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下一個危機　　　　　　　　　　　　　　　郭琛
解讀南海爭端國際仲裁　　　　　　　　　　　　程曉農
太平島，何以被判為岩礁？　　　　　　　　　　　林垚
南海問題的來龍去脈　　　　　　　　　　　　　　維舟
民主身份的當代演繹　　　　　　　　　　　　　任協華
中國“律壇怪俠”發聲為律師辯護權較真　　　美國之音
蔣經國不是人民慈父和民主推手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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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下一個危機 郭琛 大陸人口眾多，也顯示龐大的消費市場。（圖／視覺中國ＣＦＰ） 台灣有些人對在大陸荷包比大陸同胞更關心，有些人是對他國同胞比大陸同胞更關心。但“九二共識”開始逐漸被植入後，不管喜歡與否，台灣須對大陸更關心，因為不管“一個中國”是未來式？還是假設式？“各自表述”已是兩岸的進行式。有人認為台灣想以四兩撥千斤影響大陸是痴人作夢，但依物理，選好槓桿原理的支點，四兩可撥動萬斤的。這支點會是哪個呢？北京的上一個危機是89年的六四，若你告訴未曾出國的中國人，89年六四曾發生中國軍隊殺害學生與市民，你會得到回答：“你是騙子，你撒謊！”而許多出過國的中國人大多會回答：我知道有六四事件，但我、我父親都比上一代都富有，我們算是利益獲得者，為何要反對（共產黨）？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對中共的統治，願意忍受目前的政治制度，不是不知道其他的替代方案，而是六四之後共產黨滿足了大多數大陸人民的期望，尤其在經濟發展，解決了窮的問題。但今天的中國已經是遍地危機四射，有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環保危機、經濟危機等等，這一切危機的禍根就在體制。中國89六四之後的（小）改革（大）開放下已將用盡邊際效應，未來五年內必出現停滯結果，若繼續依賴刺激而不大改革，中國經濟問題將嚴重到無法掩蓋其他的種種問題。另外原開放後與建設項目有關的腐敗，因腐敗者的胃口越養越大，已經逐漸加重成掠奪了，而這種掠奪的持續是體制問題，不是人事問題，成為損害國家、民族的最大威脅。自從柯林頓喊出名言“笨蛋！是經濟問題”後，北京如同各國執政黨的下一個危機，也將會是因經濟停滯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在發展階段需要大規模項目建設時，集權體制可以輕易解決啟動計畫時的“靜摩擦”問題，像許多建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發電等系統，集權國家不用多花時間辯論就可迅速完成了。若經濟停滯發生在民主制度的國家，就僅是無奈而不會危險，因為在全民參與、監督下，政府的政策是透明的，民怨不會有太大的暴衝，有很多機會做理性的疏通與改進。但集權體制會因沒有充分討論的行動，在重大的基礎建設完成後，不是重複投資或好大喜功下，投資報酬率開始一路下滑，當債務上升速度比ＧＤＰ還快，無獨立的監督機制也就無政治信用，單純的社會事件常會引爆不對等的政治災難。今日中國在缺乏監督、協調的機制平台的專制體制下，經濟一旦停滯，流血衝突是很難避免的！香港《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數字指出，中國大陸2014年發生了1,300多起罷工抗議事件，相比2011年的185起多出了數倍，但2015年，罷工更增到2,944起。如今更是四處逮捕維權律師，真驚訝共產黨處理高壓的愚昧。共產黨亦知道停滯下的民怨是很可怕的，如何紓發？就找代罪羔羊，或找議題轉移百姓注意。這也是為何中國必須成長，即使在通貨膨脹率已大大超過成長率。但未來中國的ＧＤＰ可能中速成長嗎？能靠出口、內需或投資哪一項？還是就靠通貨膨脹達成？中國大陸的出口經濟89年後台商就先嗅到中國開放的決心，開始由散戶後來到一整串的供應鏈結夥進入了中國。翻開中國出口歷史紀錄，自1995年到2010年的十五、六年間，在大陸的台商佔中國出口比重年年超過50%。自從2001年開始，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世界各大工廠亦紛紛移到了中國，這使中國成為世界的生產基地，至少有2億中國產業工人為全世界生產產品，若工人每個月工資為2,000人民幣，則全世界每月須匯入４,000億人民幣到中國，一年匯入４8,000億人民幣。每年8,000億美金是中國外匯盈餘的最基本數字，也是中國經濟元氣之所在。但當年中國生產是享有最惠國待遇，如今已取消外，還處處被加上反傾銷稅。另外沿海產業工人的工資由每月120美金，到今日每月600美金還召不足工人。相對越南工人的工資每月120美金，印度、緬甸的工資是每月60美金甚至更低。這是為何勞力密集的生產工廠大多一一移出了中國，出口經濟遭受基本盤的減少，若無其他新興的大型產業出現，決無法支撐中國所需的ＧＤＰ成長。中國大陸的內需經濟股市、房市與消費是內需三大支柱。原大陸開放後沿海地方政府的發展，是首先加強基礎建設，然後在招商成功後，不但有了產業，連帶外匯、稅收、人口亦增加，就順勢開始賣土地、造鎮，才發現到最後真正有實際獲大利的是賣土地與造鎮。結果現在內地的各地方政府，都是非常聰明，基礎建設虛應一下故事，就開始招商，各省市都是沒有太多評估下就大舉債、大建設，並且一口氣規劃並全力賣土地與造鎮，結果“鬼城”遍布全國。房市自90年代後，土地稅收劃歸地方政府後，各地方政府就努力把農地變更用途，中國大陸土地出讓金普遍佔地方財政收入的4成以上，最高的一年是2010年，比重達69.4%，在2014年全國賣地收入仍然高達4.29兆元。只要地方政府要保財政，就會繼續開發房地產，但沒有足夠的真正買主，中國大陸銀行業就將永遠背上巨額壞賬這個沈重包袱。目前全國城鎮尚有待售住宅4.3億平方米、在建住宅34.4億平方米，合計38.7億平方米，已有50多座“鬼城”遍布全國。明顯在崩盤的有內蒙古鄂爾多斯溫州、海南（其他地方是最高價的價限，海南是限最低價，不能低於17,000元）、貴陽（房子多到平均每個人能分到30多套房子）。而中央內部預警要崩盤城市還有大連、瀋陽、營口、煙台、青島、唐山、常州、寧波、石家莊、長沙、海南、麗江、北海、惠州、珠海。結果中國大陸經濟龍頭產業的房地產，高度泡沫化，這些待售房產積壓的就是銀行貸款。投資與股市因為工資、土地都非常便宜，加上大陸各地方政府提供各種優惠給投資廠商，甚至環保的法規多棄置不用，所以早年的投資大都為包含台、港的外資，尤其是加工出口的工廠；但自2008年金融海嘯時，大陸政府為補足出口的衰退，與日漸外資投資減少下，大陸各級政府早就是中國最大的投資者了。政府投資的自然是國有企業，連股市中的主力都是國有企業，在這些可以看到一些訊息的國企中，已有266家屬於“僵屍企業”，分布於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九大行業，早就處於產能全面過剩狀態，這些“僵屍企業”的生產價格指數已連續3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虧損達面值八成。依2015年10月中國大陸財政部月報顯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整體債務總額達到77.7兆元人民幣，已超過中國大陸ＧＤＰ的總量。照理說，中國迫切需要淘汰低階且缺乏效率的產業，以便將經濟轉向更富效益的領域。但這些問題的產業都為國有企業，就像年產500萬噸的唐山松汀鋼鐵廠的情況，由於產品價格低迷、需求疲軟，整個行業陷入虧損，加上原本的債務負擔，年初只能停工了，但停工幾個月後，又再復工了。想關掉這種最有問題的工廠也困難重重，因為松汀鋼鐵廠僱用了6,000名員工。國企是種不需要負責任的企業，原三中全會在60條改革決議裡，說資源配備要以市場來決定，但又重申國有企業是主導地位。就在2015年9月份的最後一份國企改革的文件定論，中國要鞏固大的國企，讓它變得更大。因為可由國企在國際上爭世界第一？因此國企是越大越好？中國的壞賬各種問題都可由錢的角度來評估，中國大陸銀行是支付這些房地產、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所需的錢，每處的壞賬都是幾兆幾兆的起跳。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和銀行壞賬，將會是引發中國大陸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兩大地雷區。依2015年7月清華大學發佈的城市財政透明度報告顯示，全國289個城市透明度總體都很低，連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遠低於及格，地方債早就成了一筆筆糊塗賬。以2013年為例，各地方政府債務到期約計6.24兆，但絕大多數是以借新債還舊債，並未實際償還債務。中國銀監會發佈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際金融業分析師一致認為，中國大陸真實壞賬率遠高於官方數據。其中，法國里昂證券（ＣＬＳＡ）估算中國大陸銀行業的壞賬率可能高達8.1%，是官方數字1.5%的6倍之多。這意味著中國大陸銀行業有7.5兆元人民幣的資本缺口，超過中國大陸ＧＤＰ的一成。銀行的錢到最後變為房地產企業、大型國企，以及地方政府的債務，對於私人企業的幫助是微乎極微。80%以上的錢還在房地產的，若房地產崩盤，地方政府就崩盤，銀行也跟著崩盤。鬼城遍布全國但大陸的金融危機總是不會爆發，代價就是持續且惡性的通貨膨脹，換言之，全民為患上敗血症的中國金融業債務買單。2003至2013年十年間，外匯資產增加了3.4兆美元，而基礎貨幣竟增加了88兆元人民幣。據渣打銀行2016年發佈的報告，中國大陸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存量高達13.8兆美元，是全球第一貨幣大國，雖然中央銀行一再宣布調降基準利率，希望吸引企業投資及鼓勵民眾消費，也就是希望以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的方式來帶動經濟動能，以彌補出口低迷造成的成長缺口，但由各大小銀行的存放款的高利率顯示，各銀行的隱性壞賬不低，貨幣市場是急需資金！這意味中國大陸的金融系統有如得了敗血症的病人，這頭剛輸入資金，那頭就流出即壞賬。中國迫切需要的改革英國《金融時報》與國際清算銀行（ＢＩＳ）在2016年一季度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債務總額與ＧＤＰ之比上升至創紀錄的237%到239%，而2008年以前中國的債務與ＧＤＰ的比重常年穩定在150%左右。近來許多投資者悄悄地在中國開始獲利了結，中國資金外流在2015年達到創紀錄的6,750億美元。導致債務與ＧＤＰ比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大陸政府採取大規模放貸的方法來提振經濟增長，據報，中國大陸2016年一季度新增貸款6.2兆元人民幣，是有記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季度增幅，比同期增長逾五成。中國政府不能再將股市、匯市與房市作為保成長的手段。當前急務，首先要減少貨幣的過量投入，讓無獲利、無現金的國企、銀行與地方政府認清問題所在，也就是把長久以來累積形成的泡沫澈底擠掉。同時落實去除產能過剩的盲目生產，尤其是低階且缺乏效率、缺乏利潤的產業。若想挖出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和銀行壞賬這兩大地雷，中國政府須糾正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以盲目投資造成國有經濟的過度膨脹。回歸市場原理，讓良幣驅除劣幣，去槓桿不要讓劣幣信貸增長，才可能大幅削減債務，也讓優質的官、私企業與地方政府能有所需的信貸來成長。尤其須在各領域推行結構改革，包涵金融、財政、土地等各方面。雖會有改革的短痛，但終能換取長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中國經濟現階段須透過各項改革，把成長的瓶頸打通，而不是靠過度地印鈔票來沖裂瓶頸。集權體制是很難處理好細膩的“加減速”動作，因為問題本身持續在變化著，各層執政者的心態亦是持續在變化著。