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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對台灣人政治態度之影響 ~ 董芳苑

[原著]

[henry]於2009-10-10 05:49:56上傳[]

 

宗教信仰對台灣人政治態度之影響

董 芳 苑

關於「宗教」信仰是否可以左右一個民族的政治態度之問題,其答案應該可以肯定1。就宗教史立場加以觀察,此一例證可謂非常凸出。猶太民族因為有「猶太教」(Judaism)這個民族宗教之偉大信念(或猶太教意識形態)所支持,才有可能使他們於亡國兩千多年後在自己的故土建國2。具有政教不分特色之「伊斯蘭教」(Islam)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就是使四十個以上的國家成為伊斯蘭教集團(Ummah),他們之走向足以左右世界歷史風雲3。種姓制度牢不可破的「印度教」(Hinduism),必然導致只有婆羅門階級 (Brahmins)、武士階級(Kshatriya),以及農工商階級(Vaisya)才有可能執政的機會。而奴隸階級(Sudra)和階級外之殘民,竟然是宗教信仰支持下的被壓制的一群人4。採取消極人生態度的「佛教」(Buddhism)於亞洲地區頗具影響力,因此斯里蘭卡(Sri Lanka)、緬甸(Burma)、與泰國(Thailand)均成為佛教國家。更影響北傳佛教的中國、日本、韓國這些國家,也左右了西藏的政情5。此外,西方「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廷(Vatican City),希臘之「東方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以及「普世基督教聯盟」(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基督宗教教團之輿論及動向,均足以影響世界各國之政風6。上述之引例,均足以說明宗教信仰對於一個民族及個人政治態度之走向,以至對於國際上不同國家政治走向之影響。

  時下的台灣社會,可以說是個東西方各種宗教薈集之地7。若以教門的分類言,屬於世界性宗教者有「基督宗教」8,「伊斯蘭教」(回教),及「佛教」。屬於台灣人的傳統宗教者,有「儒教」(國家儒教與教派儒教),「道教」(天師道與閭山派),及混合儒、道、佛教門之「民間信仰」。屬於新興宗教之教門者,有來自中國的「理教」、「一貫道」(天道)、「天德教」、「紅卍會道院」、「三一教」(夏教)。尚有來自日本的「天理教」、「生長之家」、和「創價學會」,來自以色列的「大同教」,來自韓國的「統一教」(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來自美國的「摩門教」(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和「耶和華見證人」(守望台)。以及在台灣創立的「新儒教」、「軒轅教」、「大原靈教」、「天帝教」,及「弘化院」等等,實在五花八門,非常熱鬧。只是在這麼多教門之中,具有草根性又真正能夠影響台灣人政治態度之宗教信仰,也不過是「儒教」、「道教」、「佛教」、及「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性教門而已。理由無他:因為他們的信徒眾多、而又深入台灣社會民間基層的緣故。

  宗教信仰不但是人類心靈之寄托或依歸,也是一種追求「真」、「善」、「美」之人生價值觀9。為此,宗教人往往能夠憑其信仰及行止去塑造屬於自己之信仰意識形態,以及建構其生活態度。其中特別是宗教人之「政治態度」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可分割,而這一點正是本文主要之關心所在。下面將就「儒教」、「道教」、「佛教」、與「民間信仰」這四個傳統教門,來分析台灣社會宗教人之政治態度,特別是探討這些宗教對於宗教人的“民主理念”及“人權意識”影響之層次。這樣的分析與批判,目的不外提醒台灣社會宗教人應該留意宗教信仰之選擇。凡是健全之宗教信仰,必然能夠改造宗教人「獨善其身」之劣根性,從而影響他們「兼善天下」。進而挺身為斯土台灣的人權與社會公義奮鬥。因此宗教信仰之選擇顯得十分嚴肅,畢竟它與台灣人之命運前途有密切的關係。

一、台灣人的傳統信仰

  一般來說,「儒教」(Religious Confucianism)、「佛教」(Buddhism)、「道教」(Religious Taoism),以及通俗化的「民間信仰」(Folk Beliefs)這四種教門,可以界定為台灣人的“傳統信仰”。台灣人的宗教觀是放任與缺乏選擇性的,凡是任何一種宗教能夠供人做為「祈安求福」之對象者,均被無條件地接納。因此台灣人於習慣上,一個人同時可以做儒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以及民間信仰之善男信女。此即「儒」、「道」、「佛」三教在台灣民間通俗化,並且混合於「民間信仰」之緣由。時下的台灣社會因為受到「儒宗神教」(鸞堂)及「一貫道」(天道)所倡:儒(儒教)、道(道教)、佛(佛教)、耶(基督教)、回(伊斯蘭教)「五教大同」主張之影響,耶穌基督(Jesus Christ)和穆罕默德(Mohammed)的偶像已經在台灣的廟宇堭筐供奉,這就是台灣人“放任宗教觀”之具體表現。下面簡單介紹這些影響台灣人政治態度的傳統教門,期使大家有個概要之認識。

()儒教

  當今台灣社會的「儒教」可分為兩類:「國家儒教」(State Confucianism)與「教派儒教」(Sectarian Confucianism)。前者由國民黨政府及執政者所支持,後者即台灣民間各種標榜「儒門」(以儒為宗,以神、仙、聖、佛為教)的扶乩降鸞系統之教派。兩者之共同特色即:強調儒家之忠孝節義思想,主張不合乎時代潮流的倫理道德、家庭主義,以及命運天定觀。

 

