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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台灣-回憶錄(第1-14集)13.民進黨中常委14.立法院

[轉載自:顧台灣--蔡同榮---回憶?

[台灣海外網]於2009-12-11 00:42:17上傳[]

 


第1節




圳頭祭神 詞曲:鄭智仁 天頂的神阿 請汝保庇 這塊土地 風調雨顺天頂的神阿 請汝保庇 這塊土地 五穀豐收天頂的神阿 請汝保庇 這塊土地 國泰民安神阿 神阿 神阿請汝保庇 平平安安 引水入田神阿 神阿 神阿請汝保庇 歡歡喜喜 引水入田謝天 謝地 謝祖先 曲目解說 敬拜天地,謝神、謝祖先是一般民間祭典的重要儀式。透過虔誠莊嚴 的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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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水祭 詞曲:鄭智仁 獨吟:濁水溪的水從這天頂來 溪水內面有祖先的血汗 濁水溪的水從這天頂來 溪水內面有祖先的血汗 跑啊 跑啊 水來呀 跑啊 跑啊 水來呀 跑啊 跑啊 水來呀 跑啊 跑啊 水來呀 濁水溪的水從這天頂來 溪水內面有祖先的血汗 一山過了一山擱一山 養飼萬物養飼阮大漢 濁水溪的水從這天頂來 溪水內面有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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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台灣--蔡同榮---回憶錄(#1集)

自序

 

這本書可說是我的自傳,主要目的是要讓人了解我。自從大學畢業後,居住在美國的時間遠比台灣長;在美國時,還被台灣列為黑名單,島內的人比較沒有機會認識我。

   1990年,我出版「我要回去」,也是我的自傳。但是這本書,只談到我由美國回台前發生的事情,可說是「我的前半生」。

看過「我要回去」的朋友都說:書的內容太枯燥,好像是「工作報告」。因此,本書儘量加些花絮及情感的描述。並且,第一章,先談論「我的生活」:運動、食、衣、住及家庭生活,也使書輕鬆一點。

    有人建議:這本書應只寫由美國回來台灣後發生的事,以前的事,就請看「我要回去」。但我想,要了解我,願意看這一本書,已感激不盡了,豈敢再請人去看另一本書?因此,我儘量縮短「我要回去」,由200頁改為100頁,加入這本「顧台灣」新書。

    報告我在美國的活動,有助於對我的了解,但是要真正了解我,還是得以我目前的言行為主。所以我要盡全力寫出目前的所作所為,並且讓大家了解我對未來台灣的看法:要把台灣帶往那個方向。

     20年來,我在台灣的主要工作可區分為5項:推動公民投票、創立民視、擔任立法委員、民進黨中常委、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

   推動公民投票。為什麼我由台灣獨立的倡導者轉變為公民投票的推動者?1971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在公報內美國「認知」:「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9年,美國依據「上海公報」與中國建交,而與台灣斷交。

雖然美國僅「認知」,不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對於我們欲推動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台獨運動,多少造成困擾,遂想用公投來取代台獨。

   公民投票是由人民直接投票來決定公共政策,但是,沒有一個公共政策比台灣前途還重要,所以用公投來決定台灣的未來是最民主的方法。美國人敢反對台獨,但不敢反對公投。

公投是確保台灣前途與安全的最有效武器,因此,1990年,我毅然回到台灣全力推動公民投票運動。當時,台灣鮮有人具有公投的概念;1997年,黃敏惠跟我競選嘉義市的立法委員時,還印發一張海報,用「媽投」來嘲笑「公投」。經過10多年的奮鬥,用長跑、遊行、絕食等方式來宣揚公投的理念,現在不但公投立法,並且也入憲,我因而被稱呼為「蔡公投」。

    創設民視19921220,我當選立法委員的次日,當時的立法院長劉松藩到嘉義市的競選總部向我道賀。

    他認為全台灣的人都應該認識他,很大方的站在我面前

。我並不認識他,遲疑了一會兒後問他:「請問你是什麼先

生?」「我是劉松藩」他答道。我向他道歉,說我天天看報紙,在美國時也每天看電視新聞,但是回到台灣以後,因為當時的3家電視台都是宣揚大中國主義,偏袒國民黨,所以從未看電視。

   不愛看電視的人,為什麼又去創設民視?在推動公投的過程中,我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國民黨擁有3家無線電視台,你們連1家也沒有。如果有一天,真要舉辦公民投票,你們怎麼能夠贏得過他們?」

   做為一個政治學者,我很難答覆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呼呼口號就可以敷衍了事,應該要求政府開放第4家無線電視台。

   政府真的開放,我們也真的申請到執照,1997年民視開播。經過23年的慘澹經營,自2000年起,民視成為台灣第一名的電視台,收視率第一。更難能可貴的是:民視一直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發聲。

   擔任立法委員。我回台灣時,是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York)終身職政治學正教授。在美國,終身職的教授,即使教到100歲,學校也不能要求他退休,我的教職可說是鐵飯碗。我回台是要推動公投,任務完成就要回校教書,所以內人麗蓉回台後只買簡便的洗衣機與冰箱,便是沒有在台久留的打算。

1992年,好多朋友勸我參選立法委員,我也不得不「下海」。我是布袋人,應該在嘉義縣選,可是民進黨嘉義縣要提名一位候選人,已有侯海熊與蔡式淵爭得頭破血流。要我不去開疆闢土,而去與他們爭地盤,實在有傷我的自尊心,我就跑到嘉義市選。

   當時,嘉義市的立委是莊國欽、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博士,成大教授,全國第60大企業-遠東機械的董事長,民進黨無人敢跟他選。19925月,我在嘉義市設立競選總部,3個月後,國民黨換上耐斯集團的總經理陳鏡仁跟我選,我以211票小贏他而當選。

    在立法院,除了公投法以外,我也關心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安全。我想引進美國的一些制度,同時,也推動一些民生法案。

   擔任中常委。我對民進黨黨務感興趣,有3個原因:第一,我在美國每學期教組織學的課,組織學是我學術的專長;第二,我整合世界各地的獨立運動組織而成立台灣獨立聯盟,創設FAPA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漢文名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與民視,有成功經營組織實務的經驗;第三,外國人問我:民進黨與國民黨最大的差異是什麼?我的答覆是對台灣的認同;民進黨堅持本土,而我最能堅持這一點。

   政黨最重要的工作是選舉。我是最資深的中常委,在擔任中常委12年期間,歷經民進黨多次的選舉,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是陳水扁與謝長廷,我必須說明與這2位互動的情形。

   擔任黨團總召20096月,我被推為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民進黨黨團是民進黨失去政權以後,唯一留在政府機關的碉堡陣地,我的責任非常重大。並且,現在我們在立法院的席次才佔全部席次的4分之1,如何以小搏大,使立法院不能通過國民黨喪權辱國與圖利財團的法案,又能通過民進黨加強弱勢族群的福利政策,是黨團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待續

   綜上所述,這本書不但報告我在美國的活動,並且詳細

說明我回台的言行;不但是我的「工作報告」,並且描述我內心的感情。我相信:用幾個小時看完這本書,就會完全了解,我熱情為台灣奮鬥的心路歷程。

 

                                            蔡同榮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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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生活

 

    大家常由報紙、電視看到我的消息,了解我「公領域」的生活,可是對我「私領域」的生活,知道的不多。因此,有必要介紹我的日常生活。

    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6點半起床,隨即運動1小時,晚上11點上床睡覺。早上看完報紙,包括英文的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後,到立法院處理公務及參加些社團活動。晚上如有應酬,也都在9點左右回來看書、寫文章,從未有「第二攤」(到酒家、KTV等聲色場所)。

    我不抽菸、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也不賭博,沒有休閒,整天都在工作。我的生活簡樸:在台北時,住在我辦公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吃的是立法院附近的小麵攤。省吃、儉用,一天忙到晚,但卻感到生活有意義且充滿樂趣。

    談到「私生活」,難免談及家庭生活。以前在美國,甚至於目前在台灣,都由內人蔡麗蓉管理家務事,尤其是家庭經濟及子女教育。現在,除了每年到美國看孩子及孫子之外,她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嘉義;偶爾到台北,陪我參加些社交活動。

                   運動

    我一起床,就做運動。先做伏地挺身與仰臥起坐,然後

馬上到運動場跑5,000公尺,最後才拉單槓(引體向上)。我都尋找機會來勉勵自己鍛鍊身體,如測驗、比賽、表演等。我一直對運動很感興趣:也學習倒立,並多次登玉山。

    20024月,我到白河陸軍訓練中心接受體能測驗。隨後,國防部長湯曜明在國防部舉行酒會,祝賀我具有「30歲年齡層的體能」。現在,我的體力並不比幾年前差,我的體重三、四十年來都維持在66公斤上下。   

    仰臥起坐、單槓、倒立2005329日,國防部請我擔任募兵的代言人,特別由金門調一位海龍水鬼隊員來跟我比賽仰臥起坐。1分鐘內,我做58次,他做55次。現場旁觀者都認為對方沒有「放水」,我真的打敗金門的水鬼隊員。

    20071月,民視「綜藝大贏家」在嘉義市錄影,我與主持人胡瓜比賽仰臥起坐,我57秒做64次,1分鐘做64次是國軍官兵20歲年齡層的滿分。

    2008130,民視尾牙時,我表演拉單槓,做14次。2009615,我邀請立法委員、政務官與國軍將領在立法院比賽拉單槓。本來有2位將領要來參加,但卻落跑了。我拉了13次,如果單槓不是白鐵做的,用力時手會有點兒滑動,我可能會多做一下。國防部派2位體育教官來幫忙,他們告訴我:體育教官團的成員也只能拉1415次,我拉13次已經很不錯了。

    2005628,我向台北體育學院王貴美和陳瑞蓮2位教授「拜師學藝」練習倒立。練到最後,我能夠用頭倒立5分鐘之久。可惜有一次練習倒立時,不慎摔倒,脊椎受傷,造成以後跑步、甚至於走路不舒服。復健一年多,仍未能完全康復,真是遺憾。

    2005年夏天,我到北歐旅行,發現許多過去先人藉銅像或油畫來留念,引起我拍照留念的念頭。回台後,我練習舉重,拍了幾張相片,其中一張穿游泳褲的全身照,是我一生運動的總寫照。

    慢跑。我自1970年起開始慢跑,已有40年歷史了,每天最少跑5,000公尺,不管天氣冷熱或下大雨,即使颱風淹水,我都出去跑,每次都會體會到那種克服了逆境的滿足感。當年在美國,我都在上完課後,才在傍晚跑步。尤其每當夕陽下山,跑完了十幾圈運動場後,筋疲力盡、懶洋洋地在操場散步,面對闊野寂靜的四方,令我遺忘了繁雜的世界而進入祥和的心境

    198941我在美國參加新澤西馬拉松賽跑,跑到23哩(36.8公里)時,是3小時28分,並不慢,突然看到麗蓉站在路邊向我揮手加油,我非常高興,舉起雙手向她表示我的體力及精神都非常好。也許是興奮過度,不久,我發覺跑不動了,但堅忍不放棄,一步又一步地走到終點,終於完成42公里的賽程(高雄到台南之遠),費時4小時19分鐘。馬拉松賽跑的理想氣溫是攝氏5度,那一天高達21度,非常熱,身體脫水得很厲害,我很不滿意那次的成績。

    回來台灣後,為了推行公民投票運動,我在各縣市跑了12次。用接力方式,環島長跑4次:第1次,1992年「台中大遊行」;第2次,1993年我在立法院提出「公民投票法草案」;第3次,1997年「反對中國併吞大會」;第4次,2003年「全民公投  催生新憲」。

    2002928日,民進黨黨慶在板橋舉行運動會時,陳水扁主席帶領黨的幹部跑運動場一圈。在司令台前起跑,沒有畫起跑點的線,當然也不曉得終點。當陳主席跑到司令台前停下時,我才發覺已到終點,但已「不慎」超越陳主席,我因而被媒體批為「白目」。

    由於那一次的經驗,20021123,參加太魯閣馬拉松賽時,我除了參加5,000公尺的賽跑外,也參加主辦單位為陳水扁特別設計的1,500公尺賽跑。我都跑在陳水扁後面,離好幾公尺,到達終點時,我還看到一條終點的布條,那是要給陳水扁衝刺的。我曉得如我衝過去的話,這一次恐怕會被抓去「槍斃」。

    200335,東吳大學舉辦「名人賽跑」,在測試參加的名人1個小時能夠跑多遠;馬英九也參加,跑10,740公尺。

    2004年,我準備跟他賽跑,練習好幾個月,能夠在1小時跑11,500公尺,比馬英九快700多公尺。可惜,因320總統選舉後,泛藍支持者在總統府前抗爭,馬英九忙著維持治安,不克參加327的「名人賽跑」,我也就不去了。

    在台北,我都到民視對面的台北田徑場跑步,到那兒運動的人,每天早上都有好幾百人:有的打太極拳,有的做健身操,男女都有。有一天,有位男士告訴我,說有些婦女認為我穿的短褲太短,他要付錢,叫我去買一條比較長的短褲。我無可奈何,只好自掏腰包去買了一條。

    在我的跑步生活中,發生幾件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晚間跑運動場,忽然踩到一顆石頭,扭傷了腳踝,疼痛不已,因而倒地大叫。等到稍微緩和後,心有未甘,於是索性把這顆石頭帶回家,放在家裡好幾個月。從此,我再也不敢在晚間跑步。

    還有一次,我在運動場時有人遛狗。狗看到人跑步十分興奮,就繞著我前後追。牠跑到我前面,然後迴轉朝著我跑。小狗不知道人類有「靠右邊走」的習慣,左右亂跑,因而和我相撞,撞得我小腿骨疼痛難當,好幾個星期不能跑步,狗也哀嚎而去。

    登玉山1997年,民視舉辦登玉山活動,要我參加。我天天跑步,但從未登過山,聽到玉山,真的有點兒害怕。那次我們到達玉山頂峰時,大家感到很累。看到民視的直升機來錄影時,好多小姐高喊:「直升機,請下來載我們下山」。這一句話,也是我當時心情的最好寫照:已筋疲力盡了還要下山。平時不常登山,一下子登玉山,腳痠得很。

    玉山是台灣的象徵,也是世界名山之一,因此,在1998年、2000年、2002年與2005年我總共再登玉山4次,每次登山前,我都練習跑10,000公尺,讓腳部習慣於激烈的運動。現在,我由塔塔加到排雲山莊不到3小時,由排雲山莊攻頂大概1小時20分鐘,我都是最先抵達主峰頂上。

日常生活

 1993101,嘉義的名記者葉長庚在「聯合晚報」寫了一篇文章,描述我的衣、食情形:                         

    「民主政治理念走在時代前頭的立委蔡同榮,他物質慾望低,絕少花錢,儉樸的生活方式卻很傳統。他的『節儉度』,

一如其『募款高手』的名氣,在海內外一樣大大有名。

他一只19美元買的手表戴了20年,穿了好幾年的老西裝一襲、蹬著老舊但保養仍然很好的皮鞋,從美國回到台灣,當了立法委員後,蔡同榮節儉的生活仍然沒變。

在美國時任職大學教授,年薪68,000美元,服務銀行界的太太年薪8 萬美元,蔡同榮還有一些稿費收入,但他完全交給太太處理,他連銀行都沒去過。他個人菸酒不沾、咖啡不喝、不吃消夜點心,天天帶太太做的漢堡當午餐和晚餐,20年從未自己到外面吃東西,隨身零用錢僅等值新台幣500 元。

回到台灣,夫妻倆在美國的收入全放棄了,他零用錢反而提高為4,000多元,原因是有時難免請人吃飯。他請客也有原則,經濟力比他差的由他請,像在立法院餐廳,他請過立委廖大林,不過也只是一碗麵;經濟力比他好的,他一定等對方付帳,他認為這樣很公道。」

這是16年前對我生活的寫照,還算是真實,不過,我要補充些最近的實例。關於不喝酒,有段趣味的故事。1992年立委選舉前一夜,在嘉義噴水圓環遊行時,約有廿位鄉親向我獻花,其中一位美麗的小姐向我獻花後,還爬到車上向我親吻。我很好奇,花了好大功夫,終於找到這位小姐。她結婚時,不但要我參加婚禮,並且要我陪她逐桌敬酒。有位客人堅持要我喝酒,我說從不喝酒,結果,那位新娘代我喝。

    我在民視時,通常吃60元的溫州餛飩麵;在立法院時,吃意麵,加上1顆滷蛋及2顆貢丸(戲稱「蔡同榮套餐」)共50元,是「連戰便當」十分之一的價錢。有一天,我去買麵,有位小姐排在我前面,向意麵店老闆說要買一碗「蔡同榮套餐」。我問她要買給誰吃的,她回答說:「尤清委員」。麵攤老闆告訴我,現在吃「蔡同榮套餐」,還有好幾位委員。

我的穿著很隨便,不太講究。1997年,我到美國參加次女怡君的婚禮。她告訴我:「爸爸,明天是我結婚的好日子,請您去買一雙新皮鞋。」我不好意思,才把我已穿10年、鞋底補了又補的皮鞋換掉。

2003年夏天,王幸男委員當著好幾位立委好友面前說:「同榮兄要當立法院長的人穿得這麼隨便,我們一起來捐錢讓他買些好衣服穿。」我不是沒錢買衣服,而是不注重穿著。

除了衣食外,我在住的方面也很簡樸。15年前,我搭機回嘉義時,在機上遇到黃爾璇委員,他問我:「你要回到嘉義的祖厝嗎?」我說,我在嘉義沒有祖厝,每個月花1萬元租了一間公寓。他說:「人家隨便算1萬元。」我解釋:「我住的公寓在體育場旁邊,是在郊區,只有25大(扣除公共設施後,實際上恐怕只有20),每坪400元月租是市價。」我在那兒住了10年,直到最近才搬到一間較大的公寓,也是在體育場附近。

在台北,為方便一大早爭先去登記委員會質詢,十幾年前,我住在青島東路我的國會辦公室。早上6點起床,到附近開南商工學校跑步。如果晚一點起床,跑步時有好多學生走過運動場,不方便,學校教官會來說:「蔡委員,請你早一點來。」為不打擾學生上課,有一段時期,我用鬧鐘,不管晚上幾點上床,一定在早上6點起床跑步,實在很辛苦。

台北田徑場由一大早開放到深夜,隨時都可以去跑步。民視緊鄰體育場,現在我就住在民視的一個小房間。那個房間面積還不到5,放上床、衣櫥、冰箱、電視機、坐椅,實在很狹窄,只能睡覺,談不上享受。10幾年來,在台北時,我一直睡在這個地方。

               家庭生活

內人麗蓉是一位傳統的台灣女性:認真讀書、工作,不管閒事。嘉義女中畢業後考入台大法律系,然後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碩士學位,主修公共行政,副修電腦。她曾在美國當時第4大銀行的漢華信託公司(Manufactures  Hanover Trust Company)擔任相當於副總經理的職位,負責電腦方面的工作。

    她會參與政治是因為我那麼關心台灣的民主、自由,她才犧牲自己的志趣,來成全丈夫的願望。就像1990年,我要回來台灣推行公民投票運動,她一直不贊成,是因當時我們在美國過著愜意的生活:兩人皆有很好的職業,子女的教育表現亦相當不錯,美國的生活環境那麼好,卻要分散家庭,回到闊別30年、生疏的台灣,一切從頭開始。可是,最後她還是把兩個女兒留在美國,跟我一道回到台灣。我一直了解她「陪」我的心情,因此,我一輩子都感到虧欠她。

    19921017,在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選舉晚會上,麗蓉突然說要上台演講。我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建議她,講3分鐘就好。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演講,料想不到她竟講了11分鐘,真把我嚇壞了。她說,她生病,住進醫院5次,我都不在她身邊,都在外面為台灣前途奔走。

    最近的一次發生在1990年我回台後,她在美國動乳癌手術,國民黨只允准我出境到美國,而不准我再入境回台,所以我才不能到美國看她1991年秋天,她化學治療後由美回台,白血球一度降至9001,000以下就沒有疾病抵抗力),她感到惶恐,就寫家庭的「財務報表」,有些項目我初次看到,例如借給一位鄉親8萬美元,等於我二年淨得的薪水,令我大吃一驚。

    當選立委後,我專心投入立委工作,從未經營事業。我創設民視是為台灣人爭取一個發言的機會;民視已成為台灣第一的電視台:不論收視率與節目內容品質都是第一。可是,我從未向民視領取薪水或車馬費,完全是一位義工。

    星期一至星期五,我大多留在台北,除了民視、中常會、立法院開會外,爭取地方建設及服務鄉親也佔了不少時間。

    麗蓉大部分時間留在嘉義,可能受到我的鼓勵與影響,她一大早就到體育場走2公里,然後到服務處走走看看。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從未代表我參加任何社區活動,但如有人批評我,她會感到很難過。

    她獨自在家時,都隨便吃吃,但當我回家,會認真燒些菜。在台北的應酬很多,都吃過多,回家最想吃的是蕃薯粥。吃飯中,我會把我在台北所做所看的事情講給她聽。平日在台北比較忙,週末回到嘉義,很想休息一下,但婚喪喜慶活動還是很多,她會利用我不在家的時間洗我由台北帶回來的衣服及燙襯衫。

    長女令怡是在我們最艱難困苦的時候長大的。當她45歲時,麗蓉正在念碩士學位,白天送她到托兒所,晚上叫她自己看書、畫畫冊,不要跟媽媽講話,因為媽媽要看書。她都乖乖聽話,不會吵,我們都認為虧待她。為了彌補她童年的生活,1997年,她生下第一位女兒莎姆(Sam)時,麗蓉到美國看顧她3年。   

    因為令怡是醫生,對莎姆管教甚嚴,怕她發胖,不給她糖果吃,麗蓉都偷偷地買東西給她吃。祖母及孫女的感情非常好,當莎姆聽到麗蓉要回台時,藏麗蓉的衣服,她母親告訴她要藏passport(護照)才有效,她問:What is passport?(什麼是護照?)相別那天,祖孫倆在機場相擁而哭。現在麗蓉雖在台灣,但還是對莎姆思思念念。

    我不喜歡麗蓉對孫女兒投入那麼多的心血與感情,所以後來令怡再生一位女兒,怡君生了兩位女兒,我都不鼓勵她到美國看顧她們。現在,麗蓉每年會到美國住1個月,看女兒及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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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鄉新塭

 

    嘉義縣沿海的一個窮僻小村莊,因為鹽分太多,不能生產農作物,是一片荒蕪之地。自1830年起,先人開始由各地前往開墾魚塭,養殖虱目魚,因而稱呼該地為新塭。

   養魚要靠天吃飯。雨水的多少以及天氣的寒熱都會影響虱目魚的生長,所以雖經數代經營,新塭仍是一個貧窮的漁村。但村民非常勤儉,早上45點就起床,男的到魚塭工作,女的到海邊撿蚵仔、蛤仔、西刀舌等海產來補貼家庭開支。也許白天工作太累,又沒有什麼娛樂場所,大部分的人晚上都留在家裡。

   1960年,我到美國留學時,新塭是個約有5,000人口的小村莊,只有3個公共場所:派出所、三公爺廟及一所6間教室的國民學校。村內治安良好,很少勞動警察,而且派出所頗具威嚴,因而與村民的關係比較疏遠。可是大家非常關愛學校與廟宇,希望蓋更多的教員宿舍,以吸收優秀的教師,好讓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改善貧苦的生活。村民都在農曆初一及十五拜三公爺,祈求保佑平安,年年豐收。

廟宇的日常開支都靠丁錢。男的才算丁,有義務繳納丁錢。全村依宗親關係劃分為8房。每房由最近結婚的新郎負責收集丁錢交給廟宇,然後由各房選出輩分最高的8位大老決定如何運用,這些大老也排解村民的糾紛。

    村上如要整修廟宇,或建築教員宿舍,丁錢不夠用時,每戶就依擁有魚塭的甲數捐錢:魚塭多的人要多出錢,沒有魚塭的人就不必捐款。村民有效而合理地管理自己的事務,使得政府的派出所反而像是多餘的。

大家庭

    我於1935年出生在新塭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祖父早就去世,祖母跟我們同住。祖父母生了22女,姑姑們在我出生前就出嫁了。伯父與伯母是姑表相娶,一連得了2個女孩後

,祖母便迫不及待要他再討一門媳婦,希望能夠早日生個男孩

,結果小伯母只生下一個女孩。伯父在我7歲時去世,小伯母隨即拋下孩子改嫁。我的2個弟弟均在伯父去世前過繼給他

,以延續他的香火。伯母那房人則繼續跟我們住在一起。

   父母親生了52女,所以我家有10幾個人。祖母特別疼愛我,不但照顧我的衣食,還叫我跟她睡在一起。雖然生在漁村,我卻怕魚腥味,小學3年級祖母去世前,我從未吃過魚。有一次,祖母要我吃清湯鱸魚,說很好吃。我不得不遵從她的好意,吃下去後,隨即吐出來,可能是心理上害怕魚腥味的抗拒反應,令她嚇了一跳。

   因為這個緣故,祖母特別買肉,或託人到鹽水鎮買菜圓、肉圓給我吃。1944年她去世時,好多親戚沒看到我哭,責罵我無情。他們怎麼曉得在暗地裡,我不知流下多少眼淚。

   父親的事業心很重,到處買不能耕種的土地開墾為魚塭

。經過多年的慘澹經營,父親曾獲得當時農林廳長徐慶鐘頒發的全台灣虱目魚養殖業殿軍獎狀。1973年他去世時,留下44的魚塭,享年72歲。

    父親平靜過往:1121,父親睡午覺,到傍晚五點仍未醒來,家人去看才發覺心肌梗塞已去世。我在美國接到噩耗電話,非常哀痛,與父親互動的場景,一幕一幕浮現在眼前。晚上雖吃安眠藥仍不能入睡,於是起床寫了一篇長達萬字「憶亡父」的文章,刊登在「台獨」月刊。

    那個時候,我的台南一中同學、台南市長張麗堂正在邁阿密考察,打電話約我在紐約見面。我以為他要「棄暗投明」,背棄國民黨,於是隱瞞喪事赴約。見面時,我問他:「你怎麼曉得我的電話?」他說:「是李煥給我的。」他繼續說:「令尊去世,李煥請你回台奔喪,會保證你的安全,並且會保守秘密。」聽後,我很不愉快,向張市長埋怨:「當初約會時,為什麼你沒明講是要談父親喪事,害我空跑一趟。」他說:如果你不想返台就算了,不必生氣。

    母親18歲時跟父親結婚。她常到魚塭,幫忙看管家業。發覺小腳妨礙工作,就把纏腳布拿掉,改穿木屐,但走起路來感到左腳底疼痛。日子一久,終於不能走路。父親送她到台南醫院及嘉義醫院住院治療數次,但都未見效。在家時她都待在房間內,我們兄弟姊妹吃完晚飯後都到她的房間聊天,有說有笑,算是歡樂的家庭。她在我高二時不幸去世,得年47歲。

    母親去世的幾天前,我由嘉義回到新塭看她。她看到我時放聲大哭,說留下這些幼子,實在很不甘心。她出殯後,我幾次到電影院,不是去看電影,而是躲在黑暗的電影院內偷哭。

    台南一中初中部畢業後,我就讀嘉義中學高中部,高三時與四弟同住在嘉義。有一天,父親託人吩咐我們到他朋友家看他。我們抵達時,他表示想再娶,次日要帶繼母來看我們,見面時要稱呼她二嬸仔。聽到這些話後,我感到很憤慨,馬上站起來,並示意弟弟,二人就走開。這是我們兄弟首次當面挑戰父親的權威。隔日,我與弟弟躲到朋友家去,父親與繼母來時找不到我們,不久他就帶她回新塭。

    繼母可能認為我2個過繼給伯父的弟弟雖跟我們住在一起,但在法律上已不是父親的孩子。2個哥哥均已經結婚生子

,要跟他們建立良好關係,談何容易。5個兄弟中,能夠培養感情的恐怕只有我一個人,於是對我特別好,我也逐漸領受她的好意。看到這種情形,有些村民就取笑我說,當初我們兄弟中最反對她的是我,後來跟她最好的也是我。其實當初我並不是反對她本人,那個時候我並未看過她或聽過她,我所反對的是父親不應該在母親去世才半年就續弦。

1990年,我由美國回來台灣,麗蓉因乳癌開刀,還要化學治療,待在美國一年。繼母就上台北照顧我:煮飯、洗衣服;看到我為了公投南北奔波,常燒人蔘茶給我喝。200745,我到成大醫院看她,她眼睛已經看不到人了,但嘴裡一直唸著:「麗蓉什麼時候要〔由美國〕回來?」一星期後,我就遵照醫院的建議:出院。我一路陪她搭救護車由台南趕回新塭

,抵達新塭後幾個小時,她就去世,享年86歲,我非常感念她對我們的愛護。

我們兄弟都很敬畏父親。大哥在台南工業專修科(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的前身)畢業後,到屏東糖廠工作。父親說他無兄弟、需要兒子回來幫忙看管家業,大哥便無可奈何地回去過鄉村的生活。

    2個哥哥的婚姻均由父親決定。二哥常講他到二嫂家相親的經過,他說,當二嫂端茶出來時,一大堆親戚尾隨她,大家都注視著他,使他感到不好意思,把頭低下去,結果只看到二嫂的雙腳。他說他要再去偷看一次,但父親反對,說她長得相當好看。半個月後他們就訂婚了。

童年

父親忙著事業,早出晚歸,母親則老待在房間內,家人很少管束我的生活。我不喜歡遊山但愛玩水,心血來潮時,就跟幾位朋友往海邊跑。漫長的海岸,除了遠處幾位海防部隊的士兵外,只有我們幾個人。有時在沙灘上玩耍,有時跳進海裡追波逐浪,自由自在,真有感情奔放的感覺。

    國民學校附近有一條小溪,溪底很硬又有沙質,踏上去腳不會沾上黏土。溪水不深,只到胸部,是小學生游泳的理想地方。

    每天我們吃完午飯後,都到那兒戲水玩騎馬戰。大家分成2隊,一個人讓他的隊友坐在肩膀上當騎士而組成一匹馬,每隊常有一、二十匹馬。敵對的馬可以互相推拉,目的是把對方的騎士推下水裡,但被推倒者還是可以再組成一匹馬起來應戰。所以騎馬戰一開始,都要戰過好幾十分鐘,才能分出勝負。通常輸隊看到對方還有那麼多馬匹,而自己隊友都已戰得筋疲力盡,再組成馬群作戰也無濟於事時,才認輸。

    童年時代的我個性很倔強,絕不認輸。無論我隊如何慘敗,我都一再地起來應戰。以實際行動鼓勵隊友繼續奮鬥,有時真能反敗為勝。

    暑假時家裡沒有電扇,實在很熱。我常跑到塭寮「避暑」。在新塭的塭寮,附近數百公尺內都沒有房子,把所有窗門打開

,相當涼快。有時覺得還不過癮,便在魚塭岸上木麻黃的樹枝上放上幾塊木板當床,舖上草蓆,躺在上面唱歌、看書,累了就睡。在樹蔭下,任憑它南風或北風,於微風輕拂中入睡,實是一大享受。等太陽不那麼強烈時,就到小溝內捉魚蝦;有時在魚塭內釣魚,虱目魚不吃餌,釣到的都是吳郭魚及鰻魚。夕陽快要下山時,常滿載而歸。

    我記得童年遊玩的情景,但對當時求學的情形卻有點模糊。國民學校的前3年我受日本教育。當時是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戰況已有點吃緊,開始教學生如何預防空襲,躲進防空壕。其後日本兵進駐學校,學生不能上課。學校已不再是求學之處,而成為鄉下男孩子看耀武揚威的日本兵、刀槍與大砲的「觀光勝地」。

    國民學校4年級時,我開始接受中國教育。當時學校請了一位漢文教師,用台灣話教我們漢文,後來逐漸來了幾位會講台灣國語的老師。國民學校5年級時,我的級任導師是台北師範剛畢業的林榮川老師(朴子人)。他不喜歡大陸人,也不會教國文,大部分的時間都教我們算術。他使我對數學產生興趣,其後一連串的入學考試,我都靠優異的數學成績而被錄取,這要歸功於他替我奠定的基礎。       

    林老師教我們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他非常興奮,

寫了好多標語,叫我們貼在村裡的電線桿上。他在廟前演講,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貪官污吏,好多村民響應他的號召捐錢。他跟幾位曾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青年,一起到嘉義飛機場攻擊蔣軍。隨後幾天我都守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他的「戰況」,但此後他一直沒有回來。1992年,我在嘉義市競選立委,沿街拜票時,他的親戚告訴我,那個時候林老師就被槍殺了。他那麼年輕,就活活被奪去生命,實在很可憐!