雖然習團隊一上台就大力肅貪，已有上百位貪官一一下台，但此做為猶如只知撲殺蠅、鼠之害，而不知增加獨立的監督體系，來清除豢養這些蠅、鼠的垃圾，撲殺的速度才可以快過豢養的速度，否則民怨幾經累積來不及清除終將爆炸；若能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民主體制代替集權體制，更能直接去除垃圾堆積的根本因素。但中國政府對改革的方向無共識，而決定繼續加碼，想依靠債務和投資來帶動短期的成長了。似乎中國初步開放的成功，造成了接續改革的阻力，只有等到開放的邊際效應確實用盡了，在新一代的年輕人沒機會有成長空間時，在激流中摸石頭過河吧？！（作者郭琛，居住在德國，前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目前為第22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網友參與，投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原載《東森新聞網．88論壇》2016-07-18；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718/737606.htm。提供者：（德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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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南海爭端國際仲裁 程曉農 本文主要就兩個國內讀者不甚了解的話題作一些深度分析。這兩個話題是，第一，對中國來說，海牙的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是否有正當性；第二，中國地圖上標示的“九段線”是中國的海上邊界線嗎？了解了這兩個問題之後，讀者就可以依據國際海洋法的相關知識，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了。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向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提出關於有關南海若干爭議事項的仲裁請求，其中主要涉及中國關於“九段線”以及岩礁的領土屬性等主張。在這場仲裁案中，中國是相關的另一方，但中國選擇放棄應訴。今年7月12日，常設仲裁法院經過三年半的工作，宣佈了仲裁結果。同一天，北京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認為，這個仲裁結果“是人們可以想像的‘最壞版本’”；與此同時，中國的媒體和互聯網上掀起了一陣針對南海爭端國際仲裁的批判浪潮。但是，不少批判此一仲裁過程和結果的言論僅僅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宣泄，缺乏對事實的了解；而這一話題又屬於大多數人不了解的國際法領域，因此，即便是謬種流傳，許多讀者也真假難辨。本文主要就兩個國內讀者不甚了解的話題作一些深度分析。這兩個話題是，第一，對中國來說，海牙的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是否有正當性；第二，中國地圖上標示的“九段線”是中國的海上邊界線嗎？了解了這兩個問題之後，讀者就可以依據國際海洋法的相關知識，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了。一、從大清朝老佛爺到今天：百餘年來　　中國對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參與與尊重設在荷蘭的國際法之都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坐落於當地著名的和平宮內。由於聯合國的國際法院也在同一建築內辦公，因此，一些人把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的國際法院以及設在德國漢堡的聯合國國際海洋法法庭混為一談，甚至誤以為，常設仲裁法院是聯合國的下設機構；在如此誤解的基礎上，又有人發現，聯合國並沒有仲裁法院這樣的下設機構，因此就斷定，這個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是虛構的；最荒謬的說法是，它屬於菲律賓花錢雇傭的非法組織。雖然谷歌在中國被禁用，但百度上其實有關於這個仲裁法院的初步介紹。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的網站上關於國際司法機構的欄目裡也專門介紹了這個常設仲裁法院，提供了不少可靠的信息（http://nl.china-embassy.org/chn/gjf/t238056.htm），這些來自中國外交部的官方信息與維基百科公佈的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常設仲裁法院（英語為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ＰＣＡ），法語為Cour permanente d'arbitrage （ＣＰＡ）的歷史遠比聯合國悠久，它是根據1899年第一屆海牙和平會議通過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於1900年成立的政府間組織，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爭端仲裁機構。慈禧太后當政的帝制時代，大清朝的代表楊儒和陸宗祥等人參加了1899年和1907年召開的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大清朝簽署並批准了上述公約，所以中國是常設仲裁法院的原始締約國。常設仲裁法院為國家、政府間組織或私人主體間的仲裁、調解、事實調查提供服務，它包括處理行政事務的常設行政理事會和國際事務局，以及一份由每個締約國各自遴選的4名法學專家組成的“仲裁員名單”。從晚清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雖然歷經改朝換代，卻積極參與這個仲裁法院的活動。從晚清到中華民國的大陸統治時期，中國一直為常設仲裁法院指派仲裁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1年，中華民國仍保有海牙公約締約國地位，故繼續代表中國政府向該法院指派仲裁員，而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與常設仲裁法院沒有來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後，1972年常設仲裁法院行政理事會決定，在年度報告中刪去“中華民國”字樣和它指定的仲裁員名單，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人繼任。但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文革時期，毛澤東忙於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共政府許多正常的國際事務活動因而中斷，自然，中國在常設仲裁法院的活動也停止了。中國的這一段停止參與期，源自中共當局行為之荒謬，而並非出於它對常設仲裁法院的反感。直到1993年7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恢復在常設仲裁法院的活動，1993年9月它指派的首批4位仲裁員出席了常設仲裁法院的全體仲裁員大會。這4位仲裁員當中，邵天任是根據地出身的外事系統幹部，而李浩培、王鐵崖和端木正則早年就學於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或法國巴黎大學，均屬當時中國國際法方面的一時之選。這批仲裁員當中的李浩培、王鐵崖和端木正年邁或去世後，2009年5月中國政府又重新指派邵天任、許光建、薛捍勤和劉楠來為仲裁員，其中前三位曾先後擔任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常設仲裁法院一向是高度重視的，所指派的仲裁法官不是國際法方面的專家，就是外交部裡最了解國際法的條約法律司司長這樣高層級的外交官。這次南海仲裁案期間，按照常設仲裁法院的既定規則，當事國政府可以指定一名來自本國的仲裁法官參與仲裁，而中國外交部的薛捍勤恰好常駐海牙，她本來就在仲裁員名單上，由她代表中國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中發表中國的官方立場，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但中國政府偏偏放棄了這個機會。之所以如此，當然不是因為某些憤青所指的“常設仲裁法院是非法組織”，而是因為中國政府覺得，在南海仲裁案當中，根據國際海洋法，很難有獲勝的可能──既然敗局已定，與其參與仲裁而敗，還不如拒絕參與仲裁，以稍存臉面。中國政府向來高度重視和尊重常設仲裁法院，只是在南海仲裁案上選擇了棄權。但是，國內的一些媒體和網站為了挽回政府的臉面，便千方百計地貶低、歪曲常設仲裁法院的作用和功能。這樣的做法其實是在抹黑中國的國家形象，也背離了中國政府百餘年來對常設仲裁法院的一貫立場，於事無補，而於理有虧。二、中國在南海水域的邊界線到底在哪裡這次常設仲裁法院關於南海主權爭議的仲裁結果令許多中國人非常憤怒，他們認為，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海域，仲裁法院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因此，它的裁決當然是無效的。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部門和宣傳機器一直聲稱，南海是中國的固有海域；過去70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中學地理課本所獲得的印象是，自古以來中國在南海的邊界就是用虛線所標示出來的那個像牛舌一樣從海南島一直延伸到曾母暗沙的水域。然而，許多人直到這次常設仲裁法院的南海仲裁案之後，才聽說了“九段線”這個名詞。“九段線”就是中國地圖上標示中國在南海水域的那九條虛線的名稱。但是，“九段線”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嗎？其實，“九段線”自誕生至今才70年。它的前身是1947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的官員隨手在南海地圖勾畫的11段虛線（那時稱為“11段線”），當時使用的是普通的小比例尺地圖，所劃線段只是一個大概的標示，並沒有關於虛線各段準確位置的經緯度計算。此原圖現在仍保存在台北的檔案館內。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11段線”其實是中華民國政府關於島礁歸屬意向的一條虛構示意線，它並沒有標明領海海域的精確位置。不過，當時還沒有國際海洋法，加上當時南海海域的周邊國家均未獨立，所以，這個“11段線”雖然屬於“三無”示意圖（無法律依據、無合乎海洋法規的定義、無坐標），但也無人提出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部分地繼承了中華民國的地圖，保留了“11段線”（但因為不敢得罪蘇聯，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因而否定了中華民國的“秋海棠”地圖，從此中國大陸的國界變成了“公雞”形狀）。1957年中國政府把“11段線”之內的夜鶯島（隸屬海南行署）轉讓給北越（此島被北越重新命名為白龍尾島），因此導致“11段線”在北部灣內的最北端兩段名不副實。從此，中國的地圖相應地把“11段線”最北端的兩段虛線抹去，結果“11段線”只剩下了“九段”。這就是“九段線”的由來。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之後，“九段線”與國際公認的海洋法之間的矛盾便暴露出來，而上述“九段線”的“三無”（無法律依據、無定義、無坐標）問題，更是讓中國外交部無法向國際社會解釋。