1.國家儒教

  由國民黨及官方所支持的「國家儒教」,在台灣各大都市均有官建的「孔子廟」,來做為國民黨及官方「教忠」及「教孝」的神聖場所10。「國家儒教」常設之奉祀官,即孔子的後裔孔德成(號稱: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宮,支部長級薪水)。每年「九月廿八日」孔子誕辰(也是「教師節」),按例由內政部長或縣、市長等高級官員擔任祭司長,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此外,自亞聖孟子以下的孔門諸子,中國神話中的黃帝祖先、名帝成吉思汗,歷代所謂忠義文武名臣,革命烈士或陣亡將士等等之祭祀行為,均可歸類於「國家儒教」之門下。基本上言,「國教儒教」的教條即「四維」(禮、義、廉、恥)與「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政治倫理教條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雖言「世界大同」與「天下為公」,然因過去國民黨政權以「革命政黨」自居,並走「一黨專政」之獨裁路線。所以這些口號即淪為一種不具「民主」實質的教條,而為政策性公民教育之宣傳品而已。

2.教派儒教

  時下的台灣社會類屬「教派儒教」之教門,有「儒宗神教」(鸞堂)、「一貫道」(天道)、「紅卍字會道院」、「天德教」、「天帝教」、及「弘化院」等。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以「儒教」為宗師,奉「神」、「仙」、「聖」、「佛」為教。標榜「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回教)五教大同11。論其「經典」,皆由鸞生於入神狀態中憑“神、仙、聖、佛”的扶乩(神啟)所寫出,而後編輯成書者,此即俗稱之《善書》(即「勸善」之書)。《善書》之內容千篇一律都是勸善性質的儒家落伍的倫理道德教訓,諸如忠孝節義思想,《廿四孝》故事,孔子《孝經》等。表面看來均十分傳統,觀念卻與時代潮流脫節12。雖然他們也拮取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某些部份教義,然因斷章取義,終使這類「教派儒教」的教義顯得雜亂無章,難以系統一致。此種走向,自然也影響他們的信眾對於政治態度趨於保守,只一味接受而不懂得批判。

()佛教

  台灣的「佛教」類屬北傳佛教之大乘系統,因此和南傳小乘系統的佛教大不相同13。雖然北傳的中國佛教兩宗屬於「小乘」(「成實宗」與「俱舍宗」),八宗屬於「大乘」(「淨土宗」、「三論宗」、「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以及「密宗」),然而在台灣所見之「佛教」都是混合上列各宗派之教門,以及通俗佛教。就台灣佛教之走向而論,較凸出者只有「禪宗」與「淨土宗」(所以出家眾均禪、淨雙修)。近年來「密宗」(尤其是「藏密」的喇嘛教)也在台灣各大都市有活潑跡象,只是影響不大。可是在台灣社會最受民眾歡迎的「佛教」,不外通俗佛教的「觀音崇拜」與「地藏崇拜」。因此,觀世音與地藏王的偶像在一般廟宇中均普遍被供奉起來,以做為「渡生」與「渡死」的信仰對象14

  按「原始佛教」強調人生是苦海,因為人生過程離不了“生、老、病、死”之事實。所以釋迦牟尼最先提出「苦」、「集」、「減」、「道」的所謂「四聖諦」(即「聲聞乘」)教義,來否定「生命」的價值(生命由輪迴而來)。對於佛陀(Gotama Buddha)而言,「生命」不過是苦難之集合,因為生命之「無明」(ignorances)與「欲求」(desires)造成苦難現象。那麼,何為脫出苦海的方法呢?依據佛家的說法是皈依“三寶”,就是皈依「佛」(Buddha)、皈依「法」(Dharma)、皈依「僧」(Samgha)。其次即努力修習「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藉以斬斷「無明」與「欲求」以證「湼槃」(Nirvana),終止輪迴(Samsara)而獲得「解脫」(Moksha15。這樣的主張相等於否定人生世態,看破人情世事,追求一己之超脫。畢竟“苦海人生”不值得留戀。只是台灣的「佛教」不重視「湼槃」(Nirvana)這種形而上的玄虛之道,而只一味嚮往阿彌陀佛的「西天」極樂世界。因此「和尚」與「尼姑」便成為“超渡亡靈”往生極樂世界(天堂)之祭司,或在農曆七月主持「盂蘭盆會」超渡孤魂野鬼、好兄弟仔的角色。至於「通俗佛教」的善男信女,更是將「觀世音」與「地藏王」當做渡生與渡死的神格,他們那種祈安求福之行止,絲毫也沒有看破苦海人生之表現16。話雖然這麼說,台灣佛教因為看法不同,對於政治態度表現出兩極端:反政府與親政府都有。就如台灣人系的佛教和尚及尼姑就有反政府專制獨裁之傾向,而大陸人系的佛教和尚及尼姑則與國民黨政權走得十分親近。其中「中國佛教會」之走向可以為例,他們的出家眾都是「統派」居多。

()道教與民間信仰

  台灣的「道教」與「民間信仰」,可以說是兩個互相依存的大眾化教門。前者提供台灣民間信仰的建醮與喪事的司祭人員,後者則為台灣社會基層人口──「福佬人」與「客人」這些台灣人的傳統宗教。

 

1.台灣道教

  祖述中國江西「龍虎山」的天師道「正乙派」(烏頭道士),以及通俗道教「閭山派(紅頭法師)與「占驗派」的江湖術士,可以說是典型的「台灣道教」及其「職業性祭司」17。嚴格來說,台灣的「道教」因不注重個人修持及集體修道,其「道士」、「法師」、「術士」自然淪為以經課、符籙、星相、占卜等等巫術,並在台灣民間替地方或個人主持「建醮」、「破土」、「驅邪」、「祈福」、「消災」、「收魂」、「引魂」、「超渡」、「做功德」、「算命」、「相命」、「卜卦」、「擇日」、「堪輿」(看風水)等職業性宗教藝人。又因為台灣的道教依附傳統民間信仰及其廟宇而存在,其流派之「道士」、「法師」及「術士」也就順其自然的領導一般民間廟宇的祭典、主持驅邪押煞之法事,及做善男信女的命運顧問。就是因為有這些事實,他們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委實很大。問題是:天師道「正乙派」、「閭山派」、與「占驗派」的道士、法師、和術士因疏於修持,而僅協助人祈安求福、驅邪消災、與占命改運,從而導致台灣民間熱衷於追求現世的福祉,亦養成了牢不可破的功利主義及獨善主義心態18。質言之,即民間善信只求獨善其身,而不懷兼善天下職志。這麼一來,「道教」影響下的台灣社會設若有政治參與的話,也不會離開功利主義及獨善主義之走向。

