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哲勝蘇煥智紐約演講：建立藍綠共識和團結的台灣2011-04-26
左起)紐約臺灣會館理事長 蔡明峰，中國民主運動的長期參與者和支持者洪哲勝博士和前臺南縣長、立委蘇煥智在演講和探討臺灣的前途。(大紀元)
【大紀元2011年04月26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文娟紐約報導）「建立藍綠共識和團結的台灣，共同對付中共，幫助中國人民走向民主，謀福台灣」，前台南縣長、立委蘇煥智，以及中國民主運動的長期參與支持者洪哲勝博士在演講中提出這樣的觀點。
蘇煥智和洪哲勝於4月23日晚應台灣會館理事長蔡明峰的邀請，在紐約台灣會館發表演講，現場近兩百人聆聽。 *洪哲勝：台灣要有內部的團結和藍綠共識 蔡明峰理事長介紹說，洪哲勝為台灣全國性普考狀元、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博士，曾為台灣革命黨總書記、民進黨顧問，支援中國大陸人權，為「民主亞洲基金會」和《民主論壇》文摘網站創辦人。 洪哲勝指出「根據2010年聯合報的調查，想儘快統一的5%，想儘快台獨的16%，都是極少數。如果將原本民意中並不感興趣的「統獨」議題重複講，只能將台灣的內鬥增大，而讓台灣本身的共識更難形成。」 他指出，泛藍人士「他們都受到過共產黨的迫害，他們的親戚，未能到台灣來的家人很多都是遭到中共迫害的。他們不可能從內心去愛中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認為：「從現在開始改變心態，把台灣的團結當成大事，只有台灣有內部的團結，有藍綠共識，不管是對付國際事件，還是要對付在對岸磨刀霍霍向台灣的中共，有團結才好辦。」 「以前，同白色恐怖的一黨專制抗戰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各有一半民意的兩黨，要合起來有更大的力量，中共才不敢亂下命令。台灣的共識，藍綠共識，很重要，中共執導脅迫誰也沒有用，台灣人民會拒絕。所以台灣人民的共識，藍綠共識非常重要。」 *蘇煥智：台灣人民70%以上有三點共識 蘇煥智輕鬆幽默的回應，「三個『台獨』前輩，今天全部用普通話在發言，我覺得很感動」。以前，要在台灣會館不講台語是很難想像的。「現在他們三個「老台獨」都用普通話在講了。這是很大的一個轉變。真的是很大的轉變。在座的聽眾也都沒有抗議的。這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洪哲勝這位台獨大老，已經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現在他在推進藍綠共識」。
據介紹，蘇煥智在大台南市和縣合併前，任台南縣縣長，2003年，主導參與228手牽手護台灣運動。1993年為捍衛鄉土保護七股瀉湖，堅持反對濱南七輕和大煉鋼廠，為此曾剃光頭苦行八天七夜以明志，被稱為「光頭立委」。 蘇煥智認為，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台灣，不管民進黨執政還是國民黨當政，對岸的中共才是更恐怖的。 他也認同「多推藍綠共識，少講一些挑撥離間的話。共識需要有一個平衡，各項細節可以商量。當總統的也要構建這樣的平台，建立共識的溝通。很多問題是可以化解的。」 蘇煥智也表示：「台灣缺乏全球化，地球村的概念。」他從韓國電視劇影響世界的韓流，認為未來將會亞洲崛起。台灣包含創意多元的價值觀的文化創意產品將有非常大的創作空間。 *蔡明峰：中共利用各種手段 讓台灣的內部向中共傾斜 蔡明峰提出：「台灣現況在改變，台灣海峽中的安全線，是美國替台灣和中國劃開的。中共利用各種手段，收買或恐嚇執政黨和在野黨兩邊，讓台灣的內部向中共傾斜。」 如近期一些競選候選人的做法，「就是在改變現狀。」蔡明峰說：「在海外可以看到各種消息，危機感是明顯的。台灣目前社會安逸和樂，但我們看到台灣存在的危機相當嚴重。」 *在中共迫害中國人民時 台灣人民站出來批評中共 洪哲勝回答問題時，明確他的思路：「一、對待對岸的思路：如何馴服中共，幫助中國人民實現自由民主，台灣人民做為中國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讓中國人民不再做中共的拉拉隊。」 「二、對待台灣自身的思路：台灣本身建立共識。有很多事務需要同大陸聯絡，如果形成台灣共識，不管誰當政，不管誰同中共去談，台灣共識，中共也是看的到的。如果它看到邀請某些官員去，但大範圍的台灣人民不同意，它以後也就不會再去邀請那些人。讓中共事先就清醒的瞭解到，它的無理要求，誰拿回台灣，台灣家裡人都不讓。」 「如果我們幫助中國民主化，在中共迫害中國人民的時候，台灣人民站出來公開批評中共，支持中國人民。慢慢的中國人民會發現中共在利用他們，中共是壞的，原來台灣人不是我們的敵人，台灣人民在我們苦難時會來幫忙，以後也就會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和選擇。」 蔡明峰也表示，泛藍首先就是受害者，目前沒有藍綠的文宣出來，他認為藍綠陣營的文宣都可以增加內容，向大陸民眾講： 「中共想拿掉台灣的自由，中國人民更難有自由民主了，要支持台灣人民的團結和自由。」「大陸同胞啊，為了你們的幸福，海外有法輪功學員、大紀元、新唐人媒體在推廣中國人的幸福。我們台灣人民也關心你們的幸福，你們要瞭解普世價值的珍貴。」 座談會台上台下笑聲不斷，輕鬆融洽。一位女士在座談會後，走到演講台，表示自己就是外省人，聽到今天的座談，尤其是理解外省人心情的言論，很舒心。她珍惜她在台灣成長的幸運。
========================== 民主論壇 2016.9.2 特刊-洪哲勝
編者的話（2016-09-01） 洪哲勝
你見過這43種歪理和不會說理嗎 徐賁
大眾民主的武器──非暴力抵抗是最有力量的反 叔內斯
瘋狂的中國核電夢 鄭義
台港藏：離心大逃亡──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 陳奎德
國防部：大陸正為2020年攻打台灣作準備 美國之音
美學者評蔡英文執政百日 美國之音
台灣新政府延攬網絡人才任政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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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2016-09-02）
洪哲勝
我們今天推出了七篇文章，總共屬於底下四個專欄──認識問題（一篇），探索道路（三篇），台灣問題（一篇），以及他山之石（兩篇）。 認識問題在溝通或議論時有人就是不說理，有人就是不會說理，有人就是故意說些歪理。在理上要不被蒙混過關，徐賁〔ben1〕的《你見過這43種歪理和不會說理嗎》給你列出43種典型，把它們常留於心大有助益。探索道路這裡有三篇探索道路的文章。暴力鬥爭乎？非暴力鬥爭乎？──叔內斯教授的《大眾民主的武器──非暴力抵抗是最有力量的反暴政戰術》舉例介紹並推薦了看似柔軟無力、其實最具力道非暴力抵抗。一般而言，民間的暴力，絕對比不上政府的“黨政軍警特”制式暴力；而且通過暴力推翻政府，大眾無法立即擁有公民能力。非暴力鬥爭慢火燉雞，過程中的公民運動，正可以培養啟動民主所需要的公民能力，因此是個最好的途徑。核電乎？非核乎？──鄭義的《瘋狂的中國核電夢》用實例解說了核電所繫帶著的重大陰憂。它並指出，這事在非民主社會，由於權力無需人民授於，民眾不得參與決策，尤其特別可怕。台港藏與中國統一乎？分離乎？──陳奎德的《台港藏：離心大逃亡──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序》指出，既然對台灣、香港、西藏而言，統一就是奴役；這三地的人民，像波羅的海的三小國“邊緣逃離中央”、“自由小邦脫離恐龍王國”一樣地逃離中國【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台灣不存在著要不要逃離中國的問題，台灣要的乃是要向霸權中國拒統──洪哲勝編按】。>台灣問題《台國防部：大陸正為2020年攻打台灣作準備》台灣人民怎辦？中國的主權者有沒有人為此向他們那個67年前不請自來的政府叫停說不？他山之石《美學者評蔡英文執政百日》和《台灣新政府延攬網絡人才任政》等兩文，可以作為中國人的他山之石。由前者，人們看到學者們的隨意自由批評台灣政府；這事在中國會發生嗎？由後者，人們看到綠政府禮聘藍專家（林全）擔任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一位變性人也因為專業的優異被行政院長聘任為政務委員而廣獲藍綠的追捧。這事在中國也會發生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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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過這43種歪理和不會說理嗎