因此，中國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外交部一直很謹慎地避免觸及“九段線”的合法性問題。2000年12月25日中國與越南簽訂了北部灣劃界協定，當時外交部表示，從此“誕生了中國的第一條海上邊界線”。這一宣示表明：第一，此前中國並沒有海上邊界線；第二，“九段線”並非中國的海上邊界線。由此來看，這次常設仲裁法院認為“九段線”沒有海洋法上的法律依據，其實與中國外交部2000年的宣示是一致的，只是絕大多數國人不了解而已。如果“九段線”沒有國際法依據，那麼，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中國在南海水域的邊界線究竟在哪裡？現在，這仍然是一個問號。在南海爭端仲裁問題上，中國對國際關係的處理被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捆住了手腳。這一現象表明，對內的教育和宣傳系統落後於國際形勢，也干擾甚至破壞了外交部過去改善中國國際形象的努力。涉外關係並不都與意識形態有關，這次南海爭端就是如此，更不必為了遷就國內宣傳的需要而削足適履；相反，國內宣傳的內容和方法確有改造的必要。中國即將在杭州主辦G20峰會，為了適應會議氣氛，大概關於南海爭議的種種議論很快該偃旗息鼓了吧。〔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87期， 2016-07-08～21；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jie-du-nan-hai-zheng-duan-guo-ji-zhong-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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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島，何以被判為岩礁？ 林垚 　　　┌──────────────────────┐　　　│　仲裁庭關於太平島的判決是否確實不公？　　　│　　　│　只有充分理解仲裁書的法理依據和背後的思路，│　　　│　方能進一步評估判決的合理性，　　　　　　　│　　　│　及其在國際海洋法實踐中的意義，　　　　　　│　　　│　以及其對未來的影響。　　　　　　　　　　　│　　　└──────────────────────┘ 太平島 攝：SAM YEH / AFP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ＰＣＡ）轄下負責受理《菲律賓訴中國》一案的五人仲裁庭，對該案涉及的中菲南海之爭作出一致裁決。仲裁庭同意了菲方提出的絕大多數訴求，包括否定中國對“九段線”以內水域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對南海若干地貌性質，做出基本符合菲方意見的判定（參見附表），以及批評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南海騷擾別國漁民、破壞生態環境、加劇各方衝突等行為。中國政府對於整件仲裁案，早已表態“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仲裁結果出爐後，中國大陸毫不意外地群情激憤，網絡輿論甚至將由1899年《海牙公約》設立的常設仲裁法院貶成“山寨機構”、“草台班子”。不過最有意思的是，仲裁庭關於太平島的判決，竟然難得地讓台海兩岸當局以及台灣藍綠兩黨，站到了同一條陣線上。仲裁書出爐後，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和現任總統蔡英文先後表態，反對仲裁庭侵犯中華民國的海域權利、不接受台軍駐守的太平島被“降格”為岩礁，與大陸方面的立場若合符節。與此同時，太平島判決也是整份仲裁書中，可能存在較大法理爭議的部分。比如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葛維寶（Paul Gewirtz）此前撰文預測仲裁結果時，曾認為在太平島問題上菲方最有可能敗訴。結案後，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的王江雨教授在新浪微博抗議仲裁結論，也是把重點放在太平島，認為“裁定太平島不是島，表明這是一個實體上相當不公正的裁決”。仲裁庭關於太平島的判決是否不公？在對此驟下斷言前，我們首先要了解太平島何以成為本次仲裁的爭議焦點，以及仲裁庭將太平島判為岩礁的具體理由為何。只有充分理解仲裁書的法理依據和背後思路，方能進一步評估判決的合理性，以及其在國際海洋法實踐中的意義，與對未來的影響。完全資格島嶼、岩礁、低潮高地要理解太平島在這場仲裁中的焦點地位，得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島嶼制度說起。根據公約第121條規定，島嶼（islands）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島嶼又分為兩類：凡能維持人類居住以及島嶼自身經濟生活者──也就是本次仲裁書中所說的“完全資格島嶼”（fully entitled islands）──均可用於聲索領土主權、12海里領海、24海里毗連區、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以及大陸架；相反，那些“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島嶼，則被公約定義為“岩礁”（rocks），只能用於聲索領土主權、12海里領海和24海里毗連區，但不能用於聲索200海里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換句話說，“島嶼”和“岩礁”並非互相排斥的概念；“岩礁”是“島嶼”中的一類。本次仲裁庭將太平島、黃岩島等南海島嶼判定為岩礁，並非將它們排除在“島嶼”的範疇外，而是認為它們不屬於“完全資格島嶼”，只能用於聲索領土主權、領海和毗連區，但不能用於聲索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馬英九在臉書上用“太平島是礁不是島”來概括仲裁結論，並不確切。除了島嶼之外，公約第13條還給出了“低潮高地”（low-tide elevation）的定義。與島嶼不同，低潮高地在漲潮時沒入水中，只在落潮時才露出水面。低潮高地同樣分為兩類：倘若某低潮高地與某大陸或島嶼的距離，不超過後者的領海寬度，則該低潮高地可以被作為測算後者領海寬度的基線，使該大陸或島嶼的領海更向外延伸；相反，倘若某低潮高地位於所有大陸或島嶼的領海範圍外，則該高地沒有自己的領海。以本次判決為例。仲裁庭認為：東門礁（低潮高地）位於西門礁與景宏島的領海範圍內，南薰礁下礁（低潮高地）位於南薰礁上礁與鴻庥島的領海範圍內，渚碧礁（低潮高地）位於鐵線礁或者中業島的領海範圍內，因此分別可以作為測算相應島嶼領海寬度的基線；相反，美濟礁與仁愛礁（均為低潮高地）不在任何大陸或島嶼的領海範圍內，因此無法用於聲索領海。需要說明的是，公約所定義的島嶼和低潮高地，都是依據其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而非人工填造的結果來判定。近年來中國通過填海造島，已將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擴建為南海面積前三的島嶼，但仲裁庭仍將永暑礁判定為岩礁而非完全資格島嶼，同時將渚碧礁與美濟礁判定為低潮高地而非島嶼，依據的便是三處的自然地貌而非人工地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圖：端傳媒設計部 中國的“鐵三角”與太平島的地位在中國近年的南海戰略部署中，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三者居於核心地位。這三處目前均由中國實際佔領，且水下礁盤面積龐大，具有吹填成容量可觀的人工島嶼的潛力；與此同時，由它們構成的“鐵三角”，恰好控扼著南海的主要航道，一旦在人工島嶼上建成軍事基地，將對周邊國家帶來近在眼前的威懾。事實上，中國自2014年開始的大規模吹沙填海，已經將這三處變成了南海面積前三、建有機場並已投入使用的島嶼，且目前面積仍在進一步擴大中。菲律賓面對這種潛在威懾，對渚碧礁與美濟礁採取了礁釜底抽薪的辦法。從管轄權上說，儘管仲裁庭無權干預實質性的主權爭端，或海洋權益區域劃界爭端（比如究竟哪個國家對渚碧礁與美濟礁擁有主權），但可以對海洋地貌的性質及其附屬權益加以判定（比如渚碧礁與美濟礁究竟是否“有資格”用於聲索主權）。菲方的訴求之一，正是將二者判定為不在任何周邊島嶼領海範圍內的“低潮高地”，這樣一來，二者將不再具有用於聲索主權或領海的資格，任何國家均不得主張其為本國領土或領海的一部分。仲裁庭將兩者判為低潮高地，但在渚碧礁問題上，菲方仍然遭到了一點小挫折。菲方認為渚碧礁與最近的島嶼中業島相距超過12海里，因此無法擁有自身的領海。但仲裁庭發現，渚碧礁與中業島西面不遠處鐵線礁的距離，恰好在12海里以內。如果鐵線礁是岩礁，則渚碧礁附屬於鐵線礁的領海；如果鐵線礁是低潮高地，則其拓寬了中業島的領海，從而間接地將渚碧礁納入中業島的領海範圍之內。儘管中業島目前由菲律賓實際佔領、鐵線礁是無人佔領區，但只要主權爭端尚未解決，爭端各方（中國、台灣、菲律賓、越南）就可以繼續對渚碧礁提出聲索。美濟礁（低潮高地）與此相反，不但不在任何周邊島嶼的領海範圍內、無法用於聲索主權或領海，而且由於其與菲律賓本土的距離只有125.4海里（永暑礁與渚碧礁距菲律賓本土分別為254.2海里與231.9海里），小於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最大範圍，因此菲方還提出了更進一步訴求，希望確認美濟礁（以及距離菲律賓本土更近、由菲方實際佔領的仁愛礁）為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的一部分。倘若如此，則中國在美濟礁上的任何活動，便都直接侵犯菲律賓的海洋權益。要實現這個訴求，需要滿足兩方面條件。一是否定中國對“九段線”內海域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使其不構成對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劃界的爭議。二是判定美濟礁與仁愛礁周邊200海範圍內，不存在能夠用來聲索專屬經濟區的完全資格島嶼，以免後者擠佔菲律賓本土所能聲索的專屬經濟區。在仲裁結果出爐前，觀察家們一般預測：仲裁庭會同意前一方面條件，後一方面條件成立與否，才是本案看點所在。鑑於南沙群島各島嶼與美濟礁的距離均少於200海里，後一方面條件實際上相當於主張南沙群島各島嶼均為岩礁、而非完全資格島嶼。同時，由於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自然面積最大、人類生存條件最優越（存在淡水水源、可以養雞種菜、台灣自1950年代末起一直駐軍、建有醫院和郵局、目前在島者超過兩百人）的島嶼，因此在判定南沙群島島嶼地位時，具有標桿性的意義。倘若太平島被判定為完全資格島嶼，菲方的訴求便無從成立；反之，倘若太平島被判定為岩礁，那麼南沙群島的其他島嶼肯定也會被判為岩礁，菲方訴求也就得到滿足。確實，對太平島的分析也是仲裁書關於南沙群島的章節中，花費筆墨最多的部分。其餘主要島嶼如中業島、西月島、南威島、南子島、北子島等，佔用的篇幅便寥寥無幾。至於安波沙洲、費信島、南鑰島、鴻庥島、馬歡島、敦謙沙洲、景宏島、彈丸礁等更小的島嶼，仲裁庭甚至認為毫無必要一一列出相應證據，只將這些地名一筆帶過即可。“能夠維持人類居住”與“島嶼本身的經濟生活”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完全資格島嶼與岩礁的區別，在於前者能夠“維持人類居住”（sustain human habitation）以及島嶼“本身的經濟生活”（economic life of their own），而後者卻不能。但是對於何謂“維持人類居住”、何謂“維持島嶼本身的經濟生活”，公約本身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解釋或判別標準。