2.台灣民間信仰

  台灣民間信仰可以說是一個依賴「台灣道教」而存在的宗教現象,然其倫理教條取自「儒教」,來世思想則「佛教」與「道教」合參。它的本質又是類屬於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亡靈崇拜(敬奉祖先、英雄、厲鬼、孤魂)、精靈崇拜、物神崇拜,及動、植物崇拜等等,所以是個現代宗教與原始宗教綜合之混合性教門19。就精神文化而論,民間信仰已經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一種台灣人牢不可破的傳統信仰與禮俗。按「台灣民間信仰」因為是台灣人的“民族宗教”,其特徵是沒有「教主」、「經典」、「宗旨」、「入會禮」、「宣教行動」等這些世界宗教所具備的條件。又因民間信仰類屬「巫術宗教」(magico-religion),所以沒有明顯的教義及宗旨可足遵循,信徒的信仰態度從此傾向於驅使神鬼與放任。也就是說,任何高級以至低級的神格,只要他們能夠做為祈安求福或滿足一己需要之對象,均可加以祭祀與膜拜。這樣的宗教態度,可以叫做「交替神主義」(Kathenotlheism)。其必然走向是人神關係之本末顛倒:人是驅使神鬼之主人,神鬼是人所利用的奴隸20。十分明顯的,台灣民間信仰因為受到「道教」功利主義所左右,其善男信女自然只關心一己之利益,不過問政治之是非,有者也只會被政客所利用。畢竟民間祭典中作法的「道士」、「法師」與「童乩」只會發號施令驅使神鬼為人消災,而不懂如何去為台灣人的命運前途爭取人權與社會公義。最令人憂心的,就是民間信仰的眾神多數來自中國,所以台灣民間善男信女,不但熱衷前往中國“進香謁祖”,因此被意圖侵略台灣的共產中國「統戰」利用卻還不自知!

二、傳統宗教信徒之政治態度

  上一部份已經簡要分析「儒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這些台灣社會的傳統宗教之信仰特徵及表現,而這一部份將探討它們對於斯土「宗教人」(homo-religiosus)於思想觀念及之於政治態度的影響。台灣人於四百年來在這個「美的島」(Ilha Formosa)上的表現,堪得被肯定為世界一流的民族。因為台灣人秉性勤勞,心地善良,待客熱情,包容異己。並且天資聰穎,多有發明。做事任勞任怨,受異族欺凌則逆來順受。然而因受傳統宗教信仰之影響,這麼優秀的「台灣民族」從此變得講究血緣地緣關係(鄉愿)而難以團結,甚至甘心做「中國奴」。又於觀念上受制於忠孝節義的儒家教條,而無知於人權與社會公義為何物。時下台灣人那種功利主義心態,投機主義行止,愛面子的風氣,以及“苦不起”所表現的無力感,均來自傳統宗教信仰的影響21。由此見之,台灣社會民主化步調來得這麼緩慢,的確和傳統宗教的影響有關。

()儒教徒的政治態度

前已言及,台灣的「儒教」有國民黨政府支持的「國家儒教」和民間的「教派儒教」兩類。現在就來分析這兩種儒教徒的政治態度,並提出一些批判。

1.「國家儒教」的信徒

就狹義來說,「國家儒教」之信徒即孔子的奉祀官孔德成和總統以下的文武百官。也就是說,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什麼,只要是國家的公務員、教師,以至軍人,都是國家儒教信徒。他們信奉孔子之目的,不外是去實踐忠孝節義來做個「死忠」與「愚孝」的公職人員。廣義來說,「國家儒教」的信徒即全國民眾,此即政府當局之界定。這點正是九月廿八日的「孔子誕辰」設定為國定假日的原因,目的同樣是要全國民眾從政府官員的「祭孔」行為去學習做忠於政府以及勿走向街頭示威抗議的“乖乖牌順民”。如果說,「國家儒教」之存在乃是在國民黨政府利用宗教信仰來控制民心之具體表現,則一點也不過份。時下國民黨仍然心懷「一黨專制」之夢想(雖然政權已於2000年轉移於台灣人的陳總統),其所謂「革命政黨」之黨性仍然永不改變。一旦國民黨再度執政,台灣社會就根本不具「人權」實質,亦無「社會公義」可言。一個以一黨立國的國家始終藉著「國家儒教」去要求百姓忠於政權與孝敬黨官,那來得有所謂的「民主政治」呢?由此見之,「國家儒教」只不過是以往國民黨御用的政治工具,它永遠支持國民黨政府之劣等政治品質。所以是「國家儒教」假藉孔子那種落伍的忠孝倫理思想之“宗教鴉片”(麻醉品)22。據此而論,就奉行「國家儒教」的黨官與信者所表現之政治態度,唯有「忠君」(領袖不可污蔑)、「忠黨」(忠黨即愛國)、及「忠於三民主義」(將三民主義絕對化)一條路,這誠然是個政治幫派作風!從此,台灣社會的人權與民主自然難以伸張。人民應該享有之福利與社會公義,相對地受到忽略與剝削。

