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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雄教授逝世追思-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影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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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us.net]於2013-01-30 02:10:09上傳[]

 




第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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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台灣獨立聯盟 (1966-69)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成立於1966年6月的費城結盟,當時是受到1964年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與1965年日本「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回台投誠的刺激,使得北美洲的台獨團體亟思整合。

  1965年10月29、30日威斯康辛大學的「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周烒明醫師與UFI主席陳以德,共同具名邀請全美各地的台獨團體代表或有志之士,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麥迪遜會議」。會議後,兩個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台獨團體領導者,更共同具名,發表聯合公報,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團結。

   當時,除了費城陳以德外,各地校園亦陸續有熱心台獨理念的留學生,在校園內分發《台灣青年》、《台灣通訊》等刊物,進行思想啟蒙工作。他們分別是: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的范良信、楊宗昌、陳希寬、莊秋雄;奧克拉荷馬大學諾曼校區的陳榮成、陳唐山、王人紀;休士頓的張燦鍙、廖明徵;南加州大學利騰俊;洛杉磯的蔡同榮、賴文雄、王秋森;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蕭欣義;巴地摩爾的鄭自才;雙子城的賴金德;此外加拿大多倫多的黃義明、林哲夫則組成「台灣自決聯盟」,後來為了營救彭明敏,而改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費城會議結盟 (1966)

   1966年2月,UFI正式宣佈重組的構想,希望以聯盟的型式,結合散聚各地的台灣人社團,由各社團自治,自選領袖及社團名稱;但是中央設委員會,由各社團派代表組成。

   同年6月費城會議召開,來自全美九個地區的代表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設立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由陳以德出任第一屆執委會主席,由賴文雄、張燦鍙負責組織部工作;周烒明則出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費城會議中也同時訂出短期的工作方案:(一)繼續發行《台灣通訊》,(二)在紐約時報刊登彭明敏等人的「台灣自救宣言」,(三)鼓勵盟員畢業後,搬遷集中到紐約附近就業、居住,(四)由組織部策劃「萬里自由長征」,訪問六十個以上的大學校區,宣揚理念,並吸收盟員,爭取當地台灣的參與與支持。

   1966年11月20第廿一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問題期間,以半頁的篇幅,刊登在《紐約時報》,向國際宣傳台灣人的心聲。

   同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組織部的成員也在11月16日展開開車走訪全美國有台灣人的城市與校區。張燦鍙、陳榮成的西路,從洛杉磯往舊金山挺進。以羅福全為主的東路,也從費城出發,縱走東岸各大城市。後來,簡金生和賴文雄又加入。

   由於他們出發後四天,紐約時報即刊出「台灣自救宣言」廣告,各地校園的台灣學生均有熱烈的迴響。在東部紐約和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均出現熱烈的討論。這一趟「自由長征」,使得《台灣通訊》的郵寄名單,從原本的四百份增加到四千份,聯盟的盟員也增加不少,同時也為日後的組織網之建立和募款,打下良好的基礎。

   1966年全美台獨聯盟第一任主席陳以德搬到俄亥俄後,也逐漸交出台獨運動的棒子。第二任主席由原掌財務的王人紀出任,組織活動的重心分別是在美東的紐約和美西的洛杉磯。1968年全台獨聯盟的信箱由費城遷到紐約總部。

   1968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通過決議,將聯盟總部由費城搬到紐約總部,鼓勵盟員同志,到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及美國首都華府附近就業、定居,以利聯盟向國際社會進軍。此後,聯盟當時的主力幹部張燦鍙、羅福全、蔡同榮、賴文雄、鄭自才、王秋森、許富淵、陳伸夫、洪哲勝、張文棋、王康陸等人在完成學業後,陸續趕到紐約總部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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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台獨運動實踐家

陳隆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公元2011年11月17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一封來自台北的緊急E-mail,傳來黃昭堂主席過身的噩耗,一切來得很意外,令人無限感慨、非常惋惜懷念。

回想個人與昭堂兄初次見面,是在1954年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是經濟系的學長,大我兩屆。因為同樣是來自台南縣,又都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在台南北門區同鄉會的聚會上認識他,雖然是初見面,在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他做事求大格局,不拘泥小節的特質。