    國民學校6年級時,為準備考初中,我非常認真讀書。當時全台灣的公立學校都在同一天考試,我報名台南一中與鹽水中學。父親說在新塭國民學校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畢業生考上任何省立中學,叫我別妄想台南一中。

    考試的前一天,父親帶我到鹽水,但我一直吵著要到台南

。他無可奈何,吃過晚飯後才帶我去台南。隔天參加考試,兩星期後放榜,我考上了。當時,私立學校自選入學考試日期,我連考試的日期都不知道,只報考台南一中。如果沒考上也就沒有學校可讀,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冒險了。

    我堅持考台南一中,是對自己的盲目信心,也是我一生重要的一個關鍵。在台南一中,我遇到好多優秀、有向上心的同學,提升了我人生的aspiration(抱負)。

政治

    我對政治的興趣大多來自父親。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他偕同村裡耆老發動建造一座歡迎門,迎接「祖國」人員「光復」台灣。1025夜,大家設宴款待前來接管國民學校及派出所的接收大員,席間這位唐山鄉親教大家唱「國歌」。父親學會了之後,回來馬上叫醒我們兄弟,教我們唱。我們從夢中被推醒,睡眼惺忪,誰也不想開口唱歌。他大失所望,就動手打二哥,責罵他不帶頭唱。哭聲驚醒了隔室的母親,她跑來探個究竟,勸父親等天亮才教也不遲,可見當時他是多麼地熱愛「祖國」!

    村民真的為「光復」而歡呼,大家更盼望「祖國」會把以前被日本政府徵收的魚塭歸還他們。原來在二次大戰將要結束時,日本政府強徵一大部分村上的魚塭,計畫修造成鹽田。他們雖僱了一批工頭,但因空襲,實際工作並未進行。

    日本戰敗後,那些工頭竟利用這數百甲的土地養起魚來。村民紛紛表示不平,一致認為如果那些土地不改為鹽田就該歸還他們,那些當日本政府爪牙的工頭們沒有權利在那土地養魚

,於是大家簽名推舉父親為代表,向政府提出請願。

    陳情了2年,都得不到官廳的任何回應,村民等得不耐煩

,大家糾集在一起,帶著刀矛毆打那些替工頭看管水門的人,並佔據水門。接著工頭們就僱打手來奪回水門,如此反覆數次

。目睹這種武打場面,我常自問:政府在那裡?為什麼它不能解決這種糾紛,任由人民訴諸武力?

    這些工頭認為如能陷害父親,必能使村民就範,於是想辦法向他下毒手。大概在我小學6年級春夏之交的一個清晨,我照例在45點起床,打開大門,準備作健身操後開始讀書。

    突然間,67個穿便服的大漢走進我家,其中一個人用刺刀指著我,叫我不許動。我看另外一個人拔出手槍,對準父親的額頭,然後叫醒他。父親被推醒後,連加穿外衣褲都不准,就被他們用在庭院撿起的一條草繩,縛住雙手帶走。我嚇得如驚弓之鳥,跑進內屋驚告母親。但當母親走到大門口時,已不見父親人影了。

    誰帶走他?帶到什麼地方?究竟為了什麼事被帶走?我們家人都無法解答這些疑問。一向歡樂的家庭一下子變成死氣沉沉。母親飯吃得少,香燒得多。幾天後一個人來告訴我們,父親被關在台南憲兵隊的看守所。原來他與父親同被關在一個獄房,父親得知他將被釋放,就託他帶口信給我們。我們馬上花錢託人去活動,過幾天,未經審問,父親就回來了。

    雖然最後父親平安無事回家,但這件事使我幼小的心靈開始憎恨「祖國」。原來父親一心嚮往的「祖國」是一個不分青紅皂白,在清晨用刀用槍,隨便抓人的土匪。

    父親並未進正式學校,但他苦學,學會了漢文及日文。他也自修漢藥學,並在考試院舉行的中醫師檢覈考試獲得榜首。在偏僻的漁村,疾病多、西醫少,村民如果有疾病,不是求神問卜,就是找漢醫抓草藥,因此來請他看病的人很多,他從未向任何人收取醫療費。有一天,他發現口袋裡有一個紅包,猜想可能是隔村的一個老阿婆偷偷放入的,就央人送還給她。並且,對貧窮的患者,他會通知中藥房,要代付藥費。

    他不但醫治村民的疾病,並且也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每年農曆除夕,我們兄弟都要揹一斗米(6.5公斤)由庄頭到庄尾,逐一送給無米過年的貧窮家庭。尤其,終戰後不久,盛產稻米的台灣突然面臨米荒,不少村民挨餓,他看到這種情形,就把存放在倉庫內因火災稍燻黑的5萬斤米發放給村民,不到2天,所有的米都被村人搬光。

    由於父親的樂善好施,甚受村民的愛戴,所以當國民黨在台灣舉行第一、二屆縣市議員選舉時,大家公推他當候選人,村上的人幾乎全體一致投票給他,結果,他當選。據當時擔任選舉監察委員的許世賢說,他是嘉義縣花錢最少的議員。

    在父親任期內,省議員是由縣議員間接選舉的。好多省議員候選人都想爭取父親這一票。為避免那些候選人的糾纏,在投票前,他離家偷偷地在關仔嶺住宿幾天,直到選舉當天才來嘉義,帶我一道去議會,那個時候我是嘉義中學高二生。我們在議會前遇到林文樹,他說只要父親投給他,他就有足夠的票數當選。父親卻告訴他,他預計的票都被人買走了,他不可能當選,但為著友誼,還是要投給他。投票結果,林文樹只有一票,他非常感謝父親的支持。父親這種重情義不為利誘的作風

,對我以後個性的形成實有莫大的影響。

    1954年,我高三時,李茂松欲參選第二屆嘉義縣長(嘉義縣市尚未分治),但未獲國民黨提名,以退黨方式參選。嘉義人很有義氣,讓李茂松一舉打敗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林金生

。國民黨不甘心,馬上要求黨籍縣議員連署罷免李茂松。父親認為李茂松都還沒開始做事,國民黨就要罷免他,實在說不過去,於是拒絕連署。可是,隔年李茂松就被抓去關。

    還有,1954年,無黨派的賴淵平和國民黨的何茂取競選嘉義市長,國民黨認為賴淵平贏面大,所以耍手段在投票的前幾天註銷他的候選人資格。但是選票早已印好,賴淵平的名字仍在選票上,投給賴淵平的票被視為廢票。投票結果:廢票的票數(7,419)比何茂取當選的票數(6,034)多。看到李茂松與賴淵平的參選過程,我非常憎恨國民黨。

    父親對宗親會很熱心,他與幾位宗親在嘉義市建築了一座全台最大的宗祠,後來他被推為嘉義縣柯蔡宗親會理事長。我高三時搬進宗祠,他託人請了一位老婦人為我煮飯。某天一位朋友來我那兒吃飯,說那老太婆難看得使他吃不下,他要替我僱請一位較好看的人。結果請來一位賣獎券的小姐,她雖年輕貌美,但麻煩卻跟著來了。

    有一天,一個警察來宗祠,看到她,想跟她搭訕,她不理他,他就濫用職權說她行動可疑,要查看她的身分證。她跑進來告訴我,我出去看個究竟,結果他竟遷怒於我,也要查看我的身分證。

    那天晚上11點多,我準備上床時,那個警察又來了。他說我沒有報流動戶口,命令我跟他到派出所。我們到達時,正有4位空軍太太因打麻將也被帶到那兒。他跟另外一個警察先處理麻將案件,與那些太太窮聊到清晨3點左右,才讓她們帶著麻將回去。我在旁邊耐心地等著他們「辦公」。她們走後,那個警察說我沒報流動戶口,要把我送進警察局拘留所。我想要打電話請父親的朋友來保釋,拜託他讓我用電話,而他無論如何都不答應,我忍無可忍終於破口罵他。這下子他便用侮辱公務員、妨害公務的名義,把我強制送到拘留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關進拘留所。裡面的牢房就像狗籠一樣,門打開後,人要用鑽的才能進去。為了防止人犯自殺,一進拘留所就被要求解下身上的皮帶。這個經驗讓我體會到國家的公權力實在很大:當你被關起來之後,搥胸頓足

、敲鐵窗,怎麼吵都沒用。

    進入那銅牆鐵壁的世界不久天就亮了,犯人開始吃早飯,但沒有我的份。我告訴拘留所人員說,我整夜沒睡,肚子很餓,請他給我飯。他說我剛進來,還沒有我的飯票,中午我照樣沒飯吃。大概下午2點,我被帶到中興派出所,父親的一位朋友已在那兒等我。警察說我妨害公務要罰金,並要在他們處理的文件上簽名承認我犯的罪行。我一再地向他們解釋事情的經過

,堅稱該受處罰的是那位作弄我的警察而不是我,拒不簽字。父親的朋友一再地勸我說,父親會付罰金,不必介意金額,只要簽一個字,我就可以回去吃飯睡覺。對於我的拒絕簽字,他反而感到奇怪。最後在飢餓又疲倦的情形下,我終於在下午5點左右簽了字。

    翌日父親特地來嘉義看我。我忿忿不平地把事情的始末一一告訴他,希望他能夠為我洗清冤屈,甚至於向縣長申告,以改進警察的態度與作風(當時他是縣議員,縣長是林金生)。父親卻滿不在乎地說:「我早就告訴你們,有二項職業就是餓死也不可當:一個是警察,一個是稅務人員。當警察會養成仗勢凌人的個性;而稅務人員會養成無所不貪的習慣。」也許他對這種事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我認為他過度消極。

    從此之後,我決心從事台灣的政治改革,立志學習政治。高中畢業後,我參加第一屆聯合招生,以第一志願,考上了台大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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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大代聯會主席

 

   我喜歡玩足球,在嘉義中學時,風雨無阻,每天都要踢上幾個小時,學校的功課只是應付而已。陳唐山跟我同窗3年,並且隔鄰而坐。他曾向人說,他很少看我讀書,但也未看過我補考,這是我高中時代最好的寫照。聯合招生對我威脅很大,如果沒好好準備入學考試,可能就沒有大學可讀。

   高中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幾乎每天都讀到天亮才上床。當時我住在宗祠內,常把桌子擺在大廳裡,打開廳門,面向大馬路讀書。馬路對面住有一位酒家女,她在深夜34點才回家。她回來時先有三輪車的剎車聲,然後有高跟鞋的腳步聲。我每夜都聽到這種聲音,但從未看過她,她曾向鄰居稱讚我的認真。

   那年的暑假,也許睡眠不足火氣大,我的屁股一連生了十幾個瘡。起初坐下時感到不舒服,於是把毛毯鋪在座椅上,後來幾星期連坐也不能坐,每天都站在桌子旁邊念書,實在很痛苦。

   我們那年是第一次聯合招生,制度尚未健全。放榜時報紙只刊登我考上台大的乙(文法)組,而沒提起考上那一科系。後來朋友告訴我,在台大政治系的50名錄取生中,我考上了第5名。高興之餘,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他聽後很不高興,責問我為什麼沒聽他的話,偏偏要投考政治系。他說中國人最殘忍,他們為著政治鬥爭,不惜使用逮捕、暗殺等暴力手段,無論如何我都不可以涉足中國政治。

   父親要我馬上跟他到台北見當時的建設廳長黃啟顯(父親當議員時,黃啟顯是議長),看他有沒有辦法把我轉到法律系。他與校長錢思亮聯絡後,告訴我們說,我要等1年後才能夠轉系。大二時我終於轉到法律系。我對法律條文不感興趣,3年的法律系學生生活可說是「逍遙法外」,可是對反國民黨卻格外感到興趣。每逢台大校內選舉,我都支持非國民黨員,於是無形中結識了好多反國民黨的同學。1956年我大三時,大家鼓勵我競選代聯會主席。

非黨員當選主席

代聯會主席的選舉辦法是:先由學生在每班選出班代表,然後再由每學院的班代表選出3位院代表。台大有六個學院,大一的學生不屬任何學院,由他們的班代表中選出3位大一的代表。代聯會主席就是由這18位院代表及3位大一代表共同選舉產生。

   我把幫我競選的同學分為7個小組,每組負責一個學院的院代表或大一代表的選舉,大家都很合作地分工。但我的當選有一部分要歸功於有心的策劃。大一時,我寄宿在台大校總區附近的一間公寓,同住者有一位家住花蓮的建中高二學生杜俊元 (矽統科技董事長,19981999年兩年間,曾捐28億元給慈濟功德會)。他在我大三時保送台大電機系。我暗中鼓勵他競選班代表及大一代表,結果他順利當選。他佯裝與我不相識,而使國民黨的候選人朱昭勳認為杜俊元會投給他。朱昭勳常邀請他吃飯,他都拒絕。朱昭勳的助選員開始對他生疑,在選舉當天幾乎向他動粗。幸虧我方也很強硬,雙方幾乎在台大辦公大樓前打起架來。選舉照常進行,杜俊元依然投給我。選舉結果:我得11票,朱昭勳得10票,我以1票之差險勝。

   父親得知我當選代聯會主席後,擔心我會吃國民黨的苦頭,馬上搭夜車來台北勸我加入國民黨。他說如不加入,我應辭職,我都不同意。幾天後法學院的李主任教官帶我到救國團總部去見負責組織的第一組組長曾憲鎔。曾憲鎔向我說:「蔣〔經國〕主任很歡迎像你這種年輕有為的優秀青年加入革命陣容〔國民黨〕。加入後,你就有出國及施展個人抱負的機會---。」我說我已與父親討論過加入國民黨的事,不用再費時談這件事。當時,我雖年輕,但是立場卻很堅定。

   國民黨果然不讓我出國。台灣每年年底都會派數位代表參加亞洲學生會議,而台大代聯會主席一向是當然代表。我不能參加該項會議是我拒絕入黨所預料得到的後果;國民黨也在其他方面對我百般刁難。代聯會每舉辦一次活動,必先向學校提出預算。單為舉辦新年同樂晚會,我作了好幾次的預算。每次如果有些項目他們不同意,就把整個預算退回來。譬如,預算的總金額過多、出版「台大青年」的頁數太多、預算中沒有包括演平劇的開支等等。直到12月中旬,我的預算仍沒辦法得到課外活動組長及訓導長的批准,於是我跑去見錢校長。他說學校每年都有預算給代聯會舉辦這種活動,怎麼到了年底訓導處還沒把錢批給我?他馬上打電話給訓導長張研田,過了一、二天,活動費才被批准下來。

   有了預算才能接辦「台大青年」。我接辦之後,校方把裡面的文章改得亂七八糟,辦這種沒有靈魂的刊物,對我而言根本沒有意義,讓我不想再辦下去。接著是那一年的新年同樂晚會,學校要我在門票印上「慶祝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但我很討厭「中華民國」,只願意印「新年同樂晚會」,他們就強迫我。

   我不但擅長於編寫預算,並且也被迫成為一個報假帳的「專家」。我們第一次的活動是組織一個四、五十人的訪問團,到車籠埔慰問第5屆預備軍官。我請隨團的二位同學專門負責記錄開支及收集收據,所以由車籠埔回來不久,我就把該次的開支情形照實向課外活動組提出報銷。該組的人員看到那份報銷後都放聲大笑,一個傳過一個,引為笑談。他們告訴我台大是國立學府,學校的開支都要送到審計部。政府有統一的規定:學生一餐不得超過4元,旅館住宿不得超過7元等等(數目大概如此,我已記不清楚),我都違反這些規定,這種報銷一定無法通過審計部的審查。

   我抗議說學校派了兩位訓導人員跟我們同行,他們曉得我們雖住了最便宜的旅館、吃便當,但實際的開支還是超過政府的規定。後來課外活動組長黃亦晨幫我的忙,教我想辦法向生意人拿些收據來報銷不合規定的部分。我真的照做,帳算是報銷了,但附上的收據有一部分是假的,就像現在的特別費與國務機要費一樣。以後幾次的報銷我都不得不如法炮製,每次都感到非常困擾,怎麼會有這種制度?

   1956年底,5位日本學生代表來台大訪問,訓導處指定前代聯會主席邱創壽等一批人接待這些訪客。本來這些日本人的來訪並不值得重視,但我們卻不滿意訓導處忽視我們代聯會的存在,於是就在預定來訪的那天,提早把日本學生由旅館接來台大。訓導長看到接待的不是他指定的人,相當不悅,叫我到他辦公室。他說:「聽說你們要開舞會招待日本人,是否屬實?」我說是。他又說:「我們是處在戰時,不可讓外國人認為我們青年人過著腐化的生活,我勸你不要開舞會。」我答說 :「他們對我們年輕人的腐化生活已有認識。」他問:「是不是已有人開過舞會招待他們了?」我答:「比開舞會還嚴重。」

   我進而反問他:「有人已帶他們去玩女人,為什麼我們連舞會也不能開?」他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話頂住,就大發脾氣地說:「為什麼你們對日本人特別感興趣?你們對那些日本人的招待只能到今天中午為止,如你們今夜真的開舞會招待他們,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意指不是我被開除,就是他辭職。說罷,就氣憤地離開辦公廳回家去。他下了高壓手段,在他的淫威下,我只好取消舞會。

   在擔任代聯會主席期間,因我不是國民黨員,受到各種不合理的對待與阻撓,使我產生強烈的被壓迫感,於是萌起推翻這個政權的念頭。                   

關仔嶺會議

   大學畢業後,要當預備軍官。我反對國民黨政權,但又要服役於該政權賴以生存的國民黨軍,心理上很矛盾,也很不甘心。我曾試著潛離台灣,拜託朋友找船偷渡,對方開價3萬台幣,價錢並不算貴。我囑咐麗蓉的同學謝淑媛,如果我「失蹤」,就轉告她我已偷渡離台。但當時是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的前夕,國民黨加強台灣海峽的巡邏,船主感到風聲太緊,叫我不要嘗試。於是我乖乖地當預備軍官去。報到那天我到晚上才到步兵學校,鎮公所兵役課的人員早上到我家找不到我,下午到步兵學校也等不到我,以為我逃兵了。

   本來我計畫退伍後馬上赴美留學,學成馬上回台參加反對黨的組織。可是,1960年2月退伍後,來不及辦理出境手續,趕不上春季上課,就利用時間做些組黨的舖路工作。我請教李萬居與郭國基,也把我那些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朋友們組織起來,召開了一個關仔嶺會議。

   我擔任代聯會主席期間,受到國民黨的高壓,所以我們這群人都很反國民黨,有一股造反的熱情。就像毛澤東他們131921年在上海附近一艘船上,討論如何進行共產革命一樣,我們10個人也常常一起討論如何推翻國民黨。

   記得有一次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一群人跑到新店碧潭山上,坐在山上討論。陳安瀾曾被抓去坐牢,他說我們10個大男生聚在一起談話那麼久會引起情治單位注意。那時候大家都有女朋友,因為擔心女生在外面亂講話,所以才沒有小姐同行。以後改在室內,我們找到台北後火車站的「金城旅社」,10個人躲在房間裡。旅社老闆非常好心,他跑來敲門,告訴我們每個房間的衣櫥打開都有一個小洞,可以清楚看到房間裡面,特務買通旅社的女服務生,要求她們遇到身分可疑的人,立刻向情治單位打小報告,特務馬上就會趕到,所以要我們趕快離開。老闆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還讓我們看衣櫥內的小洞,果然可以看到房間內的一切,所以我們就趕快離開。我從美國回來之後,一直想找當年這位老闆,好好謝謝他,但已經找不到了。

   後來我們還到過好幾個地方,邱竹山父親是高雄的富豪,我們去過他家5樓開會,他爸媽上樓時,我們就假裝在賭博打牌;我們也去過我家的魚塭,麗蓉及其他人的女朋友也一起去,我們討論事情,她們就煮飯給我們吃。

   那時候大家都講得很白,不惜犧牲生命,推翻國民黨。由美回台後我遇到黃崑虎,他太太還提到,當初我們還湊錢要買槍,這些錢都藏在她家的床頭櫃。不過我不太記得這件事了,她說有這件事,因為錢是她經手的,所以她記得很清楚。

   關仔嶺會議是在1960619召開的,我們從10個人擴大到43人。大部分是台大畢業生,也有其他大學校友,甚至於中學畢業生。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開會通知都由專人當面聯絡,並未經過郵便。我們包租了關仔嶺的靜樂旅社,投宿者只有參加會議的人,沒有其他旅客。為迴避警察的耳目,只有一部分的人向旅館登記。開會時間有二日,討論許多問題,最後決定以結拜的方式保持相互間的聯繫。

   917我與另外一位參加關仔嶺會議的朋友劉家順,投宿在台北後車站的福海旅社,準備隔日搭乘包機赴美。他是由台中一中保送台大政治系,那個時候保送生大多志願台大醫學院,他是唯一志願政治系的。該夜承辦包機的旅行社到旅館通知他,說他的護照已被警備總司令部吊銷,不能出國。我們都感到奇怪,如果是為著政治問題不能出國,為什麼只留住他而沒為難我?   

   隔天上午劉家順跟我一道到機場,當時護照是由警總核驗後拿到機場分發。劉家順先問他的護照,警總人員說已被吊銷。接著我問我的,他們把我的護照拿給我。接到它後, 我向劉家順及家人道別,就走向飛機。一會兒機門關起來,飛機滑到跑道上,我慶幸已離開國民黨的魔掌。可是飛機卻在跑道停了一小時,說是機件故障,又滑回來。機門打開了,我往窗外看,所有來送別的人都走了,心想如果這下子被逮捕入獄,家人還以為我已到美國留學了。一小時後,機門又關起來,飛機再度滑到跑道上,這才離地起飛,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抵達美國不久,就收到劉家順及幾位參加關仔嶺會議朋友被逮捕的消息。警總人員告訴劉家順,如果他把所有罪過交代清楚,就可以馬上赴美留學,他信以為真。本來情治人員只知他常發國民黨的牢騷,而他卻把他們不知情的關仔嶺會議也統統說出來。根據他的自白書,國民黨讓他蹲了4年半的苦牢。這下子,我變成「天涯淪落人」。既然台灣回不去,唯有留在海外從事推翻國民黨的工作。

   劉家順被捕之後,情治單位又循線逮捕了陳安瀾和蔡順利,他們的家人花了不少錢疏通,才把他們救出來,但是他們坐牢一年多又被打得很慘。

   侯榮邦、張燦鍙也先後被特務抓去問話,兩人本來都出不去。侯榮邦原本是教書的公務員,後來他把身分變更成自耕農。公務員出國由警總審核,自耕農好像歸警政署管,侯榮邦知道這個漏洞後,把身分改成自耕農,管理自耕農的單位根本沒有他的相關紀錄,就這樣被他混出去了。檢調單位調查後發現侯榮邦變更身分,認為鄉公所的承辦人員和侯榮邦的父親犯偽造文書罪,均被判緩刑。受到這個打擊,侯榮邦出國後比我還衝,1963年一到日本立刻加入致力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灣青年社。

   張燦鍙也被情治單位叫去問話,但後來還是出國了。黃崑虎則是跑到新竹山區躲了兩年,在新竹養羊、養豬、養雞來消磨時日。後來我跟他說:「你這個養雞大王是我牽成的,要不是我搞了這件事,你也不會變成養雞大王。」

為難麗蓉離台

   跟麗蓉的相識可說是姻緣。1955年夏天,新塭有一位唸高雄中學的學生,因留級不能畢業報考大學,乾脆騙他的雙親說他保送台大醫學院,村民都信以為真。當時我將升大二,代表台大東石區同學會邀請他參加在朴子舉行的迎新會。他告訴我布袋有一位女孩子也在該年考上台大法律系,叫我也去通知她來參加。我抱著好奇探險的心情,由新塭步行一小時到布袋邀請她。

   隔天她參加迎新會,會後各自回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不久學校快開學,我暫住在台北市龍江街父親的一位朋友家,以便找寄宿處。有一天,我由中正國小踢完足球回到住處時,突然看到她坐在路邊的椅子上曬頭髮。原來她也在搬進學校女生宿舍前暫住在她舅父家,而成為我的鄰居。看到她後,我的情緒有點兒靜不下來,於是就邀請她去看電影。她說她要問她舅父,結果他允許了。

   後來我們的感情逐漸上升,花前月下,形影不離,成為法學院眾人皆知的一對情侶。可是寒暑假回到保守的鄉下,兩人見面不方便,飽受相思之苦。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跟父親在北門南鯤鯓的塭寮吃完晚飯後,穿著木屐,佯裝騎腳踏車散步,到布袋看她。搭了二次渡船過溪,走過一條長竹橋,一路幾次遇到看守鹽田狗的追逐,半路上我的木屐又折斷,只好把它丟棄。抵達布袋時滿身大汗,赤腳在街上牽著腳踏車走,頓時感到不好意思進去看她。在她家附近徘徊一會兒後,帶著空虛的心情又騎車回北門,到家時已深夜一點。

   但是好事多磨,父親得知她姓蔡後非常失望,勸我們不要結婚,以免使他難堪,因為他身為宗親會理事長,不該違背「同姓不婚」的習俗。他說如果一定要結婚,她要給她的舅父認養,改為別姓。我向父親解釋,以前醫學不發達,用姓來識別是否近親,所以同姓才不能通婚。現在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法計算親等關係,她雖跟我同姓,但我們的祖先在數百年前就由中國不同的地方搬來台灣。如果真有親戚關係,那也是幾百親等的關係。

   要用這似是而非的宗親觀念,來拆散一對互相熱愛的男女,實在殘忍。我又說明知她姓蔡,給別人收養後就認為跟我不同姓,是自欺欺人。經我一再地說明之後,父親終於勉強同意,但要我們到國外才結婚。

   我的岳父也反對我們結婚。他是嘉農畢業,曾任布袋鎮建設課長。他反對的真正理由,我到現在還不明瞭。但他曾向人家說:他很討厭我不顧他的家風,帶他的女兒到處招搖過市,使他受到不少村民的譏諷。麗蓉很聽她父親的話,沒有他的允准她不敢擅自跟我結婚。我勸她向他說明,她都不敢。我終於在1959年底寫一封長達8頁的信給岳父,並說次年元旦要拜託2位朋友(翁茂城及審判蔡有全及許曹德的法官蔡尊五)駕車到布袋接他去朴子,想要當面聽他的理由。他沒啟開我的信,當然不曉得我的朋友會在元旦駕車去,所以讓他們空車而返。我雖很失望,但並不灰心,還是繼續努力。在我離台前的1個月,終於跟他在嘉義市的鈴蘭飯店見面,他也建議我們到美國才結婚。

   我們解決了雙方家長的反對,但仍面臨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並未訂婚,但當警總發覺我是漏網之魚後,在麗蓉申請出境證的表格上批上「應予免議」,不讓她出國,父親拜託好多人找門路也都沒辦法。她也向父親提議要偷渡,父親反對:「女孩子怎麼可以坐船偷渡?」。

   麗蓉叫我不要再寫信給她,佯裝我們的關係已破裂,她的出國純是為留學,不是要來跟我結婚,我接受她的建議。相別2年多,我共寫了187封信給她,突然停止跟她通信,心裡感到很難過,每日都期待著有一天她會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當時,在我腦海中,常浮現一幕淒涼的情景:即麗蓉在久不能出國的絕望下,又受到她父親的壓力,終於嫁給別人,甚至於生了孩子。我又幻想,有一天,我回到台灣時,一定會去看她。那個時候,我相信:在她的心底裡,依然很愛我,但現實是她已有了家庭,也不敢流露真情;對於別人的妻子,我更不敢示意。兩人會無言以對,內心卻是千言萬語說不完,這一幅人生最殘忍的畫面,時常呈現在我眼前。

   1963315,她果然從東京打電報通知我已脫離虎口,我們終於克服一切的困難在美國結婚。

   麗蓉要來美國時,在松山機場遇到在民航空運公司(CAT)服務的陳唐山,陳唐山很高興的問她:「同榮最近情形怎樣?」她怕露出馬腳會前功盡棄,假裝不認識我,讓陳唐山嚇了一跳,心想:「女人真是善變。」後來,陳唐山到了美國,了解整個實情後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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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留學生

 

   1960918日,我搭機來美時只攜帶一只皮箱,內裝衣服、英漢四用辭典及一大罐張國周強胃散。本來打算住在宿舍,因唯恐吃不慣西餐,會消化不良,而特地帶胃散。經過了36小時的航程,抵達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 of  Tennessee,在註冊組辦公室遇到一位台灣留學生劉嘉男。他叫我跟他住,與他合伙。我真是喜出望外,沒料到來美國還能夠吃米飯,講台灣話。

   來到美國之前,我從未煮過飯、洗過碗。與劉嘉男同住在一起時,「大方」的坐在飯桌上等待他做飯給我吃,也看他洗我的碗。大概劉嘉男看到我那麼賴皮,一星期後,便開口說我們要輪流煮飯,我才開始學習煮飯。

碩士

   我決定專心學習美國政黨政治。第一年,我選擇政黨、公意、議會程序及研討美國政治等課程。我對這些課的內容不但生疏,並且看英文也很吃力,生字很多,查辭典費時,平均1小時才念23頁。我非常認真,除了67小時的睡覺外,隨時隨地都用功讀書。例如1960年的新年除夕,我是最後一位離開圖書館,元旦上午又最早去的。學校教授都要求讀書報告及論文不可用手寫,我買了一部打字機,開始練習打字,可是速度很慢,又常打錯字,幾頁的文章往往由晚上打到天亮才打完,就這樣苦幹地應付第一年的功課。

   我專心讀書,沒有時間到外面打工賺錢。事實上,在大學城內,外國學生打工也容易被移民局發覺,很麻煩。由台灣帶來的2,400美元,到1961年暑假前,剩下不到1,000元。如果暑假不打工的話,下個年頭錢就不夠用了。所以在第二學期學期考試的最後一天,把行李帶到學校,考完期考後,馬上搭20小時的客運到紐約。

   次日,我就到職業介紹所,他們給我一個只做一個週末的洗碗臨時工。我搭地下鐵到那家飯店,抵達時已是中午,客人很多。老闆看到我時,馬上遞給我一件洗碗用的工作衣,我展開它,卻不曉得如何穿。他看到這種情形,就問我有沒有在飯店工作過,我說沒有。他幫我穿上後,帶我進廚房。廚房內有2大桶水:一桶清水,一桶泡有化學藥物的洗碗劑,2桶都是熱的。那兒已堆積一大堆碗皿,我趕快洗,但幾位侍應生繼續由飯廳搬進骯髒的碗皿,不管我怎樣努力也洗不完。夏天站在廚房內已夠熱了,還要二隻手浸在熱水內洗碗,弄得滿身大汗。要站著工作,腳也痠得很。平常我自以為體力很強,但這樣工作10小時後,實在已筋疲力盡。我懷疑隔天是否仍能夠再工作10小時。將近半夜時,老闆給我10元的工資,我就告訴他,隔天不去了。

   過了幾天,我找到一間離紐約市50哩的鄉村俱樂部(叫做 Spring Rock Country Club內的洗碗工作。他們用機器洗,工作倒是輕鬆。但飯店規模很大,僱了不少員工,在廚房工作的人都住在地下室。好多人在晚上酗酒、吵架,甚至於打架。聽到這種聲音時,有時我會自悲自嘆:在台灣生活過著滿舒服的,為什麼偏偏跑到這種地方?