2.「教派儒教」的信徒

他們始終奉孔子的道德教條為宗旨,努力以“神、仙、聖、佛”降鸞所著作之《善書》來教化社會大眾,藉以期待人心向善。然因《善書》所標榜的「忠」、「孝」、「仁」、「義」之道德觀,是封建帝制時代之產品。於時下這一講究人權與民主的時代言根本格格不入,寧可說是一種阻滯政冶民主化和社會公義的落後思想。舉例來說,古代社會的《廿四孝故事》,迄今仍然成為《善書》在民間流傳,落伍觀念的孔子《孝經》更是膾炙人口。而這些不合時宜的倫理道德教訓,從此在民間發生影響。其必然結果就是促使「教派儒教」的信徒趨於保守,對於政治態度也只有毫無批判地擁護專制政府一途。倘若「教派儒教」之信者對於社會公益事工有所表現的話,即力行傳統教條所認同之「善行」:從事冬令救濟、貧民義診、放生動物,以及施捨棺木等等。只是做這些善事之背後存在著一種「積功德」藉以「上西天」的心態,動機並非出自「生命共同體」那種無條件的愛心與慈悲。也就是說,「教派儒教」的信眾,其關懷社會之態度是功利主義的,因此不懂關心台灣同胞的命運與前途,或台灣社會人權與民主有否伸張的問題。他們憑著盡忠盡孝之「順民意識」,盲目的在《善書》中為過去的國民黨政府做宣傳,而根本不敢過問國民黨政府的「法治」口號有否有真正以「民主」為基礎的問題。這樣的態度,對於「民主意識」之啟發非但沒有貢獻,反而成為台灣人從事民主奮鬥之一大障礙。為此,時下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然受制於立法院多數的“泛藍政客”,因此使知識分子感到無奈!

十多年前「一貫道」這個曾經受過國民黨長期政策性迫害的「派教儒教」教門向外宣佈:將推出幾位「道親」參加下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23。這件事或者會被誤認是對國民黨政權之公然抗爭,其實不然。因為這些有意參政之「道親」均為國民黨提名人士,他們都與國民黨立於同一條路線。也就是說,他們之宣佈代表「一貫道」教團參選,不外利用教團的勢力走上政治舞台而已。原來「一貫道」的祖師張天然是反對其弟子問政的,他曾經訓諭追隨者不要過問政治。「一貫道」所表現的政治態度,一來是要爭取當時執政黨之認同,二來是要表明他們是忠於政府之順民。這種參政態度,正表明「一貫道」出身的民意代表,於未來的政壇上也不能為台灣人做什麼大事,對於台灣的民主前途也不會有什麼凸出的貢獻。可是,「一貫道」卻為「教派儒教」之中最積極參與政治的一個教門。

()佛教徒的政治態度

「佛教」是個汎亞洲性的教門,它所強調的「人生多苦觀」教義,委實頗有吸引人之處,所以令眾多生存於苦難中的亞洲人士所認同與肯定。它的人生哲學更能夠迎合亞洲知識份子的需求,因此令眾多的人嚮往皈依。然而「佛教」的教門(宗派)非常多元,流派眾多,出世者有之,入世的主張也不乏人。為此,「佛教」對於台灣社會佛教徒的影響就顯得相當複雜。也就是說,「佛教」雖然主張人生是苦海,具避世、遁世、與厭世之走向,事實上台灣佛教徒的表現卻不盡如此。的確有些佛教徒走“與世無爭”與“極端厭世”的路,然而有些佛教徒卻滿懷著「台灣意識」而挺身與過去的獨裁政權作長期的抗爭。有些佛教徒或出家眾則與國民黨妥協,更不乏所謂之「政治和尚」者。事實上絕大對數的台灣佛教徒均嚮往功利主義,以為信仰「佛教」皆在“求平安、添福壽”及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話雖然這麼說,台灣佛教徒所表現之政治態度,大體來說是被動的,消極的,不穩健的。政治畢竟是「和尚」與「尼姑」這類出家眾的禁忌。不過也有例外,就像白聖法師、星雲法師、及悟明法師曾經參與國民黨「十三全會」為代表,惟覺法師更公開擁護國民黨。其實這些穿著袈裟的「政治和尚」,無足以代表台灣佛教徒關懷斯土政治品質的積極性。因為這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和尚,對於台灣社會人權問題及民主化之推動根本毫無貢獻。他們只知道按時為「黨國」的國運祈福,盡量討好國民黨而已。至於台灣人這羣被統治者的福利與社會公義問題,他們始終三緘其口,沒有關懷之行動。

  嚴格來說,北傳佛教因具汎愛眾生與普渡眾生之思想,所以並不完全看破世情消極人生,這點正可由它的反抗意識看出來。舉例來說,古今聞名的中國拳術「少林拳」即為嵩山少林寺和尚的發明24。據傳該寺和尚曾經以這套拳術協助唐太宗平定王世充之亂,當然也曾經用之於抵抗迫害佛教的官方軍隊。這樣看來,「佛教」雖講慈悲為懷及汎愛眾生,卻並非不重視社會公義之無抵抗主義者。面對窮凶惡極的官方迫害,還是會合力加以抗拒。這點正顯示出:「佛教」也有關懷社會公義的行動。只是台灣的所謂「中國佛教會」均受國民黨籍的政治和尚所控制,以致難以發揮社會公義之精神。美麗島事件前後,台東市的「海山寺」一位住持和尚被國民黨特務控以叛亂罪而被捕下獄,最後也被鎗斃。這件事,誠然可做為佛教界人士關懷台灣社會政治品質的一個典型。戰前的台灣南部有一位叫林秋梧的青年學生,因為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及「台北師範抗日學潮」而被日本殖民政權開除。後來受到台南市「開元寺」住持得圓大師的推荐,赴日本東京的駒澤大學專攻佛學。學成回台後即成為一名十分入世的「革命和尚」,是台灣史上一位非常難得的抗日社會運動者。可惜林秋梧於三十二歲時去世,但卻為台灣佛教之入世精神做了美好的見證25。如果今日台灣的佛教界多了幾位林秋梧者,就台灣佛教之入世精神及關懷政治品質的行動,將贏得普世人士之喝采,只是……?

