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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對蔡英文政府第二年的期待 vs 自由談-台灣何時走出來?

[轉載自:LTN]

[Linda]於2017-05-13 03:30:47上傳[]

 

社論》對蔡英文政府第二年的期待

下週就是五二○,蔡總統就職週年的日子。最近,行政部門頻頻被問到是否會內閣改組的問題,這問號背後的邏輯是:總統與閣揆的民調滿意度與支持度雙雙都不好看,總該有些實際行動來回應民意、提振信心才是。

民調之所以不佳,既是相當主觀的感受問題,也是十分客觀的統計問題。為什麼這麼多人認為政府做得不夠好?如果不去探求真正的原因出在哪裡,那就算政府整個再多換上好幾輪,也沒辦法解決「民之所欲」這個最核心的問題。畢竟,今年二月已經小幅改組過一次,新政府成立至今並非一成不變;甚至,這也是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政府,台灣並不乏進行改變的嘗試。可見,光表面改變是不夠的,需要的是徹底的改變。

從政者要徹底的改變,以便趨近人民的希望,最困難的就是要先認識自己。最近有言論將蔡英文政府的執政沈悶,歸因於:這是因為堅持履行民主體制的平等討論與透明溝通,因而造成了自我消耗;進而主張為挽救民主,應該修改台灣的民主體制,例如修憲等等。

以台灣的公民意識不斷拔升的速度與水準而言,誰都看得出來過去七次修憲,是未竟的憲改工程,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有責無權的扞格,減損了每任政府的行政效能與決策品質。因此,少有人會反對修憲。但是如果詳細比對幾任民選政府遇到困阻的原因,應該會發現,這仍不是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要給英全政府一年來的病徵開出診斷書,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病因,分別是:「有方向、沒方法」;「想努力、無重點」;「多功臣、少朝臣」。何謂有方向、沒方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現在還在立法院折騰的軍公教年金改革條例草案。年金制度是早就具備高度民主共識的議題,甚至是具有歷史定位的改革,過去的政府誰都想做,但是多不敢做,蔡政府確立了這個方向,值得讚許,然其顛倒決策的程序,把「溝通對話」放在「研擬方案」之前,導致議題失焦,才是重創人民耐心的主要原因。如果,早在一年前,針對年改,政府先有一個「工作小組」,好好把各種調整幅度精算出來,必能大幅改善討論秩序。可惜的是,蔡政府並未真正想通這一點,司法改革的推動,一樣走上相同的路徑。

什麼又是「想努力、無重點」?民進黨參選總統爭取大位,到底想做什麼?一定要有幾個基本目標,這涉及到是否具備中心思想;如果隨機起意、包山包海,這是選舉,不是治國。這一年來,大家看到總統府下成立了一系列的任務編組,最近又多加了一個「原住民正義委員會」,如果這種討好的思維不改,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委員會被生出來。其與行政院疊床架屋不說,總統有多少個手臂,可以同時進行這麼多、而且是結構性的問題?事前曾針對每個議題成立「工作小組」完善幕僚作業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會加重前一個病因。又如這次的司改會議,分為五大主軸,近百個議題在討論,這類體制外會議如果形成共識,全都要推動嗎?現在已可預測,最後的收尾如果不漂亮,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製造出新的問題。

第一個病因講的是決策方法,第二個病因是執政態度,第三個病因「多功臣、少朝臣」則是指用人問題。講白了,就是選舉團隊大量轉為治國團隊的侷限,選舉的人才與治國的人才,具有不同的條件,即使能兼備,也有轉換的難度。事實上,回顧台灣歷任的民選政府,用人光譜愈廣闊的,其執政的績效也愈高。光譜過窄,不外是地域感、同質性、只在身邊找人的眼界障礙,就很難大開大闔,力尋能臣來為人民服務。

前述舉列的三大病因,也不是現任政府所獨有,幾任民選政府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通病,於是多少年下來,許多錯誤的模式不斷地在重複,讓人誤以為是民主制度出了問題,事實不然。政治菁英落後在國家的需要之外,才是人民為之失望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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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談》台灣何時走出來?

余天清晨接到豬哥亮的電話炒高了媒體連續幾天的點擊率;某家暴兼外遇議員的八卦也成了各家媒體不得不跟的熱門新聞;而狼師大追捕,更是鋪天蓋地而來,那些遭到影射的名師們幾乎無所遁逃。新聞到了這種地步只講求溫度與速度,厚度不重要,冷掉了就沒人看。

整個社會沉浸在情緒的對抗之中,最原始的人性才是文明社會真正的主宰,講理、論辯、是非、真相,那是落伍的道德標準,如今展示肌肉與力量,在抗爭中積累政治資本,才是謀求權力、名位與財富的不二法門。基礎建設是不是前瞻不重要,能否提升中南東部的交通網絡,沒有人在乎,最重要的是,哪個政黨提出的?只要是敵對政黨的重要政策,就非誓死反對不可。

不合理的年金壓垮國家財政沒關係,拿來建設天龍國以外的國土,就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否則就是養蚊子。台灣有超過三百萬人每個月領不到三萬元,青年失業率長年居高不下,國家經濟往下走,少子化衍生超高齡社會,台灣敗象已露,現在搶救都可能來不及了,竟然還有些人霸住不合理的年金不放,連減少一點,但還是能夠維持基本生活所需,都不肯讓步。那些人想要趁國家破產之前能混就混、能撈就撈。

用更多的民主才能治療民主之病,這是民主制度自癒的基因療法,但是愈來愈失去理性對話的能力與包容,讓吞噬民主的病毒產生抗體,以致IS化與極右勢力沿著地緣政治的軸線對決,成為廿一世紀人類社會最大的變數。幸而幾隻大黑天鵝,川普已日益馴化,而英國脫歐之後,幾股重大脫歐勢力卻在近來的選舉中敗退,問題是籠罩在民粹中的台灣何時才能走出來?(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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