而且對於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國際海洋法仲裁實踐中並沒有什麼很好的先例可循。因此本案仲裁庭所面臨的，並不僅僅是太平島或南沙群島本身的歸類，或者中菲兩國之間的明爭暗鬥；而是為公約的島嶼制度給出一種合理的闡釋模式，為完全資格島嶼與岩礁的區分提出一套恰當的判別標準，為未來國際海洋法爭端的解決樹立先例與典範。這是一個重大而棘手的任務。仲裁庭最終提出的，是一套相對嚴格的標準。首先，在仲裁庭看來，自從公約提出“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以來，海洋爭端中的國家，為了聲索更大範圍的專屬經濟區，紛紛派兵進駐一些原本人跡罕至的島嶼甚至低潮高地，填海擴島，改造地貌；同時也可能有一些國家反其道而行之，設法破壞競爭對手旗下島嶼的居住或經濟條件，以削弱其對專屬經濟區的聲索權。這類惡性競爭，導致了對海洋生態的嚴重破壞，絕非公約本意。為了遏制這類行為，在判定一個島嶼是否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時，應該偏重歷史性證據──也就是在專屬經濟區概念興起之前，或者至少是在各方出於聲索專屬經濟區考慮，而對島嶼大規模人工改造前，島嶼實際的居住與經濟狀況，及其維持這種狀況的“自然能力”（natural capacity）。其次，仲裁庭認為，並不是說只要曾經或者目前有人在某個島嶼上居住，就意味著這個島嶼能夠“維持人類居住”；相反，只有當“島嶼由一個以其為家、能夠在此紮根者的穩定社群所居住”（227頁542段）時，這個條件才得到滿足。畢竟，設立專屬經濟區的意義，至少在仲裁庭看來，本來就在於為這類社群所在人口（包括季節性定居的海島原住民人口）提供資源與利益上的保障。最後，仲裁庭同樣對“維持島嶼自身的經濟生活”做出了嚴格的規定：所謂“島嶼自身”的經濟生活，必須“圍繞該島嶼本身展開、而不是完全集中在周邊領海的水域或海底”，同時不能“完全依賴於外來資源、或者是僅僅將該島嶼用作與在地人口無關的資源開發活動的對象”（228頁543段）。仲裁庭對太平島的判斷依照這套標準，去考察包括太平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會得出怎樣的結論？仲裁庭從淡水、植被、土壤農業潛力等方面的歷史性證據入手考察，承認在南沙群島中，太平島可算具有一定的“自然能力”──儘管其在完全自然條件下，能夠養活的人口數量極為有限。真正的問題，出在這些人口的性質上。比如仲裁庭認為，儘管歷史上南沙群島經常有漁民出沒，但他們只是將其作為出海途中的臨時落腳點或漁業操作點，在島上短暫逗留休憩，從未留下定居（包括季節性的定居）紀錄，遑論形成穩定的在地社群。換句話說，南海上不乏“來自海南的漁民”、“來自佔城的漁民”或者“來自馬尼拉的漁民”，卻不曾有過“來自太平島的漁民”或“來自中業島的漁民”。類似地，儘管20世紀初，日本曾經派遣台灣勞工到太平島與南子島上採集海鳥糞、捕捉海龜，但仲裁庭同樣不認為，這意味著兩個島達到了“維持人類居住”的標準──因為勞工雖在島上生活過幾年，但並未形成穩定的定居群體，而是一心盼望早日返回台灣老家。勞務結束後，他們也確實全部撤離，可見其本質上仍然是臨時性的居停。與此同時，南沙群島的各國駐軍，以及近年來因南海爭議，各方鼓動前往“定居”的平民，也被仲裁庭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這一方面是因為各島駐軍（比如駐紮太平島的台軍）至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嚴重依賴於來自本土的後勤補給，無法僅靠島嶼自身資源滿足定居需求；另一方面，是因為這類島嶼人口（包括目前太平島上的200多軍民）並非自然或自願形成（比如駐防官兵一旦調動或退役便將離島而去），純屬主權或海權爭端背景下官方操縱的結果，因此不構成島嶼自身能夠“維持人類居住”的有效證據。至於島嶼自身的經濟生活，則與島嶼的居住狀況密切相關：如果島嶼上不存在“以其為家、能夠在此紮根者的穩定社群”這一意義上的“在地人口”，自然不可能存在“與在地人口有關的資源開發活動”。這樣一來，歷史上海南漁民到太平島打漁、日本派遣台灣勞力到太平島採集海鳥糞等等，顯然算不上太平島“自身的經濟生活”。類似地，既然在仲裁庭眼中，純粹基於聲索海權需要而派駐島嶼的官兵，同樣算不得這種意義上的島嶼社群，那麼無論他們能夠（依賴母國之前長期的後勤供給）在島嶼上開展怎樣的經濟生活，都與島嶼屬性的判斷無關了。仲裁理路與對中國的教訓仲裁庭對太平島的判決結論，乍看起來有悖常理──畢竟目前太平島上既有淡水與植蔬，又有數量不小的人口以及醫院、郵局等配套後勤設施，與一般人想像中那些荒蕪嶙峋、一望便知“不能維持人類居住”的“岩礁”相去甚遠。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仲裁庭的判決毫無章法可循，或者存心偏袒一方。仲裁庭提出的判別標準，背後有清晰理路，即力圖確保“完全資格島嶼”及其所屬的“專屬經濟區”這些概念，能夠真正惠及相關島嶼的在地人口，同時促進海洋資源的有序開發和利用，而不是淪為國與國之間爭鬥操弄的工具，或者反而加劇對海洋環境與生態的破壞。正是出於這種考量，仲裁庭將派遣勞工或駐軍視為臨時逗留者，而非穩定的在地社群。當然，仲裁庭也承認，臨時逗留者也有可能發展成真正的在地社群。比如派遣勞工出於種種原因滯留海島多年；或者一開始由官方動員移居海島的軍民，在當地成家立業。若經一、兩代人下來，這些人的後代可能確實紮根不走了，就應當被算作島嶼本身的在地人口。但是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勞務或駐防時間的長短，並不能改變從事這些活動者的臨時逗留性質。這套判別標準是否過於嚴苛，見仁見智。不過如果能夠成為未來國際海洋法實踐的先例，或將有助於緩解各國爭奪海洋，以及改造重要海洋地貌的衝動，遏制由此造成的惡性競爭與衝突升級，促進對海洋生態的保護與海洋資源開發上的協商合作。即便對中國而言，這套判別標準也未必全然是壞事一樁。比如在中、日、韓等國關於西太平洋海域的爭議中，日本主張其實際佔領的沖鳥礁（沖之鳥島）為擁有專屬經濟區的完全資格島嶼，而爭議其他各方均認為該處至多是岩礁。倘若沿用本次仲裁庭所提出的判別標準，那麼毫無疑問沖鳥礁絕不屬於完全資格島嶼，中國在這片海域的權益便得到了伸張。回到太平島的具體個案，即便按照仲裁庭提出的嚴格標準，似乎也仍然處在分界點附近的模糊地帶，並非全無辯解的餘地。然而中國拒絕參與仲裁，意味著放棄了運用應訴材料與庭辯的機會，對五位仲裁員進行說服、影響其對相關因素法理效力的權衡。另一方面，儘管台灣當局曾經邀請本案仲裁員赴太平島實地考察，但是一來仲裁庭在制定判決標準時，出於前述種種原因，更偏重歷史性證據而非當下的島嶼狀況；二來據仲裁書中透露（55頁，142段），中國駐荷蘭大使曾致信各位仲裁員，強烈反對其到南海實地考察，因此仲裁團拒絕台方的邀請。倘若中方應訴，或者仲裁團赴約，未必沒有改變具體判定結果的可能；但是對於模糊地帶的判斷，無論最終傾向哪一邊，只要保持前後一致，都很難指責其是“實體上相當不公正的裁決”。歸根到底，中方此次的敗訴，與其長久以來漠視甚至敵視國際法的態度密不可分。誠然，國際關係中，迄今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叢林法則”的元素，國際法也常因缺乏有效執行機制，而陷入無人遵守或者被選擇性實施的尷尬境地。中國的集體記憶，更是對近百年前“公理戰勝”的屈辱歷史心有餘悸。但是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國際法，國際秩序將比現狀糟糕得多。同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靠炫耀武力來震懾周邊國家，確實是非常誘人的做法；但是“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只靠武力支撐、缺乏道義維繫的大國地位，恐怕難以持久。中國應積極看待和參與國際法實踐，學會用其維護本國的正當權益，且能共情地理解其餘國家的合理訴求，在國際法框架下尋求合作解決之道──既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 　作者： 林垚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全球　正義項目研究員，專欄作家 〔原載《端傳媒》2016-07-19；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19-opinion-linyao-taiping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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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問題的來龍去脈 維舟 儘管被稱為“一張廢紙”，但南中國海仲裁結果顯然大大刺激了兩岸中國人，許多人是直到此刻才第一次關注這個問題。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新近的偶發事件，而是過去二、三十年來局勢累積矛盾的總爆發。在此之前，至少我身周的絕大部分國人對此的了解僅限於以下認識：我們與東南亞的某些國家在一些小小的島礁上有點爭端，不過，那兒“自古以來”就是屬於我們的。和許多人一樣，我早先對南海諸島的了解來自於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即“九段線”是中國在南海的國境線，而曾母暗沙是中國領土的最南端。正因此，當我1995年進入大學讀書，第一次清楚地得知在這片海域，中國所實際控制的島礁數目其實還遠不及越南和菲律賓時，確實大吃一驚。 南海爭端 各方所主張的領海區域 當時正值1994年底中國以開始漁政船定期巡邏並建設漁港的方式實際控制美濟礁，在系裡訂的幾份英文新聞刊物如《Newsweek》和《TIME》不時會刊發一些跟蹤報導。為了找到這個英文中所說的Mischief reef在哪裡，我又去翻了資料，買了一份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的《南海諸島》大地圖。藉著廈大有南洋研究所的便利，相關的資料和藏書尚屬豐富，那時也把諸如韓振華的《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南海諸島史地研究》等書都找來翻了一遍，但讀得多了，讓我深感困惑的則是越南學者阮雅等人所寫的《黃沙與長沙特考》一書。它在意識形態、考證思路、史料運用上與中國的幾乎沒什麼差別，然而它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因為雙方都只選擇了對自己有利兼有力的材料來論證自己的權利。如果我們要否定越南的主張，那這至少在方法論上不得不讓我懷疑原先那種主張的論證是否也是有問題的。之後給我帶來更大衝擊的是英國記者Neville Maxwell所著的《印度對華戰爭》一書。其中談到中印邊境爭端時，印度人從古典文獻乃至神話中舉出例子來證明那兒自古就曾是印度人的家園，以此作為自己的權利訴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引述國際法專家的意見認為，這是完全不足以作為領土主張的依據的。有不少句子，到後來我幾乎可以毫不費力地背誦出來：“從這次經驗中，中國得到的沈痛教訓一定是很明顯的：千萬不要在國家處於軟弱地位的時候，談判解決邊界問題”（p.22）、“為了拒絕同鄰國談判邊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說邊界線早已存在”（p.104）、“‘談判’一詞按詞典的解釋是‘為了取得協議而舉行會談’，而尼赫魯的意思則是‘為了說服對方同意印度立場是正確的而進行討論’。這個區別從此就成為印度國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達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p.151）之所以記得深刻，是因為我後來一次次地印證了書中所提到的這些觀點。 一份1947年的美國“地圖鐵證”，被認為可支持中國主權訴求 在提到南海諸島主權時，中國人最喜歡運用的論證手法就是通過文獻考證的方式來證明是中國人最早發現、利用、經營著這些島礁，尤其是所謂“地圖鐵證”。雖然我本人也迷戀於歷史考證，但這類文獻看得越多，就越讓我意識到：這類考證在國際法上其實近乎毫無用處。