()台灣民間善男信女之政治態度

  台灣雖然有「道教」天師道之「正乙派」、「閭山派」、及「占驗派」等流派,但是沒有特定之「道教徒」。為的是「道教」之各種流派均依附著「民間信仰」而存在,因此台灣民間的善男信女都是它們的信徒,也深受這些流派之影響。前已提到「道教」的驅邪押煞與祈安求福之作風,強化了台灣民間的現世功利主義及獨善主義。如此一來,善男信女的政治態度乃是安於現實,相信「政治宿命論」。從而受古今獨裁政權之壓制時還是依然故我,“恨命無怨天”!然而這正是阻斷一個民族追求人權與社會公義之致命傷,所以亟待改造。

1.天道師正乙派之影響

  做為台灣天師道之「正乙派」,可以說是提供台灣民間信仰司祭人員的一個重要教門。舉凡台灣民間的「神誕」與「建醮」(做醮),均要藉着此派的「道士團」來主持祭醮科儀,以和玉皇上帝以下的三界眾神打交道,祈求神明消災降福。人遇有喪事時,也得邀請道士從事「引魂」、「做旬」(做功德)、及「超渡亡靈」的法事。這派道士俗稱「烏頭司公」,即習有張天師符籙科儀的職業性道教祭司,他們並開張「道士壇」來招攬生意。就「正乙派」道士對民間善男信女的影響而言,一是「鬼神觀念」26,二是「現世功利主義」。雖然上述的兩種因素似乎與政治無關,其實則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以「鬼神觀念」而論,迄今「道教」仍然將天神、地祇、人鬼、物魅這些神鬼勢力建構於古代封建社會帝王政治背景的觀念上。視神鬼可以任意加諸於人間福祉或禍患,成功或失敗、順境或逆境、健康或疾病。從此人類唯有“順命”一途,至多也不過藉看道士法力來消災納福,取悅或至嚇阻鬼神免於加害而已。這樣的「鬼神觀念」對於台灣民間善男信女之影響所及,唯有加深了他們的「順民意識」。畢竟民間善信雖然生活於台灣這個標榜“民主政治”的社會中,只因他們的潛意識堜|存留“神鬼帝王”觀念(台灣的神明均稱王稱帝),從而阻滯了民主意識之培養,這點不得不加以留意。又因「道士」這種以宗教為職業的祭司,只知道為民間做法事賺錢,而不傳播「道教」的教義,終於教民間善信相信『有錢駛鬼會推磨』。質言之,即神鬼是可以藉着「道士」的法力加以驅使來服役人間的,只要人有錢召請「道士」作法,即可達到自己所想要達成之目的。此即形成台灣人個個都追求「功利主義」的直接原因。而這類「功利主義」及「獨善主義」非但養成台灣社會宗教人那種自私自利以及放任的宗教信仰態度,同時也導致『台灣人放尿搏沙會勿做伙』的不團結習性(當然也與族群分類信仰有關)。這樣看來,這種由鬼神觀念而來的潛意識封建順民思想以及現實的功利主義,非但影響台灣民間之善男信女不具“民主精神”及“民族意識”之涵養,也提不起他們關懷台灣前途及政治問題之興趣。

2.閭山派法師之影響

  台灣民間的「閭山派」教門,可以說是通俗道教所屬,也可以說是天師道的通俗化(因為使用天師道的部份符籙)。此派所衍生而出的流派為數不少,因而有『閭山十八教,教教不相同』的說法。在台灣常見之「閭山派」流派有:三奶派、法主公派、徐甲真人派、姜太公派、和王禪老祖派,其中以「三奶派」(主神是陳靖姑)與「法主公派」(主神是張聖者)最膾炙人口。在台灣民間所謂「紅頭法師」者,即「閭山派」之祭司。他們在作法時往往與民間的「童乩」搭配,所以和民間信仰最為接近。因為「紅頭法師」所學習的法事比不上「道士」,所以只做一些助人延生之小法。諸如:調五營、觀童乩、做法事、畫符、派藥、祭解等。根據筆者之觀察,時下台南市的「嶽帝廟」天天都有「紅頭法師」在那堸紫蛚W渡亡靈之法事,可見「道士」這類專業性法事也被他們取代了。論及「紅頭法師」對民間善信之影響,與「正乙派」道士一樣,不外「鬼神觀念」與天師道「功利主義」,也同樣影響他們獨善其身的心態,因而不懂關懷台灣社會之政治前途。另外,台灣民間眾神之原鄉都很「中國」,因此斯土的善男信女均響往中國進香。結果不但被共產中國所「統戰」,也使台灣的宗教人敵我不分,不知自己民族之危機當前,這點正是「神鬼觀念」之後遺症。

3.占驗派術士之影響

  台灣民間那種牢不可破的「命運天定」信仰,可以說是孔子這句『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的話所支持,卻由道教占驗派的術士(即算命仙、相命仙、卜卦仙、擇日師、風先生)所強化。原來台灣人相信『落土時,八字命』,也就是說,一個人誕生之“年、月、日、時”的甲子與性別等八個字,便是他一生的命運記錄。並且「命」是無法改變,只有「運」才能夠更改。又說,一個人的命運也記錄於面貌、手紋、骨格、名字,以至印章之上。甚至說,日子之吉凶與風水之坐向,也能夠左右個人與家庭之命運。而且人的命運前途可以用占卜之方法加以預測。台灣人有了這類命運觀之必然結果,民間自然出現了「算命」(四柱推命法、紫微斗數)、「相命」(手相、面相、摸骨相)、「卜卦」(鳥卦、米卦、金錢卦、龜卦、六壬時卦、)、「擇日」(吉日吉時之選擇)、「堪輿」(陽宅風水與陰宅風水)、「測字」(姓名與印章字畫之分析)等等法術,「術士」之輩也從此成為民問善信之命運顧問。事實上,人間之命運觀豈只是「命運天定」的信仰而已?絕對不是。就世界諸宗教的命運觀言,信仰業感緣起與輪迴說的「印度教」(Hinduism)、耆那教(Jainism)、及佛教(Buddhism)就主張「命運自造論」,即認為一個人的「命運」乃是由個人的行為(業)牽引“前世、今世、來世”的輪迴所造成的,不是天地神靈註定的。人要解除「命運」之桎梏,唯一的方法是節制情慾去修道與行道。強調造物主宰賦予人類自由意志的猶太教(Judaism)與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則信仰「命運自決論」,並且主張人間善惡之差別,乃是由人類自由意志的選擇與取向所造成,人間貧富不均之現象乃是由人的奮鬥與否以及國家的政策所決定。人類有足夠之自由去決定自己的前途,因為造物主是個“愛的神”,他絕對不是一位註定人命運好壞的“君”。