昭堂兄急公好義的個性使他年青的時候就投入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他與王育德先生創立「台灣青年社」(台灣獨立連盟日本本部的前身),他在日本長期奮鬥,我在美國打拚,雖然我們兩人分別在不同的所在、不同的領域努力,但是追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1991年7月昭堂兄不辭辛勞由日本來到美國,應邀在盛大的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在康乃爾大學舉行,約有2,500人參加)演講。個人則以「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對日和約》四十年後」為題演講,強調自解除戒嚴、李登輝先生就任為總統開啟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轉型,過去因《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的台灣,從此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須要台灣人大家共同努力打拚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尤其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演講結束散會後,我們兩人進一步交換彼此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研究心得,才有較深入互動的機會。昭堂兄說:「隆志,我詳細讀了你二十年前(1971年)出版的大作《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有一個非常深的印象是你的文章用台灣話或北京語讀,都非常通順。」我真感覺到昭堂兄是一位台獨理論難得的知音。他進一步講:「隆志,假使照你所講,台灣已進化為一個獨立國家,按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的回答是:「您還不可以也不能退休,還要為台灣的獨立建國繼續打拚。因為,台灣雖然開始進化為一個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就是建國的工作——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等等。獨立、建國是持續努力發展的過程,兩者密切關聯不可分。」

昭堂兄為人豪爽幽默,是台獨運動少數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實踐家。他一生堅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術研究,他以漢文、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文章,大多圍繞著台灣或台灣的國際地位的議題;他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作為他的「專業」感到驕傲,充分展現他對台灣強烈的使命感。

1992年因為黑名單的解禁,他終於回到故鄉台灣。1995年8月起昭堂兄正式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主席,開始扮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火車頭的角色,走遍全台各地從事推動獨立建國的草根工作。2004年他擔任228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總指揮,成功串聯台灣人的力量與振奮台灣人的士氣,促使台灣本土政權勝選,繼續執政。2011年2月為了避免民主進步黨初選的衝擊,昭堂兄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率先表態支持蔡英文角逐2012總統大選,為凝聚本土陣營的力量盡心,凸顯他的智慧、眼光與氣度。

作為一個矢志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運動者,昭堂主席憂心國內沒有確立台灣國家主權的共同認識、沒有台灣國家國際地位的共同理論,影響獨立建國的推展。他私下曾對我說,有關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見解,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影響台灣人的團結;他希望我能整合不同意見,成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論述。我對他表示,在言論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社會,這一個全體一致的理想,恐怕非常難於達成。不過,基於「台灣人共同來確立台灣主權」的信念,他採取主動,邀請大家坐下來,共同思考、討論,以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台灣國家主權地位」的共同理論。他所做的努力,肯定每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者、專家的智慧,就像是水桶的木片必須集合作伙才能成為水桶;他主動扮演「桶箍」(桶圈)團結眾人的角色,居中串緊每一個木片並且串連更多的木片將水桶作大,擴充台灣獨立建國的能量。他的用心、精密的思維與寬大的胸懷,令人欽仰。

昭堂兄於逝世以前已經領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雖然他離開世間令人萬分不捨,但是他愛台灣、為台灣奉獻的精神與情操,將永久是台灣歷史動人的典範。相信在天國安息的昭堂主席正在關心:在世間的同志、台灣父老鄉親、兄弟姊妹在什麼時候才能夠達成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目標,建立一個有尊嚴、有公義的民主、自由、重人權、立足世界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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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堂永遠站在台灣國

李登輝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近午,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快報,突然傳來昭堂先生遽逝的消息,一時之間,讓我不知如何去相信,眼前所出現這一刻的事實? 頓時,內心滿是刺痛的情緒,不由得舉頭問天:「上帝啊! 祢才剛給我病痛的考驗,怎會立即又給我痛失摯友的打擊?」

學者出身的昭堂先生早期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在日本教授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雖說他是一位學者,但他念茲在茲的,卻是他自許為一生志業的「台灣獨立運動」;昭堂先生經常以幽默又帶有自信的口吻說:「台獨是我的專業」!可見在昭堂先生的心裡,推動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一直是畢生奮鬥的目標。就連他在日本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與台獨運動及台灣國際定位問題有關。

他一再主張,台灣的歷史應該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此,才能真正為台灣記錄下屬於真實的台灣歷史。這個觀點,與登輝的想法十分契合。換言之,就是昭堂先生與我,都是主張台灣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也就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

就以昭堂先生曾出版過三本書(「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の法的地位」及「台灣總督府」)的故事來看,他的確是一個倡導以台灣觀點來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力行者。首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一書,對昭堂先生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除了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其獲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當時,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前,他因柳文卿事件而被抓進東京警視廳,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所研究的主題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至於第三本台灣研究的專書則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果,研究台灣史的後繼之人,都能站在『台灣人史觀』的研究立場上,那要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意識價值,就容易許多了!」昭堂先生這席話,彷彿是給大家留下一個標竿,期待所有台灣人持續努力。