至少，越南也有一大堆，而且有許多地圖的標識彼此矛盾，這其實僅能證明當時人們對這些島嶼的歸屬很模糊。即便是資料文獻更多的釣魚島，如果中日之間尋求國際法裁判，其結果很可能也是日本勝出。實際上，由於歷史上的人們對這類島嶼的領土、領海意識淡漠（要不是這樣，也不會有爭端了），用當時的文獻來證明現代的主權訴求，似乎本身就有點時代錯置的意味。 越南版本的南沙地圖 不過，附帶要說的是，不少人覺得“九段線”划得那麼貼近人家的國土，光看這樣就知道我們太過分了，這其實也是不成為證據，地理上的遠近不是權利歸屬的關鍵，要不然，希臘也幾乎把愛琴海島嶼都囊括了，貼近到土耳其邊界，英國與馬島的距離也比阿根廷遠上數十倍，但重點在於，你能否證明自身在那裡持續地有效行使了排他性權利。儘管中國人也許在感情上覺得難以接受，但國際法對這樣歸屬的判定卻可以避免更多沒完沒了的糾紛：在歐洲近現代史上，許多國家和民族曾對某些特定的領土有重疊的主權訴求，如果都憑藉某些歷史記憶或“歷史上曾佔領此地”，那勢必將造成無窮盡的戰亂紛爭。很多人在聽到以色列建國的故事時，下意識裡會誤以為其主權是奠基於“二千年前猶太人的祖先生活在此”，但那其實很難構成法律上的訴求，因而以色列人必須相信他們當時是來到了一片“無國家之地”或“無主之地”，而其領土權利來自於當時從阿拉伯人手裡購買的土地契約。這樣，在南海諸島的問題上，就出現了一個自身訴求和現實狀況之間的巨大空白地帶：按照官方的說法，那裡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和領海，但現實狀況則是它們大多在他國實際控制之下。直至1974年西沙海戰，中國大陸才第一次在南海諸島實際有效控制了一塊區域（要不是當時南越倒台在即，只怕連這個歷史性機遇也沒有）。1960～70年代南沙海域據稱發現石油資源，越南、菲律賓對南沙的實際控制大體主要便在這一段時間，特別是1973年南越奪取南威島、1974年菲律賓從台灣手中奪得中業島，這兩島後來都被分別建成為越南、菲律賓在南沙的指揮控制中心。當時的中國海軍幾乎從來都是近海作戰，雖然控制了西沙，但對南沙群島還是鞭長莫及。冷戰局勢下，情形原本就極為微妙，何況1978年後國內又忙於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鄧對軍事上也減少投入，此時大概也只能“戒急用忍”吧。 南沙群島各方聲索線及實際控制島礁 雖然台灣一直有效控制著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太平島，但中國大陸真正進入南沙群島海域，則遲至1987年。當時是以“應聯合國要求建立國際海洋觀察站”的名義前往永暑礁的，由於逼近越南實際控制區，很快激起雙方的矛盾，最終以1988年3月14日的赤瓜礁海戰攤牌告終，結局是越軍失敗，中國自此在南沙站穩腳跟，並從越軍手裡收復並穩定了永暑、渚碧、華陽、東門、南薰各礁，即“老六礁”。由於進入太遲，略大一點的“島”都已被台灣、越南、菲律賓佔有，中國大陸所能佔的都是高潮位時浸入水下的“礁”，因而第一代守軍普遍只能住在高腳屋內。但這一戰基本穩定了當時南沙群島各方的局勢。在此之後，一度又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呼籲上來，但不如說，各方當時也無力改變現狀；而這，終於隨著中國力量的持續增長，成為唯一積極謀取改變這種均衡局面的力量。現在回想起來，1994年底之所以出現美濟礁事件，這個時間、地點都絕不是偶然的；甚至可以說，這預示著之後貫徹20年的一種新戰術──或許可以稱之為“南海上的切香腸戰術”，即選擇一個有利的薄弱口，運用漁船、漁政船等非軍事力量，“悄悄的進村，開槍的不要”，驅離對方的船隻，在使之無法靠近之後，再造成既定事實以悄悄地控制一個據點。這一戰術近年來最成功的運用就是2012年春的黃岩島事件：中國以不斷增援的海監船擠走了菲律賓船艦，首次硬生生拿下一個島。之所以此時發力，大概不僅由於中國海軍在劉華清上將的帶領下開始悄然推進遠洋戰略，而且也因大環境的巨大變化。在冷戰結束之後，美軍於1992年11月撤離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諷刺的是，此次發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當時是其母親阿基諾夫人當政，她原本曾有意挽留美軍，但由反對派控制的菲律賓參議院卻裁定阿基諾夫人延長美方租約的協議違憲。與此同時，1979年時蘇聯原本曾取得越南金蘭灣25年無償使用海軍基地的權利，後來賣給中國作為遊樂設施的蘇聯航母明斯克號，就曾在1980年和1982年兩次赴南海，然而蘇聯解體也使得俄羅斯越來越無力維持駐軍。1991年12月底，駐紮在金蘭灣的最後一艘俄羅斯大型軍艦返回本國，到1992年3月，俄太平洋艦隊在此已僅保持三艘後勤船隻。由於周邊國家的海軍力量都比中國更弱得多，因而這實際上意味著1994年美濟礁事件時，南中國海近乎處於某種權力真空狀態。在當時，越南控制南沙29個島礁，馬來西亞控制十個，菲律賓十個，中國僅六個。菲律賓並不是佔有島礁最多的，但卻在事實上成了中國最優先打擊的對象。馬來西亞和文萊控制的島礁在更南端，外交上態度也較溫和，中越之間雖然其實利益衝突更大得多，但兩國又有同志加兄弟的特殊聯繫，越南的態度也一貫較為低調克制，相對地，中國也以較為克制的態度做出某些讓步（所以在北部灣劃界後，民國時期的南海11段線就變成了九段線）。但近20年來，美濟礁、仁愛礁、黃岩島，幾件衝突，都爆發在中菲之間。當然，這除了雙方的關係親疏、力量判定之外，一個原因是：這三個島礁對中國的戰略而言都很重要。 中國實際控制下的南沙八島等比例面積比較 自實際控制永暑礁之後，也許是在研究永暑礁的基礎上，中國不僅發展出了一套以非軍事力量先行造成既定事實的策略，且選擇推進的目標並不是硬奪既有的自然島（如台佔太平島、菲佔中業島、越佔南威島），而是那些高潮位時浸入水下、但干礁盤較大、常常又有大片瀉湖的島礁──永暑礁、美濟礁、仁愛礁、黃岩島都符合上述特徵。這種島礁的重要好處是：由於高潮位時在水面之下，所以沒有常住人口，也就不必通過軍事手段驅趕對方駐軍，而實際控制之後，可以運用填海造島的方式將之變成一個巨大的現代化基地。南沙群島中的自然島嶼，原本最大的是台灣海軍控制下的太平島，但那也僅0.5平方公里，菲律賓在南沙的控制中心中業島、越南在南沙的中心南威島，都只略大於0.1平方公里，然而，現在中國以現代化填海方式造的美濟島，已有近十平方公里，堪稱超級巨大，僅此一島就已超過各方控制下的露出水面的陸地面積總和。其結果是，台越菲馬四方，現在南沙都只各有一個機場，但中國在完成造島之後，現已正式擁有三個機場（永暑、美濟、渚碧）。在未來，依靠西沙永興島、黃岩島以及美濟礁機場為核心構成的三角形，佈置戰機和導彈，將使中國獲得整個南海的掌控權。 永暑礁 填海過程 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島，與南沙各島類似，美軍極重要的基地 這一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現在中國已無須實際奪佔所有島嶼，便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其它島嶼都完全不重要了，變成了孤立的據點。從南海諸島的衛星圖上就能清晰地看出，越南、菲律賓等控制之下的島礁大多處於基本自然的狀態，但中國控制下的島礁則無一不是經過大型造島工程作業的現代化設施。由於造島大大擴充了中國在南沙的基地，三個機場的存在無異於三座不沈的航母，如果沒有美軍的介入，僅此已足使中國完全掌控南海的制空權，而在現代戰爭條件下，掌控制空權也就意味著掌握了制海權。戴秉國日前曾說“中國完全有能力收復南沙島礁”，這倒也不完全是虛聲恫嚇，以南沙的島嶼之小，單獨一個島礁在喪失制空權和制海權之後只怕一個小時都守不住。正因此，菲律賓人雖然以舊軍艦擱淺在仁愛礁的方式繼續保持存在，但這差不多是喪失主動權之後的最後無奈之舉；而一旦仁愛礁正式被中國控制，這裡又可能填海造島形成第四個機場。在這種切香腸戰術之下，美濟礁、仁愛礁、黃岩島依次易手，菲律賓直到此時才赫然發現，雖然自己手裡還佔著六、七個島礁，但已到了懸崖邊緣，正因此，訴諸國際仲裁是它為數不多的可選反擊之一。 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島，與南沙各島菲律賓所佔八個島礁及仁愛礁位置 形勢的急劇變化是近幾年的事。雖然被中東局勢拖住，但2009年美國即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東亞。但這並未能阻止中國繼續羽翼豐滿。2012年4月10日的黃岩島事件就是一個顯著例子，菲律賓在此次潰敗後才察覺形勢的嚴峻，而向海牙提出仲裁。中國在當時的反應就是空前強硬的：2012年6月21日正式設立地級三沙市，9月25日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正式服役，同年12月5日在美濟礁成立美濟村。不僅如此，在此之後，中國以極快的速度開始在幾個島礁同時填海造島。2014年8月至次年4月，中國完成在永暑礁西南的造島，一口氣造了2.8平方公里，相當於六個太平島、20個南威島；2015年1月起，在美濟礁、渚碧礁同時施工造島，規模更大，如在美濟礁就在8個月內吹沙填海造出5.6平方公里。之前馬來西亞控制下的彈丸礁也是通過填海造島的方式，建造了機場，越南也曾在幾個島礁實施造陸，然而其規模與中國相比都幾乎不值一提。要理解做到這一點有多難，僅計算一下工程量就可明白：一個高潮位時水深20米的岩礁，如果要填海造出露出水面五米的一平方公里大的島嶼，那需要2,500萬立方的沙石──而中國在近些年的短時間內就造了近20倍於這個數字的島嶼面積。這意味著就算有當地的沙石可以就地取材，也需要用海船不間斷地運來數億噸的材料。說中國在幾年內所做的比幾個國家在幾十年內做的還要規模大十幾倍，這不是誇張，只是事實陳述。美日關心這一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所謂“核心利益”之外，更迫近的現實恐怕是：中國悄悄地將南海實施成功的切香腸戰術運用到了東海。在釣魚島的對峙中，可以見到同樣的做法：出動大量海監船，增強存在，然後設法驅離對方船艦，造成既定事實和實際控制，雖然自2014年起中國海監船力量逐漸佔了上風，但問題是日本畢竟沒菲律賓那麼弱。 中日海洋警備力量的對比 諷刺的是，在這些爭端中，雙方都熟練地運用著雙重標準：美國聲稱要維護南海的自由航行，而中國視之為威脅；但中國軍艦通過沖繩諸島及鹿兒島南方的吐噶喇海峽時，也每次都宣稱是可以自由航行的“國際海峽”，而日本卻“不能接受”，日本防衛相中谷元稱“從未持有過中國所主張的認識”。同樣地，中國多年來一直主張日本的沖之鳥島其實只是礁，無權享有專屬經濟區，但堅稱自己在南海所控制的是島（不少礁填海後已正式改稱島，例如美濟島）；反過來，日本即使在這次海牙仲裁判決宣稱50萬平方米的太平島也是礁之後，仍堅稱僅有不到十平方米的沖之鳥島是“島”而不是“岩礁”。 日本 沖之鳥礁 僅兩處在高潮位時露出水面 沖之鳥礁雖小，但如果它是島，將可劃出巨大的專屬經濟區 這裡的問題在於，許多國際法的解釋本身也有待確定。例如到底多少船舶通過才被認定為“國際海峽”，並不存在明確的標準。對島礁和歷史權利的主張則更是分歧重重。就這次南海仲裁的結果看，雖然很多國內媒體將矛頭指向日本人柳井，但至少判決結果也會對日本關於沖之鳥島的主張造成巨大衝擊，因而從理論上說，唯一的贏家是美國，它作為非本地區國家，得以貫徹自己“自由航行權”的主張。 美國在東亞、東南亞周邊的軍事力量存在 從某種程度上說，仲裁結果的確不會對實際控制造成多大影響。國際政治學者時殷弘在驚訝於這一“最壞的結果”之後，被問到中國接下去會怎麼做時，直率地說：“會干得更厲害。”不論是否如此，在目前的情況下要逼迫中國退出南沙實際控制區域，將是極不可能的，除非中國戰敗。在這次南海仲裁案的前後，國內輿論情緒激烈，有些人甚至說這是“對中國頂級利好”，因為這樣不利的結局，“終於激發了中國的鬥志”。說想開戰的言論比比皆是，如紀連海甚至說出“即使死十億人，中國也還是人口第二大國”這種話。他們認為只有像這樣才算得是“愛國”，危事而易言之，可算得當下一大奇觀。這些人常喜歡提到毛當年如何寸土不讓、不惜一戰，但毛如果也只是這樣魯莽地比大膽，那也不是毛了，更何況你以為現代海空立體戰是拼刺刀、拍板磚?要說“中國很大，但一點也不能少”，這話是學自俄國人說的“俄羅斯很大，但一寸也不多餘”，然而，兩國分明在黑瞎子島問題上互相做了退讓。在權利訴求重疊的問題上，彼此毫無妥協餘地的結果便只能是造成一種難以解決的僵局。 東盟各國的對華態度 在這種時刻，最易於見到國人對強權、實力的迷信，妥協和遵守國際法往往只是在國力衰弱時候的一種戰術，而非發自內心的尊重法治；許多人將戴秉國那句“南海仲裁結果不過是一張廢紙”掛在嘴邊，認為最後都是實力說了算。