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廖明麗：王敏昌和我先夫的冤屈

聽到王敏昌博士去世的消息，我非常悲慟，寫了篇悼文（悼王敏昌：你有生之年背負冤屈），托人在追思會上代讀。那裡面我提到，「敏昌是個重感情而且負責任的丈夫，慈祥的父親，隨和的好同事，更是一位充滿智慧，工作認真，誠誠實實的科學研究員。但就因為你的忠厚老實，才被那位狡猾的同事給絆了一跤，使你有生之年背負冤屈，如今你歸主活在神愛的懷裡，神必為你申冤屈。」

早在2009年《美洲台灣日報》對王敏昌的專訪報導中就提到，王敏昌曾受過「不公正對待」，明明是他發明的前列腺癌早期檢驗方式PSA，卻被他的上司搶功，受到欺負。這次的追思會和悼念文章等，也提到這一點。那麼這個「上司」是誰？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個上司，因為我的先夫李清利博士（Dr. Ching-Li Lee）也被這個上司欺負，憋氣冤屈，在49歲的英年就去世了。

今天，在先夫去世21年之後，他的同事好友，也是非常有才華的科學家王敏昌博士也離去，我覺得應該寫出他們兩位當年受到的不公對待，他們的英靈催促我把這寃屈的真相向世人說明白。

當年我先生李清利和王敏昌都在位於紐約上州水牛城（Buffalo）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做研究。他們工作的那個實驗室主任是也來自台灣的朱燦銘（T. Ming Chu）。我們和敏昌夫婦都來自台灣，兩家先生是科研同事，性情又相投，所以成為朋友，敏昌夫婦好客慷慨，常開放他們的家，讓鄉親們聚會。

由於是科研同事，我先生非常清楚PSA是王敏昌發明的。王博士用自己的智慧、學問與精湛的技術，加上不眠不休的辛苦努力，還有真誠執意的研究精神，研發出來這個造福人類的醫學成果。

但這項發明卻被系主任朱燦銘搶功，他不僅沾邊掛名，甚至敲鑼打鼓地大肆宣揚說他是第一位研發PSA成功的人，而經常故意不提真正寒窗苦熬、辛苦發明PSA的王敏昌的名字。

這件事我所以會這麼清楚，因為我先生李清利博士也跟王敏昌博士一樣，在朱燦銘自私、又好奪名搶功的行為下，成為被犧牲的羔羊。請你耐心地聽我細說慢道，你就可以用你聰明又公正的心做個公道判斷。

我先夫李清利博士是在台灣新港一個純樸的小鎮出生長大的鄉下人，一向待人誠懇，忠厚老實，做事認真，做實驗更是一板一眼，不可有差錯，更不能騙人。

李清利畢業於台灣中興大學農化系，後來考入美國密西根州在底特律城的維恩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跟該校著名的科學家阿塔斯博士（Dr. Atassi）學生物化學，得到博士學位之後，在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城的Mayo Clinic（一所世界有名的醫院）做了两年的博士後研究。

1976年我家大兒要出世。我先生是個有責任感的父親，覺得不能再做博士後，叫兒子過不穩定的生活，於是開始找別的工作。1976年底我先生還在Mayo Clinic做研究工作時，朱燦銘從別處得知我先生的才能，自己打電話來招李清利到他的水牛城實驗室工作。

我先生李清利博士是一位相當有研究成就的科學家：1982年獲得雷根總統頒發的「最佳青年研究癌症獎」；1984年入選「紐約州學術科學獎」，後還被選入《世界名人錄》；1986年美國人類科學會（AMWS）還給李清利頒發了「物理和生物科學特殊貢獻獎」。

當我們一家離開Mayo Clinic的時候，那位曾指導清利獲得博士學位，後來也轉到這家醫院主持實驗室的資深教授阿塔斯博士請我們去他家吃飯。阿塔斯博士對我說「明麗，你知道嗎？世界上只有很少出色的科學研究員，你的先生是這極少出色的研究員之一。」我說：「我知道。」

但我當時不知道的是，我們離開這位欣賞清利才華的美國科學家所在的醫院，來到水牛城那個一流癌症研究所屬下的朱燦銘的實驗室之後，在14年的經歷中，竟有無數的屈辱、被欺和悲苦記憶。

當時我先生已有其它兩個工作單位要聘請他。一個是位在紐約市的「史隆凱特林癌症研究醫院」，當時也是數一數二的有名癌症研究醫院。另一個是在加州一所大學的研究院。為什麼李清利放棄前面兩個好職位不去，卻到朱燦銘這個小小的實驗室呢？我先生告訴我說「朱燦銘在電話上跟我說英語，但是我聽他的口音，我猜他是台灣人。我選擇去他那裡，因為都是台灣人好溝通，可以互相照顧。」

