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反商主義在美國的勝利

美國是資本主義大本營，全球市場經濟的火車頭（經濟規模佔世界近四分之一），但這次歐巴馬連任卻顯示，反商、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在美國有巨大潛力，並直接影響選舉結果。

美國這次總統大選跟以往不同：外交政策雙方比較接近，社會議題（墮胎，同性戀，槍支等）也沒像以前那樣成為焦點，而是集中在經濟問題上。這是一個非常好、非常正確的走向，這不僅因為社會議題只影響部分人，而經濟問題關係到每一個人，還因為美國左右兩派都借社會議題說事，誇大社會議題的重要性，由此轉移人們對經濟問題的視線。事實上，經濟是一切問題之本，是西方意識形態之爭的根源所在。在美國處於經濟衰退之際，這場總統之爭回到根本性的問題，而忽略本來就不應該鬧得天昏地暗的什麼墮胎、同性戀之類的問題。

在經濟問題高於一切的背景下，應該說在野的共和黨很有機會，因歐巴馬執政四年，美國失業率居高不降，領食品劵者增至佔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財政赤字高達15億美元，等於平均每個美國人欠債五萬美元。

羅姆尼得票少於麥肯

共和黨推出的候選人羅姆尼恰恰是經濟行家。他經商卓有成就，領導的公司有多家全國性大企業（甚至擴展到世界），雇員60萬人，總資產600億美元（超過美國的首富）。他曾在辯論時說，「我每次都平衡預算，如果不這樣公司就得關門。」而歐巴馬從未有經商、管理企業的經驗，更從未平衡過預算；國家舉債度日，美國政府現在每花一塊錢，四毛五是借來的（中國是大債主）。

按理說，這麼一比較，羅姆尼應該是鐵贏才對。但選舉結果羅姆尼不僅是輸家，而且大敗，無論在選舉人票，還是全國人頭票上，在除白人男性外的所有族裔和群體中，全都輸給了歐巴馬。

更令人吃驚的是，羅姆尼的得票數，竟少於上屆共和黨候選人麥肯！四年前，美國處於嚴重經濟危機，房價大跌，股市崩盤，整體經濟環境完全不利於共和黨（已執政兩屆八年，而且兩場戰爭引來諸多抱怨），更何況候選人麥肯又年邁笨拙，跟歐巴馬的年輕活力雄辯滔滔形成鮮明對比。

但這次不同了，整個經濟大環境不利於民主黨，羅姆尼又恰恰是懂經濟的。怎麼可能出現羅姆尼不僅選輸，得票比麥肯還少的結果？共和黨在震驚之餘檢討，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很多人認為，問題出在選擇了一個商人背景的人做總統候選人，給了一向煽動反商反富反資本主義，強調均貧富、貧富對立的左翼民主黨一個最好的機會和理由，使他們空前地調動起整個社會自認為是窮人、弱者、少數的人，更有那些要佔據道德高地（替窮人弱者說話、替天行道）的左翼知識分子們的激情和狂熱！於是在「階級對抗」的交響樂中，把歐巴馬再次推進白宮。

為什麼反商反富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在美國有這麼大的潛力？簡單說，這跟大眾的妒忌心理和知識分子的煽動有直接的關係。

妒忌是人類七大原罪

有史以來，人類就有妒忌心理。反富，嫉妒成功者，是人類的最大弱點之一。二千年前那40個寫《聖經》的人就看到這一點，所以《聖經》總結的人類「七大原罪」就有「妒忌」。《舊約》記載的人類始祖第一次殺人，即亞當夏娃的兒子該隱把弟弟亞伯殺了，只是因為妒忌。可見妒忌早就在人類原始情感和罪惡之中。

雖然如此，相比之下，對富人和成功者的妒忌，美國人比歐洲國家的要低很多，這也是美國邁向社會主義的速度遠沒有歐洲那麼快的原因之一。但這次總統選舉，仍凸顯了反商在美國的市場。雖然羅姆尼還不是純商人，他曾做最左傾之一的麻州州長，在那個民主黨議員在議會佔七成五的州，平衡了預算並同時減了稅，有出色的從政經驗，但就因為他的商人、企業家背景，於是成了左翼媒體和知識分子的絕佳靶子，他們正好利用這點，煽動民眾在「平等」旗號下要均貧富、反富反商的妒忌心理和激情，最後沉澱成選票。這是美國歐洲化的一次「大躍進」。