應有的權利固然值得堅持，但這次鬧到最後吃相如此難看，甚至竟在昆明為東盟各國起草好聲明後要各國外長簽字，這是令人震驚的強權行為，已在事實上造成中國與東盟關係的倒退。雖然對仲裁結果，東盟內部仍明顯可分出不同的陣營，但這一仲裁無論如何減弱了中國訴求的合法性，使原本的模糊空間蕩然無存，可說是外交上不折不扣的慘敗，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也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這次仲裁本身恐怕並不能阻止南中國海未來變成“中國湖”，但周邊諸多國家也許會將這次事件作為中國搞霸權主義的開始。〔原載《共識網．世界》2017-07-19；http://wap.21ccom.net/index.php?c=index&a=show&catid=19&typeid=9&id=5853&remains=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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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身份的當代演繹 任協華 西方視野與大陸的內在衝突和其他地區的專制類型有所不同的是，中共運用對人口紅利的重複掠奪獲得了巨大資源，從而首先在經濟層面給予了外部世界一種崛起的姿態，但卻不知中共對民眾的掠奪是令人難以想像和忍受的。因此，對於研究大陸狀況的西方視角而言，他們在中共所豎立的假象面前不可能確立學理性的本質闡述，這是因為他們並不真正清楚並用社會理論來分析、概括這種相互矛盾的中共現實和大陸現狀。一方面，他們看到的是在中共的“領導”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無論是從經驗、邏輯、常識還是從社會結構層面，專制體系由於缺乏權力、司法和人權保障，又必然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政治制度及運行形態，由此就一定會產生相互抵觸、前後衝突的結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所表述的內容，就是這種奇怪認知的最好例證，在這篇名為《中共體制沒人們想像得衰弱》的訪談中，黎安友既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中共（取得的成就），但又從內心裡困惑這種模糊而不合情理的現象，但是（這是最奇怪的地方），黎安友卻又緊接著推導出中共的政治社會體系不存在也不會衰退，這種說法無疑是尷尬的，也是痛苦的，不僅在於黎安友能不能自己說服自己，也不是在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對社會學理構成了新的挑戰，因為真正的問題是，無論中共專制是不是存在某種衰退的跡象，都首先要面臨這樣一種拷問，也即個體權力作為人類基本的現代要素，是否在當下的全球結構中，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從而使得經濟替代了人權格局，並對唯利主義俯首稱臣呢。緊接著，這種困惑所帶來的危機在於，西方世界對於專制的認識受到了局限性的自我抑制，中共通過塑造一個毀滅性的龐大經濟形象，用以來掩蓋作為統治集團，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對大陸民眾所進行的權利和人身剝奪，並且更深一步的是，就實際狀況而言，這種假象在無形中使中共脫離了來自世界的審視，也即，大陸之所以至今未能實現民主制度的原因在於，到目前為止，大陸並沒有從真正的含義和層級上，被捲入進全球化的民主浪潮，也未曾踏入過與全球同步或相關的文明征程。這就是所有問題和困惑的根源，儘管這種理解是殘酷的，但事實如此，無可更改。由此，以西方視角校驗一個所謂的生機勃勃、充滿“韌性”的大陸專制，當然不可能也不相信中共存在什麼衰退和衰弱的徵兆，這是因為他們遺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任何社會機制的類型中，通過抵押自由以換取生存權利和資源（如苟活的奴隸），這樣的政治情景正在被不斷打破。這也正說明了中共維穩成本越來越高的事實。因為抵押自由之所以成為某個時間段落中的民眾“選擇”，無外乎統治者通過欺騙和壓制，中共則是兼而有之，兩頭並進，以暴治民。然而，互聯網革命的重要意義在於，它通過信息高速交換，打破了專制下民眾反抗層級死水一潭的僵硬局面，因此，維權不僅是數十年來一種重要的社會性反抗運動，也已經上升為一種新的大陸革命形態。此外，以抵押自由的方式所獲取的生存權，同時要面對拋棄人格的絕望和屈辱，無人格的個體對專制來說實際上就是奴隸，也就是社會主義形態下大陸民眾的奴隸化存在，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中共特權的霸道和兇殘，然而，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這就是黎安友等西方學者所看不到的現狀的改變。而西方視角之所以難以洞察併發覺大陸專制衰退的跡象，不是僅僅因為他們缺少更多進行比較的政治形態和數據（比如，從前蘇聯的崩潰中他們幾乎找不到和中共進行比較的元素），同時也因為西方世界在不知不覺中，陷進了大陸專制審美和話語的陷阱之中，以至於將一整套的社會政治、黨派格局、專制經濟中的假象看成了事實存在。不僅如此，也忽視並且難以認識別中共內鬥的殘酷性。這所有的一切，不僅構成了當代格局中政治變化的元素，也一樣涉及到了社會文化通過不同種族進行接駁的缺口。然而，在事實上，黎安友們的口吻是虛弱的，他們不得不在肯定的語態中感受到自己的疑惑和睏頓。而這種格局，卻又反過來正好表明了中共日漸衰退的趨勢，早已不是黎安友們所理解並異想天開出來的所謂的中共專制的韌性。公知退場、黨知分裂同樣，在這種處於矛盾狀況的分歧道路上，又出現了更為直接的波折，《博訊網》近期登出一片署名為陳智立的文章《習近平的最後一個公知支持者黯然退場》，描述了在習近平血腥鎮壓的大陸專制時代，所謂的最後一位支持習的公知也黯然離場了。文章同時也聲稱此公知近年來不遺餘力地為習近平的反腐敗叫好，然而卻又在此刻，深感自己不但已經成了民主陣營的敵人，也突然成了專制體制不受歡迎的異類，因此，就只能宣佈告別並退場了。這種象戲劇一樣的現實，誠然顯得非常荒唐，但在這其中，則必然而充分地說明了專制之下，暴政與衰退之間的等同關聯。因為，無論是最後一位支持習專制的公知，還是自詡為“民主小販”但其實連小清新也談不上的天外視角，其真正的危機並不是在於同時受到兩個陣營的擠壓，而是自身作為公知形態其實卻是“共知”、“黨知”，當然不會走出專制漩渦的愚弄，由此才會看不到或者一廂情願地將中共內部的殘酷權鬥看成反腐敗，繼而又將此看作是為大陸走向民主而展開的前期清理，甚至，竟然看成了中共真要依法治國的幻覺。而現實的殘酷在於，從這位公知最後流露出來的鄉願情緒而言，他其實並不明白大陸民眾、人權和習暴政之間對抗的激烈程度，他將中共所做的對人權、制度的特權化，看成了沙漠深處的異域風情，而這就是他之所以幾年來一直著迷於習暴政的原因，他看不到也不願看到民眾從曾經的將自由抵押給中共以換取暫時的平安，到當下維權鬥爭的革命化進程，以及還包括平民反抗、街頭鬥爭和網絡抗議、捍衛言論自由之間完全不同的社會性革命早已經存在並且已經遍地開花，而這就是現代平民在網絡時代處於最前沿的爭取權利及自身作為獨立個體的前提。但事實的真相遠非如此簡單，習專制時期，大陸人權狀況日益惡化，超過了89後所有年代的總和，709律師大抓捕事件至今沒有停止，煽動、顛覆罪名齊下，所涉及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民眾民間抗爭數量每年不斷增加，甚至折射到了香港、台灣及大陸周邊的地區和國家，而這位自詡為挺習派，期望習民主的公知，卻在最後的離場中，依然保留了一種惋惜的口吻，同時還聲稱受到了來自民主陣營的敵視，究其原因，其實卻正好說明了經由專制的浸泡後，人格及思維混亂的程度已經到了非常可怕的邊緣，根本無視當下大陸正在經歷著無比沈重的特權傷害，而自願墮落為打扮成民主面具實際卻是專制幫兇的個體，而所謂的黯然離場，也只不過是離民主意識越來越遠的託詞而已，是甘願托生專制門下，通過出賣自身的自由，將人格抵押給惡的例證現實。平民盧昱宇的時代價值與身處大陸當下專制陷阱，但依舊不願拋棄奴隸思維，視中共為再生爹娘，繼而甘願委身權力陰影，直到成為專制分身的一種形態相比，作為對當下政治現狀的分歧視角，維權格局與社會抗爭正在通過一種革命性的視角得以呈現並日漸趨向成熟，這和以往所有的抗爭形態有所不同之處在於，民眾一方面在作為反抗者出現的同時，又在更高的領域內，是作為洞察了一個不平等的大陸世界而展開行動的，這是因為必須要通過真實社會的發展，才能在最終極的層面上穿透中共正在逐步走向衰退、消亡的本質，也更是因為區別於已經融入文明形態的西方式代議制，中共通過權力擠壓所形成的政治體制，試圖用粗暴血腥的統治手段掩蓋政治、權力和話語體系的不平等。而當下年輕世代的發展與覺醒，就是擊破權力歧視的重要力量，這種不可忽視的時代價值，不僅正在我們的世界產生著無與倫比的現實作用，也同時構成了對中共廉價意識形態的反諷與摧毀。盧昱宇（早期網名“肋骨是把刀”）及其女友李婷玉所創辦的自媒體“非新聞”，其包含的民主價值在於，他們以非新聞角度的客觀性整理、統計和呈現工作，挖掘出了當下社會進程中那些不易覺察、或者說難以估量的民眾力量，並且，這種通過長達數年，每日整理發生在大陸各地的對抗性社會事件，從一般形態的局部紛爭，到群體龐大的整體對抗，所構成的現實鬥爭和大陸戰區特徵，是要區別於在一般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反專制鬥爭的內涵，並且是在大數據的量級上，衝破了被動禁錮的民主思潮，這是因為，社會性熱點、議題無論有多複雜，總是會很快被新的事件、風波所替代，何況中共向來就擅長以娛樂性話題轉移同時間段內的抗爭行動，而“非新聞”所做的則將同一時間內、不同地區所發生的狀況相似、行動各異的抗爭事件記錄並累計成一種非常直觀的數字對比，這樣的工作，首先就打破了來自專制的信息封閉和更改，並在時代的架構中，體現並強化了大陸民眾非常驚人的反專制力量。同時，毫無疑問，這種純客觀的記錄也呈現出了在此區域內民眾參與民主進程、反抗社會不公的活躍程度，以及（更重要的）現代民主思維體現為當代平民具體行動的價值尺度。不僅如此，從細緻層面而言，就像新浪微博@斯大文Stephen_L2所說：“盧先生對於我來說有多重要？舉個例子，在我家附近曾經幾個月前發生過一件要薪水的事情。幾十人。事情發生在離我最近的區政府（直線距離只是二公里）。然後我在一個星期後卻在盧先生的更新裡看到，生活在附近的我毫不知情。”中共體制通過信息封鎖，以割斷民眾與民眾之間在社會領域內進行意識交換的平台與空間，這樣做，既是為了增加繼續統治的安全指數，又可以在地區衝突中壓制民眾的反抗力量，而盧昱宇通過“非新聞”的統計工作，則在第一手的現代意義的時空內，率先打破了來自專制網格的信息壟斷，他使我們以非常直觀的方式了解並清晰了在同一時空內當代民眾的反抗特徵、表現形態和行為高度，並且更進一步，經“非新聞”的視角彙聚，必然就會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內打破並瓦解專制話語體系對社會的暴力機制，使我們能夠在網絡時代形成民眾意識的共振，這就是大陸平民盧昱宇和他的“非新聞”的時代價值，由他之心、經他之手，我們就能夠得以通過明確的數字反映，映射當下時代的脈搏和氣息，並且極具參考、深入和開掘的價值。一般而言，“非新聞”統計的數字，是以大陸每日所發生的、在各地區中民眾的反抗行動，少則十幾起，多則數十、上百起，並且盧昱宇還向外界公佈每月或每季度的維權、反抗事件的總體數量，少則幾千，多則上萬起，這樣需要花費極大時間和精力的收集、統計性發掘工作，既考驗著盧昱宇和他們的“非新聞”，也同時折射著盧昱宇作為現代個體，追求民主的執著心態。幾年來，以我所知，盧昱宇在新浪微博上的帳號幾乎每天都要被新浪方面銷號，有時一天幾次，有時竟會達到數十次之多，這種直面困境、充滿韌性而富於技術姿態的鬥爭策略，和盧昱宇所做的重要工作一樣，無一例外地體現出了當代平民在民主浪潮中的社會覺醒程度，而這一點，正是大陸中共所懼怕的。這就是堅定的，以及隨時隨地都身處民主第一線的當代存在。2016年6月，盧昱宇被當局抓捕，包括和他一起進行“非新聞”工作的女友李婷玉，理由是“尋釁滋事”。