徐賁
１、就是不說理：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麼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一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２、“事實”和“看法”不辨：“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麼你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麼。“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一，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一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你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後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３、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複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一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一步。一般來說，有五種字詞定義方式：（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麼來定義（字典中一般是這種定義）。（2）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麼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四種方式。第四、第五種定義是最有用的。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一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崛起”等等都是這一類詞語。４、“新說法”胡弄：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一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勒龐，2005：86）。文革後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徵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鬥爭”、“階級鬥爭”。“鬥爭”是一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鬥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後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後創造的“新說法”有一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姦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５、隱藏不可靠的假定：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一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ＧＤＰ。”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一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ＧＤＰ的，不管用什麼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麼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一化了。《不高興》作者之一說，中國ＧＤＰ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６、斷言、重複和傳染：斷言、重複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瞭，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重複：“如果沒有不斷地重複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重複。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2005：102）。傳染：“如果一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複，在這種重複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勒龐，2005：103）。有斷言、重複和傳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複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值得注意的是，“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一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麼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並沒有什麼不同，例如，一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恆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７、套話：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導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一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套話是一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一段時間裡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83～84）。８、感情用詞，訴諸於情感：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扎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麼，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一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一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９、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一小撮壞人”反對。“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10、訴諸於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這是一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一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干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11、訴諸於權威：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12、極度簡單化：對複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一、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一句頂一萬句”。文革時的“一句頂一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導《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志》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一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麼道路，就是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麼理論，我們中國在下一個30年、下一個50年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13、籠統泛論：這是一種一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14、循環論證：這是一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一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係。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一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一起來的。16、偶然和逆偶然：只是一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一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一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貫正確。”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麼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麼不能兩者並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麼一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18、叫你兩頭不討好：這是一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於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一，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麼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麼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19、我錯你也錯：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佈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后，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佈了一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製《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一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髒，你也不幹淨，我說你不幹淨，看你還敢不敢說我髒。又例如，設置網絡防火牆，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不對網絡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麼我就偏偏不能這麼做？這是一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一定出了麻煩。文革後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於一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慾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你們靠攏。”“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麼比較出來的呢?21、滑坡推論：從一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一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他的結論來自一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22、因人廢言：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例如，“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有人讚美道，“說得好，有骨氣！！！”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係。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裡會有什麼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你怎麼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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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seam）：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導，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導，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干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有沒有想過，儘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一些？還是更不安全一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干預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好一些嗎？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這種宣傳往往用一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衝突一無所知，必須是一個十足的無知愚民。