雖然一般大眾有一定的對成功者和富人的妒忌心理，但如果沒有佔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的宣傳煽動，一個社會不會出現貧富對立、最後左翼當道的政治景觀。

古往今來，全世界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強烈反富反資本主義。這也是為什麼極左的共產主義、極右的納粹運動曾蔓延禍害世界的主因之一，因為這些群體主義運動，都是在熱衷烏托邦的知識分子的鼓動、操縱、支持下成功進行的。納粹運動表面極右，但本質跟極左是一致的，也是熱衷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都要通過政府力量來干預經濟、主導人類生活。納粹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強調的是國家至上（而不是個人自由）、社會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和照顧窮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自豪地宣稱，他們最具有同情心、照顧弱者（the little guy）。一向以同情窮人來佔據道德高地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這種群體主義運動的啦啦隊或幫凶。這在當年的共產蘇聯和赤色中國，都展示的清清楚楚。

「販賣觀念的二手商人」

《通向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曾分析指出，社會主義運動跟知識分子的屬性有關。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販賣觀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他說這種職業的人有兩個特點：一是「不關心技術性細節或現實困難，能夠令他們動心的是廣闊的遠景」。他們喜歡烏托邦，熱衷整體化、一攬子解決問題，但對自己向往的「整全的社會秩序」卻只有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解」；二是對新觀念作出判斷時，不是根據該觀念本身的優劣，而是根據它們是否符合他認為的『現代』或『進步』的世界觀。」

海耶克認為市場應由「看不見的手」（經濟規律）來調節，而不應由政府（人為計劃）來主導或壟斷。由此他提出，任何社會改革，應小步試探，不斷修錯；而不是一攬子地翻天覆地，全盤否定傳統和經驗。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整全化」思維不從現實出發，熱衷意識形態烏托邦，是非常可怕的。對此當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強森（Paul Johnson）總結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給人類帶來災難的名著《知識分子》中也總結說，知識分子最大問題是從理論意識形態出發而不顧現實和人本身。該書最後一句話是：「知識分子永遠應該記住，人比理論重要。」因為20世紀知識分子的通病就是為了理論，為了烏托邦幻想，為了意識形態，而不顧人，不惜損害和犧牲人本身。

但這些充滿社會主義烏托邦幻想的知識分子在這樣做時，卻理直氣壯，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是在為窮人謀福利，為弱者說話。當年中國那些追隨共產黨（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和左翼知識人也同樣，充滿「高尚」的情懷，以為是在做一件偉大光榮的事業，結果是在中國建造了一座座古拉格和墓地，他們本身最後也成為共產地獄的受害者、犧牲品。

「商人是自由社會的象徵」

海耶克在《知識分子和社會至上主義》中指出，「越是具有良好願望和出色的理智的知識分子，反倒越有可能成為社會至上主義者」。結果「佔據著我們社會關鍵位置的這些心底善良而又聰明智慧的人士，傳播著那種會威脅我們的文明的觀念」。豈止是威脅，他們今天是在摧毀美國文明的根基——個體主義的價值，捍衛個人權利的價值。

對此，美國哲學家、暢銷小說作家安蘭德（Ayn Rand）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正是商人這個群體，才把資本主義和美國生活方式與統治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極權主義的國家統治制度區別了開來。」因為只有自由的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可以自由競爭和交換），才會有真正的商人群體的產生。安蘭德甚至說到這種地步：「商人是自由社會的象徵——是美國的象徵。只有他們存在，文明才會存在。」

所以美國這次大選結果是反商主義的一次勝利，是左派知識分子煽動貧富對立、均貧富的烏托邦幻想的一次得手。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旗手、安蘭德所說的「自由社會的象徵」，真的會這樣輕而易舉地往歧途上邁步嗎？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左派意識形態是自由的敵人，它一時間可以強大，就像共產主義和納粹都曾經強大，但是，美國仍是一個英雄的國度，無論面臨多麼嚴峻的困境，永遠都會有一批人，一小批人，死死地捍衛並傳播自由的理念、個人權利的價值。真理從來都在少數人手裡，它是靠現實一次次地摧毀烏托邦的印證，來艱難地喚醒大眾，贏得大眾。我在「獻給我的英雄的美國」一文中曾說，敵人越強大，戰勝了敵人的英雄就越高大。今天，歐巴馬的美國，就是一個造就英雄的環境，就給捍衛個人權利的人們鋪一條英雄之路。永遠別以為美國會沒有人想成為捍衛自由的英雄！（caochangqing.com）

