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人民，仍具有「祖國情結」，對那原鄉祖國的夢幻情愫，一直存在台灣人民的心海中；由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可見一斑。林獻堂可說是台灣社會菁英中取樣的代表。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興奮地迎接「祖國」的來臨，全台知識份子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全島各大城鎮，積極展開教唱國歌，建造歡迎牌樓，為民眾訂作國旗，到處張燈結綵，比農曆5月13日「台北迎城隍」還要熱鬧。期盼之情，以「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這幅對聯最為貼切。

台灣人對「祖國」的期待與歡迎，可從首批抵台國軍所受到的熱烈歡迎看得出來。前輩作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一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 10月17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基隆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道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的並排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

當時的詩句，「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以及花蓮名醫張七郎的「歡喜江山歸依舊，近來旗幟慶重生。」、「四百餘里鯤身已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皆表達出當時知識份子，對心目中「祖國」的歡迎之情。二七部隊長鍾逸人更以極度興奮的心情，用五十元買下台北城出現的第一面小國旗。這些均是當時多數台灣菁英期待心中祖國的 熱情表現 。

10 月 25 日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會場外的廣場，被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是日及隔日，在島內均有盛大的遊行，其熱烈情況，只有以「如醉如狂」四字來形容。

台灣人這種孺慕「祖國」的熱烈歡迎，在中國大陸上，任何一個光復區絕對找不到。

終戰到「光復」

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人民，仍具有「祖國情結」，對那原鄉祖國的夢幻情愫，一直存在台灣人民的心海中；由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可見一斑。林獻堂可說是台灣社會菁英中取樣的代表。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興奮地迎接「祖國」的來臨，全台知識份子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全島各大城鎮，積極展開教唱國歌，建造歡迎牌樓，為民眾訂作國旗，到處張燈結綵，比農曆5月13日「台北迎城隍」還要熱鬧。期盼之情，以「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這幅對聯最為貼切。

台灣人對「祖國」的期待與歡迎，可從首批抵台國軍所受到的熱烈歡迎看得出來。前輩作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一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 10月17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基隆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道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的並排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

當時的詩句，「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以及花蓮名醫張七郎的「歡喜江山歸依舊，近來旗幟慶重生。」、「四百餘里鯤身已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皆表達出當時知識份子，對心目中「祖國」的歡迎之情。二七部隊長鍾逸人更以極度興奮的心情，用五十元買下台北城出現的第一面小國旗。這些均是當時多數台灣菁英期待心中祖國的 熱情表現 。

10 月 25 日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會場外的廣場，被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是日及隔日，在島內均有盛大的遊行，其熱烈情況，只有以「如醉如狂」四字來形容。

台灣人這種孺慕「祖國」的熱烈歡迎，在中國大陸上，任何一個光復區絕對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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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祖國」的失望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對台灣人民演講時說，「 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薰陶，是二等公民。 」但葉榮鍾說，「 日本人的壓迫力量愈大，台灣人孺慕祖國感情就愈貼切。 」現在「祖國」來了，雖然被鄙視為二等公民，對觀念中的祖國仍然抱著期望，給予熱烈的歡迎。

台灣人民，天真的以為「祖國」來的人，水準一定比日本人高，祖國的文化也必勝於日本。但是他們看到「祖國」一大群士兵，連續幾天站在「菊元百貨公司」（今衡陽路），看著升降機邊說：「 好奇怪呀！怎麼四角形的箱子會自動的上升，又下降？ 」他們這樣議論紛紛；看到廚房洗碗的水龍頭，一扭動就流出水來，就馬上買個水龍頭來插進牆壁，可是怎麼轉動都扭不出水來；還有一些人，口含著香煙，妄想在電燈泡上點火（詳見台灣連翹，自由的滋味）。這時候被鄙視為二等公民的台灣人，才真正體會出真實感的「祖國經驗」。

接著台灣的治安愈來愈差，在國軍駐防地區，常發生竊盜案、坐火車不走車門而從窗戶爬進爬出等事件。加上1946年初，上海的藍衣社暴力團出現於台北市，勾結本島無賴漢，強行掠奪，不僅小偷、扒手猖狂，甚至路上、屋內搶劫等惡性盜匪案件，也頻頻發生；尤其火車上小偷橫行，以致乘客總是緊抱著隨身攜帶的物品，不敢任意放於車上的置物架，連由火車托運的貨物也常被竊取；同時常有突如其來的中國武裝軍人，闖入尚未被遣返的日本人家中，搶奪財物、家具，甚至不需任何通知就將他們趕出房屋，再強行佔住。連住在日式房屋的台灣人，也受過侵襲。他們恫嚇著說， 「你幫過日本欺侮台灣人，戰犯名單上有你的名字。」 台灣人如此這般的被勒索強奪。如果是只有一次還算幸運，然而經常是一次又一次的接踵而來。

《民報》在社論上如此評論著：

「 台灣已經陷於不能完全委任警察維持『法律和秩序』的狀態了。『光復』後才不久，人民就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 可見當時的治安有多紊亂。

而接收日本企業的國府官員經營的方式更簡單，首先推銷庫存成品，等成品售完再出售原料，待原料售完就把生產器具、機械設備拆開，當作廢鐵出售，最後再把工廠關閉。就這樣，連日本遺留下來的嘉義熱帶化學公司，號稱東洋第一的酒精工廠都倒閉了。

日本治台時，無論是行政官員或是會社（公司），台灣人大都是擔任中下階級的職員，而當日本人回去了之後，照理說應起用有實際經驗的台灣人以補日人的空缺，但陳儀以「不會說國語，缺乏中國精神」為由，寧願繼續留用日本人，也不願任用台灣職員，此舉引起一般台灣民眾大為反感。

米，是台灣人的主食，在日本投降撤退之後，還存有約二十萬軍隊兩年的儲備糧，國民政府甫接收不久後，台灣社會就鬧糧荒，導致米價暴漲。以台北市為例，一斤白米價錢由原本 1945年 8月的 2 毛錢，到同年11月漲到11元，爾後到了1947年1月又漲為 80 元。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像米糧這種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價格就飆漲了400倍。更可怕的是當時的長官公署浮濫發行紙幣，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導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無怪乎當時民間流傳一句話：「 日本時代還有米吃，祖國來了反而沒有米吃。」

在國府接收後的一年多來，治安更趨惡化，經濟衰退，物價飛漲。官員和軍人的無知與囂張跋扈的行徑，看在台灣人的眼中，不禁令人懷疑，這真的是他們之前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嗎？套句「鐵獅玉玲瓏」中貴寶常說的一句話：「 話那要講透枝，目屎就撥未離。 」其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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