外界對昭堂先生的評價,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從不居功,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的堅持。即便是1992年擺脫「黑名單」的限制返台後,也一直扮演著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他全心全力投入台獨運動,風骨獨特,令人印象深刻;投入本土運動,既出錢又出力,並曾將擔任國策顧問的薪水,全數捐給台獨聯盟推展台獨運動,提攜本土社團幹部等晚輩更不遺餘力。「…過去整整五十年,有一半時間,我幾乎都是在做台獨運動,我覺得我的人生非常歡喜,非常成功,那是因為有機會讓我可以做人,我真歡喜!感謝!感謝!」這是出自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最直接、最率真的口吻,令人動容!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聖經上是這樣的描述著,這也代表著昭堂先生一生為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所曾作出的努力。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也能效法昭堂先生,用滿心歡喜的精神,接續他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使命,讓他所遺留下的典範,永遠樹立於這塊美麗之島!

201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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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建國

一九七○年成立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今(二○一○)年為四十週年慶。這個時際,世界各地的台灣人代表也在台北舉行「世大會」,共同探討台灣獨立建國的新課題。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與軍事崛起,又面對中國國民黨復辟政權,向中傾斜,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建構新國家的努力,相對於二十一世紀初的政治形勢,是困頓的。這個時候,慶祝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四十週年,應該嚴肅地省思。

何以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未能走上坦途,仍陷於困境?外來的殖民統治體制,以殘餘、虛構、他者條件,仍能以少數統治宰制著台灣。為什麼?進入民主化時代,全面選舉公職,為何不能完全改變困頓政治形勢?這不只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問題,更是台灣的問題。

二戰結束,許多被殖民國家都以內部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兩種獨立運動,走向獨立化,建立新國家。儘管因此,或分裂為兩個政治體,例如南韓、北朝鮮;或先分而後合之,例如南北越後來統合在北越政體。台灣,卻只在依附美、日,或依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外部條件中,落到現在,國不成國。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對內不足以形成絕對多數的有力,對外無法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焦點。一方面,當然是台灣內部的殖民和被殖民分歧、自我削弱存在條件;另一方面,應該是政治運動缺乏文化光環,而且被殖民體制的權力位置消蝕。

台灣沒有像達賴喇嘛一樣的領袖人物,他穿梭世界各國,舉手投足言說,無不展現圖博(西藏)的議題,而能夠感動人心。已故的阿拉法特,即使他備受爭議,也將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能量充分發揮。反觀台灣,只有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性風光,政治常常重經濟、輕文化。

海外的台灣人,常常只重視政治人物,投注的心力也在選舉公職的政治明星。而獨立建國運動應該是文化性的,不只是經濟性的。重經濟輕文化,重政治人物輕文化人物,陷於體制黑洞的政治動向無法散發光與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加油!台灣獨立建國加油!台灣加油!

(作者李敏勇,詩人,原載自由時報201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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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聯盟的貢獻

∼戒嚴時期推動台獨會危及生命財產,今日主張台獨卻可獲得群眾,在台獨聯盟創盟四十週年回顧台獨運動的艱辛∼

最近有人在媒體表示,自己主張台獨,獲得很多群眾的擁護,並博得「勇敢」的美名。主張台獨會獲得很多群眾擁護是真的,至於是否「勇敢」值得商榷。台灣社會幾十年來出現相當大的變化,以前「台獨」運動只能暗地裡做,「統一」的主張卻可以大鳴大放,今日正好相反,統派人士由明轉暗,台獨運動卻是被公開提出討論,「台獨」主張不只沒有危險,還因為可以凝聚群眾而獲得政治資源,所以沒有「勇敢」的問題。

蔣介石嘴巴一直掛著「民主憲政」,可是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打壓民運,台獨運動更不用說,蔣家政權是將台獨與「共匪」劃上等號。因為在台灣難以生存,所以台獨運動反而在國外發展。到了蔣經國時代,雖然還打壓民運人士,可是民主的主張已浮出檯面,然而台獨的主張還是禁忌,直到鄭南榕殉難之後,台獨的主張才逐漸浮出檯面。

在國外從事台獨運動人士可算是台灣人的菁英,雖然可避過牢獄之災,可是變成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黑名單,有家歸不得,它是一段很淒涼的歲月。有人本來應該有很好的前程,就是參加台獨運動影響了事業,還要擔心中國國民黨政權透過各種管道抓人,這種生活當然不是現代台灣人可以體會的。

現代的台獨運動人士只要喊出台獨,就會有一大群選民跟隨,誤以為這是自然的現象,事實上這是前人所鋪的路。終戰初期,幾乎所有台灣人都認為回歸祖國,不可能會有台獨思想。中國國民黨政權雖然對台灣人表示,大家都是中國人,事實上沒有將台灣人當作自己的人,利用戶籍資料實施族群隔離,台灣人的命運一樣是面對殖民統治,所差別的是統治者從日本政府移轉到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已。