2012年11月11日於美國

——原載《看》雙周刊

曹長青：將繼續專制的習近平時代

十年前胡錦濤、溫家寶上台的時候，中國人一片對「胡溫新政」的歡呼和期待。結果是十年江澤民時代的延續而已——太子黨們更加腐敗，社會更加嚴重不公，政治上更沒有任何松動。政府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的壓迫絲毫沒有降低，更妄談結社組黨、選舉了。

在胡溫政權落下帷幕之際，許多中國人又開始新一輪對開明皇帝「習李新政」的期待了。但這種期待將和對「胡溫新政」的期待一樣落空。中共十八大和新出爐的七名常委，已經清晰地預示了一個可悲的現實：中國的政治改革毫無希望。這從五點可以看出：

第一，胡錦濤的十八大政治報告已定調，共產黨不走過去老路，也不走西方民主道路，還是雙軌制，也就是政治專制，同時經濟開放。而這種雙軌制恰恰給中共各級官員的腐敗提供了最大機會。習近平接班後首次講話說要反貪腐，「黨要管黨」。但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因為全世界的任何政黨都得靠三種力量才可能制約腐敗：反對黨，獨立媒體，定期選舉。而這三點中國都沒有，所以習近平的黨要管黨是自欺不能欺人。黨只是在需要的時候，用「管」的名義打倒黨內對手。

第二，被認為有一點改革意識的汪洋和李源潮等這次都沒有入常，現有七名常委多是守舊勢力的代表，這一點也預示，這一屆中共領導層繼續保守僵化。

第三，習近平不是由哪一個政治強人親自挑選指定的接班人，而是由胡錦濤和江澤民兩派「協調」妥協產生的，他是第一個這樣產生的接班人。一般被兩派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往往是最平庸，最沒有原則，最會左右逢源、溜須拍馬。明擺着，這種氣質的人，黨內改革都很難，更妄談政治改革。

第四，以前，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上面都只有一個婆婆，一個政治老人垂簾聽政，現在習近平有兩個，等於「三代同堂」，他要聽誰的？哪個都得罪不起。這種政治結構本身也決定習近平難有作為。

第五，即使習近平有抱負，他的水平能力也有限。例如2009年他在委內瑞拉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種「山大王」般口氣，已暴露習近平連當年中共的周恩來、喬冠華般的水準都不如，像個沒文化的大老粗。胡錦濤所以看中他，可能就因為胡曾提出「向北朝鮮學習」，兩個人水平般配。再加上曾留學朝鮮「金日成大學」的張德江也成為常委，中國人說「張北韓、張高麗」都入常了，這種組合預示，習近平時代甚至可能會傾向北韓那種「邪路」，更加政治專制。

有人強調，這次胡錦濤「裸退」，不像當年江澤民還繼續做軍委主席攬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這只是從形式上看如此。事實上，中共的權力政治根本不是看頭銜。當年鄧小平只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作出鎮壓天安門運動的決定，是在他家客廳開的會，根本不用通過政治局或常委會。對慈禧式「垂簾聽政」共產黨最嫻熟，慈禧當年就無任何「官銜」。這是制度使然。

當然，胡錦濤的「裸退」可能意在逼迫江澤民放手、不要再干政。但胡敢這樣做，先決條件是他得對習近平放心（能聽他的話），沒有這種信任，他不可能放棄頭銜。所以胡錦濤的裸退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意義不大，更多屬於權爭的籌碼和算計。

七名常委明顯兩大特點：一是太子黨居多：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是人大副委員長），王岐山（岳父姚依林是副總理），俞正聲（父親是首位中共天津市長）；張德江（父親是炮兵少將），劉雲山（父親是薄一波部下，在內蒙古當官，兒媳是前公安部長賈春旺的女兒）。二都強調維穩，從這點來看，他們都是守舊派，因為所謂穩定，就是清楚地穩固中共統治。

無論太子黨還是維穩派，都會特別維護共產黨體制，因為他們的權力來自父輩的權勢和黨國體制。這種體制垮了，他的權力基礎就沒有了。所以維護黨天下，就是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文化，已經把指望「青天大老爺」來改變命運的概念深入到中國人群的每一個角落。這個概念不被顛覆，中國人不建立要靠自己的力量改變現實的思維，走向民主之路是難以想像的。

2012年11月16日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