   飯店週末最忙,我們都輪流在週中放假1天。到紐約逛街多花錢,我大多留在俱樂部內替人揹高爾夫球桿當球童,多賺些錢。暑假中我幾乎每星期工作7天,儲蓄了差不多1,000元,所以當我再回到田納西大學時,身上有將近2,000元,一年的生活費及學費已有著落。我開始專心寫論文,題目是:「民間團體如何影響美國國會的決策」。通常由台灣來的留學生,因語言與教育背景的關係,都研究國際關係或中國問題,很少像我那樣熱中於學習美國政治。

   1962年的暑假,我攜帶著由台灣帶來的那只皮箱離開田納西,多了幾本書,也多了一張政治學碩士的文憑,再到紐約那間俱樂部工作。那個時候我身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成為名符其實的赤貧者。工作了一個暑假後,我搭了80多小時的客運,橫貫美國大陸到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an,想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我發覺俄勒岡大學不如田納西大學好,並且也許因魏鏞在那兒就讀的緣故,國民黨的氣味很濃厚,令人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我馬上申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入學許可證。1963年的新年,我沿西海岸搭乘20小時的客運,南下到洛杉磯,進入該校。

結婚

    到洛杉磯時,遇到以前在台南一中的同窗許和瑞,他跟好幾位同鄉住在一起。他們雖剛由台灣來,但因讀理工科都找到適當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上課,讀書並非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跟他們相處得很好,大家一起聊天、打球,生活非常愉快,可是我擔心會逐漸鬆懈求學的決心,終於在2月初搬進學校宿舍,並在學校圖書館找到一個兼職。我要完全生活在校園內,擺脫都市繁華的誘惑。

    不久麗蓉來美,我們就在196346日(星期六)上午到法院公證結婚。結婚的前一夜,我還在圖書館工作;結婚那天的下午,我又到那兒工作。我害怕美國同事或同學看到麗蓉在法院給我戴上的那只結婚戒指,而問什麼時候結婚,會出窘,於是在那天下午到圖書館前,把戒子脫下,幾天後再戴上。麗蓉由法院出來後,就趕回家燒菜,該夜請了20位同鄉來吃喜宴。我對她因我的困境,不能讓她像其他女孩子一樣穿新娘服、去新婚旅行而感到歉意,一直想在其他方面彌補她。     

    麗蓉與我都認為,我們不可能二人同時讀書,要一人工作去支持另外一人上課。她決定先讓我完成博士學位後,才開始念自己的碩士學位。雖然結婚幾星期後,就發覺懷孕,但她仍到工廠做工。工作的性質是在大燈上畫簡單的圖樣,待遇是最低工資,每小時一元二毛半。她每天帶便當,搭客運赴八點上班,下午五點又搭客運回來,一直工作到次年一月中旬,生產的前一星期才停止工作。

    1963年的暑假,我也做苦工。洛杉磯與紐約不同,四季如春,很少有夏天才營業的鄉村俱樂部,要在飯店找專職工作不大容易。於是我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在飯店兼職,每天都到半夜才抵家,非常累。我們常互相勉勵,要認真工作,節省開支,才能付學費,完成學業。她每天都把家庭開支記錄下來,並逐項檢討是否有浪費的情形。40多年來,她仍保持這種習慣。

    我們生下第一個女兒時,正是學期末。我要準備期考,繳好幾篇論文,本來已經夠忙了,還要照顧剛由醫院回來的母女兩人。她躺在床上看我忙得團團轉,又想起今後她將留在家裡看顧小孩,不能到外面工作,而我很難一方面讀書,一方面工作來養活家人,於是哭著向我說,要把小孩子帶回台灣,等我畢業找到工作後,才再來。我堅決反對,說她離台已不容易,如今帶著孩子回去,證明我們已結婚,無論如何國民黨不會再讓她來美。經我解釋後,她終於放棄這個念頭。

    其後一年是我一生最艱苦的時期。我白天上課,晚上在一個工廠工作,由半夜工作到早上7點。我們住在學校附近,白天有課就到學校,沒課就跑回去睡覺,一天要睡好幾次才足眠。麗蓉與我都認為這不是解決生活的辦法,她決定到市內的商業補習班,念電子計算機的操作。1965年的春天,她開始在南加大上班。後來她的老闆看到她的工作表現不錯,便提升她當電子計算機工程師。她的工作很順利,家庭的經濟困難隨而獲得解決;我不必再工作,可以專心讀書了。

博士

    到南加大時,我仍然醉心於學習美國政黨政治。我選專供研究生念的美國憲法、議會程序、政黨等課程。與美國學生念這種課程總是比較吃虧,我從未由這些課程獲得A的成績。但選4門與政治思想有關的課,我只有一科沒有獲得A。所以到1965年底,我的學業成績總平均是3.36(A:4分,B:3分,C:2)

1963年南加大給我入學許可證時,附上政治系的一封信

,說我的總平均要達到A-,才能參加博士考試。系主任看我在那兒念了3年,成績平平,就在1966年初,說我無法完成政治博士學位,叫我走路,這真是晴天霹靂。帶著一個二歲的小孩子,要跑到哪裡去?並且依美國學界的慣例,一位已由一間大學認為沒有能力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別的學校都不大願意接受。在走投無路之下,我跑去找一位名叫格柏 Richard Gable)的教授。

     格柏是南加大公共行政系系主任,我選過他的課。我第一次嘗試用數學來寫論文,用統計來斷定哪些因素最會影響國會議員對美國援外法案的投票。他看到論文後非常高興,除了給我A成績外,又寫了很長的評語,說我曉得用統計來研究這種問題,很有創意。我把在政治系遭遇到的困難向他陳述,他說他不同意政治系對我的評估。

     他向我說明公共行政系的課程,分為六部門:組織原理、組織行為、人事行政、財務行政、比較行政及電子計算。他逐一說明各部門課程的內容,當聽到組織原理與行為時,我發覺這就是原來我來美國想學習組織政黨應懂的東西。他又說我可以攻讀政治與公共行政的聯合學位:由政治系選擇二部門,由公共行政系選二部門,共四部門當我博士考試的科目,於是我選政治思想、比較政府、組織原理及組織行為四部門。他說我不必再選政治學方面的課,只要在公共行政系選些與組織原理和組織行為有關的課,就可參加博士考試。

     我很快就修完9科公共行政的課程,每科的成績都是A。對我來講,真有點兒奇蹟似的。南加大的公共行政系一向不錯,1983年被列為全美第三好的公共行政系。為什麼我的公共行政學課程與政治學課程的成績有那麼顯著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是:一、那個時候來美較久,我的英文閱讀及寫作能力較強;二、家庭經濟比較安定,較有心情與時間讀書;三、我對組織學感興趣。以後籌組台灣獨立聯盟及FAPA都活用這些學問。我每學期都開這門課,它始終是我最感興趣的課程;四、由現在看當時的情形,我發現每當遇到挫折時,不但不氣餒,反而愈挫愈發憤,常產生一種勢必克服困難的強烈熱望。                   

     我在196711月,順利通過博士考試,然後開始寫論文。題目是:「中國的專業人員:衝突與適應」。主要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管理中國科學院院士。共產黨想控制科學家,但這些高級知識分子認為黨不懂科學,外行人不應領導內行人,於是雙方常引起不愉快的事。我發現六項衝突的地方,並分析共產黨如何適應這些衝突:有時很強硬,但通常都具伸縮性。我於1969年春天寫好論文並通過論文口試,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

     這些事實證明:政治系對我的評估是錯誤的,格柏才是正確的。我很快地獲得博士學位;其後,不但升為終身職的正教授,並且有傑出的學術研究、出版表現,格柏的決定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捩點。當時沒有博士學位很難在大學找到教職;擁有政治學碩士學位,只能當卡車司機:豈有時間與心情去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我的人生歷史可能要重新改寫。

     麗蓉依原來的計畫,在我通過博士筆試後,於1968年春天開始攻讀碩士學位。她白天上班,晚上上課,還要照顧一個45歲的小女兒,實在很辛苦。1969年暑假,她完成碩士課程後,我們隨即由西部搬到紐約。她到紐約後才開始寫論文,而於1971年獲得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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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授

 

    我喜歡看報章雜誌等輕鬆刊物,自國民學校起,就開始看報。但對於嚴肅的教科書,一直不感興趣。在台灣時,我是為考試,不是為作學問,才讀與考試有關的書籍,料想不到來美國後,竟選擇教書為職業。

教書

    19698月底來紐約後,我就在市內一間天主教學校叫做聖佛蘭斯學院(St. Francis College)當助理教授,教政治學。我與麗蓉的工作地方都是在我們住處皇后區(Queens)的西南部,每天來回要坐二小時的地下鐵上下班。因而,我們計畫搬到新澤西州(New Jersey),由那兒通勤到工作的地方比較方便,居住的環境比較好。1971年我申請到一間在新州離紐約不遠的迪肯遜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的教職,該年夏天我們就搬到那兒。

    這間大學是新州最大的私立大學,有一萬多名學生,分為3個校區,我是在麥迪遜(Madison)校區任教。該校區是由一間佔有將近100的廣廈改成的,樹木很多,校園非常優美,有3,000多名學生,大多是鄰近的富家子弟,素質並不很高。在100多位專職教授中,沒有黑人或外國人,整個校區顯得很保守。

    我在那兒教了一學期後,學校通知不續聘,我感到很意外,不曉得是什麼原因。系主任(James Byrne)在私底下向一位教授說,有一部分的學生不喜歡東方的教授,才發生這種困難。有一天,系內的女祕書告訴另外一位教授,說系主任叫她偽造學生評估我教學的結果,而用它當作不續聘我的證據,使她良心上感到很不安。那位教授聽到這個消息後報告校長,校長組織一個委員會調查真相。在調查中,系主任坦承不諱,於是他馬上被撤職,學校決定繼續聘請我留任。

    第二年學校對我很客氣,但第三年,卻不再續聘我了。好多同事對我表示同情與支持,因而提供了不少內幕消息。本來新系主任指控我犯有職業上不當行為,但學校的人事委員會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責令該系主任拿出具體的事實。系主任提不出證據,一直等到校長要發聘書的前三日,才改換名義,說我教學不力,要求學校不續聘。結果學校接受了系主任的建議。

    我非常不滿意學校對我不續聘的整個作業程序:第一、系主任不能在一個理由不能成立時,再去找另外一個理由,好像他已決定不續聘我,然後才找可以利用的理由;第二、說我教學不力有違事實,學校每學期舉行學生評估教授的問卷調查,我的評估成績都超過一般教授;第三、學校規定系主任應在校長發給教授聘書的二個月前作成建議,其他有關委員會及主管才有充足時間去考慮其建議,如今系主任才給他們三天的時間,違反合法程序。我向學校的教授公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報告,他們決定支持我,但學校一直拒絕改變決定,我終於在19756月離開了該校。

    我認為學校嚴重侵犯了我的權益,不能輕易讓這件事過去。我於19757月向新州民權科(Division on Civil Rights)控訴學校歧視我。經過一年的調查,民權科於隔年7月裁定我勝訴,學校不但必須續聘我並且應補發我的薪水。如果學校不服,民權科的律師會免費代表我到州法院去告訴。

    可能受到學校方面的影響,在民權科正式通知我他們的裁定之前,州政府的司法部長突然決定,該州民權法對私立學校沒有管轄權。學校的教授公會便派一位律師跟我去向司法部長抗議,說民權法已實行了30年,對私立學校一直有管轄權,如今突然改變立場,令人費解。我們要求司法部不要採取立場,如果學校認為民權法對私立學校沒有管轄權的話,就讓他們到法院辯護。司法部長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在該年9月命令民權科以管轄權為理由駁回我的申訴。

    民權科對管轄權的裁定,影響到在私立學校工作的數萬名教職員的權益,引起新聞界很大的注意。我找新州公共利益維護科(Division of Public Interest Advocacy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 Advocate),請他們向法院控告民權科。19761月,該科果然代表我向州高等法院提起管轄權的訴訟。一年後,法院宣判我敗訴。1978年初,公共利益維護科再向州最高法院上訴,我又敗訴。這下子,我已竭盡了州法院的系統。既然州的民權法對私立學校沒有管轄權,如果我想要繼續努力的話,必須告到聯邦法院,但到聯邦法院則要自己聘請律師。

    還好,新州有一個專門打不平的民間組織名叫美國民權聯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願意承擔訴訟費用,並義務替我到聯邦法院控告學校。經過半年的蒐集證據與準備,他們在19795月,正式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一年後承辦法官邀請副校長、我及雙方律師到他的辦公室勸我們庭外和解。雙方律師及副校長都同意,只有我不贊成。為這個案件,我奮鬥了5年,主要是要讓學校在法庭前敗訴,而得到一個明確的教訓:高等教育機關在社會上應該樹立一個好的榜樣,不可隨便亂來。可是經過律師一再解釋,說學校已認錯了,我終於勉強同意。和解的內容主要有3點:一學校承認對我不續聘之事處理不當;二、付給我一年半的薪水;三、續聘我。

    雖然學校要繼續聘請我,但我對它已失去了興趣。我控告學校,不是要討回工作,而是要討回公道。其實,我在1978年已在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獲得教職。這個大學歷史悠久,40年前是世界最大的大學,設有20個校區,分散於市內各地。紐約市人種複雜,20萬學生中,黑人、波多黎各人及亞洲人等少數民族佔三分之二。黑人集中居住於幾個地方,而在那些地方的數個市立大學校區,黑人學生特別多。我的校區位於布魯克林(Brooklyn)的中央,正是這種校區之一。

    我認真教書,學生對我非常敬愛。1979年底,紐約市的一個報紙「村聲」(Village Voice),派記者到每個市立大學校區採訪,深入介紹各校園。記者到學校訪問學生、教職員一星期,然後在報紙公布幾項調查結果,其中一項是:誰是這個校區最好的教授?根據1980114該報的報導,我是我們校區內最好的教授。

    教書認真,加上我的研究成果,1982年我獲得終身聘任(tenure)並晉升為政治學正教授。該年我被推為FAPA的會長後,校外的活動大增。有些同鄉看到我在學期中仍東奔西跑,問我是否還任教。這時教書雖是我的專職,但心理上確有「副業」的感覺。

學術研究

    20086月,發生了前教育部主任秘書莊國榮不能回政大任教的事件後,又傳說駐美代表吳釗燮因5年沒有出版論文,也不能回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我認為這是政大藉口打壓親綠的學者,難道國際關係中心的教授都有出版學術論文嗎?於是,我打電話問吳代表,他說:在台灣,法政教授出版的論文,被列在以下兩個刊物之一,才會被承認、才算數:「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TSSCI)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SCI)。但是,國際上只接受被列在SSCI的論文。

    在紐約任教多年,從未認真計算過自己發表過的文章有幾篇刊載在SSCI,於是我特地到台大法學院查看,結果共有10篇。而在2001-2007年間,台大政治系33位教授總共有25篇;政大政治系有18位教授總共有19篇。

    在上述的10篇文章,其中有4篇於1977-1981年的5年間,發表在世界十大政治刊物中。相對地,在2001-2007年的最近7年間,台大政治系與政大政治系總共51位教授,僅有一篇發表在這些刊物內,可見我的論文不但量多並且質也很好。

我有一篇論文是分析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行為,我自創計算投票的公式(Z Score of  Agreement,簡稱ZSA):「比任何以前所發表的公式,包含更多的資料,能夠更正確地衡量出任何2個國家在某投票的同意程度。」1993年,台大政治系的方法論課程也介紹這個公式。

    此外,我在美國報紙發表過20篇專欄,另有10篇文章被美國國會議員列入「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很可惜,由於積極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我的研究生命還不到10年,可說是既晚生又早夭。

    有人說,我留給人家的印象是走街頭、遊行示威、呼口號;因而建議,我應讓世人知曉:作為台灣出身的學者,我曾在國際政治學術領域,交出傲人的成績單。

    我由美回台已將近20年,如果當時繼續留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可能在SSCI上增加數十篇論文,但這對我人生有什麼意義?出版論文只不過是我生命中的點綴而已,顧台灣才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1972年我卸下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職務後,才開始注意研究工作。我改寫我的博士論文,出版成書。但專心從事研究工作是在1975年夏天,我離開迪肯遜大學時才開始。當時我決定用統計來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因為西方的中國通懂得用統計學的方法研究政治者為數不多。經過數年的努力,我在這方面獲得不少的成就。  

    1975年夏季,由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lititcal Science)出版的PS刊物上,有一篇文章列舉63種全世界重要的政治學刊物。全美國授與政博士學位的大學之政治學教授,曾就這63種刊物投票評定等級,選出世界前十名的政治刊物。   

    這些頂尖刊物的審稿都很嚴格:他們先除去投稿者的姓名後,才把稿件送給23位專家審閱。收到這些專家的評語後,刊物的編輯部才決定是否刊登。我4篇文章的內容為:

   一、「毛澤東悼文的分析」(刊登於1977~1978年冬季的「公意季刊」--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在這篇文章內,我選了24個毛澤東所慣用的符號(symbols),來分析40篇由各地重要軍政首長發表的毛澤東悼文,看他們對毛澤東支持的程度:喜歡用這些符號者比較支持他。分析的結果:最支持毛澤東的是張春橋,最反對的是趙紫陽。後來中國政治的演變證明我當時的分析正確:毛澤東的死對頭鄧小平判張春橋死刑,而提升趙紫陽為內閣總理。

   二、「共產黨對官僚的控制:中國的實例」(刊登於1979年夏季的「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毛澤東強調政府各部門應保持某種程度的人事變遷。我分析自1949年來中國國務院部長任免的情形,看看毛澤東是否在各期間都能保持人事變遷幅度,來推論他是否對國務院失去控制力。我用一個統計學的公式(the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來計算人事任免異動的幅度,而被上述刊物稿件的審閱者,譽為第一個引用這個統計方法到政治學研究的學者。

    三、「中國在聯合國大會玩弄的政治把戲」(刊登在1980年春季的「公意季刊」)。我在以前出版的一篇文章內(刊登於1979年夏季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I Organization),提出自創的ZSA公式。我用ZSA及其他統計方式(multiple regression)來探討什麼因素最會影響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發現與中國國家利益密切關係的問題上,中國都不能依其平常所標榜的理想去支持貧窮、弱小的新興國家。

    四、「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科學院:測驗『紅與專』

的概念」(刊登於198111月的「政治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我還是用統計學的方法來測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是否根據「紅與專」的理念來攻擊中國科學院院士。在文字上,中國說要攻擊不紅而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院士,但實際上遭殃的都是紅得發紫的共產黨員院士。所以文化大革命實是一場權力鬥爭,與「文化」鮮有關係。

    我對寫論文逐漸感到不夠刺激,而想進一步出版書籍。1981年我計畫用統計學的方法寫一本有關中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行為,我對這種題目感興趣,並且是當時全世界唯一用電腦研究中國投票的學者。我把1971年中國進入聯合國後到1981年間,聯合國大會所有的投票都放在電腦,並用我的公式(ZSA)計算每個投票所顯示的中國對其他聯合國會員國支持的程度。我已經寫了80頁,但在19822月,FAPA成立後,我被推為首任會長,因會務繁忙,也就沒有時間繼續寫完這本書。

    1984年我卸下FAPA會長後,曾嘗試完成這本書。我念了一年的電腦(讀assembler languagePL /1),準備自己計算投票行為,免得老是依靠麗蓉的幫忙。我也跑了好幾趟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東方圖書館,閱讀及收集新的資料。可是,我愈做研究愈懷疑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去計算投票、收集資料、整理註腳等等,是否有效地運用我的時間與人生,終於放棄那本書的寫作。

    我對我的學術生命感到惋惜。1983年的某一天,我跟羅福全駕車到華府。在車上我告訴他:如果我現在去世,實在很遺憾,因為我沒做好一個台灣獨立運動者,也沒有做個好丈夫與好父親,更沒有做個好學者。我不能老是把時間分散到各方面,應該集中精力在台灣人運動上,學術研究工作不得不割愛。                                                                                                                                                                                                                                                                                                                                                                                                                                          

小家庭

    教書的好處是不必每天上班。一年有2學期,每學期有15個星期,所以一年才上30星期的課。平均每星期到學校23天,一年365天到學校上課的日子還不到90天,其他的日子都待在家裡,家庭生活成為教授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家有4個人:麗蓉與我及2個女兒。大女兒叫做令怡,1964年出生;小女兒叫做怡君,1971年生。麗蓉初次懷孕時,我們兩人都研究給孩子命名。如果是女的,就命名為怡君:即思念台灣的人。我們花了不少心血才想起這個名字,但是以後發現不少人已命這個名,於是改為令怡:即令人思念台灣之意。第2個女兒出生時,已懶得再想名字,就給她取名怡君。

    如果是男的,就叫重台。父親對女孫兒的命名都不管,但對男孫兒的命名都由他決定,當然重台也得到他的同意。重台是以台灣為重,有人說要叫一個小男孩以台灣為重,誰也不敢去承擔這個重責,難怪沒有人敢出生。

    2位女兒還年幼時,我常鼓勵她們背誦英文名著;歷經數年,她們都精讀過好幾本書。每年暑假,我都教她們數學:算術、代數及幾何。也許受到我的關懷與鼓勵,她們的學業成績都很不錯。                      

    令怡高中畢業後,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唸醫學預備科。她大一的暑假,有一天晚上,快到深夜時,我看到麗蓉及令怡都穿得很整齊,問她們做什麼?(通常深夜都換睡衣,也不會擦口紅。)她們才告訴我:令怡要到麥當勞工作,由半夜做到大早,那天是第一天,麗蓉要送她去上班。她們曉得我會反對(不甘心女兒整夜不睡覺),才不敢告訴我。於是,我去找老闆,告訴他:我跟太太都在工作,家庭收入不錯,實在不需要女兒工作來補貼學費。不過,孩子看到同學暑假都在工作,她也不好意思整天待在家裡。我向老闆建議:讓令怡由晚上10點做到早上2點,每天工作4小時。那個老闆非常配合,說他每天會送她回家。

        令怡喜歡打網球及曲棍球,並且是大學回力球(squash)隊隊長。1985年大學畢業時,她獲得最佳學業兼運動獎。該年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就讀,於1989年畢業,主修放射學(radiology)。她喜歡運動, 2000年及2004年均獲得世界盃回力球雙打冠軍。

    我鼓勵令怡念醫學博士(Ph.D.,不是M.D.)。M.D.是訓練普通醫生,Ph.D.是訓練醫學生當教授或研究員。美國政府也用獎學金鼓勵學生念醫學的Ph.D.。我鼓勵令怡念Ph.D.,以後當醫學教授。我認為教書是一個好職業,當你升到終身職的正教授時,不能再升級了,並且,學校也不能叫終身職教授退休。只要你進入課堂上課,也遵守一週2時的服務學生時間,學校完全管不著你。你可不再出版論文,學校也不再給你考績,真是天高皇帝遠。她卻向我說:「我一生都是你幫我規劃,現在我已大學畢業,讓我規劃自己的人生。」她向麗蓉說:念Ph.D.要寫博士論文,要在學校多待幾年,女孩子生孩子過30歲後會越來越困難,所以她要早日完成學業、結婚、生孩子。

    現在,她在哈佛大學附屬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當醫師。我常告訴她,接生她的美國醫生(Richard Taw),看到我當時是個窮留學生,婉拒收受接生費。可見這個社會尚有溫情,今後她對於付不起醫療費的貧苦患者,應給予特別照顧。

    令怡選讀醫科是她自己的決定,我擔心怡君會再去唸理工科,所以日常生活的談話中,儘量提高她對法政的興趣,並鼓勵她從事法政的工作。1987年暑假,她到國會當實習生(congressional page),觀察國會的運作。國會實習生,要由國會議員推薦,高二學生才能參加,每年有60名額。暑假中到國會工作,國會提供宿舍,並有專人管理,每月薪水800元美金,實是學生到國會實習的良好機會。

    1988年高中畢業後,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唸政治學。她以提早入學許可(early admission)的方式進普林斯頓,即學校由申請學生中挑出學業傑出者,馬上通知錄取,但是要先簽一份切結書,如果錄取了,不能再到別的學校。

     後來怡君由政治系轉到經濟系,最後獲得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的企管碩士學位。1990年我回來台灣,不能就近看管小女兒,才讓她轉系,實在很遺憾,這是我回台所付出的一個代價。本來她在紐約的一家銀行就職,擔任財務分析工作,現在就留在家裡照顧小孩。

 怡君念高中時,有時向我借信用卡,然後去買好幾百元美金的時裝。麗蓉收到信用卡的帳單時,會向我埋怨,我都安慰她:只剩下這個小女兒,忍耐算了。可是,令怡回家看到怡君的衣櫥內都是名貴的衣服時,會痛罵她。令怡在我們最艱苦的時代長大,當然養成勤儉的個性。然而,怡君是在父母富裕的環境下長大,生活當然比較奢侈。怡君也很有可能進去哈佛大學,但擔心她姊姊會管教她,所以堅持除了哈佛外,任何學校都願意去。

     1989年暑假,怡君到參議員李柏曼(Joe  Lieberman,是2000年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辦公室當助理。1990年暑假,到前聯邦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我都引導她朝法政的路走。

     我常勉勵2位女兒,要由一個社會階級上進到另外一個社會階級(social mobility)須靠2項:政治與教育。我們是第一代移民,要踏入美國政治,相當困難,但是,只要認真讀書,會在教育上有傑出的表現。

    今日的台灣與50年前的台灣不同:那個時候,好多窮人沒有飯吃。所以我告訴小孩:可以種植物,但是,不可養動物,因為人沒飯吃,動物有東西吃,實是一大諷刺。令怡很喜歡動物,她34歲時,有一天,在垃圾堆內看到一隻死貓,就抱回來玩。麗蓉嚇了一跳,馬上把死貓拿出去丟掉,並幫令怡換衣服、洗澡。

     麗蓉年輕時,因小孩子幼小不喜歡我出外旅行,現在就不然了。她忙她的事,很少干涉我的活動。她的薪水比我高,但非常節儉。家內的事,不論大小,她都做,經濟也由她管理,我在家裡唯一的工作是割庭院的草。我能夠無後顧之憂,抽出很多時間從事台灣人運動,要歸功於她的配合與支持。                        

     我一直認為繼承是不合理的制度:貧窮子弟一生下來,便居劣勢,很難跟富家子弟作公平競爭。所以,遠在中學時代,我就向弟弟儒林建議:以後我倆一齊拋棄繼承權。弟弟說:故鄉新塭工商不發達,村民都依土地為生,如他拋棄繼承,唯有去當其他地主的長工。因此,他說:如果他離開新塭,就要拋棄。

   1973年,父親去世時,我還記得與儒林的對話。既然我已離開新塭,並且在美國也有教職,便立刻到紐約領事館辦理拋棄繼承權。麗蓉對我的作法有些怨言,說:這些財產是應得的,我的「怪想法」,嚴重影響到她們母女的經濟生活。的確,我繼承到的財產可能有200萬美金之多,放在銀行生利息,5%的年利,一年就有10萬美金之利息,等於2個博士的年薪,可以過著更富裕的生活。

    我當FAPA會長及執行長期間,FAPA來往信件都用FAPA買來的郵票。我把郵票放在小盒子,並在小盒子上面寫著:「FAPA stampsnot for personal use」(FAPA郵票,不得私用),這個盒子現在還留著。我告訴麗蓉及女兒千萬不要用FAPA郵票,我特別吩咐麗蓉:要以身作則,做個模範給孩子看,不要公私不分,去用FAPA郵票。為表示她的配合,麗蓉常向我展示她剛買有花草的新出版郵票。

    好多同鄉看我常到各地奔跑,以為我很喜歡旅行,其實我最愛待在家裡。在家時,我能夠完全控制我的時間。每天吃完早餐後開始看英文及漢文的報紙雜誌;除了台灣人出版的報章外,為能瞭解國民黨的政策,曾經有一、二十年,用家人的名字訂「中央日報」或「聯合報」的航空版。當我閱讀這些輕鬆刊物時,常一面欣賞台灣歌曲。做完這些事後,我不是準備上課的講義、寫文章,就是整理有關台灣人的信件。與外國人聯絡有時需用書面,我都自己起稿打字。可是與台灣人交接的事項,用電話較為方便,因此我的電話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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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灣獨立聯盟主席