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裡，哪裡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25、半真話，全假話：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麼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並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26、大膽說謊：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一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一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程恩富這是在大膽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一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麼黨內紀律處分。27、老百姓的話：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一種大家都這麼說，所以一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一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願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28、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一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隻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29、暴力化：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你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鬥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砸爛狗頭”等等詆譭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詞彙，數十年如一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一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30、篡改真相：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一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一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後，“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並且防止以瑕掩玉。”又例如：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幹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幹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幹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幹部管理方面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幹部疏於教育管理有直接關係。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一益，對幹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一益。”還有一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麼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麼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菸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麼忙那麼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 2009）。32、歌功頌德：這是一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一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又例如，19歲的11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一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33、推諉、抵賴、不認賬：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佈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繫在一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用看上去對一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35、豪言壯語式泛論：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36、耍橫：你說我不對，我不對你能拿我怎麼辦！？你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說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一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捨關係。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一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一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39、文化絕對相對論：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導，近年來，常有媒體報導，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一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你看，在機場裡、餐廳裡，大家聚一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嘀嘀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導稱讚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立一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40、替罪羊：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儘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41、巧用證詞──反正都有理：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導”，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一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一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42、利用聯想轉換：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一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幹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遊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這則報導也是一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一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一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於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43、數字簡化：這是一種“你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複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麼？“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一”、“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一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一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某教授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一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中國真的有什麼“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一派和諧而沒有矛盾衝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一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一下子變成一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說謊高明到哪裡去呢？可見，會不會說歪理、假話與是否有知識、學歷、學銜、權威並沒有太大關係。當然也不是沒有關係，因為最大的，最有欺騙性的歪理和假話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識、學問，並享有各種權威的人說出來的。“歪理”是不真的話語，因此是虛假的。假話有三種不同的顏色：“黑”、“灰”、“白”。黑色假話是一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1984》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謊言。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問題的實質。例如，火車出事那天確實有雷雨和閃電，但是，說火車出事是由雷雨和閃電所造成，卻未必是事實。灰色宣傳是介於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是一種“半真話”的謊話，它說的那一部分也許是真的，但故意不說或不讓說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內容。今天，說黑色假話的已經不多見了，但不說黑色假話並不就等於是說真話。事實上，假話者的精明和辯才往往表現在既不直接說謊，但也不說真話，也就是說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話。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數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話。有心的讀者不妨對這些例子自行增減、靈活調整、建立相互關係、重新組合整理，總之，只要舉一反三，必能對認識歪理和不會說理有所助益。（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等書。）〔原載《網易．博客．徐賁的博客．日誌》2011-09-05；http：//xubenbk.blog.163.com/blog/static/1319431542011850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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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民主的武器
──非暴力抵抗是最有力量的反暴政戰術──
斯蒂芬．叔內斯 著
劉狄 譯 王天成 審校
┌──────────────────────────┐ │ 革命還是改良、暴力抑或非暴力，在中國活動分子和知 │ │ 識分子存在著激烈爭論。這篇簡明扼要的文章，闡述 │ │ 為什麼非暴力抵抗是反抗暴政、爭取民主最有力量的武 │ │ 器。作者斯蒂芬．叔內斯（Stephen Zunes）是舊金山 │ │ 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該系中東研究項目的協 │ │ 調人。他被認為是美國在中東政策和戰略性非暴力行動 │ │ 方面的傑出學者之一。叔內斯教授還是政策研究學會對 │ │ 外政策焦點項目高級政策分析師，《和平評論》副編 │ │ 輯，《Tikkun》特約編輯，還是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學 │ │ 術顧問委員會成員。原文發表於《Yes! Magazine》， │ │ 2009-09-16。 │ └──────────────────────────┘ 2006年，西撒哈拉的撒拉威自由戰士展示自己的旗幟，慶祝政治犯獲釋。在摩洛哥，使用撒拉威的旗幟是遭到禁止的。照片由afapredesa.org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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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中國核電夢
鄭義
據《星島日報》消息，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發展核電的瘋狂計劃遭到民眾抵制。連雲港要建一座中法合資的核廢料處理廠，因市民遊行抗議宣佈夭折。後繼的廠址是廣東湛江，也因為民眾的抗議而作罷。從專家學者方面，也傳來嚴重警告。如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核物理學家何祚庥便驚呼，“中國核電發展太快了，規模太大了！……為避免發生重大安全事故，核電站在中國最多只能搞50多座，內陸絕不能建，那個要求在2050年建400座的規劃，太危險太瘋狂，那是吃子孫飯！”2050年興建400座，那還是30幾年後的遠景規劃。近期目標是2020年（也就是四年之後）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台，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目前中國再建核電機組達20台，居世界首位。這中間有一個過程或插曲：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後，中國核電狂想受到抑制，但核電利益集團日益強大，不斷鼓吹，甚至製造出發展核電是“國家既定戰略方針”之輿論，企圖以政治高壓來強行推動。有一些人站出來抵制了。其中最奮不顧身最執著的叫王亦楠，一位中年學者，巾幗英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近年來不斷公開發表文章、演講，痛斥核電大躍進之瘋狂。