1977年7月，我們一家三口，帶著興奮的心情，充滿了新的希望來到了水牛城。但不久就發現朱燦銘是個「只會吃蕃薯的豬」，也就是只敢欺壓台灣自己人，對待美國同事卻巴結奉迎。記得有一天我先生下班回家對我說「朱燦銘今天告訴我和王敏昌不許在這個實驗室講台灣話。你看朱是不是台灣人？」

王敏昌和李清利在朱燦銘這個領班下在這小小的實驗室裡工作，就像「綿羊」任其宰割，強奪，剝削。發表的實驗成果都要掛朱燦銘的大名，不管朱有沒有做過這個實驗；即使做實驗的經費是從王、李自己申請的研究經費「grant」做出來的成果，朱也要爭排名在先或在後，要是參與研究的人多了，朱也強要排名在中間。這些都可從我先生發表出來的38篇研究文獻裡看出來，很多篇都有朱的大名掛在上面。

悼念王敏昌博士又回憶先夫生前在朱燦銘的欺負下工作14年，受氣又委屈，辛辛苦苦做實驗研究出來的成果要被朱侵占，發表的文獻要被朱掛名，想起這些往事，真是讓人心酸痛苦。

先夫生前做實驗的辛勞，我不說你絕對想像不到。他白天上正常班，有時晚上半夜三更還要冒著水牛城的風雪，開車30英里（當時我家住郊外）去實驗室觀察細胞的成長過程，測量結果，做筆記。要是成果不合理想，就要一次又一次的重做，這樣年復一年，日又一日，從不間斷。先夫因心臟不好，曾經2次開刀裝pacemaker。每次都是住院3天，出院後第二天馬上去上班。先夫記掛他的實驗比他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我先生在Mayo Clinic工作時，就檢查出心臟瓣膜不好了。可是我先生到了朱的實驗室裡，不顧自己心臟弱，還是馬不停蹄，晝夜不休，任勞任怨地做實驗，盼能研究出尖端醫學科技，使癌症病者及早得到醫治。萬萬沒料到，我先生做實驗很快樂，只是要防朱燦銘處處要掛名搶文獻（paper），真比做實驗還難。大家都知道出版研究文獻是研究人員的關鍵，出版不了文獻，也就沒有了飯碗。

大約在1980年前後，朱燦銘去台灣賣人情，接收了一位研究生林明豐來美國念博士班，但朱燦銘只會想，只會講，卻沒有做實驗的技術和能力，就叫李清利用自己的研究經費給林明豐獎學金，我先生兢兢業業教林明豐得到博士學位後，結果朱燦銘卻成了林明豐的「指導教授」，李清利則字頭無姓，字尾無名。但卻是我先生去參加林明豐的博士論文口試，為這位學生主持答辯。不信，請你去問林明豐本人「誰是他真正的指導教授？誰是掛名的？」要是林明豐害怕朱燦銘不敢說實話承認李清利是真正扶養他（給獎學金）、教導他得到博士學位的人那就未免太忘恩負義了。

1991年初我先生指導的兩位博士班研究生準備畢業，要發表論文，朱燦銘說是要先拿去「修改英文」才能送到文社發表。當我先生拿回這篇論文，發現李清利的名字又被暗中掉換了位置。我先生去跟朱燦銘理論，朱不理睬。我先生去叫秘書改回來，秘書不肯改，說她拿朱燦銘的錢就要照朱的意思做事。那天我先生下班回來，不吃，也不動，全身緊張僵硬，對我說「我這口氣如果不跟朱燦銘扯清楚，我會跟朱打起來。」我先生本來心臟就弱，被朱這一招，氣的更不得了。我打電話請二哥安慰他，晚上我們同心禱告，求主耶穌幫清利度過這個難關。過了幾個禮拜，我先生回家對我說「今天我很高興，因為朱篡位奪名的那篇文獻（paper）被文社退回來了。上帝真有聽我禱告，這樣我就可以重新編寫，送去會欣賞我們研究成果的文社。後來這篇paper被發表出來。

我對先生說「你就不要給朱掛名，不就得了。」我先生說「那我做實驗需要人體細胞，人體薄膜，老鼠，兔子……等等研究材料，就別想叫朱簽名。朱不簽名，我的實驗也別想做下去，只能卷鋪蓋走路了。」朱燦銘雖然只是這個小實驗室的主任，可是權力大，有靠山，手操生殺大權，小民拿他沒辦法。

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朱燦銘無能做研究實驗。有一天王敏昌跟我的先生和我一起在聊天，談到PSA獲得專利之後，有其它研究機構指責PSA有問題，要到法庭去受質詢。朱燦銘自稱是PSA的第一號發明人，卻不敢一個人自己去上庭，硬要王敏昌出面與反方對質。