  那麼,「占驗派」術士所依據的「命運天定」信仰對台灣社會到底有什麼影饗呢?若要加以批判的話,這一傳統的命運觀的確與時下台灣社會的「脫序現象」(投機主義與功利主義之汜濫),以及台灣人那種「自私」、「怕死」、「愛面子」、「苦不起」、「奴才性」和「無公德心」之不健全心態有關。此一不良影響,明顯地壓抑台灣人的樂觀、進取、友愛、勤勞、及利他的天性,同時也教斯土斯民去做“政治宿命論”影響下的順民。下面的分析,便可明白上述之評語並非武斷。

(1)「命運天定」信仰之神觀,乃是建構於「帝王政治」之基礎上,就是相信上蒼如同古代的帝王一樣,有操人生死禍福與註定貧賤富貴大權27。民間所謂『生死禍福天註定』,『姻緣天註定,不是媒人腳賢行』,及『有子有子命,無子天註定』的俗語,即此一信仰之說明。這種暴君式的「命運天定論」之影響所及,即強化了台灣人的「順民意識」,以致影響台灣人的「民主」涵養,以及削弱對「人權」之尊重。由此見之,凡是信仰「命運天定」的社會,委實很難走向實質的政治民主化。因為它塑造了一種「政治宿命論」讓政府去利用與強迫庶民去遵循,從此教人不可隨便去反對代天行道之執政者(諸如「領袖不可污蔑」之論調),以致使公僕角色之政府反賓為主,任意壓制斯土真正主人之人民。

(2)神秘性濃厚的「命運天定」信仰,因必須依賴各種巫術去「算命」、「相命」、「占命」,以至為人「改運」與「補運」,自然促使占驗派術士這類命運顧問的生意興隆。相對地,卻鼓勵台灣人只顧關心一己的命運,而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前途與命運。問題是:愈是自覺「命底」不好的人,就愈喜愛算命,讓術士算算自己的「命底」何時才會出運。這種人萬一被術士斷言命格帶破,運途坎坷,往往因此而自暴自棄,消極人生!所以說,「算命」、「相命」、「占命」、「擇日」、「堪輿」的法術,實在影嚮台灣人之心理健康,也阻碍了社會之進步。事實上,個人命運之好壞乃決定於國格之有無、政治之明暗、人權有否伸張、社會有否公義,以及國家有否實施全民福利的條件上,而非“個人命底”之問題。人若住在一個長期處於非常時期戰爭狀態中的國家,就他的「命底」如何的好,也只是“難民”一個。因此可以說,「命運天定」信仰根本是一種落伍的宗教,為的是它助長台灣人的個人主義,忘記自己民族的苦難命運。

(3)台灣人那種追求「富」、「貴」、「財」、「子」、「壽」的功利主義風氣,亦與「命運天定」信仰有關。俗信人的「命」落土時就已決定難以更改,但是「運」則可以等待,也可以改變。此一觀念終於成為台灣人及其家庭一生用盡辦法去尋求「五福臨門」的根據,同時也養成台灣人那種「機會主義」、「愛面子」、及「苦不起」的習性。也就是說,一個人若窮其畢生之精力單單關心自己那種受制於「天定」之「命底」,以及「出運」的時間,他自然養成了一種只重追求“富、貴、財、子、壽”這些現實福祉的性格,而不懂去關心自己民族的命運與國家之前途。為求達到目的,什麼宗教上的迷信都會加以嚐試。從此也養成了自私自利和投機取巧的劣根性(以往人所瘋狂的「大家樂」與「六合彩」賭風可以為例)。由此可見。「命運天定」信仰影響下的台灣人之人生價值觀只以本身的「運途」為重,而不懂以自己民族之前途大業為重,這點委實令人悲嘆及省思!