 

1950年代,台灣人在海外的人數,以日本為最多,散居在歐美各地的寥寥可數,所以日本便成為早期獨立運動的中心。1956年廖文毅在東京,宣布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設立總統、內閣及議會,公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4年後,王育德及一羣在日留學生創設台灣青年社,出版日文的「台灣青年」雜誌,鼓吹台灣獨立。

    可能受到日本方面的影響,1956年在美國東岸的留學生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做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ree Formosa for Formosans,簡稱三F)1958年改組成為台灣獨立聯盟( The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出版不定期的英文刊物「台灣通訊」(FORMOSAgram)及「美麗島」(Ilha Formosa)。因為人力與財力的限制,UFI並未有效地由費城( Philadelphia )總部擴張組織至美國各地。

    我在田納西大學時,很少聽到台灣獨立運動。可能是因為那個大學位於美國南部偏僻之地,台灣學生又不多,只有56位。1963年。我到洛杉磯後,情形就不同了。當時該地有一、二百位台灣人,大城市也比較開放,難免談論台灣政治,並且該年夏天羅福全由日本前往費城後,積極協助陳以德,侯榮邦也在那個時候由台灣到日本,馬上加入台灣青年會。這兩個人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參加過關仔嶺會議。既然他們都參加獨立運動,我怎麼可以置之度外?更何況在台灣時,我就有這種想法。

中央委員

   UFI在洛杉磯只有一位會員,我搬到那裡時,他已「退休」,所以當時的洛城可說是獨立運動的處女地。我走遍整個城市,幾乎拜訪過每位同鄉,一再地跟他們交換對台灣政治與前途的意見,並勸他們捐款。他們看到我那麼認真,也不好意思拒絕。

   拜訪同鄉時,我都順便分發「美麗島」及「台灣青年」。前者很久才出版一期,並且用英文寫的,很難打動同鄉的感情;後者雖按月出版,但看懂日文的人越來越少。我們遂向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建議,「台灣青年」應該用漢文寫。由1966年初開始,每期的「台灣青年」果然插入幾篇漢文文章,在該年年底就全部改用漢文。這對於在美國向同鄉宣傳獨立運動的理念,實有莫大的幫助,洛杉磯的同鄉則負起寄送「台灣青年」到美國各地的任務。

   洛城的學生運動剛開始時,大多由我來推動,後來加入不少健將。1965年前國大代表賴文雄逐漸活躍起來;1966年初張燦由休斯頓搬來洛城,又增加了一個生力軍;現任台大榮譽教授王秋森也在那個時候參加活動。我們四個人每個月集會數次,討論如何在洛城展開學生草根工作。大家說到做到,馬上付諸行動。例如19675月,我們獲知郭雨新來洛城時,由上午9點起開始打電話,在不到10小時之內,就召集70多位同鄉(佔洛城同鄉的四分之一),該夜在上海酒家共同宴請他,聽他演講。雖然現在洛城有10萬台灣人,但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集合這麼多人,恐怕也不容易。

   我們在洛城活動的情形,可以由19666月,我代表該地區同鄉參加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成立大會時,所作的報告內容看出一斑:

「我們於1964年初開始展開獨立運動工作。當時的活動目標為:一、儘量募捐寄給各獨立運動團體,給予物質上與精神上的鼓勵;二、儘量啟發同鄉的台灣獨立意識。我們都朝向這些目標努力。第一次的募捐是在19642月,捐款人才10多位,募到的錢也才100多元。2年後的今天,捐款人已達到80多位之多;募到的錢,單就今年上半年度便超過千元。至於各團體寄來刊物的情形:臨時政府不定期地寄來『台灣民報』一份;UFI寄來10本英文的『美麗島』(3卷,第3) ;台灣青年會開始時寄來10份『台灣青年』,目前則增加到百份刊物 (50份英文的『獨立台灣』及50份『台灣青年』)。我把這些刊物親自分發給同鄉閱讀。」

   國民黨獲知我在美國的活動後,就找家人麻煩:一個團管區的上尉常到新塭,要我辦理兵役保證書的延長。我認為國民黨的辦事才沒有這麼認真,這只不過藉故刁難而已。於是我於19661110日寫一封信給嘉義縣布袋鎮兵役課:「自離開台灣後,我發現美國的民主自由制度,恰與台灣的獨裁恐怖政治成對照。蔣政權是我們台灣人革命的對象,豈有為其當兵效命之理。所以在任何狀況下,我都不辦理兵役手續,請把此信檢送團管區及師管區。」從此以後,團管區的人員不再到新塭,但我的護照就被吊銷了。

   當時台灣獨立運動像洛杉磯這樣活躍的地方,全美國有好幾處。由於下列兩個原因,大家感到全美各地的熱心同鄉必須團結起來:第一、廖文毅在19655月被迫返台,這些海外青年學生認為獨立運動的香火已傳至我們這一代,應加倍努力;第二、彭明敏、謝聰敏及魏廷朝所寫的「台灣人自救宣言」,於1966年春天傳至海外,大大提高同鄉的士氣。陳以德遂於該年6月初召開UFI改組會議,參加者有9個地區的代表。經過2天的會議,終於把UFI改組為UFAI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漢文名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會中選舉新組織的負責人,陳以德當選為主席。主席向中央委員會負責,陳以德、周烒明、王人紀、羅福全及我被推為中央委員。其後陳以德委派我主持海外聯絡,負責與美國以外獨立運動團體的聯絡及島內工作。

   獨立運動的主戰場是島內,海外同鄉應把獨立建國的理念傳入島內,喚醒島內人民。我於1966年秋天向陳以德建議,郵寄「自救宣言」入島內,他以經費困難為理由,未能採納我的意見。我終在洛城募到足夠經費,由堪薩斯( Kansas)同鄉負責寄發,於該年年底把「自救宣言」夾在聖誕卡內,郵寄2,000份入台。國民黨完全沒預料到我們會出這一招,未郵檢聖誕卡片,好多那個時候由台灣來的留學生都說他們在台灣看過我們寄進去的「自救宣言」。

   我擔任海外聯絡的負責人後,積極與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的熱心同鄉及團體聯絡。經過了2年的努力,於19687月把「台灣青年」改為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在加台灣人權委員會及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四個組織的共同機關誌,這對於以後籌組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實有莫大的幫助。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成立後,大家發覺住在美國東西兩岸同鄉相互間聯絡不方便,遂決定住在西部的幹部遷移到東部。張燦、王秋森、賴文雄及我在1968年秋天起的1年內相繼搬到紐約市。

   我和張燦鍙是台南一中初中部同班同學,大學1年級時又住在一起,當時我們那棟房子住了10幾個學生。當兵退伍後,他及我兩人又一起住在民權東路第一殯儀館的對面,直到我出國。他在洛杉磯時,我也住在洛杉磯,我們像兄弟一樣;他知道麗蓉喜歡吃蟳仔,每次他出去玩,都會買一些蟳仔回來送給她。當時他還是單身,經常來我們家吃飯,抱抱我們的小孩,和我們非常要好。

   張燦鍙早我1年到紐約,他把紐約地區設有政治系的大學全部列出來,要我去申請。196931,我到紐約一間大學面試,獲得錄用,他就對我說:「你要出來當聯盟主席」。

主席

   196974日,聯盟刻意選在美國獨立紀念日開盟員大會。張燦鍙要我出來當主席,我堅持不肯。他怕把我逼得太緊的話,我不去開會,因而請陳隆志、羅福全出面說服我、鼓勵我,保證大家一起來打拚,絕對不會放我鴿子。我真的被推為主席,張燦鍙與陳隆志為副主席。

   2位副主席學業都很優秀。張燦鍙於1958年以第一名畢業於台大化工系,1965年獲得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博士學位後,到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博士後研究員(post doctor)1967年赴紐約庫柏聯合大學(Cooper Union)任教。陳隆志由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法學院畢業後,留在學校當資深研究員;1958年他曾在台灣參加司法官考試,獲得高等考試的狀元。狀元也「造反」,表示國民黨已無可救藥,他的積極參加獨立運動,對同鄉發生很大的鼓勵作用。

   我當選UFAI主席後,8月就帶著麗蓉、5歲的女兒,和所有家當,連續開了5天的車由洛杉磯趕到紐約。當時麗蓉抱怨說:這輩子可能沒機會再開這麼遠的車了,應該沿路遊玩,欣賞風景,但我實在沒那個心情。               

   我一向不喜歡管小事,這是我的一貫作風,我在家從來沒有出去買過菜、開過支票,也沒去過銀行,沒買過衣服,一切都是麗蓉一手包辦。所以我當選UFAI主席之後,很多事都是張鍙在處理,我只做兩件事:募款和吸收盟員。

   我自認與我共事很不錯,我一向百分之百授權,例如我擔任FAPA會長時,陳唐山當副會長,我就跟陳唐山說:「你什麼事都不必問我,你決定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只做兩件事:募款和結交國會議員。」後來我在民視也對總經理陳剛信說:「我不喜歡管瑣碎的事情,你當總經理只要管好兩件事,第一要本土化,如果不本土化,我們成立民視做什麼?第二不能歪哥,如果民視經營層歪哥的話,就是把我們的清譽放在地上踩。只要守住這兩個原則,我就放手讓你經營。」後來他說我真有君子風度,沒有騙他,完全授權讓他去經營。

   我擔任主席時,張燦鍙挑了鄭自才當秘書長,後來又請邱坤勝當會計。邱是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化工博士,這兩個人我原本不認識,全是張燦鍙挑的。

    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時,他手上拿的槍是陳榮成用聯盟的錢買來的,後來美國法院審理時,邱坤勝開始作假帳。一般記帳會記載收入、支出、結餘,他竟然把兩年的帳重抄一遍。做偽證是有刑責的,我哪敢要求他做這種事,但他不但主動做,後來還到法院作證,說那支槍不是聯盟買的,實在令人感動。我回台灣參選立法委員時,他太太還來幫我助選2次,可惜於2002年去世。

    張燦鍙、陳隆志與我三個人都在大學任教,1969年聖誕節,我們利用假期分別到美國各地訪問同鄉二星期。1225上午,在威斯康辛(Wisconsin)州的麥迪遜(Madison)搭機要到明尼蘇達(Minnesota)州的明尼亞伯利斯(Minneapolis)時只有我一位乘客。機上的工作人員向我說:「我們全部人員都來服務你一人」。聖誕節是家庭聚集的時候,我們卻到外面奔跑,實在違反美國的習俗,也令妻兒埋怨。因此,1970年聖誕節,不好意思再勞煩張燦鍙與陳隆志,我獨自到各地訪問二星期。

    順便談個有趣的故事。1960年,台灣人赴美留學的人數有600多人。那個時候,在美國的台灣人還在奮鬥,大多租公寓住,我們到外地訪問時,都睡在他們客廳的沙發。1970年代,好多同鄉學成,找到適當的工作,有能力買房子,我們就睡在房間。1980年代,好多鄉親經營旅館,都招待我們去住。由我們到各地訪問,晚間住的處所,可以反映台灣人移民美國發展的過程。

   1963年,我與幾位在美國的朋友同一天加入台灣青年會。我們在美國的活動盡量配合日本同志的意思,因為他們都非常優秀: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周英明、廖春榮等都獲得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其他同志,如辜寬敏、金美齡、侯榮邦、蔡仁泰(其後擔任世界台灣商會創會會長),也受到海外鄉親很大的敬重。台灣獨立聯盟的籌設也都請教這些在日前輩後才去進行。照理,籌備會應該在東京舉行,奈因有些同志認為到日本開會出入境比較不方便,才在美國召開。

   1969920日,在加台灣人權委員會負責人林哲夫、歐洲台灣獨立聯盟負責人簡世坤及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幾位幹部在紐約市開會。在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代表因赴美簽證發生困難未能赴會,但寄來擬好的新組織章程草案,以作討論的基礎。經過二日的商討,大家同意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各地的獨立運動組織則改稱為聯盟的本部。由各本部自行推選聯盟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舉聯盟總本部負責人。

   我與張燦鍙分別當選為聯盟總本部的主席、副主席,並於1970年元旦向外公布聯盟的成立及中央委員、主席、副主席與各部門負責人的名單。漢文的「台灣青年」月刊及英文的「獨立台灣」(Independent Formosa)季刊遂改為聯盟的機關誌。這是海外台灣人空前最大的結合,不但給同鄉無限的鼓舞,並且也引起國際上的注意。最具公信力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於421,以半頁的篇幅,介紹聯盟及其負責人:「蔡〔同榮〕博士身材高身兆、沉著冷靜、學者型的政治家---他接受採訪時說,他所追求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1,200萬台灣人與21年前逃難來台的200萬大陸人,將攜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台灣。」

    隨後,內蒙古與西藏的獨立運動組織均相繼寫信給我,說大家都為著擺脫中國、追求獨立,應聯合成立一個辦公室:即「三獨」聯合辦公室。我認為:中國兵已佔領他們的鄉土,哪一個國家願意去趕走中國兵?他們的獨立運動是無法達成的。相反地,台灣獨立運動才有可能實現,因為中國兵不但未進入台灣,並且又有台美協防條約防止中國進軍台灣,所以我並未接受他們的建議。

   聯盟成立的同時,彭明敏順利脫逃出台灣抵達瑞典。我於122用國際電話通知歐、加、日3個聯盟本部,並向外公布這項消息。次日,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美聯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共同社等通訊社都發佈。「紐約時報」的記者堅持要跟彭明敏通電話,證實他已確實在海外才肯登載這個消息。我們遵循記者的要求,「紐約時報」遂於21刊登這個消息。國民黨事前毫不知情,讀到外電的報導後,還不相信在特務全天候監視下,彭明敏真的能夠偷渡出境。

   國民黨慣用恐怖的手段來控制人民的反抗行動,我們決定用遊行的方法來消除同鄉害怕的心理。以前,有人怕國民黨報復,戴假面具出來遊行,我認為這樣會造成更恐怖的氣氛。我當主席後,一律禁止戴假面具;如非戴不可的話,那就不必勉強來參加。   

   每年聯合國開會時,我們都到聯合國前遊行,表達台灣人的心聲;如有特別場合,我們也去遊行抗議。197042060位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手持「我們代表沉默的台灣人」及「台灣人要自決與自由」的標語,在白宮前遊行抗議蔣經國訪美。遊行結束後,我們馬上趕到附近的安德魯(Andrews)軍用機場,進入機場內。當蔣經國踏出機門時,我們立刻展開布條的標語,並高喊口號。

    424,蔣經國到紐約市的廣場旅館(Hotel Plaza)演講,我們又到那兒遊行示威,遂發生刺蔣事件,而成為該日全世界最大的頭條新聞。「紐約時報」在25日以頭條新聞作如下的報導:

「昨天一位台灣人在廣場旅館,用手槍射擊蔣介石的兒子兼繼承人,但一位保鏢在子彈射出前的剎那抓住槍手的手,而未擊中。

   當這些保鏢把刺客按倒在離蔣10英尺的地方時,這位行政院副院長安然地踏入旅館的走廊。警察證實槍手是32歲的黃文雄,他被控謀殺,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這個組織係致力於推翻自1949年起就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

   另外一個台灣人鄭自才,建築師,住在皇后區,也遭逮捕,昨夜他被控共同謀殺。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蔡同榮說鄭是聯盟的執行秘書,而黃 是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工商管理系的研究生。」

   這是現場的描寫,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唯有留待史家 

去考查,此時此地我不便多述。

   事件發生後,台灣獨立運動引起世界的注意。銷路500 萬份的「新聞週刊」(Newsweek),馬上訪問我,打算做該期的封面故事。不料,美國擴大越戰,攻打柬埔寨(Cambodia),遂改用這項新聞當封面故事。「新聞天地」的發行人卜少夫也來美國採訪我,據說該期在台灣印刷10版,銷路非常好。

   獨立運動也引起更多人的爭論,我們必須解釋運動的真義。無可諱言地,由於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不少早期的獨立運動者有反對在台大陸人之傾向。但事過境遷,許多大陸人子弟在台灣出生,與台灣人做朋友、通婚。若再勉強劃分台灣人與大陸人,實在沒什麼意思。所有住在台灣的人,如要避免共產黨的統治,唯有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共同建立台灣國。我在19714月號的「台灣青年」,為文陳述這個道理: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反對中共與國民黨的獨裁,為建立一個主權屬於全體住民的民主自由國家,凡是贊成台灣成為 一個自由與民主的獨立國家者都是我們的朋友,那些為反共倒蔣與島內同志並肩奮鬥的在台大陸人都是我們的同志。相反地,有極少數的人不是積極支持現在的極權統治,就是主張把台灣交給中共,這些人--有的是在台大陸人,有的是台灣人--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所以台灣獨立運動所要革命的對象,不是蔣政權所散播謠言的在台大陸人,而是反對台灣實施真正民主自由的人。革命成功之日,所有台灣住民不分出生地、階級、職業、宗教及性別,都將平等享受革命的成果,開放政權,並為大眾謀福利。在台大陸人應與台灣人同樣地成為台灣共和國國民,而且享受同樣的權利與義務。他們的生命、財產及其他權利將受到台灣共和國法律的保障。他們的職位,不論文官或武官,台灣共和國也應給予妥善的安排。所以在台大陸人,不分仕農工商兵,都應站起來,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共和國而努力奮鬥。」

   獨立建國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要喚起大眾的覺醒,加強

同鄉會的組織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工作。我於1969年底決定組織全美台灣同鄉會,本擬由紐約、洛杉磯及芝加哥3大都市聯合發起,但芝加哥當時並沒有同鄉會。該市在1960年代初期就成立同鄉會,可說是在美同鄉會間最強大的組織,但樹大招風,不久就被國民黨摧毀。我鼓勵該地同鄉再成立同鄉會,他們都擔心國民黨的壓力會隨之而來,而建議成立一個有實無名的交誼團體。經我再三勸說,芝加哥正式成立同鄉會。由陳隆豐起草章程,鄭義和任創會會長,全美同鄉會乃依計畫在1970年初順利成立,並逐漸擴大組織。到1971年底,全美國各地已設有40個台灣同鄉會,奠定了往後在美同鄉活動的基礎。

     為使島內人民知道獨立運動的存在,1971年夏天巨人少棒隊在賓州威廉波特(Williamsburg)決賽時,聯盟租了一部飛機,機尾拖著一個大標語「台灣獨立萬歲GO GO TAIWAN」,在球場低空盤旋,期望台灣電視台作球賽實況播送時,也能把這個鏡頭轉播入島內。國民黨黨棍看到天上的飛機大罵:「他媽的,台獨也有空軍」,於是對球場的同鄉尋隙報復,毆打同鄉。依據197111 月號「台灣青年」的報導,事情發生的經過如下:

     「賽後散場時,有一個台灣人忘了拿一樣東西趕回去,

一個K〔國民〕黨黨棍問他:『你是不是台獨?』這個聽不大懂中國話的台灣人大概誤會了他的意思,乃用生硬的中國話回道:『我是台灣來的』,沒想到這句話竟招來一陣毒打。這件事給台灣獨立聯盟的幾個盟員知道了,乃一起前往理論,沒想到又經一次暗襲,一個學過空手道的台獨盟員被長木棍打倒,立即躍起,更加奮勇地以球棒迎擊,這些黨棍那會是敵手,一個個逃竄了。」

     這個被襲擊到頭部的是我,事後我躺在床上休養了一星期,好多同鄉擔心我腦出血,紛紛打電話來問候。    

彭明敏繼任主席

       我與張燦、陳隆志都在大學任教,常利用時間到各地拜訪同鄉、演講、募款及吸收盟員,成果輝煌。在我任期的兩年內,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人數及收入都增加3倍。但我認為不應該連任聯盟主席,而於19716月號的「盟員通訊」內宣布:「為使組織培養及儲備更多的建國人才,讓其他同志有機會自我訓練,本人不擬連任下屆美國本部主席。本人偕各部負責人已整理組織的財務及有關文件以待移交,且也成立一個小組審核組織二年間之會計。」

    彭明敏於19709月底,由瑞典轉來美國,在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任教。不久,美國政府宣布尼克森總統將於次年的2月底訪問中國,以促進中美邦交。唯恐台灣成為中美建交的犧牲品,彭明敏遂於1971918日在紐約一間旅館舉行民眾大會,並帶領同鄉到聯合國遊行,表示台灣人自決的願望。由各地來的包車有十幾部,參加的同鄉有千名之多,盛況空前。這要歸功於聯盟的組織力,以及彭明敏個人的號召力。好多同鄉認為他以一個台大系主任的地位,為著台灣的民主前途,竟敢寫「自救宣言」,因而下獄,又勇敢地脫逃出台灣,我們這些後輩怎麼可以連遊行也不敢參加?

   當時彭明敏在美國台灣人心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由其他人當聯盟主席,該如何對待他?因此我主張乾脆由彭明敏來當主席,於是1971年底我和周烒明、羅福全去密西根大學,請彭明敏出來當主席。

   他提出兩項要求,第一,聯盟必須改名;二,我必須當他的財務長。第一件事我必須與張燦鍙、陳隆志等幹部商量,後來彭明敏也覺得麻煩,就說:「這麼複雜,算了!」。因為有些人不願意改名,就算要改名,改什麼名字,意見也很多,所以改名一事他不堅持。但是他一定要我當他的財務長,怕我要他出來,結果讓他吊在半空中,我答應,他終於在1972年元旦接任聯盟主席。

         1973年夏天,我與父親在東京吳枝鐘同志的醫院見面。10多年來,父親寫了不少信,痛罵我「數典忘祖」,並歌功頌德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見面時,我擔心被父親打耳光,很難看,就把房間的窗簾拉下來。料想不到,他竟罵國民黨,說有些信是調查局人員寫好,叫他抄寫,抄完後,他們就拿去寄給我。聽後,我真是「怒髮衝冠」。

     父親說:二二八事件使國民黨不敢對台灣人亂來;國民黨沒有善待台灣人,台灣人應該反抗國民黨的統治,所以台獨運動對台灣有正面的作用。但他認為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擔心我被暗殺,因而建議:我參與獨立運動可以,但不要站在第一線,太危險。我很瞭解父親的愛心:好不容易把孩子養大,受良好的教育,如遭到國民黨暗算,實在很可惜。

    卸下台獨聯盟主席後,我把注意力轉到外交工作。1970年代末期,我們與蘇聯駐美國的情報人員接觸,見面好幾次。在美國的最後一次是在1979年:我和張燦鍙與那位人員約定在紐約市的一個地方見面;那個人員與我們擦身而過,而輕聲向我們說:「有人在跟蹤我們」。

    美國的FBI想知道:我們是誰?張燦鍙駕車想離開現場時,FBI的車子一直在快速公路跟著我們。我們下快速公路,在中國城(Chinatown)附近的大街小巷跟他們捉迷藏。有一次,我們誤闖單行道,逆向而行,很危險,我請張燦鍙調轉車頭;那部跟蹤我們的車子,不但也跟我們逆向而行,並且也立刻調轉車頭。我告訴張燦鍙:算了,不要因為想擺脫他們而發生車禍。

    過了幾天,FBI二位幹員來我家按鈴,小孩子去開門,他們就亮出證件說:「FBI」。那個時候有一部「FBI」電視連續劇,小孩子很喜歡看,這一次她們看到真的「FBI」,嚇了一跳。FBI人員說:台獨是反共的,為什麼我們要跟蘇聯共產國家的情治人員接觸?

    我發覺:我們在美國已完全被FBI盯住了,如要跟蘇方接觸,要到國外。於是,19802月,我跟那位情治人員約定在莫斯科見面。他叫我參加美國赴蘇的旅行團,要團進團出,才能避FBI之注意。抵達莫斯科時,他叫旅行團讓我脫隊,而安排人員跟我見面,但吩咐我,不要問他們的身分。

    2位分別來旅館跟我長談,他們北京話均講得很流利,並且對中國也非常瞭解。我請蘇聯支持台獨,否則中國佔據台灣後當海軍基地,對蘇聯及世界和平都構成威脅。在我離開蘇聯的前一夜,他們來告訴我:蘇聯不願意看到中國奪台,但是蘇聯也不願意為了小小的台灣,而與一個大中國鬧翻,並成永久的仇人;對於台獨,他們雖不能支持,但樂觀其成。

    該次訪問蘇聯未能達成目的,有點兒失望。可是,此行讓我瞭解蘇聯對台灣的基本態度;蘇聯已瓦解,我相信俄羅斯對台灣仍維持同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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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爭取二萬名移民額

 

    19791210日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 )的發生,是在美台灣人從事外交活動的新起點,同時也提供同鄉爭取二萬名移民配額的機會。各地同鄉為拯救因該事件被逮捕的黨外民主鬥士,到處展開國民外交工作。當時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伍爾夫( Lester L. Wolff)計畫在1980年初赴台訪問,我於12到華府,拜託他赴台時一定要指出國民黨藉故壓制黨外活動的不民主行為。

那天上午赴華府之前,我忽然想到:也許在麻州一間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s)擔任總裁的劉寬平能夠介紹由該州選出的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 (Edward Kennedy)給我們認識,於是打電話拜託他。經由他公司在華府代理人的安排,我跟魏瑞明在該天中午與甘迺迪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代恩(Thomas A. Dine)見面。

甘迺迪要解釋「台灣關係法」

代恩問我在美台灣人的情況後,叫我發動同鄉寫信給甘迺迪,表示台灣人對高雄事件很關心。幾星期後,由於台灣人權會的全力推動,甘迺迪辦公室收到8,000封由各地台灣人寄去的信函。這是甘迺迪辦公室,因某一事件或政策收到信件數目的最高紀錄。其後代恩又告訴我及陳唐山,最好能找數十位在各大學執教的中國通,寫信或打電話給甘迺迪,表示學界也抗議國民黨濫捕自由鬥士。我們接受他的建議,馬上辦理。

    1980224,我與蔡仁泰、陳伸夫在紐約會晤甘迺迪,這是台灣人首次與他接觸。他對我們還沒有什麼認識,見面時,他的保鏢檢查我們的照相機,並站在旁邊守衛。我們向他說明高雄事件實是先鎮後暴,要求他向國民黨施加壓力釋放無辜,他答應幫忙。35他首次發表一個有關台灣民權的聲明,列在「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強烈譴責國民黨違背人權與民主自由。聲明中提及:

   「我最大的期望是立刻釋放因高雄事件被拘禁的人犯,或對他們從輕發落。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這種建議似乎不可能被採納,所以我希望至少被告應立刻受到普通法院的公平審判,得聘請律師,所受的處罰也應與所犯的罪行相稱。我希望檢察官能夠建議對被告寬容,台灣政府也能夠採取從輕發落的措施。

    為長遠計,我們應鼓勵在台的中國人與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共同分享政治權力。雖然台灣人在省政府逐漸有較大的影響力,但中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中央政府。擴大在台政府的基礎,以及廢止30多年的戒嚴令,才是未來台灣的安定與安全的最好保障。」

    這個聲明給絕望中的海外台灣人一個很大的鼓勵,大家非常感激甘迺迪的雪中送炭,因此計畫在洛杉磯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募款餐會,支持他競選美國總統。我於45到洛城參加該地20幾個社團代表組成的籌備會,每一位與會者都認為不管他能不能擊敗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總統而獲得民主黨的提名,我們海外台灣人都應報答他的人情。於是全體一致決定辦一個千人餐會,募款10萬元。由王桂榮夫婦擔任總召集人,已故的簡金生擔任總幹事,並由當時洛城同鄉會會長王陽宗從旁協助。王桂榮為了籌備這個餐會,光是電話聯絡費用,就花了4,000元美金。

    5月初我發出一封信給數位同鄉,列舉我們希望甘迺迪在餐會演講詞內特別提及的幾點,看他們有什麼意見。收到那封信後,王桂榮打電話給我,說美國與中國尚未建交前,給中國的二萬名移民額,都由台灣享用。但自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後,這些名額大多被佔用,台灣人要移民美國頓時感到非常困難。王桂榮要我轉告甘迺迪,演講時應提起如何恢復台灣的二萬名移民額。我於519偕同彭明敏、陳唐山、魏瑞明到甘迺迪辦公室商討移民問題。5日後,在餐會演講時,甘迺迪果然提起這個問題:「要台灣與中國分享有限的移民配額,實在是不公平與不合理。我們應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配額方案,才能公正地對待各國的移民,也才能達成使分散家庭重聚的目標。」

    聽到這個演講後,同鄉都很興奮,並要求繼續與甘迺迪商討移民配額問題。甘迺迪看到餐會場面那麼大,同鄉又那麼熱烈歡迎他,非常感動,答應幫忙。那次的餐會是他在加州最大的募款會,我們僅用六個星期的時間籌備,使他對台灣人優越的組織能力及高度的團結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

    美國與台灣斷絕邦交後,美國國會於19794月通過「台灣關係法」,規定美國與台灣住民的關係。該法第4B)段,第6項規定:「為達成『移民法』的目的,台灣得享受該法第202B)段之第一句所規定的待遇。」該句規定:「獨立國家、聯合國託管地----應有兩萬名移民配額。」所以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政府,尤其是負責美台關係的國務院,有權決定是否另外給台灣二萬名移民額。

    因此甘迺迪認為欲解決台灣移民問題,不必重新立法,只要敦請國務院解釋「台灣關係法」就可以。於是他於1980825寫信給當時的國務卿穆斯基Edmond Muskie)說:

    「我敦促你檢討國務院的現行政策,依『台灣關係法』,給予申請簽證者應有的移民名額。正如你所知,由於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正常外交關係,造成對台灣移民配額的不公平,好幾百個家庭都焦急地等待家人來美團圓。

    由於中國有10億的龐大人口,我相信台灣移民配額應該分別處理。當我還在等待移民政策委員會對這事項的決定時,我希望行政部門能夠針對這個移民需要,援用國會授與的權力,給予台灣『移民法』第202B)段之第一句所規定的待遇。」

這封信送出後不久,卡特總統落選,雷根政府上台,海格(Alexander Haig)被任命為國務卿。甘迺迪再次寫信給海格,促他趕快解釋「台灣關係法」。我們也一再催促甘迺迪。例如19811031我代表「台灣公論報」訪問他時,特別問他:「閣下長期以來支持並關懷亞洲及其他各地的移民,而且曾特別為台灣爭取每年個別有二萬名移民的配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你的努力,目前有什麼成果嗎? 甘迺迪答道:

    「我寫過信給國務卿范錫(Cyras Vance)〔此為穆斯基之誤〕和海格,力陳『台灣關係法』應解釋為:每年有二萬名台灣人移民美國。我現在敦促政府實行這項案中所規定的職權。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已和我聯合去從事這項工作,我們也準備在必要時,進一步地提出法案。」