王敏昌說「我非常痛恨朱燦銘的為人和騙術，一輩子不要再見朱的面，不想去上庭，但是為了PSA的前途只好忍痛出面答質。」王敏昌心中明白，假如他不出面對答，朱一人絕對應付不了局面。所以王敏昌出庭答辯，最後贏了，PSA才能保持價值，繼續應用到今天，明天，以至未來很多年……

當時我先生也準備離開這個實驗室，不再受朱燦銘的氣，但是所以一直遲遲沒走，因為他當時帶了兩個博士研究生，一個是印尼的阿敏.喬塔（Amin Tjota），另一個是韓國僑生李韓洙（Hansoo Lee），清利為他的學生的學業前途用心良苦，想到自己一離開這個實驗室，這兩位研究生論文未完成，他們的實驗論文就要重新做。我先生指導這兩個學生四年有餘，處處為這兩位學生著想，給他們獎學金，教他們研究技術，甚至出錢送他們到外州別的實驗室去學不同的技術。那年四月，這兩位學生終於完成學業，我先生就開始準備轉系，結果五月初六那天半夜心臟病突發，來不及送醫就斷氣。

當天一大早，沒料到朱燦銘出現在我家門口，我一開門，朱第一句話就問「聽說Dr. Lee死了，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朱連一句寒喧慰問的話都沒說，扭頭就走了。天下竟有這種無情無義的事，我先生在他實驗室工作了14年！就是不認識的美國醫護人員來，也會至少禮貌地對逝者家屬說句悼念慰問的話吧？

過了二、三個小時，有人從我先生的實驗室打電話給我，說「朱燦銘到李清利的實驗室裡，把李先生的實驗成品從冰箱都偷走了，也把李先生辦公室裡的個人研究實驗的筆記本全盜走了，你要想辦法阻止朱的行為。」

這是怎麼回事？我先生剛斷氣，就有人來盜竊他的東西。我先生屍體未寒，我緊張慌亂，這裡無親無戚，找誰來幫忙？我趕緊打電話給「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去找人幫忙保衛我先生的實驗成品和重要筆記。有一位安全人員來聽電話，他說要把我先生的實驗室鎖住不給人進去。他問我要防的賊是誰？我說是朱燦銘。這人說「別人我能防止，朱我可阻不了。」

後來我去研究所，向院方主管要我先生的這些實驗品和個人研究筆記等，有位卡爾博士（Dr. Karr）出來見我。卡爾問我： 「你是不是學這行的？」我說「不是。」（我本人是中文系畢業的）卡爾則說「那我們不能把這些東西給你。」我想我是亡者的家屬若不能擁有遺物，總可以過目吧，怎麼我先生的實驗室裡贵重的遺物在家屬來以前全被盜空？

後來總算有一天研究所的人打來電話，叫我去清理我先生辦公室裡的遺物。可是到那裡一看，什麼重要東西都不見了，我先生的親手筆記都被盜走了，實驗室冰箱裡的重要實驗成品也都不翼而飛了。我知道清利研發出來的東西叫hybridoma、MCA-R1，是他們人人要搶的東西，有人搶先一步把這些貴重品占為己有。至今21年了，一直下落不明！

我當時舉目無親，根本無法跟有權勢的朱燦銘理論。我找我先生的那兩個學生，其中那個韓國僑生李韓洙是我先生很疼愛的，總誇贊韓洙聰明認真又肯學，並提供資金送他到別的州不同的實驗室去學新技術。我先夫剛剛過世，實驗室又遭劫，我打電話給韓洙請他出面為我作證分辨什麼是重要的實驗成品，李韓洙怕得罪朱燦銘，不敢出面幫我。世態嚴涼到了這種地步，心痛！心痛！要到幾時休。

我先生在朱燦銘的實驗室做研究14年，我家跟朱燦銘家同在一個小城，只隔幾條街，可是，先生去世，朱燦銘不僅沒有主持任何追思活動，甚至都沒給我打過一個慰問電話，更別說到家裡來關照一下。即使在先夫葬禮上，他都沒跟我打招呼，更沒致任何悼辭，還背對著我先夫的棺材與人聊天。朱的為人絕情到如此地步，真是天下難尋！

我先夫的葬禮之後不久，先夫的另一個學生阿敏.喬塔來我家按門鈴，他站在門口，開口就問我，「要不要出錢去告朱燦銘，才能把你先生生前的血汗結晶拿回來」。但當時沒有去告，因為很快發現，阿敏.喬塔的目的是想得到我先生那些實驗成果，而不是真的要主持正義。

先夫去世的同年暑天，我在當地超市買菜，無意間碰到朱燦銘也在那裡，朱走近我說：「你的先生研究成功的實驗作品，可以去申請專利，要是專利申請到了，價值可達幾百萬，你要不要去申請專利？但是申請專利要花很多錢和很長的時間。」