三、健全宗教信仰之政治走向

  凡是偉大的宗教信仰,都能夠啟發宗教人正視人間的問題,從而指點宗教人去走積極人生與樂觀人生之大道。同時它也會教導宗教人如何去尊重人權,並培養宗教人去懷抱民主意識,因為宗教人究竟也是關懷政治的國家公民28。就後者的層次來說,「儒教」(國家儒教與教派儒教)、「佛教」(大乘宗派與通俗佛教)、「道教」(正乙派、閭山派、占驗派)與「民間信仰」這些台灣社會的傳統宗教,均明顯地表現出忽視政治關懷之缺失。如果它們有政治行為的話,也都被國民黨政客所利用,或與國民黨政權站在一起做它的擁護者而已。對於人權民主與社會公義問題之關懷,縱然有之,也只是個人的理想,至於教團本身則不敢過問。這點正顯示出:傳統信仰諸教門對於政治態度之無力感,也表現出它們之不健全。筆者不敢說台灣社會的傳統信仰全然沒有好處,而是指出它們對於政治關懷之消極態度這點。其實斯土的傳統信仰對於「台灣文化」之保存,及做為台灣人精神生活的寄託方面,的確有所貢獻,只是難以教人脫離古老的落伍習性,而導引宗教人進入現代世界的人權及自由民主的時代潮流。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台灣社會的傳統信仰仍舊受制於“帝王政治意識”(台灣人的眾神明均稱王、稱帝、稱后),因此難以培養出台灣人的民主思想,尊重人權、及社會公義的品質的話,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斯土斯民的劣根性?倘若台灣人因為信奉傳統宗教而因此塑造了自私、投機、功利、愛面子、苦不起、不團結、無功德心等等意識形態,應如何去改造台灣人這些心態上的根本缺失?針對這些問題,筆者的建議是「傳統信仰」之積極改造與更新,也即進行宗教改革一途29。筆者無意強調傳統信仰宗教人應拋棄原來的信仰去改宗另種宗教,藉以糾正上述行為上或心態上之缺失;但卻深信現代台灣人若要懷抱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公義的涵養,就應該勇於去改宗一種應世健全之宗教。為何這麼說呢?因為台灣社會的「傳統信仰」守舊性極強(聽聽『新例無設,舊例無滅』的俗語就可明白),要期待他們自動自發的進行宗教改革,雖然有其可能性,亦將是步調緩慢,跟不上時代而難以心靈改造。在此筆者擬做個主觀的建議,就是現代台灣人若要選擇一種足以兼善天下之應世宗教的話,至少「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教)應該是值得考慮的對象。其理由是:「基督宗教」是一神信仰,強調「神」是一位「父親」,(不是帝王)。因此人類是祂的子女,可以與祂交通與祈禱。「天父」為了愛這個缺憾的世界與有罪的人類,祂的「聖言」(道、Logos)在歷史的時間中成為一位「人格」,就是耶穌基督。這位“神的聖言”所化身的耶穌,終因宣揚「博愛福音」與「社會公義」的救世行動,被羅馬帝國殖民政府和自己的同胞所信奉的「猶太教」,用「叛亂犯」之罪名(即「猶太人的王」)處死於十字架上。三天之後突破死亡障碍從死奡_活,完成了以犧牲一己生命來挽回人類生命之救世大業。顯然的,「基督宗教」此一「人文化神觀」本身,已經是一種「民主意識」之啟迪。而「天父」通過耶穌基督降臨於人間,表達神願意救世與濟世的服務與犧牲之誠意行動,實在足以鼓勵人類去擺脫獨善其身的劣根性而走向兼善天下30

  就「基督宗教」的政治思想而言,可以從耶穌的教訓與行止看出來。也許,耶穌開始傳道時在故鄉拿撒勒會堂之「救世宣言」,可以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使命與政治態度:

  『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膏立我,揀選我,要我向貧窮的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者(指政治犯)得釋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並宣告主拯救祂的兒女的恩年。』(路加福音四:18-19

  這一段經文誠然已然已經指出「基督宗教」的政治態度,是與「窮人」、「殘障者」、「政治犯」、及「被統治者」站在一起的。並且努力使這些人受到公平待遇、人權受到尊重,獲得釋放與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說,時下台灣所有的基督教會若沒有從事這些努力,就有違它們的時代使命了。因為這正是「基督宗教」之重要政治倫理。

  世界上難得有一個宗教像「基督宗教」這樣以「十字架」這個悲劇性記號為教徽,若非耶穌基督這位天父聖子犧牲其上,用台灣人的標準言,它實在是個恐怖而可憎的記號,時下的中西婦女也不會以它為裝飾品。畢竟它是羅馬帝國極權政府用以處決政治犯的殘暴刑具。事實上,「基督宗教」以「十字架」為教徽之主旨,不但顯示它是個人性光輝之榮耀記號,也指出「基督宗教」是一個足以忍受迫害,並足以為社會公義「苦得起」的宗教。這種「苦得起」的涵養,正是時下台灣人最需要的一種品格。「基督宗教」於本質上是個以「行」證「信」的宗教,因其強調「博愛」(人際關係)與「公義」(事際關係),而「博愛」與「公義」均需要以基督徒的行動來付諸實踐,否則無法完成使命。這等於是說,「真理」是以行動去實踐出來的,不是宗教人去信出來。為此,耶穌特別向跟隨他的人強調要去做「世上的光」與「地上的鹽」來榮耀天父(馬太福音五:13-16)。這些教訓,足以培養宗教人兼善天下之胸懷,而此一「兼善天下」胸懷也是當今的台灣人最需要者,因為穩健之政治態度的確需要它。

  值得留意的是:「基督宗教」是個相當多元的教門。單單台灣社會便有一百個宗派以上。因此論及基督徒的政治態度時,也要注意教團的品質及政治走向。究竟並非所有的「基督宗教」教門都是聆聽耶穌基督的教訓。就一般的分類而言,「基督宗教」可有四個區分,即「教制基督教」(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宗派基督教」(Sectarian Christianity),「急進基督教」(Radical Christianity)與「類似基督教」(Quasi-Christianity)。「教制基督教」及「宗派基督教」雖然多元,有長老教會、天主教、信義會、聖公會、衛理公會、門諾會、浸信會,但立場正統穩健,具有宗派合一精神。「急進基督教」以聚會所(小羣),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與新約教會為典型,然因本位主義極強,反對宗派合一,故行止極端急進。「類似基督教」即所謂「異端」之基督教旁門,在台灣社會流傳者有耶蘇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摩門教)、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統一教)、及耶和華見證人(守望台)。在這麼多教門之中,最為關懷台灣人的前途命運與政治品質者,唯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此一教團,以及「天主教」及「聖教會」之部份人士而已。其餘若非與泛藍政黨走得非常接近,就是孤立於自己的小圈圈中與世無爭,或至極烈地公然反抗國民政府(後者作風以「新約教會」為例)。由此見之,並非所有「基督宗教」之教門都可以激發台灣人自主獨立的民主意識,畢竟尚有品質差別之分。

此外,高品質的「佛教」也有令人敬佩之處,它也培養出許多愛好自由、人權及社會公義之出家眾及佛教徒。就如一生為西藏獨立而奮鬥的達賴喇嘛(Dalai Lama),以及日治時代之佛教革命和尚林秋梧,都令人敬佩,他們所信奉之「佛教」也十分入世及應世,所走的政治關懷路線均屬於「菩薩道」(佛教的救世主思想)。無論如何,筆者深信唯有健全之宗教信仰才會有愛鄉土,關心人權與社會公義之政治態度。因此台灣人的宗教信仰之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它對宗教人政治態度之影響委實太大。台灣未來能否成為在國際上一個實質的獨立國家,當然也和台灣社會宗教人的政治態度有關。