破牆之軀當代社會之所以和其他任何時代不同的原因，是在於這已經是一個信息異常發達、眾人在場的時代，因此，盡可能多的提供來自世界區域內的不同視角，不僅僅是為了進行比較，或者呈現區別，以此獲得未來途徑，繼而守護民主基石和力量。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當自由處於被限定或壓制的危急狀況中時，時代必然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以此能夠描述並達成當下的期許。大陸和世界整體存在著本質性的不同，當代西方文明早已趨向於成熟，並隨時在進行新一輪的演進和上升，而我們卻依然身處黑暗之中，經受中共專制的奴役、歧視和鎮壓。中共專制作為人類之惡的現有體系，如果不去反抗，那麼，文明就不會出現在大陸的泥土之上，更不可能開出人性與人權的民主之花。這就是我們爭取民主的意義和願望，像真實的人一樣活著，而不是作為被剝奪了人權、坐以待斃、接受屠殺的動物。由此，無論是來自西方混沌的學者，還是所謂最後一個公知，都必然地要在時代的現實中，通過盧昱宇們所提供的每日發生在大陸的反抗數據，擦亮心靈之眼，這既是現代政治文明闖入專制禁區的篇章，亦是爭取自由的戰略體現。〔原載《議報》2016-07-20；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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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律壇怪俠”發聲 為律師辯護權較真 《美國之音》 楊金柱律師微博圖片 〔記者海彦香港報導〕被稱為“律壇怪俠”的湖南維權律師楊金柱，星期天就律師為律師辯護的辯護權不能依法得到保障，發表分別致司法部和全國律協，以及全國30萬律師的公開信，呼籲有關部門保障及全國同仁關注律師合法執業權利的問題。另據最新消息，楊金柱星期天下午被湖南省司法廳和長沙市司法局的兩位律師處處長約談，在一處茶館出現了楊金柱本人所稱的“限制”他“人身自由”幾個小時的情況。被當局近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提起公訴的北京律師周世鋒的代理律師楊金柱，7月17日發表致司法部和全國律協的《律師為律師辯護的辯護權不能依法得到保障，是司法部和全國律協的恥辱！》的公開信，呼籲中國30萬律師同仁關注和簽名支持，通過各種社交傳媒廣泛傳播。網發公開信公開信表示，中國刑辯律師作為國家制度設計的代表私權利抗衡國家機器唯一特殊群體，在有關部門近幾年刻意打壓下，執業環境越來越險惡，風險越來越大，已處於後繼無人的絕境。目前刑案律師出庭辯護率不到30%，嚴重阻礙了國家刑事法治的進步。而如果兩高三部2015年9月20日發佈的《關於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仍然是一紙空文，將使更多刑辯律師退出刑辯舞台，對國家刑事法治造成不可逆轉的災難。楊金柱強烈建議全國律協儘快組織召開專題會議，對《關於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作出權威解釋，並對楊金柱律師為維護辯護權提出的“生要見人、死要見字”的維護當事人權利的訴求，作出是否符合該規定的書面結論。今年60歲的楊金柱律師強調，如果司法部和全國律協對他根據《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章程》提出的合理要求不做任何答覆，他將在適當時候公開宣佈退出全國律協，以示抗議。楊金柱律師同時還發表了星期天凌晨已在微博公佈的致中國30萬律師的公開信，題目是《律師為律師辯護的辯護權不能依法得到保障，我們還有臉面做律師嗎？》美國之音記者星期天上午致電楊金柱律師，他證實網上兩封公開信的真實性，表示下午或者晚上正式發佈。不過，楊金柱律師明言，為保護自身安全，不能接受外媒的採訪。另外，楊金柱律師的一位助理律師截稿前向記者證實，目前兩封公開信還沒有正式上網，不過由於許多律師已從網上得知消息，要求簽名，四位負責助理目前還沒有統一匯總。堅守辯護權楊金柱在公開信中表示，天津市公安局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不准予會見犯罪嫌疑人決定書》，確認了他對周世峰律師的辯護權；天津市公安局在周世峰律師解除楊金柱的委託、另行委託兩名天津律師擔任辯護人時，“應當”要求周世峰律師出具書面文件，並在三天內轉交楊金柱律師或律所；楊金柱律師有權去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會見周世峰，當面確認解除委託關係，除非周世峰出具拒絕會見的書面材料。楊金柱強調，周世峰律師無論涉及何種罪名，根據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必須保障程序正義，周世峰的辯護權關係到13億公民每一個公民的辯護權，而楊金柱律師的辯護權關係到30萬律師每一個律師的辯護權。楊金柱律師的公開信貼附最高法、最高檢、公安、國安和司法三部去年9月20日發佈的《關於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的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八條第一款有關為切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充分發揮律師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作用，促進司法公正的相關規定。楊金柱表示，已公開宣佈退出律師江湖不再受理新案件的他，計劃星期一第二次“抬棺上陣”，與天津市公檢法三個機關非法侵犯律師辯護權的行為“大戰風車”，爭取法定的律師辯護權利。將抬棺上陣北京維權律師梁小軍星期天下午對美國之音表示，近年來，尤其是“7．09”大抓捕以來，許多律師的辯護權不能依法得到保障，刑辯律師尤其受到公權力的打壓，嚴重損害了官方一再強調的法治建設。他說：“需要有像楊金柱這樣的律師出來，去為律師權益的維護鼓與呼，因為現在從‘7．09’去年7月，官方不斷發文件說要保護律師的權益，但實際上，特別是涉及到跟政治有關、跟人權有關的案件，律師權益嚴重受到侵犯，當事人的權利根本沒有得到保障。也有控告，也有現場的那種抗議，但是根本無法觸動官方那種惡意違法的這種態勢。”楊金柱律師在公開信中表示，隨著近年來有司對刑辯律師的刻意打壓，有的被犯罪被關進看守所，有的正在走向看守所的路上，有的正在做好走向看守所的準備。這就是目前帶著鐐銬跳舞的中國刑辯律師的真實寫照。爭法定權利“7．09”大抓捕後被當局限制出境的梁小軍表示，作為刑辯律師在合法執業過程中不斷遇到當局刁難的他，不僅支持楊金柱律師的勇敢行為，也希望所有的律師都站出來發聲，因為楊金柱所作的，是為了每一個律師和當事人的法定權利。他說：“如果他能夠推動維護律師權益往前走的話，如果能維護刑辯律師權利的話，我們當然也是支持他的。而且這個事情做的人太少了，應該有更多的律師關注到律師權益被侵犯的事情。如果任由公權力濫用、踐踏刑事訴訟法、踐踏基本人權和律師的執業權利的話，將來每一個刑辯律師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公安不喜歡你這個律師，看守所裡給他指定一個律師，不讓你介入，這將來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套路呀。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楊金柱律師表示，要寫公開信是因為作為周世鋒律師辯護人的辯護權沒有依法得到保障，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曾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要尊重律師，重視發揮律師作用，提出“律師依法在訴訟每一個環節上較真、在案件每一個細節上挑毛病，有利於司法人員的認識更符合事情的本來面目”，因此，他這次要依法和天津市公檢法三個機關“較真”。 〔原載《美國之音中文網．港澳》2016-07-17；http://www.voachinese.com/a/news-hk-rights-attorney-issue-open-letters-to-safeguards-rights-20160717/3421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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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不是人民慈父和民主推手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自由亞洲電台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 1960年代，中國出版了一本匿名小說《侍衛官日記》，與《金陵春夢》一樣，對國民黨政權冷嘲熱諷、窮形盡相，從而風靡一時。其實，該書作者名叫周榆瑞，早年是一名左派文人，並未當過蔣家的侍衛官，書中的情節大都是子虛烏有的臆想。此書讓正在等待接班的太子爺蔣經國惱羞成怒，親自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稱：“這本書，很無聊庸俗，足見作者的人品很有問題，對我個人進行的人身攻擊、污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隨即，台灣宣佈《侍衛官日記》為甲種禁書，嚴加查禁。而本書作者周榆瑞雖然左傾，亦不見容於中共政權，在反右運動前夕赴香港，併發表聲明，辭去在北京擔任的一應職務，表示自己崇信“自由民主”的神聖理念，反對黨派鬥爭，立志做一個“精神上開放自由的作家”。《侍衛官日記》固然不是一本有史料價值的好書，周榆瑞本人倒是一名不依附兩岸政權、自食其力的作家，他後來流亡英國、埋骨異鄉。真正有史料價值的侍從官回憶錄，不是周榆瑞的《侍從官日記》，而是翁元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翁元是極少數先後為兩蔣父子服務過的侍從官，他受過相當的教育，具備蔣家大部分服務人員缺乏的觀察和思考能力，對許多人事物都有獨到的分析和判斷。翁元在書中道出了一個跟一般大眾的認知截然不同的真相：雖然蔣經國生活簡樸，但比蔣介石還要難以伺候。蔣介石是一個不願面對大眾的舊式政治人物，像皇帝一樣保持神秘性，但常常對身邊對工作人員流露一絲溫情；反之，蔣經國是一個擅長利用現代傳媒的新式政治人物，“時時刻刻一副親民愛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觸，也一向是笑臉相迎，可是在家裡，他永遠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柯文哲真該讀一讀翁元的這本書，可以幫助他破除對蔣經國的盲目崇拜，至少這一句畫龍點睛之筆不容錯過：“以我自己來說，服侍過老先生以後，再到蔣經國身邊工作，兩相比較，蔣經國的確給人一種諱莫如深和高不可測的感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熟手的工作人員，都時時有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威權性格，喜怒無常蔣經國的性情比他的父親更讓人捉摸不透，蔣經國青年時代的朋友曹聚仁如此形容説：“他是多情的，卻是十分冷酷的；他是活潑天真的，卻又是嚴肅呆板的。他時常為大自然所迷醉，願意過隱居的生活；卻又是愛在擾擾紅塵中打滾，以鬥爭為快意，這是哈姆雷特的悲劇性格。”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是丹麥王子，而蔣經國是蔣家王朝的太子，用哈姆雷特形容蔣經國，倒是恰如其分。蔣經國殺氣頗重。士林官邸的一名老長官曾對翁元説：“你若是看到蔣經國脖子發紅，就要小心了，這表示他要‘殺人’了！”蔣經國從步入政壇便殺人如麻，從策劃暗殺吳國楨到成功暗殺打算為吳國楨寫傳記的江南，蔣經國都脫不了干係。吳國楨曾向江南透露，他在台被扣為人質的小兒修潢，最後出國來美前，蔣經國還打算派人將其的腿打斷，使其成為殘廢，幸而黃少谷善言規勸，才打消此議，“弟與內子對此均感激少谷不盡也”。不過，蔣經國在新的形勢下也被動學習適應民主程序。