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語在台灣的推行

右尼武斯牧師對大員島居民朝向荷蘭化有具體的意見,就是推展荷蘭語為一般學校用語,為達成此目標必需在大員自設一印刷廠,以便教務及荷蘭語的同時推廣。福爾摩沙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彼此相異性大無法溝通,在無共同的語言下若以荷蘭語來為共通語,福爾摩沙人必會習慣使用荷蘭語文。
一六四四年,Van Diemen極力向上級強烈表達此意見,並認為「減少在福爾摩沙的學校中使用方言的種類至二種最多三種,用這方法消滅方言,最後達成在學校僅使用荷蘭語,假以時日全福爾摩沙人將會是使用荷語文。」
一六四八年二月,宗教評議會決議立即在蕭?、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麻豆、大武?、Duroc、Tilocen開始教育荷蘭語。三月,在華武壟社也依荷蘭化的原則推行,由Jacobus Vertrecht負責。在教授荷蘭語方面執行十分順暢,因而對荷蘭文書籍有更大的需求,是年有很多新港人向荷人教師、牧師要求擁有一個荷蘭化的名字並使用之,這是一種自動自發的行為。又這些新港人彼此相約在禮拜日時穿著荷蘭人的服裝,對違約的人亦自訂有少量金錢的罰則。荷人深深以為荷蘭語的推行成功。宗教評議會也認為在福爾摩沙將有美好的將來,福爾摩沙人又擁有好的記憶力,對荷語的學習有讓人驚奇的進步。
八年後,有許多傳教士如Leonardis、Ampsing、Cruijff、Hambroeck等,更更進一步推動荷蘭化,就是對年長者也希望加以實施。當時的台灣的第十一任長官凱撒親自聆聽教士們的意見,同時也注意到全民實施荷蘭化是否會影響到基督教發展,反而成為絆腳石。次年(一六五七年)又有Maetsuycker提出反對全民實施荷蘭化,雖然如此,荷蘭語在蕭?、新港等的學校教育中已成了主要語言。
有關荷蘭化的另一項利器是荷蘭文的教育書本,在數年間,從巴達維亞轉寄來由右尼武斯牧師所寫的A-B-C讀本,及其他基督教書籍。但在福爾摩沙的傳教士一直向荷蘭本國阿姆斯特丹教務會的十七位董事爭取在大員自設印刷廠。因在大員無足夠的書藉,所以教育的方法是用背誦,由教師以口授自製的教材,學生必需強記,上課一週後必需有二、三週的重覆背誦。運用此法的弊端是記憶與時間成反比,也就是離背誦時間愈久,能記住的就愈少,一段時間後又需重新來。另一問題是教材內容及觀念因教師、牧師的更換而變更,使得學生無所適從。若在大員設立小印刷廠,只要一組二手鉛字及少量的工具,費用少,況且書籍印刷費用將可從出售中得到回報。設立小印刷廠的另一優點是可以減少一半的荷蘭教師。但這些建議得不到十七位董事的贊同,其理由是在巴達維亞都沒有這樣的印刷廠,若要設立一定也要從巴達維亞優先考慮。
第十任長官費爾勃格對在福爾摩沙的教育形容為「有若鸚鵡學話一般,只懂重覆,不知意義」。早期的傳教師以簡單易了解的問答來教育學生,得到輝煌的成績。但三十年後的教育有了顯著的區別,繼任的教師不持續前人的工作,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新的方法來教導,使舊有的系統中斷,福爾摩沙的基督教化也無法真正結果。費爾勃格除了批評外,也提出了幾點建議:
1. 大員宗教評議會與巴達維亞必須相互溝通,找尋並建立一套適合福爾摩沙的教學課程。確定後經政府當局的認可頒佈實施,以後的傳教師將遵循此課程一貫的教學。
2. 傳教師必需注重偏遠及小的地區,如在華武瓏、Takais,在九年的傳教後尚無一人受洗。
3. 原住民教師的問題,是否他們有資格來教育學生呢?有許多虐待學生的案子,政務官員無法插手來管理因原住民教師僅對傳教士負責。因而建議應將教師置於於公司權威的管理之下。
4. 對不參加學校的懲罰,目前是罰鍰一張鹿皮,太貴了,窮人負擔不起以致無法生活。用強制方法來迫使人民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是錯誤的,這種「埃及式」的枷鎖必須馬上解除。
5. 提高傳教士的待遇至相當程度,但必須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義務。

一六五八年,行政當局贊成在蕭?建立一所學校,訓練三十位福爾摩沙青年為神學生,同時要求房屋用竹子建造不用石磚,建造費要低。這所學校在二年後被摧毀。
福爾摩沙有5,400人改信基督教,又以基督教儀式結婚的有一千對。學童:新港社45人、目加溜灣社87人、蕭?社130人、麻豆社140人,大目降社38人。土蕃也學荷語,不但能讀歐文的蕃語教典、書籍,還能書寫日常的信函。
這樣,荷蘭人的牧師傳教是北至諸羅(今之嘉義)、半線(今之彰化),南至瑯矯(今之恆春),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

荷蘭人牧師為了傳教,以羅馬字拚音法來翻譯聖經、祈禱文、十誡、問答書等基督教教義書,或者以原住民語言著作教科書,或者編纂語言辭典等,其內容和數目相當可觀。其中,著名的有Jac. Vertrecht譯Favorlangh語言基督教教材及說教書,Gibertus Happrt著「Fovorlangh語辭典」,Utrecht稿本「Sideia語語彙」,Daniel Gravius譯「Sideia語馬太傳」等。這些書本,現已成為台灣寶貴的文化財產。這些以羅馬字拚音的原住民語的書本和字典,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有何連繫?這點,現在已無法可考。但是根據下述的「教冊仔」或「新港文書」,或許可以想像,當時由荷蘭傳教師所做的教化工作,在原住民的實際生活中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再者,清朝周鐘暄修「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云:「習紅毛字,橫書為行,自左而右,字與古蝸篆相彷彿,能書者,令掌官司符檄課後役目,謂之教冊仔」。所謂「教冊仔」就是學羅馬字而能讀寫的原住民。據聞,清朝據台之後,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田契等文書,皆為教冊仔所寫,一直到了日本佔領台灣後才終止。由於這些教冊仔以羅馬字拼音所寫的原住民語和漢字對照的契文曾在新港被發現,所以,後來的學者把這些文書稱為「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這確是原住民所留下的空前絕後的寶貴遺產。後來,漢人想同化原住民,日本人也以教授日本語做為教化原住民的起步,但是始終無法使他們放棄自己的語言。

巴連泰(Jacob Valentijn)於一六八九年(順治八年)的台灣中南部巡視報告書云:「教化成績最高之番社,達住民的80%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其中40%相當能理解其所學的教義。」又在清代黃叔璥著「台海使槎錄」云:「新港、蕭?、麻豆、大武?、南社、灣裡以至東螺、西螺、馬芝遴……門繪紅毛人像」。從此可以想像到基督巳傳播至各地,信者畫耶穌像或使徒像於門扉為敬。
荷蘭人對於原住民所施展的教化工作,可以說是遠超過西歐人宗教家在非洲所做的傳教工作。可是,由於這種傳教工作,始終和殖民地統治者的血腥戮殺併行,所以統治結束後,其功效竟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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