眾所周知，世界上曾發生過三大核洩漏事故，分別是核工業先進國家美國、蘇聯和日本。最早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哩島核洩露事故，發生於1979年。一個閥門無法關閉，導致反應堆芯溫度過高融化了一半。20萬人緊急撤離，震驚世界。卡特總統視察事故現場時宣佈“美國不會再建核電站”。從此之後，美國確實沒再建造一座核電站。這個災難級別很低核事故已經使美國人深感創痛：事後花費11年才完成核燃料碎屑的回收，損毀的機房至今還處於嚴密封閉監控之中，拆除時間遙遙無期。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四號反應堆發生爆炸。八噸多強輻射物質混合著炙熱的石墨殘片和核燃料碎片噴湧而出。據估算，核泄漏事故後產生的放射汙染相當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放射汙染的100倍，造成一個方圓30公里、總面積約三千平方公里的無人區。30年過去，仍無法擺脫核事故的嚴重後果。當年的用來封閉核電廠的“石棺”已無法阻止核汙染水流入湖泊，烏克蘭不得不斥鉅資集全世界之力，設計建造一個更加巨大的拱頂來包裹“石棺”。工程人員預計，至少還需要100年時間，才能談到安全不安全。而完全消除這場浩劫的影響最少需要800年。現在，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質滲入地下水、保證基輔300萬居民的飲水安全，成了烏克蘭政府當局的一個難題。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洩漏事故。地震引起的海嘯造成斷電，斷電造成冷卻泵停止工作，反應堆芯溫度失控發生爆炸、燃燒。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想盡一切辦法，也無法取出損毀的核燃料，除了不停注水冷卻，別無他方。日本向全世界徵求處理方案，至今無人揭榜。據估計，福島核電站報廢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後。東電公司哀嘆，“福島事故已經變成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2014年，美國位於地下655米深處的軍用核廢料儲藏室發生嚴重洩漏事故，雖然處於地層深處，仍然存在比日本福島核事故更大的隱患。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核廢料的安全處理，而且，眼下這些並不可靠的處理方式耗資巨大，已成為各國的沈重負擔。美國在拉斯維加斯附近的尤卡山興建了一個永久性處置核廢料庫，曾經被認為是核廢料難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但在經歷22年的建設，耗資90億美元之後宣告中止。90億美元白燒了。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應爐已積累36萬噸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廢料，（其致命放射性污染可持續十萬年以上），而且還在以每年1.2萬噸的速度增長。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關閉的核反應爐有138座，但只有17座徹底完成了安全善後工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數目不斷增長的到期核反應爐的退役問題，正成為令全世界擔憂的問題。”一直擁護核能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福島核事故後感言：“即使是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國家，都無法避免核電風險。如果政治家有這個認知，就該負起責任。”並毅然決定“2022年前德國全面棄核”。義大利、瑞士隨後也決定棄核。法國總統奧朗德也明確提出降低核電比重時間表。很明顯，在科技最為發達的西方世界，棄核已是潮流。簡而言之，今日之世界，只有一個國家逆流而上，這就是中國。王亦楠攪擾了人家無限美妙的核電夢，自然遭到近似於圍攻的反駁，有的文章還是聯名發表的。人多勢眾不等於有道理，他們東拉西扯，從概念、範疇、邏輯談到概率評估、最新版的安全標準、最嚴格的防震防洪設計、確保環境風險可控、應急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還談到管理原則、處理策略、經費保障、國家重視、中國核事故應急白皮書等等，總之，他們迴避了一個常識性問題：為什麼核電技術先進國家都退縮了，中國要頂風硬上？下面這一段總結性文字值得品味，其中有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辯證法和信心百倍的豪言壯語： “我們不僅要牢記歷史上三大核事故給人類帶來的不幸，也要 充。它並證明不准民眾參與參與決策分注意到三大核事故產生的 技術背景（這些反應堆都是上世紀70年代的產品，限於當時技術 水平，設計本身就存在缺陷等等）……人們都是在挫折與失敗中 積累經驗和總結教訓。所以在過去20多年，國際核能界在嚴重事 故的預防和緩解問題上下足了功夫……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說 ‘絕對安全’（客觀上也不存在絕對安全，安全只反映在一定條 件下人們對風險的可接受水平）。但我們可以說，即使發生了極 不可能發生的嚴重事故，基於目前的設計和管理水平，我們完全 有能力把事故控制在核電站的廠區以內，不會對外部環境造成不 可接受的影響，確保公眾和環境的安全。”──這不是辯論，而是引人發笑的某種“保證”。我們不想再聽什麼“保證”。殷鑑不遠，曾有無數意識形態導師拍著胸脯向我們保證：三面紅旗正確偉大、三分之二人類處於水深火熱、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制度。如果非搞核電大躍進不可，我想貢獻兩條建議：其一，首先在中南海建一座，以顯示當局對核電安全的無比信心。最好在中國工程院邊上再建一座。趙家掌門與趙家精英身先士卒，還有誰要抗議遊行嗎？據說，切爾諾貝利事故20週年時，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承認：“這場事故是壓倒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民眾對政府產生了極度不信任感和幻滅感”。在我來說，絕不願一場核事故成為壓倒趙家的“最後一根稻草”。代價過於昂貴了！而且，遍地稻草，哪一根不行呢？切爾諾貝利牽扯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這根核稻草能壓垮蘇聯，卻壓不垮美國和日本？因為民主制度是一種民眾參與決策、民眾授予權力、因而民眾也分擔責任的制度。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條建議：在電視台黃金時段擺擂台，公開辯論。然後，在廣泛知情的基礎上全民公決。這樣，別說一根稻草，泰山塌下來也得一起扛，賴不到黨和政府頭上。只要有這一條，不用說區區400座，建一千座誰也不能有意見。〔原載《縱覽中國．經濟中國》2016-09-01；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9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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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藏：離心大逃亡
──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序──
陳奎德