    1981116,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各地代表,在世台會理事長陳唐山及全美會會長林明哲的邀請下,到華府拜會甘迺迪及索拉茲,重申目前在美台灣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台灣移民配額,希望早日解釋「台灣關係法」。11月底,國務院通知甘迺迪,說不能另外給台灣移民配額。如此,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在國會提案立法。

索拉茲提案

    伍爾夫在1980年底國會議員選舉時落選,他的亞太小組主席的職位由索拉茲接任。我與羅福全在19812月,到他的辦公室拜訪他。他跟我們見面後,就吩咐他的秘書,日後我們要看他時給予方便。經過幾次的接觸,我於619邀請他在紐約許平宇、郭濿玉夫婦經營的藍寶石飯店與50多位同鄉見面。他對那次的集會印象很好,於是在716回請我晚餐。那天在他辦公室見面時,他問我要到他家還是在飯店用餐,我選擇他府上。

    吃完晚飯後,索拉茲夫婦和我3個人就在客廳內談話。他要我把台灣人需要他幫忙的事統統列出來,然後才來衡量哪一件他能夠幫忙,哪一件比較困難。我列出約十個事項,他夫婦倆都很仔細看過。索拉茲夫人是擔任一個叫做「民間移民改革委員會」(Citizen Committee for Immigration Reform)的執行長,對移民法非常熟悉。當她看到我列出要求單獨計算台灣移民配額時,從書架拿出「移民法」,建議修改該法第202(B)段之第一句,明白規定台灣應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每年二萬名移民額,索拉茲馬上接受她的建議。我慶幸沒到飯店用餐;如果沒有索拉茲夫人的解釋,他並不曉得另外給台灣移民配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國務院尚未解釋「台灣關係法」之前,索拉茲就在1020與共和黨在亞太小組最資深的議員普里查得(Goel Pritchard),共同向眾議院提出一個議案,增列二萬名移民配額給台灣。議案提出後,議員們的反應都很好,但國務院於14寫信給索拉茲表示不能接受。理由是:一、台灣與中國分別享有二萬名移民配額,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二、對其他享有二萬名額的國家,如菲律賓、韓國有欠公平。

    經過索拉茲的努力,129眾議院通過他的提案。獲得這個消息後,甘迺迪馬上動員他的助理,努力促使參議院也通過此案。1210日他向參議院提出索拉茲議案,並爭取與此議案有關的參議院委員會的支持,共和黨籍的移民小組主席辛普(AIan K. Simpson)立刻表示贊同。1210日及11甘迺迪先後寫2封信給共和黨籍外交委員會主席波西(Charles H. Percy ),懇請他的支持。在短短的10天內,這個議案順利通過參議院有關委員會,並獲得參議院全院的採納。參眾二院通過後,雷根總統在聖誕節過後正式簽署,而完成了該議案的立法手續,台灣自1982年元旦起正式享有每年二萬名移民配額。

國民黨搶功

    移民法通過後,中國提出強烈抗議,說台灣與中國各享有二萬名移民額,無形中承認台灣與中國都是獨立的國家。可是國民黨卻沾沾自喜,除了鼓勵在台出生的大陸人子弟將戶籍及身分證出生欄的出生地由中國各地改為台灣,以便享用這個移民配額外,又想盜功。起初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說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參議員的支持,才使這個移民法案通過,暗示國民黨也盡了一分力量。其後更明目張膽,由親國民黨的美華協會公開在「中報」發表聲明,說台灣二萬名移民額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好多同鄉看到這個報導後都很憤慨,紛紛敦促FAPA反駁。FAPA19834月分別在「台灣公論報」與「中報」發表下面聲明:

「編輯先生:

    美華協會於411投寄貴報的函件公開表示:『我們積數年之努力,遊說國會之結果,將華人移美的配額,擴增至每年四萬名(中國及台灣分別配有二萬名額)。』這種片面主張有違事實。

     給予台灣每年二萬名移民配額的法案是1981年底由國會通過,這個法案的提案人及主要推動者是眾議員索拉茲。他在各種場合都表示這個移民法案的通過是海外台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與美華協會並無關係:

   一、去年125索拉茲議員給本會會長蔡同榮的信上說:

   『現在第96屆國會第一會期已經結束,我藉此機會檢討過去一年來的立法紀錄。在促成國會通過台灣移民配額增至二萬名,以及禁止美國出售武器給在美國從事有系統侵擾人民的國家,你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並非我誇大其詞,如果沒有你在幾個月前向我指出這兩個議案的重要性;隨後,又毫不鬆懈地再三提供各種意見與協助,這個重要的法案是絕對不可能通過的。這個法案的通過顯示出你對台灣人權的關懷與貢獻。』 (下略)

   二、去年215索拉茲議員向洛杉磯的500位台灣同鄉公開演講,再次詳細說明台灣人的努力促使這個移民法的通過:

    『去年〔198111月,我很榮幸的會見由我的好友蔡同榮博士所率領到華盛頓的台灣代表。1981年初,在我的辦公室,我首次遇見蔡博士。當時我剛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蔡博士因本小組具有決定台美關係的立法權而來看我。接連幾個月,在不同的場合中,他很詳細的和我討論你們所關心的各種問題。你們所關懷的事不僅限於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並且包括在台灣的台灣人。去年11月由蔡博士在華盛頓召集的全美台灣人社團代表的會議中,我很清楚的認識到你們社團所關心的種種事務中,有兩件重要的事項。最重要的一件是台灣移民配額增至二萬名,使台灣人民享有中美建交前移民法所賦與的權利。如果台灣人要和中國的10億人口共同享受二萬名額,台灣移民人數將會大量減少,無異把二萬名移民額轉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並不是移民法案的原意,也不是立法當初所能預料到的。與會人士告訴我,如果我能設法把台灣移民配額增至二萬名,台灣人將非常感激。接獲蔡博士的指示後,我即刻動手處理這件事』。(下略)

    三、414,本會打電話給索拉茲議員的助理佛理曼(Edward Friedman,前外交部長田弘茂在威斯康新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請他就美華協會的說法加以評論。佛理曼說:『索拉茲議員與本人根本沒聽過美華協會這個組織,我們也從未跟該會的任何人接觸。』

    從上述三點可見美華協會的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敬請

貴報刊登訂正,以正視聽。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1983429

附:一、1982125索拉茲議員給蔡同榮的信件。

    二、1982215索拉茲議員在洛杉磯演講全文。」

    看到這篇文章後,美華協會遂於531在「中報」發表聲明承認錯誤:「世界上沒有一個團體是十全十美的,貴報日前登出本會一函,因執筆者對事實沒有完全了解,犯了一個誠實的筆誤,現特此更正:台灣限額增加到每年二萬人之事,實與本會無關。」

    台灣每年二萬名移民額法案的通過,本來就與國民黨毫無關係,這是台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除了上面所提的同鄉外,尚有2位值得一提。已故的台灣人自決運動主席、前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認為給台灣二萬名移民配額,不但方便台灣人移民,並且無形中承認台灣與中國是一個同等的政治單位,因此,給予我無比的鼓舞。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鍙在整個移民法的努力過程中,時時跟我研究對策,給我各方面的支持,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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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APA會長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壟斷大眾媒介,因此海外同鄉計畫在島外設立一個電台向台灣播送。歷經數年的研究與商討,終於決定成立一個電台董事會,負責籌劃基金及往後的運作。1982110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寫信給各地20位熱心同鄉,請他們到洛杉磯開會。恰好當時美國國會剛剛通過台灣每年2萬名移民配額的議案,大家受到這個鼓勵,士氣高昂。有些同鄉建議會中也應該討論如何推展國民外交工作的問題,其中以葉加興對此最為堅持,我與張燦商量的結果,於127寄一封快信給葉加興,答應他,把推行國民外交工作的事增列在議程內。

    會議於213舉行,當天參加開會的有15人:丁昭昇、王桂榮、周明安、林明哲、許千惠、陳伸夫、陳唐山、陳都、郭雨新、彭明敏、蔡仁泰、楊嘉猷、楊宗昌、羅福全和我。首先研討電台計畫,多數人的看法是,島內的黨外雜誌已經百花齊放,沒有必要再設置電台向島內宣揚民主思想,並且國民黨也會設法干擾播送,使收聽非常困難。經過12小時的討論,此一計畫遂被擱置下來,剩下的時間都集中討論如何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負責國民外交。

發展組織

    大家認為這個機構不但要關懷島內的台灣人,並且也要維護海外同鄉的權益,要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也要防止中國侵略台灣。於是很順利地制訂下列宗旨:「一、配合島內民主力量,促進台灣的自由和民主。二、宣揚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造成有利於台灣住民自決和自立的國際環境。三、維護及增進海外台灣人社會之權益。」

    14日上午,討論這個機構是否應隸屬於世台會,成為該會的一個外交工作小組。討論的結果決定另外成立一個單獨的組織,主要的考慮是:一、世台會的理事會可能不同意設立這樣一個外交小組;二、世台會如積極從事外交工作,恐會使那些怕參與政治的同鄉甚至連同鄉會的活動也裹足不前。新的組織需要一個名稱,大家同意採用Taiwanese Association on Public Affairs。英文的簡稱為TAO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幫忙打」。       

    這是一個漂亮的名稱,但有些人認為這個名稱也許文法上有問題。我查閱數種參考書後,發現Association後之on應改為for。如此英文的簡稱是TAFPA或是TAPA,唸起來不像台灣話。我於217日發出一封信給與會者,指出會議中通過的名稱文法不對,並提議改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喊打」。投票的結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贊成這個名稱。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討論組織內部的結構及運作,也談及如何集資經營旅館來支持活動。但一談到會長的選舉,困難就來了。彭明敏、陳唐山及我被提名為候選人,可是我們3個人都不願意擔任會長。彭明敏說他住在西岸,應由東岸的人當會長,地理上較為方便。陳唐山說他是世台會理事長,已經夠忙了,不便再當會長。我當時正醉心於研究工作,並且已經著手寫一本書,捨不得半途而廢,所以也婉拒。大家請我們3個人離開會場到外面互推一人當會長。3個人談了好久仍無結果,於是決定休息,希望在午餐時談出1位人選出來。飯後還是沒有結果,大家感到無奈,又叫我們3人到外面再談。我認為再談下去還是那一套老話,如果選不出會長,這個會無異流產,實在可惜,於是自告奮勇同意被提名為會長候選人。同時我提出兩項要求:第一、設立會員制度,這樣才能經由會員選舉會長;第二、一年後舉行會長選舉。大家接受了我的要求後,舉行無記名投票,我正式當選會長。FAPA誕生,我也開始負起這個新組織拓荒的工作。

    多年來我注意到有許多關心台灣的同鄉,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未能加入任何組織積極參與台灣人的自救運動,實在可惜。如果能把這些熱心同鄉組織起來,將給整個運動增加一批生力軍。所以當我被推為FAPA會長時,我發覺這是我實現數年來願望的最好機會。我不但要做好國民外交,並且要為台灣人建立一個良好的組織。

   為健全組織,必先制訂章程。我認為FAPA剛成立時,章程愈簡單愈好,規定些最基本的事項就夠了,以後再視情勢的發展作修改。國民黨於1947年制訂一部具有175條條文的冗長憲法,結果2年後就被中共趕出中國;美國建國的最初4年,憲法只有7條條文,但以後成為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團體的興衰,大多依靠實際上的運作,法律條文並不能決定一個組織的成敗。FAPA章程只有3 條條文,第一條是宗旨,在成立會議時已通過。第3條規定章程修改與解釋的程序,一般憲章都有這種規定。第2條就比較複雜,規定委員與會長的權責、選舉方法與任期。

    FAPA初創時,萬事待興,需賴強而有力的會長去推行工作,所以應賦予會長很大的權責,章程第2條第4項規定「會長綜理全部會務」,包括人事、財政及各種政策的決定權。會長既然擁有這麼大的權力,會長的選舉就必須特別謹慎。我於1983年初起草「會長選舉細則」,經委員會通過,詳細規定候選人提名及投票的種種細節,沿用迄今都能杜絕選舉可能發生的爭論。會長的任期2年,但不管他貢獻有多大,只能連任一次。

    會長由委員選舉,委員有41(1983年增加到51位,1985年再增加到61)。委員人數多的主要原因,是想集合全世界各地的熱心同鄉於一堂,納入組織,經過開會,加強相互間的認識與瞭解。遇到台灣發生重大事故時,全球同鄉的代表才能迅速有效的研討和決定應該採取的措施。委員一部分係由全體會員選舉,另外一部分由各地方會員自行選舉產生。如此,在地方上默默工作而知名度還不甚高的鄉親,也有機會當選委員,為台灣前途做更進一步的打拚。

    FAPA儘量網羅各方面的人才。我敦請彭明敏為名譽會長,台灣青年社創始人王育德、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前台灣省議員郭雨新、前世台會理事長郭榮桔及黃彰輝為顧問;當時世台會理事長陳唐山為副會長、全美會會長陳都負責組織、台美商會會長王桂榮負責財務。由於這些前輩及負責人之努力,其後幾乎所有當過海外台灣人重要社團的負責人都陸續加入FAPA

   由委員的職業也反映出FAPA的包容性。198351位委員的職業分別為:工商業者14位、教授13位、在機關公司就職者11位、醫生6位、其他7位。一向很少積極參加台灣人社團活動的商人及醫生也當起委員,我鼓勵他們都用真姓名,並且每年都向外公布委員名單,表示這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合法組織,沒有避人耳目的忌諱。

    FAPA幹部分別到各地奔走邀請熱心同鄉加入組織。19824月初,我與彭明敏到各大都市拜訪同鄉10天,向他們說明FAPA的宗旨,並拜託他們支持。同年6月,我買了一種能旅行21天的打折機票,又到20個都市訪問,在西海岸時,陳都也一同奔走。我發覺與同鄉面對面談論台灣問題,較容易獲得同鄉的了解和支持。於是次年暑假,決定擴大巡迴,我偕同彭明敏、黃彰輝及陳榮成教授分別到50個都市巡迴21天,效果輝煌,不但吸收了不少會員,並且募了不少錢。

    19821983年間,我到美國各地巡迴時,都買一種機票。票價是美金740元(約25,000元台幣),不過規定要在21天內,只能在其公司航線的都市旅遊。為充分利用這種機票,每天應飛往一個城市。白天坐飛機,晚上與鄉親交談。為使鄉親瞭解FAPA及其工作績效,應分發文宣。每次出門要到各地巡迴時,我都用皮箱裝滿文宣。有一次麗蓉提醒我:皮箱是裝衣服用的,不是裝紙張,會超重。果然,一把皮箱提起,整個皮箱裂開了。我安慰自己:我們是要用這種精神才能贏過國民黨,國民黨才沒有人會攜帶這麼重的文宣,夜以繼日,到全美各地連續跑21天。

    此外,我也到所有台灣人夏令營宣揚FAPA,會員人數因而急劇增加。如何運用這些會員從事草根外交工作成為當時主要的課題。19828月首次舉辦外交講習會,聘請學者專家,講解如何積極主動去影響國會議員、議員助理及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參加者有律師、醫生、學生及第二代台裔共20多位。這次的經驗發現第二代台美人對台灣的認識不夠,須分開訓練。次年暑假特別為第二代子弟舉辦一個講習會,有60位參加,由專家講授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國際地位及如何從事外交工作等課程,從此以後每年暑假FAPA都分別在美國各地舉辦第二代台裔的外交講習會。

    1986年,我也寫一本長6,000字的「談草根外交工作」小冊子,建議鄉親:如何加強草根組織、如何跟議員接觸、如何與議員談論台灣問題、如何替議員辦募款餐會。當時國民黨執政,洛杉磯的總領事劉達人看到這本小冊子後說:「現在台獨不是空喊口號,而是很具體的教導鄉親如何從事草根外交工作,實在不可忽視。」

    美國每州選出2位參議員,全國又分為435個眾議員選區。FAPA雖在各大都市都設有分會,如欲有效推行草根外交工作,每州最少應設立一個分會,每個選區要設立一個工作小組,這是一個重要且繁重的工作。海外同鄉都有自己的事業,已夠忙了,我們只能期待他們奉獻一部分的時間與精神。FAPA的主要工作不能完全依靠會員,應聘請專人去推行。為此,19836月在國會山莊附近購買一間3層樓的樓房,可供辦公與居住之用。同年10月聘請潘大和為專職人員,不久陳唐山又聘請一位美國人柯邁政(Marc J. Cohen)負責外交工作。FAPA遂由業餘工作者的參與逐漸邁入專職人員的階段,並設立辦公廳,由專職人員負責展開國民外交工作。 

FAPA的辦公室引起亞洲流亡政府很大的興趣。菲律賓的流亡政府成員曼格拉普斯Raul Manglapus1986年,艾奎諾夫人Corazon C. Aquino當選總統後,擔任外交部長)建議:南韓的金大中、菲律賓流亡政府與FAPA共同在FAPA辦公室聯合辦公。金大中告訴我,韓國緊鄰中國,不敢支持台獨,只能關心台灣的人權。然而南韓政府對金大中恨之入骨,我擔心發生爆炸事件而傷害到我們的工作人員,因而亞洲流亡政府聯合辦公的事,我並不熱衷。

外交工作

    1980年代,有人說國民黨的國會不是設在台北市,而是在美國國會山莊。國民黨可以不理會立法院,但對美國國會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海外同鄉須遊說美國政府。並且現在全世界各國,有能力且願意阻止中國蠻橫地強制台灣住民接受共產制度的唯有美國這個國家,我們也應影響美國政府阻止中國侵略台灣。所以FAPA初期外交工作重點是放在促成台灣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爭取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

    1982520日,是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令的33週年,FAPA計畫由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Jim Leach2004年擔任美國參加陳水扁就職典禮團的團長)共同在華府舉辦一個記者會。國民黨獲悉這個消息後,非常緊張,馬上到甘迺迪辦公室說,只要能夠取消這個記者會,他們將考慮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甘迺迪的首席外交助理卡路斯基 ( Jan H. Kaliski)53勸我們給國民黨一星期的時間去研商這個問題。一星期後,國民黨要求再延長一星期。我告訴卡路斯基:國民黨根本沒有誠意,它一再要求延期之目的只在拖延時間,使我們來不及籌辦記者會。但卡路斯基卻認為,過去與國民黨接觸的經驗很難使他相信他們是在施展拖延戰術,勸我再等一個星期。

   我非常失望,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想補救的辦法。我拜訪前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與曾經擔任過甘迺迪參議員助理,而現任在美猶太人遊說團體AIPAC(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的執行長代恩,兩人都與甘迺迪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萬一甘迺迪認為記者會已來不及舉辦,或國民黨只答應釋放一部分政治犯時,請他們馬上打電話給甘迺迪本人,勸他按原來計畫舉行,他們答應幫忙。5 17日是最後的期限,當夜11點卡路斯基打電話給我,說國民黨一直沒給他電話,記者會將按原訂計畫舉行。國民黨的陰謀並未得逞,反給美國人一個惡劣的印象。原來所謂「禮儀之邦」的國民黨,不但不講信用,甚至連一個禮貌上表示拒絕的電話也沒打。

   520日上午10點,這4位國會議員果然在國會山莊舉行記者會。他們的共同聲明獲得了30多位國會議員,包括眾議院議長奧尼爾(Thomas P. O’Neil Jr.)的簽署支持,有百位記者參加,包括蘇聯的塔斯社(Tass)、中國的新華社、日本的共同社,以及美國的合眾社及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報紙都報導記者會的實況,並成為所有在美國中文報紙的頭條新聞。                                      

   中午舉辦午餐會,有43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國務院代表參加。會中,索拉茲演講戒嚴令下的台灣政治及人權狀況。下午,眾議院亞太小組舉辦台灣戒嚴令聽證會,台灣人及國民黨雙方各有2位代表就戒嚴令之必要性及對人權之限制作證3小時,我也參加作證。我的一部分證詞以專欄方式刊登於717的「紐約時報」。這是FAPA在國會山莊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一位流亡美國的亞洲國家人士說,我們能夠在一天內舉辦3種活動 (記者會、午餐會及聽證會),他們如果能夠辦一種就心滿意足了。    

    這一天真的給國民黨不小壓力,但像颱風一樣,一陣暴風雨過後又趨於平靜,我們應該找出一個比記者會更具有持續性的方法,繼續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於是次年520日,戒嚴令34週年時,除了記者會外,又在參眾兩院分別提出一個決議案(resolution),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這種決議案要經過亞太小組、外交委員會及全院的討論與表決,如此將使美國議員終年討論台灣的戒嚴令,才能嚴重且持續地打擊國民黨的國際形象。

為拯救高雄事件政治犯,我們曾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

    198014日,我、陳唐山、謝聰敏、台灣人權會會長許瑞峰等4人,到國務院談高雄事件。國務院派2位人權司及2位亞太司人員跟我們見面。人權司人員說,國民黨藉故鎮壓黨外人士:康寧祥並未被逮捕,但為什麼他主辦的「八十年代」遭受到停刊的處分;中壢事件的主角之一邱奕彬未到高雄,也遭受到逮捕。可是,亞太司的索羅門(Richard Soloman,該年底,到白宮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負責人)卻說:國民黨已逐漸開放、民主,是黨外人士沒耐心,還到高雄遊行,才發生高雄事件。

    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指出:國民黨在台灣戒嚴30多年,是世界有史以來最長的戒嚴令。台灣人忍受這麼長的戒嚴令,怎麼還指責我們「沒耐心」?索羅門很少看到台灣人當面反駁他,臉色有點兒難看。

     198018,施明德被逮捕不久,有一個晚上,好多鄉親打電話給我,說國民黨隔天就要槍斃他。雖然我對這個消息存疑,但人命關天,不能掉以輕心,我馬上打電話到前司法部長克拉克家,拜託他向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M.Christopher,克拉克擔任司法部長時,克里斯多福是副司法部長。)查詢,該天深夜,克拉克回電,說我的消息「錯誤」(erroneous):台灣政府告訴美國國務院,現在甚至未來,都沒有計畫要處決施明德。雖然這個消息不正確,但也給國民黨一個訊息:國際上很關心施明德的生命安全。

    198010月底,我到白宮見索羅門,把高雄事件現場的錄音帶中、英翻譯文交給他,證明國民黨鎮壓和平集會的民眾。我向他建議美國應停止軍售給台灣,直到國民黨釋放所有高雄事件受難者。他說,如果能夠獲得甘迺迪參議員的支持,他就敢向卡特總統建議。由於甘迺迪很同情我們,索羅門的回答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星期後總統選舉,卡特竟落選。

    19821210為紀念高雄事件3週年甘迺迪、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幹事湯普遜 (William P. Thompson,Stated Clerk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U.S.A.)、國際特赦會的顧問司馬晉(James Seymour, a member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及我在國會山莊共同舉行記者會要求國民黨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我的記者會聲明由索拉茲列入19821221日的「國會紀錄」。本來方素敏計畫參加,但因擔心林義雄在獄中的安全而作罷;國際特赦會總幹事哈瑪堡(Thomas Hammarberg, Secretary General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原以為記者會是在127,後來發覺是在1210要留在倫敦主持人權日的紀念會不能來美。這二位未能依原來計畫赴會,是這次記者會美中不足之處。

    方素敏計畫在華府開完記者會後,跟我到紐約見克拉克,商討在美國控告國民黨在台灣的暴行。1978年,巴拉圭(Paraguay)的特務頭潘納(Pena-Irala)到美國,被獲得美國政治庇護的費拉迪格(Dolly Filártiga)指控該特務頭子在巴拉圭殺害其子。1980年,美國法院認為非美國公民在美國境外殺害另外一個非美國公民,是違反國際公法,有管轄權,因而判決該特務頭子賠償1,000萬美元。

    方素敏說,林義雄被捕後,到他家探視他的親友都提醒她,外面有很多人在監視。既然有這麼多特務在外面,1980228,怎麼還有人敢進到房子內殺人呢?並且兇手還在房子內停留最少一小時!美國法院有陪審制度,就讓陪審團決定:在房子外監視的特務及進入房子內殺人的兇手是否同一群人?如果是的話,國民黨應負法律上的責任。

    方素敏已安排好在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創始人之ㄧ、成功的企業家丁昭昇夫婦,照顧她女兒奐均,方素敏突然改變主意,我很了解她的心境,但是我非常心痛:失掉一個向國民黨討回公道的機會。

    1983113我從報紙上得悉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將在115訪問台灣。我於14日偕同方素敏及郭清江在洛杉磯跟麥高文見面,我們向他說明台灣的歷史及國民黨的暴政,出乎意料之外,他說他讀過柯喬治(George HKerr)著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對台灣的情形很熟悉。我特別提起高雄事件及林義雄家屬慘案,希望他能夠勸告蔣經國釋放高雄事件被監禁的人士。方素敏也託他帶奐均寫給蔣經國的信,要求早日釋放她的父親,讓他來美與家人團圓。麥高文聽後很同情,答應盡力幫忙。

    赴台時,他當面告訴蔣經國,就算林義雄犯了什麼滔天之罪,他的母親及兩個女兒被殺害,處罰已夠嚴厲了,實無理由再叫林義雄服刑。蔣經國聽後,有點兒不好意思,遂問麥高文為什麼知道這麼多台灣的事情,是否在美遇過任何異議分子?他說他和蔡同榮談過話。蔣經國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是共產黨徒。                        

    19831月,錢復來美擔任駐美代表,隔月就去拜訪索拉茲。在他們見面的幾天前,索拉茲打電話問我有什麼話要他向錢復提起。我說許榮淑及周清玉想來美國看海外同鄉,但國民黨拒絕給她們出境證。他們見面時,索拉茲問錢復,他想邀請這二位女士來美訪問,並交換美台關係的意見,未知國民黨能否讓她們離台?錢復為要表示過去外界對國民黨暴政的傳言純屬虛構,馬上答應沒問題,索拉茲遂於37發給這二位女士邀請書。暑假中,她們果然來美,非但能夠結識許多美國政要,並且與上萬的同鄉見面及參加各地夏令營的活動,使跟她們見面的人有機會獲得高雄事件先鎮後暴,以及該事件鬥士們在獄中生活的第一手消息。  

    1983228是簽訂 「上海公報」第11週年,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重申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眾議院亞太小組在當天舉辦「上海公報」聽證會,彭明敏、國民黨及中國的代表就該公報對中美建交及台灣前途的影響作證2小時半。FAPA也在國會舉辦午餐會,有60位國會議員及助理參加,由眾議員托理西里(Robert Torricelli)主講。我也在會中演講,指出「上海公報」只「認知」中國人對台灣的立場,忽視了台灣人的意願,顯係違反正義;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住民決定。這篇演講文並以專欄的方式刊登於411的「華爾街日報」。裴爾讀後,認為很符合他的看法,就把它列入421的「國會紀錄」。

    當天下午,甘迺迪、裴爾及葛林 (John Glenn)3位參議員向參議院提出一項決議案,強調台灣前途的解決應尊重台灣住民的意願。這個決議案以後獲得20位參議員的共同連署作提案人,其中包括所有爭取1984年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參議員,可見這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是民主黨的主流想法。索拉茲及李奇也在眾議院提出同樣的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是裴爾起稿的,原來的決議文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必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多數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在正式向參議院提出前,裴爾先徵求有關議員的意見,而收到下列決議案修改的建議:

1.決議文的最後必須加上「並須符合 『上海公報』」的句子;

    2.決議文的最後必須加上「並須符合『台灣關係法』」的

句子;

    3.把「且為多數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句子內的「多

數」二字刪掉;

    4.把上面句子內的「在台灣的住民」改為「中國人」。

    親中國或自由派的議員,認為「上海公報」是奠定中美邦交的基礎。該公報說:「美國認知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並未指出台灣人有別於中國人,因而提出第一及第四修正。保守派的議員則認為「台灣關係法」是防止中國侵略台灣的有效文件,應提及這個法律,所以較傾向於第二個修正。親國民黨的議員認為「多數的台灣住民」是指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他們才是多數。這些議員相信刪掉「多數」二字後,國民黨才能渾水摸魚,說它雖不能代表多數,但至少也能夠代表台灣住民,因而贊成第三個修正。                        

    我們歡迎第二個修正,這個修正條文能夠增加台灣的安全。我們可以勉強接受第三個修正,但不贊成第一個修正。

我們堅決反對第四個修正,如果台灣前途的解決方式須 「多數的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我們寧願不要這個決議案。與各方面商討的結果,決定不接受第四個修正,而對第一及第二修正作個妥協,不明白提及「台灣關係法」與「上海公報」,僅暗示這兩個文件。決議案修改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並須符合國會所制訂的各項法律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訂的公報」。

    這個決議案提出後,FAPA數次敦促我們在參議院的朋

友幫忙使這個決議案先在外交委員會通過。甘迺迪參議員辦公室說這個議案只能象徵台灣人對「上海公報」忽視台灣人意願的一種抗議而已,絕無法在外交委員會通過。裴爾辦公室說要等到外交委員會開一個有關此決議案的聽證會,讓委員及助理聽取作證後,才開始拉票。但聽證會由6月起一再地延期,我們早就預料聽證會後所剩的國會會期不多,因此會馬上投票。如不提早拉票,屆時恐怕來不及。於是暑假中,華府的幹部開會,決定展開草根外交工作,由各地同鄉向外交委員會委員逐一遊說,效果非常輝煌。聽證會最後在119才舉行,由羅福全代表台灣人出庭作證,6日後外交委員會就投票。

    1114甘迺迪在國會山莊向FAPA委員演講的前幾天,我告訴他的助理卡路斯基,有絕大多數的外交委員會委員將投票支持台灣前途決議案,並給他支持委員的名單,他大吃一驚,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台灣人竟然把它變為可能。於是演講時,甘迺迪說:「FAPA的成立還不到2年,它已經在華府及美國各地留下不朽的痕跡。我在參議院已有22年,看過很多團體為著它們的利益來國會遊說,但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次日,外交委員會投票,結果贊成者13票,反對者1票,3票棄權,我們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台灣人歡欣鼓舞,海外台灣人50個團體立刻響應支持這個決議案。但中國卻暴跳如雷,於18日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認為外交委員會通過該決議案是 「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要求美國提出解釋,並表示美國的答覆若不能令中國滿意,則中國將「重新考慮趙紫陽總理與雷根總統的互訪活動」。這恐怕是30多年來中國對台灣人活動反應最激烈的一次,他們最怕在美同鄉運用美國的政治力量去防止他們侵略台灣。這個決議案自起草、促請議員連署、舉行聽證會,直至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全由台灣人共同努力所促成,大大地提高我們對國民外交工作的信心。                               