台灣人將殖民統治當作宿命,認定自己天生就要扮演被統治的角色,因為中國國民黨政權並非新生的統治者,而是繼承日本政府實施殖民統治,所以台灣人對待中國國民黨政權與對日本政府一樣,多數人只會向統治者要好處,沒有想到擺脫殖民統治的命運,有人甚至於還扮演統治者「以台制台」的工具。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還未建盟以前,在各國(主要的是美、日)就已形成台獨運動組織,在四十年前整併成為台灣獨立聯盟,後來改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整併前後都對台灣的獨立建國有相當大的貢獻,若沒有台獨聯盟的啟蒙運動,台灣人認定自己被殖民統治是一種宿命,不能改變。若沒有人冒著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來推動獨立建國運動,台灣人會將中國國民黨政權當作日本政府一樣,是當然統治者,台獨聯盟最大的貢獻是喚醒台灣人,讓台灣人知道人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有人說日治時代的政府是零缺點,從來沒有出現過弊端,事實上日本政府不是沒有弊端,而是封鎖新聞。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之後,與日本政府一樣,完全封鎖新聞,讓台灣人看不到統治者的缺點,在這種環境下,不要說台獨思想,連民主思想都難以萌芽。就是台獨聯盟花盡心思,揭發統治者的一切真相,促使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若沒有人揭發真相,台灣今日或許還活在外來獨裁政權的統治下。

戒嚴時代,台獨聯盟從事體制外運動,目標是推翻實施殖民統治的外來政權。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各級政府的首長及議員都由台灣人依民主程序產生,推翻政府的正當性大打折扣,除了少數盟員還堅持體制外路線外,台獨聯盟已轉入體制內運動,依民主程序取得政權,再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

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看到的台獨聯盟從事體制內運動,與一般政治人物沒有多大差別,他們很難體會在體制外運動世代,啟發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以及揭發外來政權的內幕有多艱辛。

(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mhchen0201

* 本文原載台灣時報,社論,201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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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出賣的台灣》譯者陳榮成回台演講

黃淑惠
報導

《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經由「大話新聞」的介紹,成為繼《台灣論》之後的本土暢銷書,據前衛出版社統計,銷售已超過6萬本,這表示國人對福爾摩沙這塊生養我們土地的歷史,產生強烈的求知慾望!

《被出賣的台灣》座談會,在主辦單位得知譯者陳榮成先生將自美返台參加小學同窗會,越洋接洽,促成這次難得的盛會,會議主辦人黃崑虎先生,邀請台獨聯盟財務長擔任引言人,參加與談的有蔡同榮立法委員、
陳儀深教授及媒體人陳立宏等,現場大爆滿湧入三、四百名聽眾。

陳榮成先生曾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32年被關在海外,無法返鄉。他提到為何會參與台獨聯盟,要從他在國民黨時代的成長經驗說起,他描述在228事件時,在嘉義朴子目睹國民黨的殘暴,不僅屠殺台灣人,之後的白色恐怖統治更迫害無數台灣菁英,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如此殘忍,從兒時到青年成長時期,讓他印象深刻,在就讀台大法律系期間,就興起必須組織知識青年以長期進行對國民黨政權鬥爭的想法!在參與關仔嶺會議後,幸運逃脫國民黨的迫害,赴美留學,期間即加入台獨聯盟成為秘密盟員。
陳榮成回憶當初在美國讀到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台灣》時,與兒時記憶相印證,為台灣人悲慘的遭遇留下眼淚。提到他翻譯本書的因緣,可從他在美國某基金會出版的Asian Survey雜誌中與國民黨的特務進行筆戰時,引起George H. Kerr的注意進而結識,並在「八千哩自由長征」期間得以拜訪作者,要求取得漢譯的版權,得到作者的首肯,隨後在許多同鄉的熱心協助下,1973年得以完成漢譯本,在日本出版,陳榮成先生說這本書除了流通美、日台灣同鄉間,當時也透過許多管道,將之偷偷帶回台灣,讓在獨裁政權下受思想禁錮的知識青年得以了解國民黨竊佔台灣的歷史真相。

本書遲至1991年才在台灣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在16年後的今天才廣泛受到國人的注意。他感慨地說國民黨將歷史教育當作統治工具,極盡所能「抹剎台灣人的歷史」。要讓台灣人讀台灣史,他希望除了書籍出版之外,在e世代的今天應該思考,多元的出版計劃,讓台灣少年輩可以透過不同管道來瞭解台灣史,如DVD的製作、internet的宣傳,善用媒體合作,「知識」是力量的基礎,形成力量才能衝破桎梏,建立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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