我心想我先生的貴重品都可能被你姓朱的拿走了，你現在就在菜場隨便問我要不要去申請專利，這不是在說廢話嗎？瞑瞑中先夫在提醒我，要離開這隻「狼」越遠越好。

大約過了一年多，研究所來電話，叫我去取回先夫的遺物。我到了那裡，看到的不是我先夫的筆記，也不是人人搶著要的hybridoma、MCA-R1或marker，或是其它的研究成品，只是三個大紙箱，裡面都是影印的清利曾發表過的醫學文獻和普通資料，沒有我先生的親手筆記和研究成品等等东西。

那麼我先生的那些重要實驗成果都被誰偷走、占有了？我使用「偷走」這個詞，是朱燦銘曾经承認的。先生去世後，加州的廖博士（Dr. Shuen k Liao，跟我先生有實驗合作）來信，希望取回曾放在我先生實驗室冰箱裡的一些antibody等等东西，朱燦銘給他回的英文信上說：「all prostate tissue blocks disappeared or were stolen from late Dr. Lee's freezer some time last week」（李清利博士實驗冰箱裡的所有前列腺研究成品等上個星期時都不見或被偷走了）。

如果不是朱燦銘本人「偷走」的，那麼他作為實驗室主任，為什麼當時不報警？為什麼不主持調查？為什麼研究所的安全人員早已鎖住了我先夫的實驗室不准人進去,怎麼東西這麼容易被偷走?

更蹊蹺的是，1991年9月25日朱燦銘在回廖博士這封信，說我先生李清利實驗室冰箱裡的研究成品「都不見或被偷走了」，第二天（9月26）就又給我先夫的那位印尼學生阿敏.喬塔寫了信，叮囑他把MCA-R1和antibody的原始資料和筆記本都要保存好，而且不經過朱燦銘這個部門的同意，不可隨便給人，尤其是工業機構的要求，更不能給。從朱寫給阿敏的信中可以看出是為了將來他們申請專利時，可以偷天換日，使阿敏成為MCA-R1主要的研發人，而不是李清利博士。這兩封英文信（copy）我都保存至今。那麼他們是不是合夥盜走了我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們後來是不是去申請了專利？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

從此以後這些人在我一家人的生活圈內，完完全全消失。聽說我先夫過世後不久，朱燦銘去領了個什麼最高榮譽研究獎，一兩年後朱「提早退休」就把他那個因發明PSA而揚名世界的實驗室給永遠關掉了。

如果朱燦銘真是他自己所宣稱的發表了300篇文獻的PSA發明者，如果他真的有做實驗的技術和創造發明的才能也有對研究醫學科技的精神，怎麼人會「提早退休」「關掉實驗室」呢？是不是因為具有真正科學研究發明能力的王敏昌博士離開了，同樣有研究才華和成果的李清利博士去世了，沒有人再給他「拉磨」當驢使了，他再也沒有機會在別人的學術論文上掛名，自己又無實驗能力，無法搶功撈名，只得偃旗息鼓，早早退休回家，閉門（但不思過）了呢？

王敏昌那年因與朱燦銘有爭執，我猜是為PSA不平之故吧，王被朱逼迫失業，一時無處謀生，先在我先生的實驗室做短期研究員，我先生用他的研究經費grant給王敏昌博士支薪，暫時保住他一家人的生計。

還好那時王敏昌早離開朱燦銘的實驗室，不用再在朱的手下受氣，才能多活了二十幾年。而我先生李清利在朱燦銘的實驗室裡苦熬受氣了十幾年，正當年輕有成就時就被活活氣死，那年他才49歲，拋下我們孤兒寡母，那時我們的大兒子14歲，二兒12歲，女兒8歲。我帶著三個孩子，無依無靠，艱難度日。那是不堪回首的痛心！

正如王敏昌博士發明PSA得到專利的榮譽，我的先夫在科學研究上也受到許多表揚。兩位真正為科學作出貢獻的研究員，竟然在朱燦銘的欺負下，一個王博士早早被朱璨铭斷送了做研究實驗的前途，一個李博士，在鞠躬盡瘁，立志於研究科學，正當年輕有為作出成就時，被朱燦銘奪名篡位，一氣再氣，終於氣得一命嗚呼。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生，如果這兩個人能再多做二十幾年的研究實驗工作，那不知還會研發出多少尖端醫學技術，挽救多少癌症病人。這兩位科學之星的隕落，不只是王、李兩家的損失，更是天下千萬癌症病人的遺憾！

王敏昌和李清利生前受朱燦銘折磨，如今含冤九泉，不能瞑目，陰魂不散日夜繚繞在朱燦銘身邊，四隻明銳的眼睛盯著朱燦銘看，直到朱把實情吐出，還我公道來。

2012年8月25日於水牛城

李廖明麗email：whathappenin199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