    FAPA1983年的最後一次外交活動,是利用111214日在華府舉行第2屆委員會時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12日晚間,FAPA委員除了參加華府同鄉會年會晚宴,與同鄉敦睦鄉誼外,亦與南韓反對黨領袖金大中交換意見。13日宴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岱爾(Walter F.Mondale)及索拉茲。14日上午和下午在國會與托理西里、李奇、甘迺迪及克拉克等人見面、交談,晚間則在國會舉行酒會。中午在國會舉行午餐會,由參議員裴爾演講。他告訴一百多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台灣同鄉:二次大戰期間,他和一批文官到哥倫比亞大學受訓,準備盟軍佔領台灣後接管,進而輔助台灣成為一個新國家。其後美國改變戰略,決定攻佔近日本本土的沖繩,因此他們的計畫被取消了,但40年來他一直認為台灣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裴爾參議員於1997年退休,而於200912病逝,台灣人痛失一位國會好友。我必須講些他關心台灣的事蹟,來感念他。

    1985年,陳水扁因蓬萊島案一審判決有罪,我遂拜託當時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裴爾及參議員甘迺迪聯名邀請陳水扁赴美訪問。本來陳水扁被判罪是不能出國的,但是國民黨看到這二位有力參議員的面子,讓陳水扁於該年125日離台。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美國對外關係的權力,僅次於總統與國務卿,對外國有相當大的影響力。1990年,高雄三艘漁船被蘇聯扣押,台灣的外交部束手無策,陳唐山與陳榮儒遂拜託裴爾替我們向蘇聯交涉,這三艘漁船馬上被放行。

    1992年,我與好幾位民意代表到聯合國遊說台灣進入聯合國,裴爾替我們約10個駐聯合國代表團見面,包括好幾個大國。這些代表團都由首席代表接見;南韓的首席代表說:他們是主張「一個中國」,不可能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但因看在裴爾的面子才跟我們見面,可見裴爾為幫忙台灣,不惜使用其影響力。

    19964月,總統選舉後,裴爾來台灣訪問,上午見李登輝總統,下午就跟我在晶華飯店閒聊。我好奇的問他:台灣總統選舉時,美國派2艘航空母艦經過台灣海峽,嚇阻中國對台輕舉妄動,其決策的過程如何?他說:這是美國海軍的建議,因為如不向中國展示實力,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會遭受到中國的挑戰。美國總統徵詢相關部門及參眾兩院的二黨領袖,都沒有人反對。這一席話使我了解:確保台灣的安全,不被中國併吞,是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很高的共識。

    20057月,陳水扁授予裴爾最高榮譽的勳章。裴爾行動不便不能來台,而由駐美代表李大維代表總統到羅德島(Rhode Island)授勳,我專程去觀禮。裴爾中風坐在輪椅,手無法寫字,嘴也無法講話。我拉著他的手說:我專程由台灣去觀禮,他嘴唇顫動。在旁他的夫人告訴我,他會看電視,也聽得懂我的話,只差無法表達意思,實在很可憐。授勳典禮後,我跟他夫婦去吃午餐,這是我最後看到這位「台獨議員」。

                募款

    AIPAC的執行長代恩告訴我,一個遊說團體的成敗決定在其募款的能力。募款對一位議員猶如牛乳對小孩:小孩需要喝牛乳才能長大成人,議員需要募款才能夠競選連任,所以要請議員為台灣講話,FAPA要不斷地替他們辦募款餐會。分布在美國各地的FAPA分會,經常幫助他們選區的議員募款,其中有些募款是由我直接經手。

    一般在美國募款,如果募到10萬元,都會先扣掉15%的雜支費用,只有台灣人不會扣。我們第一次幫甘迺迪辦募款餐會時,原本只跟他說要募10萬元,結果募到12萬。有些鄉親是時間到了才出現,那次餐會上突然多了好多人,一張票100元,後來實收12萬,比原本答應幫他募的10萬元還多。其實我們可以先扣掉15%的雜支,只要給他10萬元就可以了,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做,實收12萬就給12萬,讓甘迺迪留下很深的印象。

    索拉茲對我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幫台灣爭取兩萬名移民額,他在競選時,我們原先要幫他募5萬元,結果募到8萬多元。但是我怕把他的胃口養大,所以我將捐1千元的人挑出來,只拿5萬元給他。

    我原本打算把比較大筆的捐款寄回去給捐款人,請他們轉捐給FAPA,但後來我想這些人不一定會再捐給FAPA,因為支票上都寫Solarz for Congress(索拉茲競選國會議員),把支票寄回去請他們重新開給FAPA,他們不一定會做。所以那些錢在FAPA放了幾個月後,我還是把這3萬多元拿給索拉茲。他收到後嚇了一跳:怎麼還有這3萬多元,而且還是實拿,沒有扣l5%

    1992年,國會議員選區重劃,索拉茲的猶太人選區,一半與意大人區和中國城合為一個新選區,他卻在民主黨的初選,以1,200票之差,沒被提名,而不能繼續連任議員。1992919,「紐約時報」寫一篇社論,其標題為「索拉茲的不同」(The Solarz Difference),表示惋惜。台灣人也在國會失去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假使索拉茲連任,他現在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因為他比現任的主席還資深。

    1997年,我邀請他來參加「反對中國併吞大會」,他專程由美國來台,向10萬群眾演講,很「感心」。現在,每次到華府,我都到其府上拜訪。

    2007年秋天,我到他府上時,他提起其前助理、前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 )的新書(A War Like No Other獨一無二的戰爭),描述美國與中國在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索拉茲逐字讀該書的第93頁至97頁給我聽,說如果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2012年台海有可能發生危機,因為馬英九傾中,台灣人萌生危機意識,會推選一位本土意識堅強的總統候選人與馬英九對決。這本書已由五南出版社取得翻譯及發行權。

卜睿哲獲得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學位,於1975年來台灣學習中文。有一天,他跟我吃晚餐時告訴我,收養一位台灣的女孩子。他說,有位台灣婦女打電話給一位牧師,說她在某天晚上九點,會把一個女嬰放在教會的庭院,請教會的人不要偷看。該牧師聯絡卜睿哲來教會等,當晚他就把那個女嬰抱回去。

    隔天,我告訴彭明敏,我昨夜輾轉難眠,一直替那位台灣女嬰感到可憐:她不知其父母是誰,完全不曉得她的身世。我向彭明敏說:我要在民視找她的母親。彭明敏卻說:「人老時,往往會回憶年輕時的戀愛情景,但反而不喜歡看到他年輕時的情侶,擔心看到上年紀的她,會使美夢破裂。卜睿哲的女兒不一定會想尋找她的父母,你要先問清楚。」彭明敏的話果然應驗:她不想找她的親生父母親。

    2009年7月14,我與陳唐山到其府上吃午餐。我鼓勵他來台灣當AIT處長,他表示因為健康因素礙難勝任:幾年前

,他患食道癌,現在雖然治療好了,但仍未完全康復。

    甘迺迪、裴爾競選時,我們差不多都是以5萬元為募款目標,而且大多是實拿。我記得在我回台灣那一年,我們在洛杉磯為裴爾募款,結果募到3萬多元,照美國的標準,3萬多元也不錯了,因為5萬元打個折4萬多,扣掉15%3萬多元也差不多。但是這樣變成沒信用,於是我就想:不用麻煩裴爾了,找幾個人,一人出一千塊,十幾個人湊足5萬。後來募超過5萬元,於是我把兩張支票抽出來:一張是陳隆志的弟弟、冠東銀行董事長陳隆豐,一張是在美國做紡織的許丙宇。他做的是高級紡織品,當時雷根夫人都穿他做的衣服,很多國會議員的太太都希望有一件,我還常幫她們要。我把這兩張支票抽出來還給他們,希望以後他們再捐,因為已經募超過5萬。我回台灣之後,以後募款我都不在美國,未知他們是否再捐出來。

    1983813日,我接受「台灣公論報」的訪問時,宣布不再連任會長:「根據FAPA的章程規定,我可再競選連任,但我並不想作這種打算。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人有機會出來當會長,這樣可獲取更多經驗,以儲備建國的人才,作為建設台灣的準備。」我雖不再擔任會長,但我在該訪問中公開表示,「將傾全力協助會長推行會務。」

    198311月,我卸下FAPA會長職務,交接之後,我提出:FAPA會長應有公關費用。我不是為自己爭取,而是為以後繼任的人設想。我記得黃越綏的哥哥黃越欽(當過監察委員)有一次到美國,我請他和魏瑞明在紐約吃午飯。該夜,我又請郭雨新等人在華府吃晚餐,那天花一、二百塊美金請客。我只是個教書匠,一天要花這麼多錢請客,負擔實在很大。我也沒用FAPA的錢買單,我當了兩年的會長,經濟上也會有點壓力。我把這個情形說出來,後來從陳唐山開始,會長每個月有500塊美金的公關費,實報實銷。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壟斷大眾媒介,因此海外同鄉計畫在島外設立一個電台向台灣播送。歷經數年的研究與商討,終於決定成立一個電台董事會,負責籌劃基金及往後的運作。1982110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寫信給各地20位熱心同鄉,請他們到洛杉磯開會。恰好當時美國國會剛剛通過台灣每年2萬名移民配額的議案,大家受到這個鼓勵,士氣高昂。有些同鄉建議會中也應該討論如何推展國民外交工作的問題,其中以葉加興對此最為堅持,我與張燦商量的結果,於127寄一封快信給葉加興,答應他,把推行國民外交工作的事增列在議程內。

    會議於213舉行,當天參加開會的有15人:丁昭昇、王桂榮、周明安、林明哲、許千惠、陳伸夫、陳唐山、陳都、郭雨新、彭明敏、蔡仁泰、楊嘉猷、楊宗昌、羅福全和我。首先研討電台計畫,多數人的看法是,島內的黨外雜誌已經百花齊放,沒有必要再設置電台向島內宣揚民主思想,並且國民黨也會設法干擾播送,使收聽非常困難。經過12小時的討論,此一計畫遂被擱置下來,剩下的時間都集中討論如何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負責國民外交。

發展組織

    大家認為這個機構不但要關懷島內的台灣人,並且也要維護海外同鄉的權益,要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也要防止中國侵略台灣。於是很順利地制訂下列宗旨:「一、配合島內民主力量,促進台灣的自由和民主。二、宣揚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造成有利於台灣住民自決和自立的國際環境。三、維護及增進海外台灣人社會之權益。」

    14日上午,討論這個機構是否應隸屬於世台會,成為該會的一個外交工作小組。討論的結果決定另外成立一個單獨的組織,主要的考慮是:一、世台會的理事會可能不同意設立這樣一個外交小組;二、世台會如積極從事外交工作,恐會使那些怕參與政治的同鄉甚至連同鄉會的活動也裹足不前。新的組織需要一個名稱,大家同意採用Taiwanese Association on Public Affairs。英文的簡稱為TAO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幫忙打」。       

    這是一個漂亮的名稱,但有些人認為這個名稱也許文法上有問題。我查閱數種參考書後,發現Association後之on應改為for。如此英文的簡稱是TAFPA或是TAPA,唸起來不像台灣話。我於217日發出一封信給與會者,指出會議中通過的名稱文法不對,並提議改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喊打」。投票的結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贊成這個名稱。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討論組織內部的結構及運作,也談及如何集資經營旅館來支持活動。但一談到會長的選舉,困難就來了。彭明敏、陳唐山及我被提名為候選人,可是我們3個人都不願意擔任會長。彭明敏說他住在西岸,應由東岸的人當會長,地理上較為方便。陳唐山說他是世台會理事長,已經夠忙了,不便再當會長。我當時正醉心於研究工作,並且已經著手寫一本書,捨不得半途而廢,所以也婉拒。大家請我們3個人離開會場到外面互推一人當會長。3個人談了好久仍無結果,於是決定休息,希望在午餐時談出1位人選出來。飯後還是沒有結果,大家感到無奈,又叫我們3人到外面再談。我認為再談下去還是那一套老話,如果選不出會長,這個會無異流產,實在可惜,於是自告奮勇同意被提名為會長候選人。同時我提出兩項要求:第一、設立會員制度,這樣才能經由會員選舉會長;第二、一年後舉行會長選舉。大家接受了我的要求後,舉行無記名投票,我正式當選會長。FAPA誕生,我也開始負起這個新組織拓荒的工作。

    多年來我注意到有許多關心台灣的同鄉,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未能加入任何組織積極參與台灣人的自救運動,實在可惜。如果能把這些熱心同鄉組織起來,將給整個運動增加一批生力軍。所以當我被推為FAPA會長時,我發覺這是我實現數年來願望的最好機會。我不但要做好國民外交,並且要為台灣人建立一個良好的組織。

   為健全組織,必先制訂章程。我認為FAPA剛成立時,章程愈簡單愈好,規定些最基本的事項就夠了,以後再視情勢的發展作修改。國民黨於1947年制訂一部具有175條條文的冗長憲法,結果2年後就被中共趕出中國;美國建國的最初4年,憲法只有7條條文,但以後成為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團體的興衰,大多依靠實際上的運作,法律條文並不能決定一個組織的成敗。FAPA章程只有3 條條文,第一條是宗旨,在成立會議時已通過。第3條規定章程修改與解釋的程序,一般憲章都有這種規定。第2條就比較複雜,規定委員與會長的權責、選舉方法與任期。

    FAPA初創時,萬事待興,需賴強而有力的會長去推行工作,所以應賦予會長很大的權責,章程第2條第4項規定「會長綜理全部會務」,包括人事、財政及各種政策的決定權。會長既然擁有這麼大的權力,會長的選舉就必須特別謹慎。我於1983年初起草「會長選舉細則」,經委員會通過,詳細規定候選人提名及投票的種種細節,沿用迄今都能杜絕選舉可能發生的爭論。會長的任期2年,但不管他貢獻有多大,只能連任一次。

    會長由委員選舉,委員有41(1983年增加到51位,1985年再增加到61)。委員人數多的主要原因,是想集合全世界各地的熱心同鄉於一堂,納入組織,經過開會,加強相互間的認識與瞭解。遇到台灣發生重大事故時,全球同鄉的代表才能迅速有效的研討和決定應該採取的措施。委員一部分係由全體會員選舉,另外一部分由各地方會員自行選舉產生。如此,在地方上默默工作而知名度還不甚高的鄉親,也有機會當選委員,為台灣前途做更進一步的打拚。

    FAPA儘量網羅各方面的人才。我敦請彭明敏為名譽會長,台灣青年社創始人王育德、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前台灣省議員郭雨新、前世台會理事長郭榮桔及黃彰輝為顧問;當時世台會理事長陳唐山為副會長、全美會會長陳都負責組織、台美商會會長王桂榮負責財務。由於這些前輩及負責人之努力,其後幾乎所有當過海外台灣人重要社團的負責人都陸續加入FAPA

   由委員的職業也反映出FAPA的包容性。198351位委員的職業分別為:工商業者14位、教授13位、在機關公司就職者11位、醫生6位、其他7位。一向很少積極參加台灣人社團活動的商人及醫生也當起委員,我鼓勵他們都用真姓名,並且每年都向外公布委員名單,表示這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合法組織,沒有避人耳目的忌諱。

    FAPA幹部分別到各地奔走邀請熱心同鄉加入組織。19824月初,我與彭明敏到各大都市拜訪同鄉10天,向他們說明FAPA的宗旨,並拜託他們支持。同年6月,我買了一種能旅行21天的打折機票,又到20個都市訪問,在西海岸時,陳都也一同奔走。我發覺與同鄉面對面談論台灣問題,較容易獲得同鄉的了解和支持。於是次年暑假,決定擴大巡迴,我偕同彭明敏、黃彰輝及陳榮成教授分別到50個都市巡迴21天,效果輝煌,不但吸收了不少會員,並且募了不少錢。

    19821983年間,我到美國各地巡迴時,都買一種機票。票價是美金740元(約25,000元台幣),不過規定要在21天內,只能在其公司航線的都市旅遊。為充分利用這種機票,每天應飛往一個城市。白天坐飛機,晚上與鄉親交談。為使鄉親瞭解FAPA及其工作績效,應分發文宣。每次出門要到各地巡迴時,我都用皮箱裝滿文宣。有一次麗蓉提醒我:皮箱是裝衣服用的,不是裝紙張,會超重。果然,一把皮箱提起,整個皮箱裂開了。我安慰自己:我們是要用這種精神才能贏過國民黨,國民黨才沒有人會攜帶這麼重的文宣,夜以繼日,到全美各地連續跑21天。

    此外,我也到所有台灣人夏令營宣揚FAPA,會員人數因而急劇增加。如何運用這些會員從事草根外交工作成為當時主要的課題。19828月首次舉辦外交講習會,聘請學者專家,講解如何積極主動去影響國會議員、議員助理及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參加者有律師、醫生、學生及第二代台裔共20多位。這次的經驗發現第二代台美人對台灣的認識不夠,須分開訓練。次年暑假特別為第二代子弟舉辦一個講習會,有60位參加,由專家講授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國際地位及如何從事外交工作等課程,從此以後每年暑假FAPA都分別在美國各地舉辦第二代台裔的外交講習會。

    1986年,我也寫一本長6,000字的「談草根外交工作」小冊子,建議鄉親:如何加強草根組織、如何跟議員接觸、如何與議員談論台灣問題、如何替議員辦募款餐會。當時國民黨執政,洛杉磯的總領事劉達人看到這本小冊子後說:「現在台獨不是空喊口號,而是很具體的教導鄉親如何從事草根外交工作,實在不可忽視。」

    美國每州選出2位參議員,全國又分為435個眾議員選區。FAPA雖在各大都市都設有分會,如欲有效推行草根外交工作,每州最少應設立一個分會,每個選區要設立一個工作小組,這是一個重要且繁重的工作。海外同鄉都有自己的事業,已夠忙了,我們只能期待他們奉獻一部分的時間與精神。FAPA的主要工作不能完全依靠會員,應聘請專人去推行。為此,19836月在國會山莊附近購買一間3層樓的樓房,可供辦公與居住之用。同年10月聘請潘大和為專職人員,不久陳唐山又聘請一位美國人柯邁政(Marc J. Cohen)負責外交工作。FAPA遂由業餘工作者的參與逐漸邁入專職人員的階段,並設立辦公廳,由專職人員負責展開國民外交工作。 

FAPA的辦公室引起亞洲流亡政府很大的興趣。菲律賓的流亡政府成員曼格拉普斯Raul Manglapus1986年,艾奎諾夫人Corazon C. Aquino當選總統後,擔任外交部長)建議:南韓的金大中、菲律賓流亡政府與FAPA共同在FAPA辦公室聯合辦公。金大中告訴我,韓國緊鄰中國,不敢支持台獨,只能關心台灣的人權。然而南韓政府對金大中恨之入骨,我擔心發生爆炸事件而傷害到我們的工作人員,因而亞洲流亡政府聯合辦公的事,我並不熱衷。

外交工作

    1980年代,有人說國民黨的國會不是設在台北市,而是在美國國會山莊。國民黨可以不理會立法院,但對美國國會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海外同鄉須遊說美國政府。並且現在全世界各國,有能力且願意阻止中國蠻橫地強制台灣住民接受共產制度的唯有美國這個國家,我們也應影響美國政府阻止中國侵略台灣。所以FAPA初期外交工作重點是放在促成台灣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爭取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

    1982520日,是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令的33週年,FAPA計畫由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Jim Leach2004年擔任美國參加陳水扁就職典禮團的團長)共同在華府舉辦一個記者會。國民黨獲悉這個消息後,非常緊張,馬上到甘迺迪辦公室說,只要能夠取消這個記者會,他們將考慮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甘迺迪的首席外交助理卡路斯基 ( Jan H. Kaliski)53勸我們給國民黨一星期的時間去研商這個問題。一星期後,國民黨要求再延長一星期。我告訴卡路斯基:國民黨根本沒有誠意,它一再要求延期之目的只在拖延時間,使我們來不及籌辦記者會。但卡路斯基卻認為,過去與國民黨接觸的經驗很難使他相信他們是在施展拖延戰術,勸我再等一個星期。

   我非常失望,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想補救的辦法。我拜訪前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與曾經擔任過甘迺迪參議員助理,而現任在美猶太人遊說團體AIPAC(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的執行長代恩,兩人都與甘迺迪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萬一甘迺迪認為記者會已來不及舉辦,或國民黨只答應釋放一部分政治犯時,請他們馬上打電話給甘迺迪本人,勸他按原來計畫舉行,他們答應幫忙。5 17日是最後的期限,當夜11點卡路斯基打電話給我,說國民黨一直沒給他電話,記者會將按原訂計畫舉行。國民黨的陰謀並未得逞,反給美國人一個惡劣的印象。原來所謂「禮儀之邦」的國民黨,不但不講信用,甚至連一個禮貌上表示拒絕的電話也沒打。

   520日上午10點,這4位國會議員果然在國會山莊舉行記者會。他們的共同聲明獲得了30多位國會議員,包括眾議院議長奧尼爾(Thomas P. O’Neil Jr.)的簽署支持,有百位記者參加,包括蘇聯的塔斯社(Tass)、中國的新華社、日本的共同社,以及美國的合眾社及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報紙都報導記者會的實況,並成為所有在美國中文報紙的頭條新聞。                                      

   中午舉辦午餐會,有43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國務院代表參加。會中,索拉茲演講戒嚴令下的台灣政治及人權狀況。下午,眾議院亞太小組舉辦台灣戒嚴令聽證會,台灣人及國民黨雙方各有2位代表就戒嚴令之必要性及對人權之限制作證3小時,我也參加作證。我的一部分證詞以專欄方式刊登於717的「紐約時報」。這是FAPA在國會山莊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一位流亡美國的亞洲國家人士說,我們能夠在一天內舉辦3種活動 (記者會、午餐會及聽證會),他們如果能夠辦一種就心滿意足了。    

    這一天真的給國民黨不小壓力,但像颱風一樣,一陣暴風雨過後又趨於平靜,我們應該找出一個比記者會更具有持續性的方法,繼續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於是次年520日,戒嚴令34週年時,除了記者會外,又在參眾兩院分別提出一個決議案(resolution),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這種決議案要經過亞太小組、外交委員會及全院的討論與表決,如此將使美國議員終年討論台灣的戒嚴令,才能嚴重且持續地打擊國民黨的國際形象。

為拯救高雄事件政治犯,我們曾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

    198014日,我、陳唐山、謝聰敏、台灣人權會會長許瑞峰等4人,到國務院談高雄事件。國務院派2位人權司及2位亞太司人員跟我們見面。人權司人員說,國民黨藉故鎮壓黨外人士:康寧祥並未被逮捕,但為什麼他主辦的「八十年代」遭受到停刊的處分;中壢事件的主角之一邱奕彬未到高雄,也遭受到逮捕。可是,亞太司的索羅門(Richard Soloman,該年底,到白宮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負責人)卻說:國民黨已逐漸開放、民主,是黨外人士沒耐心,還到高雄遊行,才發生高雄事件。

    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指出:國民黨在台灣戒嚴30多年,是世界有史以來最長的戒嚴令。台灣人忍受這麼長的戒嚴令,怎麼還指責我們「沒耐心」?索羅門很少看到台灣人當面反駁他,臉色有點兒難看。

     198018,施明德被逮捕不久,有一個晚上,好多鄉親打電話給我,說國民黨隔天就要槍斃他。雖然我對這個消息存疑,但人命關天,不能掉以輕心,我馬上打電話到前司法部長克拉克家,拜託他向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M.Christopher,克拉克擔任司法部長時,克里斯多福是副司法部長。)查詢,該天深夜,克拉克回電,說我的消息「錯誤」(erroneous):台灣政府告訴美國國務院,現在甚至未來,都沒有計畫要處決施明德。雖然這個消息不正確,但也給國民黨一個訊息:國際上很關心施明德的生命安全。

    198010月底,我到白宮見索羅門,把高雄事件現場的錄音帶中、英翻譯文交給他,證明國民黨鎮壓和平集會的民眾。我向他建議美國應停止軍售給台灣,直到國民黨釋放所有高雄事件受難者。他說,如果能夠獲得甘迺迪參議員的支持,他就敢向卡特總統建議。由於甘迺迪很同情我們,索羅門的回答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星期後總統選舉,卡特竟落選。

    19821210為紀念高雄事件3週年甘迺迪、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幹事湯普遜 (William P. Thompson,Stated Clerk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U.S.A.)、國際特赦會的顧問司馬晉(James Seymour, a member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及我在國會山莊共同舉行記者會要求國民黨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我的記者會聲明由索拉茲列入19821221日的「國會紀錄」。本來方素敏計畫參加,但因擔心林義雄在獄中的安全而作罷;國際特赦會總幹事哈瑪堡(Thomas Hammarberg, Secretary General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原以為記者會是在127,後來發覺是在1210要留在倫敦主持人權日的紀念會不能來美。這二位未能依原來計畫赴會,是這次記者會美中不足之處。

    方素敏計畫在華府開完記者會後,跟我到紐約見克拉克,商討在美國控告國民黨在台灣的暴行。1978年,巴拉圭(Paraguay)的特務頭潘納(Pena-Irala)到美國,被獲得美國政治庇護的費拉迪格(Dolly Filártiga)指控該特務頭子在巴拉圭殺害其子。1980年,美國法院認為非美國公民在美國境外殺害另外一個非美國公民,是違反國際公法,有管轄權,因而判決該特務頭子賠償1,000萬美元。

    方素敏說,林義雄被捕後,到他家探視他的親友都提醒她,外面有很多人在監視。既然有這麼多特務在外面,1980228,怎麼還有人敢進到房子內殺人呢?並且兇手還在房子內停留最少一小時!美國法院有陪審制度,就讓陪審團決定:在房子外監視的特務及進入房子內殺人的兇手是否同一群人?如果是的話,國民黨應負法律上的責任。

    方素敏已安排好在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創始人之ㄧ、成功的企業家丁昭昇夫婦,照顧她女兒奐均,方素敏突然改變主意,我很了解她的心境,但是我非常心痛:失掉一個向國民黨討回公道的機會。

    1983113我從報紙上得悉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將在115訪問台灣。我於14日偕同方素敏及郭清江在洛杉磯跟麥高文見面,我們向他說明台灣的歷史及國民黨的暴政,出乎意料之外,他說他讀過柯喬治(George HKerr)著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對台灣的情形很熟悉。我特別提起高雄事件及林義雄家屬慘案,希望他能夠勸告蔣經國釋放高雄事件被監禁的人士。方素敏也託他帶奐均寫給蔣經國的信,要求早日釋放她的父親,讓他來美與家人團圓。麥高文聽後很同情,答應盡力幫忙。

    赴台時,他當面告訴蔣經國,就算林義雄犯了什麼滔天之罪,他的母親及兩個女兒被殺害,處罰已夠嚴厲了,實無理由再叫林義雄服刑。蔣經國聽後,有點兒不好意思,遂問麥高文為什麼知道這麼多台灣的事情,是否在美遇過任何異議分子?他說他和蔡同榮談過話。蔣經國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是共產黨徒。                        

    19831月,錢復來美擔任駐美代表,隔月就去拜訪索拉茲。在他們見面的幾天前,索拉茲打電話問我有什麼話要他向錢復提起。我說許榮淑及周清玉想來美國看海外同鄉,但國民黨拒絕給她們出境證。他們見面時,索拉茲問錢復,他想邀請這二位女士來美訪問,並交換美台關係的意見,未知國民黨能否讓她們離台?錢復為要表示過去外界對國民黨暴政的傳言純屬虛構,馬上答應沒問題,索拉茲遂於37發給這二位女士邀請書。暑假中,她們果然來美,非但能夠結識許多美國政要,並且與上萬的同鄉見面及參加各地夏令營的活動,使跟她們見面的人有機會獲得高雄事件先鎮後暴,以及該事件鬥士們在獄中生活的第一手消息。  

    1983228是簽訂 「上海公報」第11週年,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重申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眾議院亞太小組在當天舉辦「上海公報」聽證會,彭明敏、國民黨及中國的代表就該公報對中美建交及台灣前途的影響作證2小時半。FAPA也在國會舉辦午餐會,有60位國會議員及助理參加,由眾議員托理西里(Robert Torricelli)主講。我也在會中演講,指出「上海公報」只「認知」中國人對台灣的立場,忽視了台灣人的意願,顯係違反正義;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住民決定。這篇演講文並以專欄的方式刊登於411的「華爾街日報」。裴爾讀後,認為很符合他的看法,就把它列入421的「國會紀錄」。

    當天下午,甘迺迪、裴爾及葛林 (John Glenn)3位參議員向參議院提出一項決議案,強調台灣前途的解決應尊重台灣住民的意願。這個決議案以後獲得20位參議員的共同連署作提案人,其中包括所有爭取1984年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參議員,可見這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是民主黨的主流想法。索拉茲及李奇也在眾議院提出同樣的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是裴爾起稿的,原來的決議文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必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多數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在正式向參議院提出前,裴爾先徵求有關議員的意見,而收到下列決議案修改的建議:

1.決議文的最後必須加上「並須符合 『上海公報』」的句子;

    2.決議文的最後必須加上「並須符合『台灣關係法』」的

句子;

    3.把「且為多數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句子內的「多

數」二字刪掉;

    4.把上面句子內的「在台灣的住民」改為「中國人」。

    親中國或自由派的議員,認為「上海公報」是奠定中美邦交的基礎。該公報說:「美國認知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並未指出台灣人有別於中國人,因而提出第一及第四修正。保守派的議員則認為「台灣關係法」是防止中國侵略台灣的有效文件,應提及這個法律,所以較傾向於第二個修正。親國民黨的議員認為「多數的台灣住民」是指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他們才是多數。這些議員相信刪掉「多數」二字後,國民黨才能渾水摸魚,說它雖不能代表多數,但至少也能夠代表台灣住民,因而贊成第三個修正。                        

    我們歡迎第二個修正,這個修正條文能夠增加台灣的安全。我們可以勉強接受第三個修正,但不贊成第一個修正。

我們堅決反對第四個修正,如果台灣前途的解決方式須 「多數的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我們寧願不要這個決議案。與各方面商討的結果,決定不接受第四個修正,而對第一及第二修正作個妥協,不明白提及「台灣關係法」與「上海公報」,僅暗示這兩個文件。決議案修改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的,並須符合國會所制訂的各項法律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訂的公報」。

    這個決議案提出後,FAPA數次敦促我們在參議院的朋

友幫忙使這個決議案先在外交委員會通過。甘迺迪參議員辦公室說這個議案只能象徵台灣人對「上海公報」忽視台灣人意願的一種抗議而已,絕無法在外交委員會通過。裴爾辦公室說要等到外交委員會開一個有關此決議案的聽證會,讓委員及助理聽取作證後,才開始拉票。但聽證會由6月起一再地延期,我們早就預料聽證會後所剩的國會會期不多,因此會馬上投票。如不提早拉票,屆時恐怕來不及。於是暑假中,華府的幹部開會,決定展開草根外交工作,由各地同鄉向外交委員會委員逐一遊說,效果非常輝煌。聽證會最後在119才舉行,由羅福全代表台灣人出庭作證,6日後外交委員會就投票。

