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的公民責任

董芳苑

　　前些日子，花蓮著名的女尼釋證嚴法師曾經要求「慈濟醫院」以及「慈濟醫學院」的所有員工簽下不問「政治」的契約書，以致引起前民進黨花蓮縣長候選人陳水興醫師舉辦一場記者招待會給予抗議這件事。其實，證嚴法師的作風正代表著台灣社會絕大多數宗教人的想法，以為「宗教團體」不問政治才能夠遠離是非，何況執政當局的國民黨政權更強調政教分離。現在的問題是：民主政治社會的「宗教人」，也是理所當然的「政治人」。固然政教應該分立，民主社會宗教人事實上都無法擺脫政治生活，至少「投票選舉」的行為就是他的公民責任之一。誰都知道，民主國家真正的主人是「公民」而非「政府」，上至總統下至軍公教人員都是由人民的稅金所雇用。何況國民黨版的「老憲法」明示政府具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而所有公民也具備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四權。因此，政教分立可以說，若是說具有公民權的宗教人要遠離政治是非以外，這未免無知於自己的公民責任了，同時也曝露了宗教人的民主幼稚病。

　　台灣社會宗教人忽略自己的公民責任，顯然地與政府主導的「公民教育」以及「宗教信仰」有所關係。就公民教育來說，國民黨的教育部先是攏斷培殖師資的師範教育，再以儒家思想掛帥去編訂一套忠孝節義的教材。所謂禮義廉恥「四維」，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的公民教育，和孤行獨市的「三民主義」與「國父遺教」政治教條，終於窒息了民主政治所賦予公民之自主性。再加上各級學校大門入口所豎立的孫中山和蔣中正銅像，亦將單純的學子導入「新皇帝崇拜」的陰影中。大家因此認為「忠黨」等於是「愛國」，「黨歌」也相等於「國歌」了。如此之公民教育迄今沒有改變，就其對台灣社會宗教人的影響可想而知！吾輩宗教人應該領會孔夫子是帝制時代的封建人教育家，他的政治哲學與現代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在此民主政治的社會，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翁。所以公民教育的內容不再是「教忠」而是「責任」，惟有「責任公民」與「責任政府」，才會有健全的民主國家，否則「民主」僅僅是一種口號而已。

　　至於宗教信仰，的確也影響宗教人的公民責任取向。就像民間儒教的鸞堂、一貫道、天德教、紅卍字會道院、天帝教等教門，習慣以著作「善書」教化社會大眾，而其中「勸善」的內容不出於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因此教人永遠做乖乖牌的順民，藉以潔身自保，相對的卻抵消了公民責任。事實上，台灣社會的儒教、道教、民間宗教這些傳統教門，以及佛教的各宗門，亦突顯他們兩種「宿命論」去影響宗教人的公民責任，那就是「命運天定宿命論」及「業惑因果宿命論」。屬於傳統教門的命運天定宿命觀，影響台灣社會的宗教人非常留意個人一生之命運。他們並且受制於算命師、相命師、擇日師、地理師、與八卦師等這些命運顧問的指點與左右，只知道關心自己命運之安危，絕對不會去關心他所賴以生存的鄉土台灣的未來將會如何。並且台灣宗教人那種功利主義、面子主義、及其極自私又苦不起的劣根性，均教他忘掉自己的公民責任。至於類屬佛教宗門的業惑因果宿命論，同樣影響宗教人的生活態度以至其價值觀。佛家既然相信「前世因」決定「今世果」，今世行為所種的因會決定來世的生命模式，就必然傾向於積功果與自我修持，以至看破世情皈依三寶。嚴格來說，傳統的三寶弟子對於民主政治的「公民責任」，自然會被視為一種影響因果業報的「無明」與「我執」。而民主理念的「抗爭運動」可能被視為一種「惡業」，從此抵消了佛家的公民責任。不過台灣的佛教界人士有兩種極端的走向，一派是與國民黨政權走得很近、諸如悟明法師、星雲法師、及明光法師（國代）等人。另一派則以入世主義的菩薩行願為職志，勇敢從事民主抗爭運動，就像昭慧法師、淨耀法師、及萬佛會人士為其典型代表。由此足見，時下台灣革新派佛教人士，已經懂得實踐宗教人的公民責任了，如此走向真值得鼓勵。

　　宗教人在台灣社會佔人口之大半，為此，他們不能只偏執於傳統教條而走向獨善其身，反而應該走出傳統教條，留意自己的公民責任去兼善天下。畢竟台灣前途之安危需要吾輩宗教人去關心，以至參與奮鬥的。凡是偉大的宗教必然認同民主、自由、與公義的真理，也會努力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他們的宗教人知道以犧牲小我之精神去實踐其「主權在民」的公民責任，為台灣前途之美麗遠景而奮鬥不懈。這次「反核四抗爭運動」大家都看到台灣的媽祖婆、王爺公、與土地公均參與示威行列，牧師與佛教的出家眾也攜手邁向抗爭路途，我們不但從中領略到宗教人的覺醒，更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在於宗教人「公民責任」之實踐。

                                本文發表於1994年8月31日

                               　  「自由時報」第六頁：

                                　 『台灣教授協會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