三地的歷史性角色這本書，是劉曉波有關台灣、香港、西藏三地及其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論著。記憶中，曉波涉及此三地及其人物的言論不少。而我印象最深者，則是：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全中國的）國家主席。這對中國這個漢人佔92%的國家，是驚世駭俗的一擊。而它恰是劉曉波風格的典型表現。曉波此念，記錄在他2008年所寫的一文中： “以達賴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權威和國際上的傑出聲譽，也由於越 來越多的漢人皈依佛門，如果中共政權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漢人 有足夠的心胸，那就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國家主席，漢藏問題 就可以迎刃而解。”台港藏問題，說複雜是很複雜，歷史不同，族群有別，路徑各異，恩怨糾結，源遠流長；特別是中共建政後一個多甲子的洗腦，愈加積重難返，利害關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說簡單也很簡單：就當下的大勢而言，三地皆有相同的指向：強烈抗拒並逃離北京的控制。這一離心傾向，是連接三地民意的樞紐。這是一個邊緣逃離中心，自由小邦脫離恐龍王國的大逃亡運動。這正是劉曉波此書中所描繪的大趨勢。書名提綱挈領，提示了他的基本論點。本書中有相當部分文章，是劉曉波曾發表於筆者當年主編的《觀察》網刊，重覽之下，不由激活了當年鮮明的回憶並重現了那時的基本感受：“人們注意到，每當中國發生一樁重要事件時，人們都能聽到曉波那熟悉的犀利的批判言辭，踏著互聯網的寬頻道路，凌空而來。”當然，發生於台港藏的重大事件，幾乎沒有遺漏，也都逃不過他的筆鋒。誠如老話所謂“歷史是過去的新聞。新聞是將來的歷史”。就這樣，本書形塑了當代三地的活生生的歷史。於此，讀者諸君可以循著書中劉曉波當年的眼光溯流而上，探索並目睹台港藏三地今天發生的故事之來龍去脈，傾聽到到它們的呻吟吶喊，觸摸到它們的苦難與奮鬥，感受到它們的歌哭生死。關台灣，我們讀到台灣人的二二八夢魘，讀到孫中山與黃興的政治遺產，讀到了作為人質的蔣經國及其命運，讀到阿扁與馬英九的起伏漲落，讀到龍應台那把熊熊野火，讀到李敖那副精明驕橫而又諂媚畏縮的嘴臉，以及連戰與胡錦濤那廂間裡的機關算盡的焦慮。面對香港，我們讀到了北京在香港強推23條的失敗，讀到了港人震撼世界的爭普選大遊行，讀到了維園紀念六四的千千萬萬燭光燭淚燭海，讀到了北京治港的雙面統治術，讀到了兩種命運──香港大陸化與大陸香港化──的拼死纏鬥。涉足西藏，我們讀到了曉波解讀的達賴喇嘛與王力雄的對話，讀到了北京專橫統治與西藏危機的聯繫，讀到了唯色女士因堅守自己的信仰而遭遇的種種厄運，讀到了北京時斷時續與西藏代表談判的策略及其用意，讀到了曉波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判斷：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此書再現了21世紀初葉台港藏三地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曲折演變，勾勒出了其命運的不確定性。在運筆這些篇章的同時，劉曉波也投身《零八憲章》的修訂傳播。殺青之後，曉波擲筆，坦然為自己的憲政理念和犀利文字，從容入獄。迄今，曉波已陷囹圄七年，本書所聚焦的三地，其間也經歷了重大事變，在某些方面，與曉波書中所述已有所不同： ◆台灣，經歷了風風火火的太陽花學運和再次政黨輪替，海峽兩 岸首腦實現了66年來第一次的馬習會；2016年，從總統到立法 院，民進黨以壓倒優勢勝選，全面掌權。 ◆香港，其自治權力正在被北京日甚一日的侵蝕，中共過去承諾 的普選被以假亂真，或遙遙無期，終於導致撼動維多利亞港灣 的雨傘革命，並催生出了力主“香港本土化”的政治力量；與 之相對，北京日益削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警力公然 越境入港綁架香港居民以及外籍出版商，嚴重侵害香港治權與 言論自由，香港法治與自由危在旦夕。 ◆西藏，為抗議北京當局壓迫乃至滅絕西藏的獨特文化與信仰， 150多位僧侶為爭取信仰自由、為促成達賴喇嘛返還西藏而舉 火自焚，前赴後繼；而達賴喇嘛尊者，以其強大溫潤的精神力 量和悲天憫人的人格魅力，獲得舉世仰慕，風靡全球，並毅然 決然放棄政治權力，退出流亡政府，徹底施行“政教分離”， 藏人流亡政府的民主選舉業已常態化。變化誠然神速，然萬變不離其宗。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言，三地的基本地位及其功能並未改變。要言之： ◆台港藏是中國人的代言者。由於中國大陸言論封鎖，以言入 罪，獨立媒體缺位，由於台港藏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和地緣 關係，對中國大陸民眾的生存狀態感同身受，由於台港的言論 市場與大陸的迥然不同，因此，港台兩地賦有某種（中國大 陸）代言人的功能。考察港台兩地的自由輿論以及達賴喇嘛尊 者與藏人行政中央的言論與文獻，是觀察中國大陸真實民意走 向的重要指標。在這個意義上，台港藏是中國的風向標，是中 國人的出氣口。大陸人不能說、不敢說、沒處說的話，在言論 自由的台港被說出來了，也被流亡印度和西方的達賴喇嘛及藏 人行政中央說出來了，這就給世界提供了一個中國大陸真實民 意的重要參考系。事實上，台港藏已經成為國際社社會對中國 的最大觀察哨。 ◆台港藏是中國人大逃亡的中介橋。從1949（逃台逃港）、1959 （藏人逃印）、1962（逃港）、1989（逃港去西方）以來，它 們是瀕臨絕境的國人的“出埃及”之路，是通向文明世界之現 代橋樑。 ◆台港藏是中國轉型的導火索。當僵硬的恐龍帝國的中樞日益腐 敗頑固野蠻時，在其控制力薄弱的邊遠地帶，天高皇帝遠，它 們往往是帝國崩解的先聲和導火線。回望晚清末年，倘若沒有 香港（上海租界等）這類遠離北京的邊緣區域作為反清志士的 人財以及輿論基地，沒有邊陲西南四川紳商及民眾的保路運 動，辛亥革命難盡其功。事實上，今日的台港藏，正在日益逼 近當年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對中原變遷的歷史性角色。台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就保障台港藏自身的生存方式及其自決自治權利而言，曉波書中台港藏的近代故事及其當下的演進脈絡，不由不使我腦海中浮現出27年前歐洲那條壯觀的“波羅的海之路”──長達600公里的人鏈。1989共產中國六四屠城之後，在蘇聯大帝國西部邊緣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1989年8月23日發生了“波羅的海之路”和平大示威，大約200萬人加入了這場活動。人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越波羅的海三國，蜿蜒起伏，氣勢磅礡，鑲嵌在三國大地上，畫出了一幅史無前例無與倫比的雄渾人文景觀。這一壯麗的民意鏈條彰顯了三國共同的歷史命運──在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該三國迅即被蘇聯佔領。這一綿延600公里長的人鏈示威顯示了波羅的海三國要求脫離蘇聯、各自獨立的不可抗拒的意志。示威之後六個月，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8月20日和21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宣告獨立。此後，8月23日成為波羅的海三國、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紀念日，稱為“黑絲帶日”或“歐洲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今天的台港藏三地，正如當年的波羅的海三國，在維護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基本權利上，三地的政治利益已經歷史性地連接糾結在一起了，殊難分割。如此，它們正在結成一條人鏈，那是一條精神的人鏈，群體相依，眾心相連，蜿蜒綿延，推拒北京，向外發散，離中共當局越來越遠。台港崛起的年輕世代，甚至結成了政治的人鏈。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前往台灣向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取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鏈條環節之一。