    1114甘迺迪在國會山莊向FAPA委員演講的前幾天,我告訴他的助理卡路斯基,有絕大多數的外交委員會委員將投票支持台灣前途決議案,並給他支持委員的名單,他大吃一驚,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台灣人竟然把它變為可能。於是演講時,甘迺迪說:「FAPA的成立還不到2年,它已經在華府及美國各地留下不朽的痕跡。我在參議院已有22年,看過很多團體為著它們的利益來國會遊說,但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次日,外交委員會投票,結果贊成者13票,反對者1票,3票棄權,我們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台灣人歡欣鼓舞,海外台灣人50個團體立刻響應支持這個決議案。但中國卻暴跳如雷,於18日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認為外交委員會通過該決議案是 「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要求美國提出解釋,並表示美國的答覆若不能令中國滿意,則中國將「重新考慮趙紫陽總理與雷根總統的互訪活動」。這恐怕是30多年來中國對台灣人活動反應最激烈的一次,他們最怕在美同鄉運用美國的政治力量去防止他們侵略台灣。這個決議案自起草、促請議員連署、舉行聽證會,直至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全由台灣人共同努力所促成,大大地提高我們對國民外交工作的信心。                               

    FAPA1983年的最後一次外交活動,是利用111214日在華府舉行第2屆委員會時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12日晚間,FAPA委員除了參加華府同鄉會年會晚宴,與同鄉敦睦鄉誼外,亦與南韓反對黨領袖金大中交換意見。13日宴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岱爾(Walter F.Mondale)及索拉茲。14日上午和下午在國會與托理西里、李奇、甘迺迪及克拉克等人見面、交談,晚間則在國會舉行酒會。中午在國會舉行午餐會,由參議員裴爾演講。他告訴一百多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台灣同鄉:二次大戰期間,他和一批文官到哥倫比亞大學受訓,準備盟軍佔領台灣後接管,進而輔助台灣成為一個新國家。其後美國改變戰略,決定攻佔近日本本土的沖繩,因此他們的計畫被取消了,但40年來他一直認為台灣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裴爾參議員於1997年退休,而於200912病逝,台灣人痛失一位國會好友。我必須講些他關心台灣的事蹟,來感念他。

    1985年,陳水扁因蓬萊島案一審判決有罪,我遂拜託當時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裴爾及參議員甘迺迪聯名邀請陳水扁赴美訪問。本來陳水扁被判罪是不能出國的,但是國民黨看到這二位有力參議員的面子,讓陳水扁於該年125日離台。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美國對外關係的權力,僅次於總統與國務卿,對外國有相當大的影響力。1990年,高雄三艘漁船被蘇聯扣押,台灣的外交部束手無策,陳唐山與陳榮儒遂拜託裴爾替我們向蘇聯交涉,這三艘漁船馬上被放行。

    1992年,我與好幾位民意代表到聯合國遊說台灣進入聯合國,裴爾替我們約10個駐聯合國代表團見面,包括好幾個大國。這些代表團都由首席代表接見;南韓的首席代表說:他們是主張「一個中國」,不可能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但因看在裴爾的面子才跟我們見面,可見裴爾為幫忙台灣,不惜使用其影響力。

    19964月,總統選舉後,裴爾來台灣訪問,上午見李登輝總統,下午就跟我在晶華飯店閒聊。我好奇的問他:台灣總統選舉時,美國派2艘航空母艦經過台灣海峽,嚇阻中國對台輕舉妄動,其決策的過程如何?他說:這是美國海軍的建議,因為如不向中國展示實力,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會遭受到中國的挑戰。美國總統徵詢相關部門及參眾兩院的二黨領袖,都沒有人反對。這一席話使我了解:確保台灣的安全,不被中國併吞,是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很高的共識。

    20057月,陳水扁授予裴爾最高榮譽的勳章。裴爾行動不便不能來台,而由駐美代表李大維代表總統到羅德島(Rhode Island)授勳,我專程去觀禮。裴爾中風坐在輪椅,手無法寫字,嘴也無法講話。我拉著他的手說:我專程由台灣去觀禮,他嘴唇顫動。在旁他的夫人告訴我,他會看電視,也聽得懂我的話,只差無法表達意思,實在很可憐。授勳典禮後,我跟他夫婦去吃午餐,這是我最後看到這位「台獨議員」。

                募款

    AIPAC的執行長代恩告訴我,一個遊說團體的成敗決定在其募款的能力。募款對一位議員猶如牛乳對小孩:小孩需要喝牛乳才能長大成人,議員需要募款才能夠競選連任,所以要請議員為台灣講話,FAPA要不斷地替他們辦募款餐會。分布在美國各地的FAPA分會,經常幫助他們選區的議員募款,其中有些募款是由我直接經手。

    一般在美國募款,如果募到10萬元,都會先扣掉15%的雜支費用,只有台灣人不會扣。我們第一次幫甘迺迪辦募款餐會時,原本只跟他說要募10萬元,結果募到12萬。有些鄉親是時間到了才出現,那次餐會上突然多了好多人,一張票100元,後來實收12萬,比原本答應幫他募的10萬元還多。其實我們可以先扣掉15%的雜支,只要給他10萬元就可以了,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做,實收12萬就給12萬,讓甘迺迪留下很深的印象。

    索拉茲對我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幫台灣爭取兩萬名移民額,他在競選時,我們原先要幫他募5萬元,結果募到8萬多元。但是我怕把他的胃口養大,所以我將捐1千元的人挑出來,只拿5萬元給他。

    我原本打算把比較大筆的捐款寄回去給捐款人,請他們轉捐給FAPA,但後來我想這些人不一定會再捐給FAPA,因為支票上都寫Solarz for Congress(索拉茲競選國會議員),把支票寄回去請他們重新開給FAPA,他們不一定會做。所以那些錢在FAPA放了幾個月後,我還是把這3萬多元拿給索拉茲。他收到後嚇了一跳:怎麼還有這3萬多元,而且還是實拿,沒有扣l5%

    1992年,國會議員選區重劃,索拉茲的猶太人選區,一半與意大人區和中國城合為一個新選區,他卻在民主黨的初選,以1,200票之差,沒被提名,而不能繼續連任議員。1992919,「紐約時報」寫一篇社論,其標題為「索拉茲的不同」(The Solarz Difference),表示惋惜。台灣人也在國會失去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假使索拉茲連任,他現在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因為他比現任的主席還資深。

    1997年,我邀請他來參加「反對中國併吞大會」,他專程由美國來台,向10萬群眾演講,很「感心」。現在,每次到華府,我都到其府上拜訪。

    2007年秋天,我到他府上時,他提起其前助理、前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 )的新書(A War Like No Other獨一無二的戰爭),描述美國與中國在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索拉茲逐字讀該書的第93頁至97頁給我聽,說如果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2012年台海有可能發生危機,因為馬英九傾中,台灣人萌生危機意識,會推選一位本土意識堅強的總統候選人與馬英九對決。這本書已由五南出版社取得翻譯及發行權。

卜睿哲獲得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學位,於1975年來台灣學習中文。有一天,他跟我吃晚餐時告訴我,收養一位台灣的女孩子。他說,有位台灣婦女打電話給一位牧師,說她在某天晚上九點,會把一個女嬰放在教會的庭院,請教會的人不要偷看。該牧師聯絡卜睿哲來教會等,當晚他就把那個女嬰抱回去。

    隔天,我告訴彭明敏,我昨夜輾轉難眠,一直替那位台灣女嬰感到可憐:她不知其父母是誰,完全不曉得她的身世。我向彭明敏說:我要在民視找她的母親。彭明敏卻說:「人老時,往往會回憶年輕時的戀愛情景,但反而不喜歡看到他年輕時的情侶,擔心看到上年紀的她,會使美夢破裂。卜睿哲的女兒不一定會想尋找她的父母,你要先問清楚。」彭明敏的話果然應驗:她不想找她的親生父母親。

    2009年7月14,我與陳唐山到其府上吃午餐。我鼓勵他來台灣當AIT處長,他表示因為健康因素礙難勝任:幾年前

,他患食道癌,現在雖然治療好了,但仍未完全康復。

    甘迺迪、裴爾競選時,我們差不多都是以5萬元為募款目標,而且大多是實拿。我記得在我回台灣那一年,我們在洛杉磯為裴爾募款,結果募到3萬多元,照美國的標準,3萬多元也不錯了,因為5萬元打個折4萬多,扣掉15%3萬多元也差不多。但是這樣變成沒信用,於是我就想:不用麻煩裴爾了,找幾個人,一人出一千塊,十幾個人湊足5萬。後來募超過5萬元,於是我把兩張支票抽出來:一張是陳隆志的弟弟、冠東銀行董事長陳隆豐,一張是在美國做紡織的許丙宇。他做的是高級紡織品,當時雷根夫人都穿他做的衣服,很多國會議員的太太都希望有一件,我還常幫她們要。我把這兩張支票抽出來還給他們,希望以後他們再捐,因為已經募超過5萬。我回台灣之後,以後募款我都不在美國,未知他們是否再捐出來。

    1983813日,我接受「台灣公論報」的訪問時,宣布不再連任會長:「根據FAPA的章程規定,我可再競選連任,但我並不想作這種打算。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人有機會出來當會長,這樣可獲取更多經驗,以儲備建國的人才,作為建設台灣的準備。」我雖不再擔任會長,但我在該訪問中公開表示,「將傾全力協助會長推行會務。」

    198311月,我卸下FAPA會長職務,交接之後,我提出:FAPA會長應有公關費用。我不是為自己爭取,而是為以後繼任的人設想。我記得黃越綏的哥哥黃越欽(當過監察委員)有一次到美國,我請他和魏瑞明在紐約吃午飯。該夜,我又請郭雨新等人在華府吃晚餐,那天花一、二百塊美金請客。我只是個教書匠,一天要花這麼多錢請客,負擔實在很大。我也沒用FAPA的錢買單,我當了兩年的會長,經濟上也會有點壓力。我把這個情形說出來,後來從陳唐山開始,會長每個月有500塊美金的公關費,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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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APA執行長

 

    1984年陳唐山接任FAPA會長,如他要我幫忙,照理應邀請我當顧問,但是他是我在嘉義中學高中部3年期間的同班同學,並且為台灣打拚,「親戚不計較」,再去計較那些頭銜,沒什麼意義,所以我接受他任命為執行長。2年後,彭明敏繼陳唐山為會長後,要我再留任2年,所以我一連4年擔任這個職務到1987年底。其後,王桂榮接任會長,我雖不是他的執行長,但擔任FAPA常務委員會召集人,仍是FAPA的核心幹部。在這3位會長的領導下,我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

陳唐山會長時期

    在陳唐山的任期內,有幾項活動值得提起:支持孟岱爾競選美國總統;推動美國國會通過江南決議案,譴責國民黨派陳啟禮赴美殺害作家江南;以及向旅美鄉親募資購買旅館,來支持FAPA

    支持孟岱爾競選總統。為了支持前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爭取198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我們早就跟他作頻繁的接觸。1983年春天,數位同鄉與孟岱爾在華府就台灣問題與在美同鄉的權益等事項交換意見,達1小時之久。該年51,他在紐約與同鄉共進晚餐,再聽取我們的意見。1113,他向 FAPA委員演講,提出下列數項承諾:促使國民黨廢除戒嚴令,糾正歧視台灣人及各種違反人權的行為,及改選全部中央民意代表。孟岱爾也答應當選總統後,美國政府將加強保護在美台灣人之自由及權益,使其免受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恐嚇;便利在美台灣人申請政治庇護;及確實給予台灣人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使在美台灣人家庭能迅速團聚。委員們聽到他的演講後,非常感動,遂決定為他舉辦一個盛大的募款餐會。

   1984128,孟岱爾出席在洛杉磯為他舉行的「台灣人支持孟岱爾競選1984年總統募款餐會」,向600多位參加盛會的同鄉演講,重申他以前提出的承諾。隨後,台灣人畫家陳錦芳以一幅題為「1984 for Mondale」的親繪油畫贈予孟岱爾,給孟岱爾帶來意外的驚喜。餐會的次日,雷根總統正式宣布競選連任,美國3大電視網報導這項消息時,也報導他的民主黨對手孟岱爾的競選活動。我們的餐會遂成為他們報導孟岱爾的鏡頭,使得餐會盛況頻頻出現在螢光幕上。

   推動江南決議案。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命令竹聯幫的首領陳啟禮與他2位手下,於198410月到舊金山殺害「蔣經國傳」的作者劉宜良(江南)。江南的遺孀崔蓉芝遂於1228寫信給FAPA會長陳唐山,請求幫助。

   我們當然義不容辭,應利用這個機會表示現在台灣的問題,不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別,而是國民黨的壓迫與被統治者的反抗問題。我於1985120日偕同世台會理事長陳都登門拜訪崔蓉芝,表示關心。她拜託我們使用影響力來促使眾議院亞太小組召開江南事件聽證會,並由她出庭作證,以便引起各界的注意。

   125,我拜訪索拉茲,他除答應崔蓉芝所提的要求外,也接受我們的建議,在國會提出一個引渡的決議案。2星期後,她到聽證會作證,亞太小組也在同日通過索拉茲提出的決議案,要求「台灣當局應採合作態度,將涉嫌的台灣公民及其他在台人員遣送來美國受審。」416下午,索拉茲辦公室打電話到學校給我,說眾議院剛以387票對2票通過這個決議案。其後崔蓉芝寫信給FAPA說:

841984﹞年1015日,江南被刺身亡,明顯地,是一件冷血的政治謀殺,也就是因為『政治謀殺』,而讓許多人噤聲。FAPA朋友們摒棄省籍成見,挺身而出。先由蔡同榮先生來探望我及孩子,繼而運用FAPA國會山莊的影響力,促成了851985﹞年2月為江南案所特別舉行的聽證會。對台灣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和影響力,我相信這也是促使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動力之一。」

這個決議案的通過對國民黨的國際形象打擊很大。

   購買旅館1984年夏天,陳唐山請我為FAPA籌募經費時,我就提議集資成立一個企業,靠著企業的收入,來支持活動。一提到企業,大家便想起汽車旅(motel)台灣人在美經營旅館非常成功,洛杉磯一帶約有6千間汽車旅館,台灣人開的就有6百間,佔十分之一。因此,有人打趣說:「開汽車旅館是我們台灣人的行業,連老美也贏不了我們!」

    經過2年的努力集資,我們於19865月用515萬元美金買下一間佔地4英畝,擁有164個房間的旅館。這是一間連鎖汽車旅館,全美國有400家,叫做豪華強遜(Howard Johnson)位於華盛頓特區附近,離國會約7哩。我們募了306萬元資金,向銀行貸款209萬元來購買。這是海外台灣人為著關心台灣或支持社區公益,空前最大的集資,參加的股東有94位。最難能可貴的是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在尚不知要購買那一間旅館,及尚未看到共同投資的契約內容之前,就把投資金額在購得旅館的2年前,悉數寄來,由此可見他們對FAPA信任和愛護的程度。

   王桂榮於198655,接受鄭南榕辦的「民主時代週刊」訪問時,敘述募集這批資金的經過:

  「實在說來,功勞最大的,應是蔡同榮教授。當初我們講好,以5萬元美金為一股,得派一代表。不足5萬者,如1萬、2萬,或5千等,湊足5萬成一股,再推派代表。這項計畫雖是由丁昭昇、楊嘉猷和我等經營旅館的人提出,但蔡同榮教授跑遍全美國,向將近56百名會員募集資金,募得300多萬美金,真是不簡單!

   投資的股東,都以書面同意,將來旅館所賺的錢,要拿出40%,捐FAPA做活動經費。

彭明敏會長時期

    我支持彭明敏競選FAPA會長。他當選後,我們推動台灣民主委員會的成立、訪問菲律賓、支持民進黨創黨、協助許信良回台、要求美國人口調查局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開調查,以及舉辦民主聖火長跑來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支持彭明敏競選會長1985年,陳唐山不想連任會長,他在聯邦政府工作,國民黨透過他的上級把他盯得死死的,5點下班之前都不能亂跑,讓他對FAPA的工作有點無力感,我就鼓勵彭明敏出來擔任會長。

   那時候彭明敏剛好從Oregon開車要搬來華府,經過芝加哥時,聽到台獨聯盟在FAPA當選那麼多中央委員,他就問我:「還要繼續開下去嗎?」我說:「你繼續開!」這代表我會繼續支持他當FAPA會長,因為我一直認為以他的學識、經驗、個性,很適合擔任FAPA會長。

   台獨聯盟支持陳唐山,我支持彭明敏。陳唐山平常跟我很要好,他要求我中立,不要管這次選舉,但是如果我中立的話,等於放棄彭明敏。我對彭明敏有道義上的責任,因為我一直鼓勵他,人家也搬來華府了。我跟張燦鍙第一次弄壞感情,就是他來拜託我不要支持彭明敏。

   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很為難,羅福全為了這件事,他人在馬來西亞還打電話回美國給我,要彭明敏和陳唐山一起退選,然後我出來選。他說只要我答應,剩下的技術性問題,他都可以解決,他願意跟陳唐山、張燦鍙、彭明敏一一說明。但我怎麼能答應?我說:「福全,我支持彭明敏,弄到最後我自己出來選,我如何向社會交代?」所以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不用再談。後來,陳唐山退選,讓彭明敏當會長。

   彭明敏擔任會長之後,不讓台獨聯盟的人參與FAPA工作,我一直勸他,但他都不太接受。後來我建議設立FAPA常務委員會,因為美國地域遼闊,FAPA委員有五、六十位,一年才開一次會,形同虛設。所以我建議彭明敏在FAPA設立常務委員會,3個月開1次會,如果聯盟的人選上了,也可以參加。

   彭明敏一聽到要設常務委員會,聯盟的陳都和陳唐山一定會當選常務委員,所以極力反對。但是我還是積極推動,修改章程設立常委會。這些動作不但使彭明敏對我不諒解,也促使他辭掉FAPA會長職務。

   我支持彭明敏不是要他去排斥聯盟的人,如今弄到我要去修改章程,並且與彭明敏鬧得這麼不愉快,搞得我兩面不是人。早知如此,我就聽羅福全的話,自己出來選,也許傷害不會這麼大。

   我本人對金錢非常潔癖,彭明敏跟我在一起,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不會貪財,他對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FAPA有一套會計制度,所有人報帳支出都必須由會長批示之後,才能領取。彭明敏當會長時,王愛蘭醫師負責管錢,王醫師非常優秀又正直,一切依規定辦理。但彭明敏告訴王醫師,只有我是唯一的例外,不用經過會長批示,只要我直接將單據寄過去,王醫師就讓我報帳。但是我認為,大家同在一個組織,只有我享有那麼大的特權,實在不太好。後來我猜想,也許彭明敏不喜歡寫信封,因為我每次報帳寄給他批示時,他就得寫個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給王愛蘭。有一次我幫他準備好信封,只要他批示就可以寄,但是他連這樣也不要。

   台灣民主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

1985年底。彭明敏當選為FAPA會長後,我就跟他商量,設立一個專供外國政要加入共同來關心台灣民主的團體,以把國際上支持我們的力量組織起來。198629,彭明敏與我,跟參議員裴爾的助理克理斯丁遜(Jerry Christinson)首次討論這個問題,他表示贊同。其後,我把這個新組織的名稱、章程及有關的資料寫成書面,送給甘迺迪、裴爾、索拉茲及李奇。前2位議員同意當名譽會長,後2位議員接受當共同會長。

   國民黨獲知這個消息後,向裴爾施加壓力,說如果他接受名譽會長頭銜,國民黨將不再聽從他的勸告。裴爾乃向我們表示,為能夠繼續有效地要求國民黨改善民主人權,最好他不當名譽會長。經我們的努力,在4月底裴爾再度答應。但索拉茲及李奇於515表示,會長須負會務的責任,也有可能被告到法院。除非這個責任問題能夠獲得妥善的解決,否則他們不敢當會長。大家請教律師後,決定把台灣民主委員會組成一個有限公司,如發生法律責任,就由公司,不是由會長負責。我們馬上組成公司,這2位議員才在預定宣布這個委員會成立的前一天再度答應當會長。

   520日,這4位議員利用戒嚴令37週年的紀念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以「促進台灣住民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為宗旨的「台灣民主委員會」。這恐怕是美國議員為關心他國的民主,第一次成立這種組織。

   訪問菲律賓1986225,前菲律賓總統馬可仕( Ferdinand E. Marcos)出走,艾奎諾夫人(Corazon CAquino)上台,我認為這是我們在海外設立電台千載難逢的機會。32,我跟由索拉茲率領的美國國會訪問團一道前往菲國。

   10位美國國會團成員都搭乘頭等艙,只我一個人買經濟艙,我都不能進去頭等艙看他們,但是他們有時會來經濟艙跟我寒暄。事後,好多鄉親告訴我:「你真給台灣人漏氣,怎麼不跟他們坐頭等艙?」其實,直到1993年我當立委之前,我常到各國旅行,但從未坐過商務艙,更不用說頭等艙。

   在菲律賓停留一星期,我拜訪副總統兼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的勞瑞爾(Salvador H. Laurel),談及電台之事。他表示支持,叫我寫成書面提案,以便跟艾奎諾商量,我立刻照辦。36,我與國會訪問團一道晉見總統。她看到我是該團唯一的亞洲人時,特別親切。我告訴她:菲律賓人民革命的成功,給台灣人民很大的鼓勵。美國廣播公司(ABC)及有線新聞電視台(CNN)在新聞節目中,都播送這個鏡頭。好多同鄉看到我突然在電視上出現,才曉得我去菲律賓。

   由菲國回來3星期後,依然沒聽到電台的消息。迫不及待,我於329再度訪菲,41我拜見勞瑞爾。他與2位助理跟我商量電台之事,終於決定讓我們使用菲國政府擁有的電台,每日半小時,用台灣話向台灣播送。他安排我去見該電台主任,討論細節問題。該主任告訴我電台的電波很強,連美國的舊金山也能收聽到,技術上向台灣播送完全沒問題,不過政治上所牽涉的問題很大,他要一張總統書面的授權才敢進行。2日一大早,我打電話到勞瑞爾家,告訴他我遭遇到的困難,他叫我直接跟艾奎諾談。

   3日下午,我跟羅福全晉見艾奎諾。她說現在菲國經濟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情形嚴重,農村破產,很想獲得國民黨的經濟援助,來解決這些困難。如果允許我們使用電台,恐怕會影響與國民黨的經濟合作,而表示愛莫能助。我們告訴她,國民黨以中國政府自居終會被國際社會唾棄。國民黨倒台後,不是中國就是台灣人接管台灣。如欲防止中國統治台灣,唯有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所以,為長遠利益計,菲國合作的對象應是台灣人,不是國民黨。

   支持民進黨創黨1982年有所謂黨外4人行,康祥寧、尤清、黃煌雄、張德銘等4人到美國田納西參加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時候康祥寧談到組黨問題都會閃躲,但尤清跟我說,他一定要組黨,就算為了組黨被抓,他也甘願。

   我告訴尤清,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互相配合,他在台灣進行組黨,我們在海外幫忙掩護。於是19863月,我陪他四處拜訪美國國會議員,討論有關組黨的議題。

    索拉茲(當時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告訴尤清:yesterday(昨天)是南韓(1985年,金大中由美回國,他的政黨變成南韓最大黨),today(今天)是菲律賓(19862月馬可仕下台),tomorrow(明天)是台灣(預祝黨外組黨成功)。可見,他很樂見民進黨的成立。

   198511月索拉茲與李奇提出一個台灣民主決議案,主張:「一、容許組織真正的政治反對黨;二、終止新聞檢查制度,確保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三、朝向充分的代議制政府邁進。」其後,甘迺迪及裴爾也在參議院提出同樣的決議案。參議院的決議案還強調「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及總統普選」,比眾議院議案的建議更進一步。

   1986928(星期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島內很多人打電話到美國說,國民黨正在開會,考慮要抓人。我有道義上的責任,拜託美國政要保護他們安全。隔天一大早我就開始到處連絡,10點鐘左右,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發表一項聲明,可能是卜睿哲起草的,表示台灣人有組黨的權利,國民黨不能隨便抓人。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在美國及時的努力,民進黨的創黨才順利過關。

   協助許信良回台。我於1986417拜訪費根眾議員Edward F. Feighan),請他陪許信良回台,他說他陪金大中回韓後,受到俄亥俄州不少地方報紙的攻擊,差點兒就在1984年國會議員選舉時落選,不敢再嘗試這種事。我也在該天拜訪佛理耶達眾議員(Thomas M Foglietta),他由費城選出,與台灣同鄉鮮有接觸,不過在該年3月初,我們一道在菲律賓一星期,相互間很熟。他說1984年民主黨國會議員初選時,他險被擊敗。那位當時跟他競選的政敵,1986年將再度出來跟他爭取民主黨的議員提名,對他的威脅很大,實在沒有心情跟我談許信良回台事。 

   不久,謝聰敏與前台北市議員林水泉決定跟許信良一同回台。他們的計畫已傳遍台灣社區,並計畫於51日在紐約召開一個中文記者會,公開宣布這件事。我建議在記者會前,禮貌上應向美國有關機關打個招呼。於是430,我與許信良、謝聰敏、許國泰、鍾金江及田台仁拜訪國務院的一些官員,他們對許信良回台都表示保留的態度。一方面擔心他回台後的安全,另方面惟恐他回台會提升黨外人士與國民黨的衝突,影響台灣政治的安定。

   那天,我們也去拜訪索拉茲,他婉轉地拒絕陪許信良回台。他的助理卜睿哲在旁邊插嘴說,他不相信國民黨會答應讓許信良進入台灣,將會在桃園機場把他遣送出去。                        

   我漸漸看出這些議員們,為著自己的政治前途,都不敢介入這件事,於是轉移目標,要求其他政要的幫忙。625,我介紹前司法部長克拉克給許信良,克拉克答應幫忙。他擔任回台團團長,陪許信良到東京與馬尼拉,準備入台。可惜國民黨拒絕給他簽證,使他不能如願。我也向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下功夫,1016日,我偕同許信良與謝聰敏拜訪他。一個月後,我們跟他吃晚飯,再請他陪許信良回台。1118,他打電話到台灣給章孝嚴,獲知國民黨無論如何不會允准許信良入境,也拒絕了。

   121晚上10點左右,謝清志打電話給我,說許信良已搭乘菲律賓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台北,只有他一個人用化名上飛機,沒有人作陪,叫我馬上拜託議員打電話給台北美國在台協會人員,火速趕到機場,保護許信良的安全及讓他入境。我回答謝清志說,大家不應把許信良在飛機上的消息外洩,讓他試試是否能夠逃過桃園海關人員的檢查,而順利進入台灣。謝清志有點不耐煩地告訴我,那個消息已傳遍全島,我的建議已太遲。我打電話到索拉茲家,他答應立刻打電話給有關機關。但幾小時後,又聽到許信良由桃園機場被遣送到馬尼拉的消息。

   128許信良回到美國,這半年來我為他回台所作的奔波,都徒勞無益了。

    美國人口普查19871月,FAPA寫一封長達3頁的信給人口調查局,說明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與中國人分開調查。我們也替議員朋友擬好一封給人口調查局的信,由甘迺迪、索拉茲及眾議院人口調查小組主席岱瑪里(Merryn M. Dymally)等數位議員共同簽名後寄出。人口調查局主辦單位看到我們那麼積極,又有那麼多有力議員的支持,對我們的態度很友善。

    519,我接受眾議院人口調查小組的邀請,到國會聽證會作證。在10位作證者中,我是唯一的亞洲人。人口調查局的高級官員也出席聽證會,看到我能夠被邀作證,自然刮目相看。在聽證會上,我列出數項理由,指出台裔美國人應與中裔美國人分開,單獨列為一種少數民族:

    一、移民配額:1982年以前,只有對中國人的一種配額數字。但自那年開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單獨給台灣人每年2萬人移民配額。既然台灣人與中國人能夠分別享受移民配額,人口普查也應分開辦理。

    二、總人口:移民美國的台灣人將近30萬人。這個總人口數目超過1980年普查中某些單獨分類的少數民族之人口數,如泰國或越南美裔。

     三、傑出成就:台灣人雖在二、三十年前才開始移民美國,但可能是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的少數民族。例如,1986年美國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生數目,是所有外國學生最多的。洛杉磯地區的6千家汽車旅館中,有6百家是台灣人開的。

     四、認同台灣:台灣人不住在美國各地「中國城」裡,也不參加華裔組織。全美各地有台灣人的醫生協會、教授協會、商會、同鄉會等組織;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協會在全美有100間以上台灣人教會。這些教會使用台灣話,並有羅馬拼音台灣話聖經譯本。

      五、意識形態:在中國施行的共產制度,顯然與台灣的經濟政治制度不同。如在人口普查的種族分類,把台灣人歸類於中國人,則無異於把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混為一談。

    聽證會後,77,局長肯尼(John G.Keane)寫信給岱瑪里眾議員說:「現在『祖先』問題內列出的例子中,將有一個由『台灣人』(Taiwanese)取代。」1990年人口普查問卷第13個問題,列出21個少數民族「祖先」的例子,其中一個是「台灣人」(「中國人」與「日本人」都未被列出)。由於列出「台灣人」為例子,在美台灣同鄉自然會在「祖先」問題的空白格內填上「台灣人」。

     美國每10年舉辦一次人口普查。1980年人口普查時,「台灣人」被併入「中國人」計算,可是1990年,兩者分開統計;該年普查的結果:有21萬人選擇「台灣人」。

     民主聖火長跑19872月,民主黨國際事務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簡稱NDI)董事長、前美國副總統孟岱爾邀請20位民進黨領袖,前來美國受訓,食宿、機票都由NDI負責。這20人名單是我開出來的,包括康寧祥、尤清、許榮淑等人,NDI一個都沒改。

   198728 20FAPA幹部在紐約跟這些民進黨領袖商討如何在島內推展民主運動。經過一天的交換意見,大家認為促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是現階段最可能推行的工作。由於我平時每天跑5公里,遂想到利用長跑的方式來抗議萬年國會,進而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我計畫利用11月,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40週年時,由同鄉以接力的方式,從紐約跑到華府。這段路程有450公里,比由台灣最北端的和平島至最南端的鵝鑾鼻還遠。

    1031日,舉行民主聖火點燃儀式。先由一位小姐,手執火炬,象徵式地向自由女神點燃聖火,在左右兩排三、四十位身著雪白衣裙、手持雛菊、綠葉的婦女護送下,緩緩地從自由女神的方向走入場中,將聖火交到黃信介手中。他沈穩地走上聖火壇,點燃聖鼎,然後高呼:「台灣人萬歲!」「台灣民主萬歲!」將近一千位由各地來參加典禮的同鄉,都歡欣鼓舞,施放五彩氣球。

