五百六十一人，已損失原攻臺兵額六分之一，只得放棄前線退守龜山，為維護日軍的名譽，不可以尚未戰勝而退兵，所以持久之計，屯兵開荒。日政府則見軍事上並沒有勝利，乃決定改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
北京滿清政府聞報，即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到臺處埋，雖循外交談判途徑，但日方總認為「生番不隸中國版圖」，往來辯論。後乃詔令奏准特綬於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監視日軍動態，另在樽俎折衝之間，期以日軍儘快退兵。沈葆楨，奉命於同年(一八七四年)六月三十一日率領福建水師赴台，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及福建巡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準備出發。沈葆楨至台灣後，坐鎮府城，並造派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前往琅喬會見西鄉從道。
日本政府看遣台日軍的戰況不佳，深恐戰事膠著，以至全軍覆滅，即特派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趕赴北京。大久保於同年九月十日至北京前後談判七次，初索賠軍費三百萬元。
滿清政府也昏庸到底，以賠銀五十萬兩外，在和約中確定「日本此次聲稱為保護琉民而進兵入臺，中國不指為不是」，這是更大的損失，等於承認日本有權保護琉球，中國無形中喪失了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同時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是大清帝國願意賠款，而不敢作戰。
於十月三十一日，由駐北京英國公使．威綏瑪(Thomas Wade)居中調停，和約成立，日軍在登陸地的龜山建碑紀念後，退出台灣。
沈葆楨與台北建城
沈葆楨，字和卿，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由翰林外放知府，升至江西巡撫。娶林則徐的女兒林普晴為妻，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二月兼辦廣西糧台，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
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船政時強烈要求中央政府任命沈葆楨，所以沈得以任掌福建船政。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因日軍犯台，滿清政府在四月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全歸節制。五月初三沈葆楨抵達澎湖，初四抵台灣安平。
為了日軍侵台，沈葆楨以三項原則處理
一。理喻 即據理力爭，企圖勸退日軍。
二。設防 即建造二鯤鯓砲臺及部署南、中、北三路駐軍，期有效嚇阻敵軍來犯。
三。開禁 「開禁」即廢止渡海禁令，廣招移民以加速開墾。
另外如：開山撫「番」，整飭吏治，調整行政區劃分，發展電信郵政、機 器採煤，請建延平郡王祠以明民族大義……等，都對臺灣的加速發展和民心安定深有貢獻。總共待了約一年時間，
此三項中的開禁與台北建城十分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他發現滿清治台積弊如班兵、役卒、貪官、土匪、械鬥、?賭等等。也深知過去不築城的理由是將台灣視為敵境，但眼前確是西方勢力的入侵，台灣應視為國境之一。所以有許多做為更改了業已實驗192年的政策，而這些新政策是與原來滿清統治台灣的大原則背道而馳。所以台北建立城牆是符合滿清的利益。
為拉攏台灣民心，將過去近二百年滿清政府視為頭號敵人鄭成功，奏請建立專祠時為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五日，請注意是「祠」非「廟」。但就是徹底改變視台灣為敵境。台灣既然不是敵境，因此建城之事才得以進行，不過所建之城並沒有護城河，從建祠、護城河可以猜測到，滿清懼台灣之心尚存。
在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奏請建設一府三縣，設台北府以統轄之。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准設置，名「台北府」。
一八一二年台灣
設一府四縣三廳
 右圖顯示宜蘭地區併入滿清的版圖，其他廣大的東部仍稱為後山。
一八七五年准設二府八縣四廳
十二月二十日准設：
二府 ：即台北府、台灣府
八縣 ： 淡水縣(南劃中壢以上，至頭重溪，北劃遠望坑為界)。新竹縣(至頭重溪以南至化界之大甲溪為止)。宜蘭縣(自望坑迤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台灣縣、鳳山縣、恒春縣、嘉義縣、彰化縣
四廳 ： 埔里社、卑南、澎湖、基隆
同時裁淡水同知，而雞籠則由噶瑪蘭通判，改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雞籠。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八月台灣奉准建省，
設：
三府、一直州、十一縣、三廳：
台灣府：府治台中，巡撫暫駐台北，至一八九四年(光?二十年)准移台北，
管轄：四縣：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
一廳：埔里社
台南府：府治台南，管轄：
四縣：安平縣(即原台灣縣)、鳳山縣、恒春縣、嘉義縣。
一廳：澎湖廳
台北府：府治台北，管轄：
三縣：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
一廳：基隆廳
直隸州：台東，州治：水尾。
參考書籍
李汝和 清代台灣班兵制度與屯田募兵之議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李汝和 清代駐台班兵防戍考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第三期p1 ~p28
金成前 台灣外患簡述 台灣文獻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張菼 清代初期治台政策的檢討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第一期p19 ~p44
郭弘斌 滿清據台213
陳乃? 台北市興革述略 台灣文獻第八卷第一期 P802 – P80
陳世慶 台灣牡丹社邊防始末 文獻專刊 第一卷第四期
程大學 雲林史話 台灣文獻第三十三卷第四期p43 ~p92
賀嗣章 沈葆楨治台政績 台灣文獻第九卷第三期p1483 ~p1491
黃師樵 大稻埕繁華記 台北文物 第二卷第三期 P467~470
賴永祥 北部台灣基督教會發展史要 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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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有一說是台北城籌劃在1881年(光緒7年)，1882年1月興工，1884年竣工。
[2]外國政府恣意自定淡水港的定義，將淡水港伸張到台北市的艋舺(萬華)，並將淡水河邊一帶為居留地，各設領事館於滬尾、艋胛、大稻埕等地。這樣外國人來台從事商業採購。此時也造成了台北的繁榮與進步。台灣三寶的樟腦、蔗糖、茶葉與硫黃．米．木材．煤炭等，是吸引外商來台駐守的主要原因。
[3] 陳乃? 台北市興革述略
台灣文獻第八卷第一期 P802 – P808
[4] 台灣並不是全島都規入滿清版圖。
[5] 滿人為何不向近在只尺之隔的漢人學文字呢?
答案是因有萬里長城之隔，長城將胡人隔在外，也將漢文化隔在內。
[6] 清多爾袞利用明降臣如洪承疇、馮銓、宋權、金之俊等人。
[7] 十七世紀漢人人口約有六千萬，滿人約有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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