 

 

 

附  註

 


1.就如印度教、猶太教、日本的神道教、中國的儒教與道教等等這些「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s),就都影響了猶太人、印度人、中國人、以及日本人的心態,以至他們的政治態度。因此,我們可以從一個民族之宗教信仰來觀察他們的政治態度。筆者認為亞洲民族迄今尚無「民主涵養」和「現代國家意識」,以至使國家難以民主化。

2.按猶太人於1948514日在巴力斯坦建立「以色列國」。

3.不管是伊斯蘭教集團國的石油政策或其恐怖主義的戰爭行為,均對於現代世界之政治與經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4.印度教支持下的四種姓即:「婆羅門族」(Brahmins)、「剎帝利族」(Kshytria)、「吠舍族」(Vaisha)、以及「首陀羅族」(Sudra)。前三族為祭司階級、武士階級、農工商階級,叫做「再生族」,即可參政亦可修道;後一族即奴隸階級,根本無參政權利,更為宗教所不救之殘民。此一「四種階級姓系統」形成於公元前七世紀亞利安人(Aryans)定居於垣河流域時代。

5.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本身,就是一位政治人物。他雖然流亡於印度,其言談尚能夠左右西藏政治形勢。

6.就前任「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六世(John Paul VI)對波蘭之影響當今「東方正教」對希臘與塞普魯斯之影響,「普世教聯」對非洲的金巴布威共和國之影響,均可以為例。

7.參照:董芳苑,《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台北:長青文化公司,1986年),頁319344

8.包括「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方正教」,以及「基督教」(即改革教會諸派),故以「基督宗教」(Christian Religion)稱之。

9.見:董芳苑,〈論「宗教」與「人生」〉,台灣神學院.『台灣神學論刊』第五期(19833月),頁2956

10.關於台灣的官建「孔廟」,最早興建者即明鄭時代鄭經於1665年(明永曆19年)創建的「台南孔子廟」,其次為建於清朝雍正4年(1726年)的「彰化孔子廟」。見:陳奇祿審查,《台灣地區第一級古蹟》,(二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741月),頁4962129142。又見:關山情編,《台灣古蹟全集》第三冊,(台北:戶外生活雜誌民國69年),頁168176,及同上書,第二冊,頁171173。戰後國民黨政府並分別於台中市與高雄市興建規模相當大的「孔子廟」。至於典型的國家「祭孔大典」,均於於928日「教師節」時於台北市孔子廟舉行。

11.這些「教派儒教」之教門,在台灣社會之所以能夠吸引知識份子的原因,一來是它們標榜「儒教」道德倫理及宗教大同主義。二來是扶乩降筆之神秘性,因為這種神啟性的預言遊戲往往被用來預知時局之變化。

12.時下流行台灣社會之各種《善書》,其主題不出於「教忠」、「教孝」,及如何「擁護政府」的萿伍言論。就以台中市「聖賢雜誌社」所發行的『聖賢』雜誌為例,過去蔣經國在世時差不多每一期都刊出蔣經國的「嘉言」。

13.董芳苑,《佛教》,台北:長青文化公司,1986年,頁123以下。

14.同上書,頁126128

15.同上書,頁5054。又見:高楠順次郎《佛教哲學要義》藍吉富譯,台北:正文書局,民國60年,頁1820

16.董芳苑《佛教》(前引書),頁127

17.參照: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63年,頁207209

18.小柳司氣太郎,《道教概說》,陳斌和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頁4243

19.董芳苑,《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增訂版,台北:長青文化公司,民國73年,頁140144,又見頁:163165

20.董芳苑,《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前引書),頁204205

21.參照:董芳苑,《信仰與習俗》,台南:人光出版社,1988年,頁8892

22.共產主義開山祖師馬克斯(Karl Marx,18181883)就視「宗教」為資本家利用來壓迫窮人的工具,是一種「麻醉品」(鴉片)。事實上被一國之政府所利用的宗教正是「鴉片中的鴉片」,而「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被宗教化的結果(它們都是世俗化之「類似宗教」),更是一種奴役人民與控制人民思想比鴉片更毒的海洛英(嘛啡)。參照:袁廷棟編著,《馬克斯哲學簡介與評價》,台中:光啟出版社,民國64年,頁127130

23.關於「一貫道」(天道)此一教門在台灣發展之情形,可參照:董芳苑,《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前引書),頁441以下。

24.「佛教」並非一種無抵抗主義的宗教,這點可由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表現看出來 see, Tong Fung-Wan,(董芳苑)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thical Dimensions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tr. by Georgine G. Caldewell in English,台灣神學院,『台灣神學論刊』,第七期(19853月),頁160161

25.見:李筱峯編,《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民國68年,乙書。

26.董芳苑,《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前引書),頁233以下。

27.董芳苑,《信仰與習俗》(前引書),頁8486

28.近代基督宗教所發展之政治神學架構,正可說明基督徒對政治關懷之投入。下列的書籍足以參考。此一「政治神學」之走向見之於:Paul Lehmann,The Transfiguration of Politics: Jesus Christ and the Question of Revolution, LondonSCM Press, 1974. Alistair Kee, ed., A Reader in Political Theology, LondonSCM Press, 1978. Jurgen Moltmann, The Experiment Hope, ed. tr. by M. Douglas Meeks, LondonSCM Press, 1975. and Charles Elliott & Others, Christian Faith and Political Hopes A Reply to E. R. Norman, London Epworth Press,1979.

29.台灣人權促進會發起人陳永興醫師於《拯救台灣人的心靈》乙書,有提出與筆者同樣的看法。見:陳永興,《拯救台灣人的心靈》,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145147

30.同上書,頁75以下。及頁148以下。

 

註:本文發表於1988年「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收錄於該會論文集pp.58-85,係由「北美洲人權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於198971日出版。2006410日,筆者重新修改及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