    隨後,演講開始。我說:

   「今年5月,我在美國眾議院人口普查小組的聽證會作證時指出,如果1990年美國的人口普查,能夠將『台灣人』由『中國人』之項目分開出來,我相信在美台灣人的家庭收入以及教育水準,會居亞洲之冠:比在美的日本人、印度人、菲律賓人及韓國人都要高。我們台灣人移民美國僅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蹟,完全歸因於台灣人的聰明、進取的民族性。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在美台灣人才能夠發揮這樣的長處。

    很可惜,因為受到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島內的台灣人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雖然戒嚴令已廢除,民進黨也已成立,但好多政治上不合理的限制與制度依然存在,尤其是萬年國會嚴重妨害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上台演講者尚有:彭明敏、張俊宏、康寧祥、黃信介、費希平、眾議員索拉茲及托理西里。

   演講完畢後,長跑隊排成兩列,進入會場,索拉茲手執火把,由火鼎點燃聖火後交給我。接過聖火後,我代表聖火傳送隊宣誓:「我一行人,聖火傳送隊,甘願生為台灣、死為台灣,決意不惜任何艱苦,一定將民主聖火,傳送到底,為台灣前途,打拚到底!」宣誓後,立刻起程,繞著會場連跑兩圈,然後,在8部車的護送下,開始向華府的方向跑步長征。

   113,在數部警車的引導下,我們全體長跑隊員,浩浩蕩蕩地由FAPA辦公樓跑到國會。參議員甘迺迪、裴爾和勞頓伯爾(Frank R. Lautenberg)以及眾議員索拉茲、李奇和比斯(Donald G. Pease),都在國會前面歡迎我們。我們與華府同鄉站在國會階梯上聽他們演講,譴責國民黨的萬年國會。

    其後,用飛機把聖火帶到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休斯頓、克里夫蘭(Cleveland)及奧克拉荷馬(Oklahoma)等地,由同鄉拿著跑。大家都以熱愛台灣及參加運動會的心情,男女老幼,手持民進黨黨旗或氣球,跑得興高采烈。

    12日,我跟王聰松立委、張俊宏、樊豐忠、楊嘉猷及鍾

金江等6名聖火護送團員,身穿同樣的白色長跑衣褲,搭機前往東京。抵達東京後,張俊宏打電話給許榮淑,樊豐忠打給康寧祥。許榮淑及康寧祥均異口同聲叫樊豐忠、楊嘉猷、鍾金江及我不要進入台灣。因為將近萬名鎮暴部隊已進駐機場附近,用鐵絲網封鎖所有的交通要道,群眾很難到機場迎接聖火。我們接受許榮淑、康寧祥的建議,隔日,送走王聰松和張俊宏後,我與樊豐忠就折返美國。 

   其實,我們的回台,僅有象徵性的作用。彭良治早在112就偷帶聖火火苗入台灣,康寧祥也在11月初旬帶回一支火把。1115下午,在桃園舉行典禮時,就用彭良治、康寧祥由美國帶回的火苗及火把點燃聖火,然後把它交給民進黨代表謝長廷。其後,開始環島長跑10天,聖火所到之處都由當地民進黨公職人員帶頭跑步,並舉行說明會,呼籲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王桂榮會長時期

   王桂榮擔任會長期間,抗議520國民黨鎮壓農民,組織一個美國國會觀選團赴台觀察1989年大選,以及聲援野百合學生運動。 

   抗議鎮壓520遊行。國民黨向美國議員說,520是反美

的示威,並且是農民先毆打憲警,鎮暴部隊才驅散他們。我反駁說,那次的示威是抗議國民黨的農業政策,並不是反美。我託人把台灣綠色小組製作的520示威錄影帶,節錄為15分鐘,配上英語說明,分發給議員,證明治安人員瘋狂地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農民,甚至於立法委員朱高正。經過12星期的努力,610日(星期五),在國會前面舉行示威抗議國民黨暴行,有34百位鄉親由各地趕來參加。來向鄉親演講的議員有:參議員甘迺迪、眾議員索拉茲、歐文(MajorR. Owens)、馬丁尼茲(Matthew G. Martines)及卡柏( Thomas R.Carper)5位。有數位議員雖未能親身參加,也派助理來宣讀聲

   612日夜,FAPA紐約分會邀請朱高正演講。以往都是我們向國民黨示威,此次國民黨竟發動數百名華僑到會場(台灣會館)向朱高正示威。

   散會後,示威者猛向走出會館的朱高正丟擲雞蛋。見他迅速離開會場,心有未甘,幾個人衝過來我們這邊打人,其中有兩個被警察逮捕。隸屬僑務委員會的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職員黃澤元是此次示威的主角之一,在場喊衝喊打。國民黨用台灣人的血汗錢,僱人來製造海外社區的仇恨,實在可惡。

   610日的華府示威及612的紐約衝突,引起各地同鄉的注意。顏永財、莊和子夫婦於615寄給我7萬美金,要我把520的錄影帶與在美抗議活動的錄影帶合併大量印製,寄給同鄉,使他們了解520事件的真相及島外的反應。這是海外台灣人為某特定事件所做最大規範的文宣工作。

   美國國會觀選團1989年底,索拉茲、費根、波特、峰田(Norman Y. Mineta)、陸肯斯(Donold E.Lukens)等5位議員到台灣觀察選舉,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美國國會觀選團,這個團完全由我們的努力促成。

    如何發揮這個觀選團的功能,成為我們關心的焦點。1125,我打電話到索拉茲家,請他幫忙注意幾件事。1129上午費根要到機場之前,打電話問我在台灣應特別注意什麼,我說替尤清造勢。他說前次到台灣時見過尤清,此次將拜訪他的競選總部或群眾集會。

   126上午,索拉茲由紐約打電話給我,說他平安回來。他說到台灣之前,美國在台協會收到好多要加害觀選團的恐嚇電話,使他擔心安全。他抵台的第一個活動是拜訪民進黨主席黃信介,5個議員同時與黃信介握手,讓記者拍照,表示他們對民進黨的敬意與支持,隔日,台灣的報紙都刊登這張相片。他又說對於我們所交代的幾件工作都做了:第一、國民黨不得逮捕「新國家連線」的候選人。在離台發表的聲明以及記者會,他們都強調這一點。第二、批評現行的總統選舉制度(40多年前選出的國代選舉)不民主。第三、他們拜訪呂秀蓮主持的「淨化選舉聯盟」,對於她的維護公平選舉給予鼓勵。第四、他們特別注意台北縣尤清的選舉

   我對他為此次台灣選舉所作的努力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並說尤清在台北縣才贏4千票,如果此次沒有這麼多議員去觀選的話,區區的幾千票,早就被國民黨作掉了。其實,依據後來島內傳來的消息,尤清贏數萬票,國民黨害怕暴動才認輸。

   聲援野百合學生199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前幾天,「紐約時報」3次刊登6,000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國民黨用40年前在中國選出的老賊國代,來選舉台灣的總統。321日中午,我拜託郭一德攜帶錄影機跟我到華府請議員朋友講話,把談話內容錄影下來,準備寄回台灣鼓舞靜坐的野百合學生。我們訪問裴爾、李柏曼、托理西里、索拉茲及甘迺迪等5位議員。甘迺迪辦公室說,因忙著準備週末訪問蘇聯,不能接受採訪。但我們耐心等,一直等到7點半,他做完當天最後的工作後,才接受訪問。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訪問到這5位大牌議員,實在難能可貴。

    甘迺迪說:「我要與各地愛好自由的人士共同支持在中正紀念堂集會的數千位台灣學生。

   一如東歐、柏林、亞洲、中南美洲及智利的學生,台灣學生表現出人類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壓抑不了的。他們只是要求在決定國家前途過程中,參與的基本權利而已。

   他們的要求是和平的,他們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他們的要求應受到肯定---

   我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學生正義、民主的要求,儘快與學生進行和平談判。」

   其他議員的談話內容與甘迺迪大同小異。我拜託郭一德立刻製成數個拷貝,交給辜澄彬夫婦拿到紐約甘迺迪機場託人攜帶回台但該夜10點抵家時,得悉學生已解散,非常失望。如果他們再持續一個星期的話,很可能會掃除那40多年來烏煙瘴氣的政治體制。

   追悼甘迺迪參議員。非常可惜,2009825,甘迺迪去世。為感念他,美國政府下令全國降半旗5天,4位前美國總統參加他的追悼會,形同國葬;民視報導紀念新聞,我也寫一篇「紀念一位台灣民主恩人」文章(刊登於828的「自由時報」),其內容如下:

    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日前病逝,甘氏對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非常關心,也給予莫大的協助,是一位為台灣民主打拚的恩人。

   1979年發生『高雄事件』後,為拯救被逮捕的黨外民主鬥士,旅美台灣同鄉一人一信寄給甘迺迪,因而甘氏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違背人權與民主自由,甘氏更呼籲國民黨政府廢止戒嚴令以及與土生的台灣人共同分享政治權。該聲明更列在美國『國會紀錄』。

   1979年台美斷交後,本來給予台灣的2萬名移民額,大多數由中國籍移民佔用。甘氏公開發表演說,支持建立公平的配額方案。於是台灣自1982年元旦起正式享有每年2萬名的移民配額,甘氏對於台灣人民的關心由此可見。

   1983年,台灣前途決議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甘氏在接見FAPA幹部時帶著興奮的心情說:『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1984年,關心台灣戒嚴令問題,甘迺迪在參議院提出決議案,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

   1985年甘氏更出任FAPA為專供外國政要關心台灣民主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委員會』的名譽會長。

   1986年9月28,民進黨成立,甘氏也發表聲明:台灣人有組黨的自由,呼籲國民黨不可隨便抓人。

   19886月為抗議『520事件,在美國舉行的遊行活動,甘氏亦前往演講。

   1990年的『野百合事件,甘氏特別錄製影片,支持愛好自由的台灣學生,譴責國民黨政府。

   甘氏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可說是無役不興、無役不與。他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支持者,更是恩人。」

我把這篇文章的英譯文及英文版的民視紀念新聞寄給甘迺迪參議員的公子、國會眾議員派崔克甘迺迪(Patrick J. Kennedy),表示感念。

    有幾位在美的鄉親建議,我應該到美國參加追悼會。路途那麼遙遠,又事出突然,我很難成行。不過,我要記述一些往事,來追思一位台灣人權、民主自由的偉大維護者。

    1981年,有一天,我到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他帶我到他的辦公桌,看他的家庭相簿。當他翻到總統哥哥約翰及羅伯的相片時,臉上露出驕傲的表情,但當翻到夫人相片時,面無表情就翻過去,我感到詫異。不久,他們就宣布離婚。

   許添財以交換學者的身份赴美留學,所持的是J簽證:即學

成後需回國,2年後才能再赴美。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台灣人的自救運動,回台恐會發生麻煩,但是夫妻長期分離也不是辦法,於是要努力使其夫人赴美。許添財不但不回台,並且還要妻子赴美

,依美國移民法的規定,困難度相當高。我拜託幾位議員幫忙,都未能如願;最後,我去找甘迺迪參議員,他是參議院移民小組主席,許夫人終於在198510月,如願赴美團圓。

    前省議員黃玉嬌,因辱罵警察,於19811月,被地方法院判徒刑10個月;如果判決確定,她需入獄服刑。她在聖地牙哥(San Diego)的兒子打電話給我,說他母親年紀這麼大了還要服刑,於心不忍,要我傾全力遊說美國議員向國民黨施壓,讓他母親不必入獄。我拜託甘迺迪參議員,國民黨在1981522高等法院宣判前通知甘迺迪:將改判半年徒刑,得易科罰金;她不必入獄服刑了,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通知黃玉嬌的兒子。後來得知省議員選舉監察委員時,她並未投給尤清。我完全免費替她服務,她這一票跑到那裡去?我回台後,她幾次邀請我吃飯,我都婉拒。

    1999年,我們一群立法委員到美國國會遊說「台灣安全加強法」,在議會走廊,遇到甘迺迪參議員,他非常高興,邀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他問我回台的情形,並約定隔天一起吃早餐。早餐時,他帶來20年前競選總統時,陳錦芳送給他的一幅他的畫像。他說,他一直把這張畫放在他的辦公室,可見他對台灣人感情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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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公投

 

    欲在台灣建立一個鮮有人知的公民投票新制度談何容易。我不能老是在美國講大道理,要回到台灣,腳踏實地去推動。可是,我被列為黑名單,經歷很大的打拚,才能夠回到台灣。回台後,經歷13年漫長又慘痛的奮鬥,立法院才通過公民投票法。這個法案通過後,我曾努力推動幾項公投議案,都未成功,實在令人遺憾。

由美回台

    198612月號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出版的「亞洲觀察」(Asian Survey),刊登我「台灣的前途」(The Future of Taiwan)論文。在該文中我主張:依據國際公法,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我強調,1951年,48個同盟國與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明文規定:「日本放棄所有對福爾摩沙及澎湖諸島的權力、領有權及請求權」,並未說明這些島嶼的主權交予哪一個國家,所以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20079月,聯合國秘書處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時,美國政府明確表示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上海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陳啟懋(Chen Qimao)認為:這篇論文在所有探討台灣問題的文章中「立論最有系統且最清楚」。他寫了一篇長達15頁批判我這篇論文的文章,登於198711月號的「亞洲觀察」。

    相反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於19872月,公開表示支持我的主張:對於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我得到和蔡同榮教授最近發表的『台灣的前途』文章內同樣的結論。蔡博士在那篇文章內做如下的討論:『除非由台灣住民來決定台灣的前途,台灣問題將不會得到公正的解決』」。311,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毓真指裴爾的話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而向美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台灣離美國有半個地球之遠,要有效推行公民投票運動,必須回到台灣,當時有些事件的發生,更使我感到有回台的必要。

      19832月,我和流亡美國的菲律賓反對派領袖尼諾阿奎諾(Ninoy Aquino)受邀到費城附近的史瓦斯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演講亞洲的政治與人權。我們在該校停留一天,一同吃午、晚餐,當時阿奎諾感嘆繼續留在美國不是辦法,應該回國奮鬥。821,我突然在電視新聞報導中,看到他在馬尼拉機場被謀殺後拖上車的鏡頭。他犧牲個人的生命,來喚醒菲律賓人民,菲國的民主才誕生。阿奎諾敢,為什麼台灣人不敢?   

    金大中來美國2年後也回國,回國前,韓國政府一再威脅要逮捕他。198528,他抵達漢城機場時,治安人員曾向他動粗,並立刻軟禁他。但在他的決心精神感召下,韓國選民投票支持他所領導的「新韓民主黨」,該黨在212的國會選舉,於276席中,贏得67席,成為最大的反對黨。金大中的故事顯示,一個流亡者如要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

    為準備回台,我在1990年回台前12年開始寫「我要回去」這本書。我不是專心寫書,除了要到學校教書外,並時常在報章發表英文、中文的文章、每年花50天由紐約到華府遊說美國政府、到各地拜訪鄉親及演講。可是,我非常認真,一回家就寫。

    書的最後一段,我表示回台灣是要推行公民投票運動:         

    「雖然我回台是要採取和平的群眾路線來推行民主及公民投票運動,但我也認識回去的危險性。過去我都勸人家要為台灣犧牲,好多人也真的做了不少犧牲,現在是輪到我犧牲的時候了。在台灣人數百年的歷史中,現在是我們翻身當家作主的最好時候。我慶幸活在台灣歷史的轉捩點,才有機會為台灣前途,為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犧牲奉獻。我不但不畏責任,並且歡迎這個歷史性的使命,因為它能夠使我的人生及生命的意義達到最高境界。國民黨的內部正面臨激烈的權力鬥爭,現在我們不打拚,要等待何時?我不能再自私自利的繼續留在安全無虞的美國,我要回到台灣的主戰場。

    我要回去!」

    有一天,女兒怡君看到我那麼認真寫東西,問我:「爸爸,你在寫什麼?」我說:「我正在寫『我要回去』,準備闖關回台」。她馬上打電話給在哈佛大學唸書的姊姊,令怡告訴她,我會變成陳文成第二,因而兩位女兒均反對我回台。

    我一方面寫「我要回去」,另一方面尋找各種管道回台。1989年台灣縣市長及立委選舉時,索拉茲眾議員組成美國國會5人觀察團來台觀選,我希望他們順道「夾帶」我,讓我和他們一起搭美國空軍的飛機回台灣。但是他們和國民黨接觸之後,國民黨堅決反對我回台灣,所以索拉茲等人勸我不要貿然行動。

    這個經驗顯示,國民黨絕不會允准我回台,於是蔡仁泰經由其二姊,計畫安排我搭乘一艘長44尺、時速40多哩的快艇由琉球偷渡回台。他是紐約亞細亞銀行董事長、世界台灣商會創會會長,其二姊住在琉球最南端的與那國島(Yonakuni),離台灣很近,只有2個小時航程。船要送我出海是合法的,可以謊稱觀光客要到外海釣魚,但是船只能在蘇澳外海12浬處等待台灣的船來接。

    1990年春天,蔡明憲要到台南神學院教書,為避免他回台後聯絡不便,我約他見面,把整個計畫告訴他,並拜託他找一艘蘇澳的漁船到外海接我,他答應幫忙。

    蔡明憲是台獨聯盟的盟員,200841,當國防部長時,曾邀請一些立委到國防部吃飯。席間,王金平說台獨聯盟的盟員都很聰明,很會念書:陳隆志是他台南一中非常傑出的校友,李隆吉是他師大同學,非常優秀,出國後也加入聯盟。我說:「台獨聯盟的盟員不但會念書,也會當部長」,暗示蔡明憲也是盟員。

    之後,事情的演變不必採用偷渡的方式。1990615,我岳父在嘉義突然去世,麗蓉娘家打電話到美國通知我們。由於事出突然,平常又沒聽過我岳父生病,實在讓人難以相信。麗蓉立刻打電話給她弟弟問清楚死因,家人說是被摩托車撞倒後,送醫不治。麗蓉心裡非常不捨,哭得很傷心,準備20日一早回台奔喪。

    19日晚上裴爾邀請我和陳唐山到他在華府的家吃飯,但是麗蓉隔天要回台灣,所以我請陳唐山轉告裴爾:我太太明天要回台灣奔喪,我必須送她到機場,如果去吃飯的話,來不及趕回紐澤西送她。

    裴爾知道我太太要回台灣奔喪之後,馬上想到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要求國民黨基於人道主義讓我返台奔喪。受到他的鼓勵後,我拜託索拉茲、甘迺迪、李柏曼等10多位議員向國民黨施壓。裴爾也親自打電話給台灣駐美代表丁懋時,問我是否有機會回台灣奔喪。美國人做事有個習慣:如果他認真拜託你一件事,而你拒絕的話,以後你就不必來拜託他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是台灣在美國國會第一個要結交的對象,丁懋時不便拒絕。23日晚上,裴爾親自告訴我,國民黨有可能讓我回去,要我先準備。

    26日,丁懋時請駐美副代表林尊賢通知我去辦手續和護照,國民黨要讓我回去。聽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要收集我寫的所有中文、英文文章帶回台灣,才方便以後寫文章;衣服來不及整裡,回台後還可以買。當時,好多台灣的記者打電話要採訪,我都沒有時間、心情去應付。

   27日晚上,裴爾又親自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不必擔心安全問題,因為他已經提醒國民黨,不能動我,另外也知會美國在台協會(AIT),希望他們注意我的安全。

    28日下午,怡君由普林斯頓回來送我到機場。我給她1,000元美金,然後向她說明存放台獨聯盟、FAPA、其他台灣人社團、學校文件的4個書櫃。我告訴她:以後台灣獨立,這些資料及我的日記會成為海外台灣人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始資料;但是,我的中文不好,如日記要出版,要先請人修飾。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話,好像父女要訣別的樣子。

    我能夠回到台灣,事出突然,不敢驚動鄉親。不過,銀行家蔡仁泰與蔡鴻章律師,決定陪我回台。他們開玩笑地說,萬一我在機場被捕,蔡鴻章能夠幫我辦理交保手續,而蔡仁泰能夠幫我繳交保釋金。

    6月30,我順利回到闊別30年的台灣,走到桃園機場大廳,發現數百名鄉親,很熱情地歡迎我。我向他們說:每人都有回鄉的權利,陳昭南與羅益世由海外回來,均遭到政府的拘禁,顯然侵害他們的人權。他們所犯的「症頭」不會比我嚴重,除非也把我關起來,否則政府應立刻釋放他們。隔天,他們二人真的獲得自由。

   我剛由美國回台時,有個巧遇,我把這個故事寫成一篇文章,寄到「自立晚報」的「晚安台灣」專欄。編輯看到文章後寄還給我,並打電話向我說:「你要被太太打死了,連這種文章也敢登!」我拿給麗蓉看,她真的很反對刊登。

    20年來,那篇文章一直不見天日,非常可惜。那是描寫我「少年的煩惱」:

  1951年的冬天,我高一時母親住院,有位家人的朋友帶她初三的女兒來嘉義醫院探望母親,那位女孩子長得很好看。其後,我站在她家附近,等她由學校回來,藉口向她借水彩筆,找機會跟她接近。借了又還,還了又借,如此反覆幾次,彼此間有了非常微妙的感覺。後來,我邀約她外出數次,到冰店聊天,或沿河岸散步,但從未牽過她的手。

    大概在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晚上,父親匆忙來嘉義市看我,問我怎麼跟那位女孩子相識,我告訴他是由借水彩筆開始。他問我一枝水彩筆多少錢,我說一塊錢,父親罵我,只一塊錢的東西,不自己去買,弄成這麼大事。殊不知我為了這一枝水彩筆,在她門口站了好幾次。

    父親說,我跟她外出,她的鄰居都看到,對她家的門風影響很大,所以她的雙親提議:如果我跟她訂婚,隨時可以邀約她,否則的話,希望我不要再去看她。我的雙親都叫我跟她訂婚,她的家長也贊成我們訂婚,但我則極力反對。並不是我不喜歡她,而是我一直計畫念大學,到國外留學,如果高一時就訂婚,恐怕會打亂我整個人生的規劃。

   我既然不贊成訂婚,自然要接受父親的要求,不可以再去看她,從那個時候起,我們沒再見過面。

   幾年後,聽說她出家當尼姑住在屏東。在美時,我一直想,如果有一天回到台灣,一定去看她。

   199079,回台後第十天,我到省議會拜訪蔡介雄等民進黨省議員,在那兒遇到一位先生。他告訴我附近有一位我青梅竹馬的朋友,我不相信,一問之下,才知道就是30多年來想看的她,我衝動地拉著麗蓉,立刻和那位先生駕車去找她,她在一間寺廟當師父。看到她時,我問:「妳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有點兒失望。我告訴她是誰後,她帶我到會客室,說在電視上看到我回來。跟我一道去拜訪她的人說,她有點兒緊張。

      92日,我單獨與她在台中吃飯,我告訴她,她為了我,付出那麼大代價,而我也付出很多:剛跟她分手時,很想念她,有好多話想跟她講,晚上一個小時又過一個小時,無法入眠。到嘉義醫院看病,醫師問我為什麼睡不著,我不好意思講出原因,他給我安眠藥,說吃下去就會馬上入睡,但我不敢吃。我晚上睡不著,白天又要上課,尤其是體育課,身體變得很虛弱。我告訴她,我們倆都沒錯,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一對男女純情的交往,卻被說成破壞女方家風,變成如非訂婚就是分手的局面,殘酷地扼殺少男少女的初情。

     大家都知道我此次回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推行公民投票,但卻很少人知道,我還有一個巧遇:我終於見到30多年來想看的人。看到她後,我有很大的感觸:一枝水彩筆竟改變了她的一生!」

    我在嘉義市競選立委數次,她不但捐款,並且還幾次親自到市內的尼姑庵幫我拉票。現在,她年紀大了,穿袈裟,又剃光頭,我真想看少女時代的她,向她要學生時代的相片,但是她沒回應。

公投立法

   現行的公投法是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才得來的。先是成立公民投票促進會(簡稱公投會),舉辦3次大遊行來宣傳公投理念。繼而集體絕食,要求國民黨公投立法。連續2年舉辦國際國會議員亞太地區安全會議,以便以後台灣舉行公投時,邀請他們來當觀察員。200310月,舉辦公投大遊行,聲勢之大動搖了國民黨反對公投之信心。一個月後,公投法終於在立法院審議通過。

   公民投票促進會。做政治運動需要組織,列寧(Vladimir Lenin)對世界政治思想史最大的貢獻是他的組織論。馬克思(karl Max)認為共產革命會「自然」發生:在工業社會,資本家不斷壓制中、下階級,中產階級會逐漸被消滅,而變成勞動階級;勞動大眾不堪少數資本家的剝削,遲早會群起顛覆資本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制度。

   列寧是革命家,不肯坐等共產革命的「自然」發生,而主張用組織的力量來「製造」共產革命,所以他主張:要推行任何政治運動,尤其革命,必須靠堅強的組織。基於這種理念, 19901117日,我成立公民投票促進會,由我擔任會長、副會長高俊明、財務長田再庭立委、執行長王明玉(前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現任民視副總經理)。其後,為了宣揚公投理念,分別在台北、高雄、台中舉辦3次大遊行。

   *98台北大遊行」。199198,藉著紀念舊金山和約40週年,由「公投會」發起,並邀請民進黨、「台灣教授協會」、「全國學生運動聯盟」、「長老教會」,在台北共同主辦大遊行。參加遊行的人數超過5萬人,打破以往群眾運動人數的紀錄,單由中、南部北上的遊覽車就有229部。

   遊行隊伍出發不久恰遇大雨(有人懷疑是人造雨),我請由美國專程來參加遊行的前司法部長克拉克穿上雨衣,他婉拒。看到他全身淋雨,我們也不好意思穿上雨衣,大家在雨中行軍,顯得很壯烈。

   大會製作一面長500公尺、寬8公尺的大布條,寫著「Plebiscite舉行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遊行時由1,000人拉著走,以彰顯大會的主訴求。這面布條之長度打破世界紀錄,是模仿19918月蘇聯軍事政變時,蘇聯人民舉著大布條反對,結果瓦解了兵變。

   警察用拒馬防堵遊行隊伍到總統府,我們就在中山分局前面與警察對峙8小時。克拉克在拒馬之前,向群眾演講,並向拒馬那邊的警察喊話,請他們放下武器,到我們這邊與群眾站在一起,共同反對國民黨的蠻橫統治。克拉克是美國最年輕的司法部長,他的父親曉得羅斯福總統將不久於人世,1944年的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便會繼任總統,於是跟杜魯門競爭民主黨副總統提名,不幸敗北;否則,1945年,羅斯福逝世,他的父親便成為美國總統。

    遊行的隔天,我送他到桃園機場,海關人員當面撤銷他的簽證,這是他一生頭一次被外國政府註銷簽證。他表面上雖保持鎮靜,但內心一定很憤怒。

   警察不斷舉牌要我們解散,唯恐當時擔任總指揮的台北市黨部主委林義成受到牽連,於是請他由指揮車下來,由我代替他指揮。令人欣慰的是,遊行後,只有我因為違反集遊法被判刑,刑期6個月得易科罰金。

   我們訓練好幾百位糾察人員,他們穿著鮮明的黃色制服,維持遊行隊伍秩序,防止隊伍與街上群眾或警察發生衝突。尤其,晚上8點多,警察用水車向群眾噴水,隊伍未被衝亂,這要歸功於林宗正牧師(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領導的糾察隊的努力。

   李登輝吩咐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跟遊行的代表見面。我是遊行的總召集人,理應帶領代表到總統府,但是我告訴副總召集人高俊明:「總統府是壓迫我們台灣人的象徵,我不想去」,高俊明聽到我堅定的口氣後就帶領代表到總統府。

   到總統府並未談出什麼結論,晚上10點左右,總統府再度邀請我們派代表去。陳師孟提出一個建議,包含三項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以台灣名稱進入聯合國」、「釋放黃華、郭倍宏、李應元三人」、「廢除刑法第100條」;國民黨對我們所提的要求,如在雙十節之前不作善意回應的話,我們將反制雙十節國慶閱兵典禮。大家接受陳師孟的意見,他就跟協商代表到總統府表達這個立場。

   我們不敢期待國民黨會接受這個建議,遊行後幾天,「公投會」撥出20萬元鼓勵陳師孟籌組「100行動聯盟」。由李鎮源、林山田、陳師孟等領導的行動聯盟,終迫使政府廢除刑法第100條(終止言論上的內亂罪),對台灣人權的保障及民主政治的發展實有莫大的貢獻。

   *1025高雄大遊行」。「公投會」選擇在19911025,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20週年的日子,在高雄再一次舉辦「舉行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參加人數超過5萬人,施明德及蘇貞昌,在遊行結束的演講中,均說此次遊行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此次遊行與台北遊行最大的不同是:警察人員都躲在室內,街上沒有警察也看不到拒馬。遊行隊伍經過好幾個派出所,警政單位邀請我們派糾察隊去維護派出所,避免警民衝突。遊行過程沒有緊張,只有和平,但有壯烈的情景。遊行經過的街頭,路燈都被關掉,隊伍在黑暗中行走,附近街上卻燈火通明,引起大家公憤,再加上路邊群眾不時燃放鞭炮為我們打氣,大家士氣都很高昂。

   *223台中大遊行」。1992223,在台中的大遊行,參加民眾超乎預料,依據「民眾日報」的報導,達5萬人之多。當時謠傳國民黨將在224解散民進黨,黃信介主席向我埋怨說:「國民黨快要抓人了,還辦什麼遊行?」也許看到遊行的人數這麼多,政府才不敢動手。

   這次活動係紀念「上海公報」20週年及「二二八事件」45週年。在「上海公報」,「美國認知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立場」。由於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好多台灣菁英被國民黨殺害,並且1971年發表「上海公報」時,台灣受到戒嚴統治,人民無法表示意見。所以,在「上海公報」,美國所認知的是台灣少數統治者中國人的立場,而不是被打壓的多數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應經公民投票來表達他們對台灣前途的意向。

   此次遊行還是以和平收場。政府與我們都由高雄與台中遊行得到教訓,警政單位認為調動保警、架設拒馬,並通知民眾在遊行當天將封鎖那些街道,無異替我們宣傳造勢,倒不如讓我們在街上走幾個小時,無事回去。

   我們所學到的教訓是,籌備了這麼久,動員那麼多遊覽車,又發動那麼多人參加,所花的心血實在很大。我們為遊行所付出的代價、籌備過程所承受的壓力,恐比警政單位還大,所以,以後的群眾運動要改變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