年輕的學子們已經越來越無法忍受北京的蹣跚蠻橫了。這是台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離心大逃亡事實上，大中華的多個邊緣地區挑戰中共統治中心，已經成為基本態勢。台港藏之外，在西北，新疆維吾爾族對於北京的野蠻壓迫業已忍無可忍，中共已覺草木皆兵，從而防範森嚴，但野火卻無時無地不可抑制地在地底蔓延；在北陲，蒙古族也不甘於俯首帖耳，一股整合內蒙外蒙的力量正在萌生，他們試圖恢復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榮光。……身處當代，倘若從衛星上俯瞰亞太地區，從更寬闊的視野，不難發現，平衡並制約恐龍黨國、環繞大陸中原的多重環形圈正在逐步成型：港藏維蒙……，這是緊貼中國大陸邊緣線的離心鏈條。 ◆它的外圍，是所謂“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 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它連接的 國家、地區：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印度尼西亞、馬來 西亞、泰國、新加坡。 ◆它的第二層外圍是所謂“第二島鏈”：包括日本列島，經小笠 原群島、硫黃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延 至關島及哈馬黑拉馬等島群連接的國家：印度，緬甸，越南， 南海諸國，南韓、朝鮮、日本…… ◆它的第三層外圍是所謂“第三島鏈”：北起阿拉斯加，經夏威 夷群島延伸經某些美屬太平洋島嶼直至美國重要盟國澳大利 亞、新西蘭。 ◆在地緣政治上，作為殘存的共產大國，當今中國大陸處於相當 孤立的地位，可謂四面楚歌。即便是北京當局竭力拉攏的俄 國，亦是貌合神離，絕難結盟。此外，河內與北京，因南海爭 執，已勢同水火。而北朝鮮更是吃定了北京，金正恩乖張的做 派，其潛在動機其實是企圖擺脫北京，向華盛頓投懷送抱。因此，所有的上述四層鏈條各地各國，在北京政權眼中，基本上皆非友善之邦，源於北京皆視之為美國盟友也。雖然中國外交部門慘淡經營，然收效甚微。雕蟲小技無法解決戰略上的無能為力，蓋因根本的問題出在中國的國家定位。這五年來，亞太地區多個政權交替，還沒有出現過一個不親西方的政權。最近的緬甸局勢的變遷特別令中南海痛心疾首，那是中共多年來扶持的反西方反民主的亞洲“釘子戶”，最近也被浩蕩的普世大潮拔除以去了。曾幾何時，習近平甫一上台，挾“中國模式”財大氣粗之勢，自我膨脹，妄言“自信”。內政向毛氏禍國路線倒退，集皇權，逮律師，封網絡，禁媒體、亂股市；外交拋棄鄧氏“韜光養晦”姿態，劍拔弩張，咄咄逼人：震南海，脅鄰國，壓台灣，縱北韓，“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自以為富甲天下，可延續紅色帝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自2015夏季以來，股市成災，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外交孤立，頓時即被打回原形，陷入楚歌四面煢煢孑立之境，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面臨黨國的衰頹，大陸邊緣的台港藏當得風氣之先，開始了離心大逃亡。恰似晚清末年，當武昌槍聲劃破夜空時，早已對滿清王朝積怨深重的各省，紛紛通電獨立，200多年的王朝，從此一朝傾覆。 ◆台灣以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為先聲，以2014年“九合一”選舉 為前導，以2016年初的大選為高潮，一個抵制共產中國的離心 大逃亡在台灣已經蔚成風氣，不可逆轉。 ◆香港以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平佔中）為大規模鋪墊，以香港 本土運動乃至港獨為觀念前驅，以銅鑼灣書店出版人與員工被 綁架到中國大陸為憤怒高潮，一個正在醞釀的離心大潮正在興 起。 ◆西藏達賴喇嘛尊者早在1959年就被迫離藏入印。不意，其精神 世界竟然浴火重生。如今，藏傳佛教廣傳全球，流播四海，尊 者已為世界宗師，獲致廣泛同情與支持。中共在藏罪孽已廣為 國際周知，北京黨國雖仗恃其人口之最、經濟體量之第二之 位，各國不得不表面虛以逶迤，然國際社會私下卻道路以目。 原因無他，蓋因其作派已與上世紀之法西斯零距離了。上述地緣政治格局及其趨向，令中南海當局坐臥不安，如芒在背，焦慮之下，慌不擇食，再次向禍國殃民的毛氏暴政求救，遁入絕路：外交上窮兵黷武，向國際主流秩序示威，甚至有意在南海或台灣海峽挑起戰端，以轉移經濟與政治危機；內政上是當今世界唯一關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國家，其意識形態向文革倒退，迫使良心犯上央視“認罪”，抓捕大批維權律師，這種20多年來再未有過的荒誕奇觀，如今再現於這個政權。當暴政走向荒誕，我知道，這是末日的徵兆。這令人想起1900庚子年間，慈禧縱容義和團（當年五毛黨）殺洋人攻使館，並自下詔書，向列國宣戰，宣稱要“大加撻伐，一決雌雄”後，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聞此訊，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並迅即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李秉衡、袁世凱、袁昶等達成“東南互保章程”，以免慈禧愚蠢野蠻的內外政策殃及東南各省。筆者相信，倘若今日黨國之主事者為擺脫內政困局，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打民主台灣時，中國各邊緣地帶的主事者，即使平日再膽怯懦弱，但面對自殺式的瘋狂，也勢必將如同當年李鴻章們一樣，劃地自保，致使其軍令不出中南海，從而令政治中樞在台海鎩羽而歸，進而重演慈禧當年倉皇辭廟，逃亡西安的活劇。有鑑於此，本書《統一就是奴役》，更精確地說似應是《武力統一就是妄圖奴役》，而最終的結局，則是紅色帝國的解體了。“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想來曉波是對這一想像的前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是為序。〔原載《縱覽中國》2016-08-27；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6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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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國防部：
大陸正為2020年攻打台灣作準備
美國之音
台灣國防部旗（維基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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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評蔡英文執政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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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統蔡英文（台灣總統府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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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政府延攬網絡人才任政
《美國之音》
台灣媒體報導政府將延攬網絡奇才入閣（翻拍自自由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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