黨外運動的先驅康寧祥在回憶錄中記載了有一次差點激怒蔣經國的故事：1975年，蔣經國接班前一年，康寧祥在立法院對政府的總預算提出質詢，當面以“信口而出”四個字指責蔣經國，非但國民黨立委拍桌叫罵、轟其下台，而且蔣經國也一度臉紅脖子粗。事後，立法院秘書長袁雍告訴康寧祥説，當天他坐在主席台上，從背後看到蔣經國在聽到“蔣院長可能是信口而出，未經仔細考慮”這句話時，脖子一下子整個脹紅起來，讓他“不禁為康寧祥捏了一把冷汗”。不過，那一次蔣經國總算沈得住氣，不慍不火地作出回答。畢竟他需要裝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樣子，否則若是連立法委員也被他抓取殺掉了，民主的遮羞布也就碎成了一地雞毛。在私人生活領域，蔣介石和蔣經國的生活習慣迥異。蔣介石酷愛讀書，他的書跟毛澤東一樣，主要是中國的古書，蔣毛都從中尋找權謀術和厚黑學的資源。蔣與毛的枕邊書都有王陽明和曾國藩等人的著作，蔣毛的功業和地位超過王陽明和曾國藩，對民眾造成的傷害也超過王陽明和曾國藩。相比之下，蔣經國比蔣介石更無趣，用翁元的話來說，蔣經國的休閒生活最為貧乏，“不做任何運動，回到官邸就是躺在床上看電視，也從來沒見他在官邸看過什麼書”。這種“無趣”大概跟他在蘇聯十年的工人生活有關。而蔣經國的猜忌之心甚至比蔣介石還要嚴重。蔣介石一生要對付黨內外無數的敵人，很少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但對身邊的侍從大抵還是信任的，而蔣經國卻連侍從也不信任，每當有高官來官邸彙報工作，他都要先暗示所有的侍從退下。即便為蔣經國服務多年的國防部長、併兼有兒女親家身份的俞大維，也不為蔣經國所信任，兩家並無任何私人往來。那麼，蔣經國多疑、猜忌、冷漠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翁元雖然不是心理學家，但作為對蔣觀察細緻入微的身邊人，對此亦有一番入情入理的剖析。首先，這跟蔣經國不幸的童年和在蘇聯度過的苦痛的青年時代有關，正如曹聚仁所説：“蔣經國自幼並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14歲的孩子，就送到冰天雪地的北國去，又碰上那麼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場面，他的青春，幾乎天天在飢餓中煎熬著的。不幸又以國共分裂、中蘇斷絕邦交，他的父親是這一政治糾紛的中心人物，牽涉他個人處境的困難。”翁元的看法大致相同：“他早年在蘇聯，備受蘇聯共產黨的迫害，生活非常艱苦，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當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學，這套生存哲學的養成，對他後來的人格發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制約作用。”如果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養成了兇狠敏感的“狼性”。其次，翁元指出，蔣經國早年是共產黨員，後來雖然繼承父親的反共事業，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如同像深入骨髓的毒素，難以徹底去除。翁元指出，蔣經國“講究唯物辯證法，他和中共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都是在蘇聯生活過的舊識，他們那個年代的人，對人生乃至對政治都有他們對一套思維邏輯”。這套思維邏輯的核心是什麼呢？就是對人的生命的蔑視，以及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晚年的蔣經國辣手鎮壓美麗島事件，對黨外人士採取“未暴先鎮，先鎮後暴”的打壓手段；而晚年的鄧小平悍然調動軍隊進入北京城槍殺學生和市民，對國際輿論置若罔聞。他們不惜雙手沾滿鮮血，都是出於同樣的確保權力不受挑戰的自私心理。他們一旦感到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使用任何保衛權力的方法。蔣經國在日記中説：“餘生平愛山水，羨慕平民的簡單生活，以其能自食其力，不能自己。”對照其壟斷最高權力至生命最後一刻的事實，真是虛偽之至。只要蔣經國願意，他隨時可以退休，過遊山玩水的閒適生活，他卻跟他的老爸一樣在總統職位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特工頭子的統治術從蘇俄學來第三，翁元認為，蔣介石在釋放他的權力之初，是先把國民黨引以為自豪的情治系統的這股力量交給蔣經國，蔣經國浸淫於其中，在個性和作風上，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然而，一般人所瞭解的蔣經國，是勵精圖治的經濟專家，而非陰險毒辣的特務頭子，蔣經國的後一個面向，長期被刻意遮蔽。蔣經國被迫滯留蘇聯期間，親身體驗過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厲害。在他被釋放回中國的前幾個月，每天都有兩個人特務跟蹤和監視他，一舉一動都不放過，他幾乎連一刻的自由也沒有。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我除了工廠和宿舍外，什麼地方都不敢去，更不用說找朋友了。當時我隨時都可能被捕，特別是晚上。”史達林統治的蘇俄，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警察國家，蔣經國是其受害者之一，只是因為西安事變之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以及整個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他才得以死裡逃生、回到中國。但是，蔣經國不僅沒有從當年悲慘的遭遇中悟出人權自由之可貴，在獲得權力之後，反倒亦步亦趨地效彷史達林的做法，在小小的台灣島大搞特務統治。在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叫囂“反共抗俄”口號的同時，蔣經國和他的黨變得跟中共和蘇共越來越相像。蔣經國從父親手中接過黨政軍大權，先從整合情治系統開始。原來山頭林立、互相牽制的情治系統，統統歸到蔣經國麾下，使得太子爺成為繼戴笠之後國民黨最讓人恐懼的特務頭子。雖然蔣經國親自掌控情治系統的時間並不長，但他行事為人的方式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特務頭子的本色，這一點跟俄羅斯總統普亭倒是有相似之處。關於蔣經國特務治國的習性，翁元講述了三個例子為證：其一，總統府有一位科長，平常頗受蔣經國重用。有一天，這個人忽然人間蒸發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後來，人們才知道，這名科長被送到警備總部保安處那個不見天日的地方關押了大半年，後來調查不到他有什麼犯罪的證據，才被釋放回家。而這名科長之所以遭此橫禍，僅僅是因為蔣經國對其有所懷疑，遂示意手下的特務機構將其綁架。其二，蔣經國神秘兮兮的性格在其晚年更是變本加厲。若非萬不得已，蔣經國一般都拒絕住院，即便不得不到榮總住院，也不忘指示總統車隊特別在其備用座車上安排一個假人，使之坐在主位上，然後每天傍晚時分開回七海官邸，以此掩人耳目。翁元感嘆説：“其實，比較細心的人民早已知道蔣經國是躺在醫院裡面，用不著這樣掩耳盜鈴的方法欺騙人民。”然而，對於蔣經國來說，人民不是朋友，而是潛在的敵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自然要絞盡腦汁欺騙人民。其三，蔣經國的健康狀況是頭等的國家機密，他晚年身體日漸衰弱，卻秘而不宣，既害怕黨內出現篡權者，也害怕民間反對運動因此而高漲。蔣經國的驗血報告從來不署真名，而用侍從官們的名字替代。當翁元本人的名字被使用過之後，他自己去醫院驗血，只好另外取一個名字。古代的皇帝喜歡將自己的姓賞賜給功臣，如鄭成功號稱“國姓爺”；蔣經國則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霸佔別人的名字。病夫治國究可哀法國著名記者皮埃爾．阿考斯與瑞士醫學博士皮埃爾．朗契尼克合著過兩本書，即《病夫治國》與《非常病人》。兩位作者考查了從列寧、斯大林到丘吉爾、希特勒，從羅斯福、肯尼迪、戴高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毛澤東、周恩來等20世紀具有世界影響的政治領袖們豐富的個性世界與政治生活，進而從醫學、生理學、心理學等角度探索了這些大人物與疾病的關係，描述了疾病乃至不治之症，如何通過操控領袖們的個人生命、政治生涯，進而對國家命運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兩位作者在著作中得出驚人的結論：“我們可以假設，領導人物們在面臨疾病威脅時，由於他們的地位，因而比任何人都能得到更好、更有效的治療，用上最安全的藥物，也有最好的機會擺脫危險。其實不然，當代歷史、醫學實踐都證明，他們並不都能從這種對質量的精挑細選中獲益。種種治療方桉常常顯得互相矛盾，或者過於謹小慎微，或者乾脆‘避重就輕’。這些溷亂情況的產生通常應歸咎於當事人自己，甚或是他們最親近的人。”書中沒有收入蔣經國的個桉（或許在他們眼中，蔣經國算不上大國領袖），但我在仔細對照之下，發現晚年深受疾病折磨的蔣經國，正好符合這一論斷。兩位作者如果讀到翁元的這本書，或許會如獲至寶般地運用書中的素材，專門為蔣經國撰寫一個精彩的章節。翁元小心翼翼地服侍蔣經國直到其生命的最後一刻，但大多數兢兢業業地為其服務的醫生們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翁元指出：“蔣經國的侍從醫官給他治病，受到他的威權心態的影響，必須隨時留心，深恐一時讓他不稱心而遭受調職處分。”糖尿病直到今天也是難以治癒的重病，醫生向蔣經國強調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藥舊可以斷根的。但蔣經國並不如此認為，在他的觀念裡面，醫生除了醫病之外，還要能夠“醫命”，而且一切還要和他的其他文武百官一樣，要聽從總統的指示辦事。他將醫生和病人之間主動與被動關係完全顛倒過來。翁元感嘆説：“可是他忘記了，醫生是專業人員，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知識分子，怎麼可能去當一個只會講好聽話的政治醫生呢？”在蔣經國的威權性格之下，當然有不少醫生受不了他的脾氣，而蔣經國向來是先發制人，在醫生表現出一絲不悅時，他就先把醫生給撤換了。蔣經國比史達林顯得“仁慈”的地方就是，他沒有將不滿意的醫生下獄治罪，只是將他們排除在醫療小組以及他自己的視線之外。而史達林直到臨死前夕還企圖炮製猶太人醫生案件，這一冤獄一旦實施，不知有多少醫生和相關人員人頭落地。病夫治國，對病夫和國家而言乃是雙重的不幸──病夫不能安心養病，還得隨權力“聞雞起舞”；國家則失去變革和更新的機會，被垂死者拖入棺材之中。翁元書中描述了青年和中年時代性格堅強如鋼鐵的蔣經國，晚年在病痛折磨之下委頓、苦痛、呻吟的情形，讓人不由不憐憫之。“有時候，他坐在座車內，在路上還來不及回到官邸，就因為感覺遲鈍、直腸肌肉沒有知覺，在車上就瀉了一褲子的大便，車上的隨從坐在車裡聞到異味，都曉得總統大概拉肚子了，可是，沒有人敢吭聲，就這樣一路大家憋住氣，忍到抵達官邸。”讀到此處，不能不感嘆蔣經國可悲地成為他參與締造的獨裁體制的犧牲品。在民主體制，政治家能上能下，即便患上重病，總可及時卸任，安心養病，不會出現這種羞辱的場面。而獨裁制度最先摧毀的，正是獨裁者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最後變成一處無法謝幕的鬧劇，沒有一個獨裁者可以全身而退。（特約評論員的評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原載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專欄．禁書解讀》2016-07-11；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j1-07112016144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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