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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中國文化毒死李敖

[轉載自:前衛出版社]

[轉載]於2018-03-05 10:03:06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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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中國文化毒死李敖

 

在封閉的中國剛開放的時候,我曾欣賞過李敖。主要出於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曾痛批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柏,推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高歌主張西化的胡適。李敖早期比較有影響的作品是《播種者胡適》,讚美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起的作用,肯定他想走西方民主之路的努力。

 

二是李敖當年敢批判國民黨、嘲諷蔣介石。這跟他推崇西化有關,或者說,任何推崇西式自由民主的人,就必然跟代表專制的蔣介石 和國民黨發生衝突。自由與專制無法相容。在當年維護蔣家王朝、頑固守舊的中國文人主導台灣文壇的年代,李敖那些跟(政治和文化的)權勢們戰鬥的文字,表現了一種反專制精神。

 

三是李敖很用功,好像讀了不少書(但基本局限於跟中國有關的),下的資料功夫也超過很多人,而且他還頗有活學活用歷史的能力。與此同時,他勤奮寫作,無論好壞,他那大概有幾百萬字的文章書籍,應該是熬了不少心血的結果。

 

除此之外,李敖有一條寫作原則也是我信奉和力求實踐的,那就是文章要盡量寫得通俗易懂,不要掉書袋,不要用一些大詞唬人。李敖曾強調,他的文字要讓中學生和家庭主婦都能看得懂,我迄今贊同他這個主張。西人有言:那些故意繞來繞去、玩弄深奧詞彙的,其實就是把淺水坑攪渾了,讓你看不到底,以冒充深刻。李敖早期推崇自由主義、反國民黨的文字的確通俗易懂,也簡練、乾淨。但他後來這幾十年的東西我早已不看了,因為垃圾用多麼漂亮的盒子包裝過來也不能吃呵,更何況這年頭漂亮盒子越來越多,李敖的早已不上數了。

 

李敖後來之所以成為我痛恨的惡棍、文痞,認為他是中國文人中的惡之典型(他自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其中第一個原因,是他做人的缺德。政治觀點另當別論。

 

以他跟蕭孟能的官司(詳情網上有很多)為代表的諸多事情表明,李敖是個沒有良心、沒有道德底線、沒有任何做人基本規矩的「非人」。他後來一路把打官司做為一個賺錢之道,其邪門思維是正常人無法想像的。之前在中國,根本不瞭解李敖的為人和他那一堆令人目瞪口呆的惡行。世界上流氓很多,但文人能做到李敖那麼流氓的,古今中外都沒讀到過,更別談見識過了。

 

世界上偽善的文人很多,說一套,做一套;即使不是偽善的,也多是說的比做的好(這是自然的,很少有人能達到自己推崇的高度);但無論如何,最起碼,大家都是宣揚正向價值。而李敖不同,他不僅行為缺德,更堂而皇之地公開宣揚損人利己的、負向的、甚至反動的價值(這裡拋開政治觀點、意識形態,僅指基本做人準則方面),最典型的一句是:

 

「你不知道我的性格吧?我一點虧都不吃的…… 過去吃虧就是吃虧了,可是現在我要佔便宜占回來。我這人就是這樣,絕不吃虧。」這跟曹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完全是同一個邏輯。如此文人,天下罕見。誰跟「絕不吃虧」的人沾邊,誰就註定倒八輩子霉,蕭孟能就是最晦運的一個。

 

從李敖做人的極端缺德可以看出,他認認真真讀那麼多中國古書,吸收的全是惡,中國文化中好的一面跟他不沾邊,真是一絕。他能把中國文化私德中的「惡」學得很到家,對那個文化中意識形態的惡——沙文主義,更是消化、吸收到骨縫裡了。這就談到他的政治觀點了。

 

反台獨當然是沙文主義的最典型表現。而在所有反台獨的人中,達到李敖那種程度的,並不多見。如前所述,李敖早期曾推崇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但他鬧劇一樣的反台獨,徹底改變了我對他「推崇自由主義」的認知。最近重讀《播種者胡適》一文才意識到,該文多是敘述歷史,他自己的觀點只佔很少部分,而且還有明顯的錯誤之處,比如他寫道:個人主義「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譯作個性主義,這主義的特性有兩種:一種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

 

明擺著,Individuality 是指個人的特性、特點、特色,既不是李敖上述的解釋,也不是個人主義、個體主義 。我無意嘲諷李敖的英文,因為某個英文單詞的意思查字典就可以知道。但「個人主義」則是一個被東方所有專制政權都妖魔化的詞彙,其確切的涵義,則需要對西方民主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根基有非常清楚的認識才能真正懂得。

 

個人主義是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的根本價值,是保護個體的自由、個體權利、個體的尊嚴。懂得和尊重這種價值的人,絕對不會反台獨,因為無論歷史上台灣是否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個體主義的價值下,今天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權。相對整個中國來說,台灣是一個個體,中國應該尊重這個個體的選擇;相對整個台灣來說,每一個台灣人是一個個體;所以只有用公投的形式來決定台灣是否應該獨立,才能最大程度上尊重多數個體台灣人的意願。

 

事實上,在李敖那裡,個人主義就是個人風頭、個人利益;自由主義就是言語可以胡說、行為可以放縱。他全然不知真正的自由伴隨的是責任。李敖宣稱欣賞胡適。胡適是反共、推崇自由主義的謙謙君子,李敖則去做胡適的正反面。李敖讚美胡適「有所不為、他潔身自愛」。有所不為,是指做人有底線;潔身自愛,是看重自己的個人尊嚴。而李敖不僅在思想領域徹底人格分裂,早已把自己的尊嚴踩在腳下,在私生活領域,更是時刻不忘拿自己當猴耍;自卑自賤到成天炫耀自己有多少女人也罷了,還把自己的正面裸體貼到自己的書裡,更舉到立法院的講台上,那就等於說,他跟大猩猩沒兩樣,談何「人」的尊嚴?不知那幅大猩猩照片是如何面對他女兒的。

 

李敖不僅當年在狀況外,晚年就更走到了他自己所理解的「個人主義」的正反面。他當年欣賞胡適,「以望七之年,(在紐約)親自買菜作飯煮茶葉蛋吃」,而他自己今天卻為個人利益去投中國獨裁者和憤青們所好,諂媚共產黨,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而且瘋狂反美,居然寫出《陽痿美國》那種比網上五毛憤青更低級的東西,甚至在演講時說,「一切中國的苦惱,都是美國帶來的。」李敖變成了一個井底毒蛙。

 

除了反美、反台獨之外,按說一個反國民黨專制的人,應該更反共產黨,因為徹底剝奪私有財產、更加獨裁專制的共產黨更邪惡。但靠反國民黨起家的李敖,晚年卻跑到共產黨的地盤說共黨創造了中國的盛世,要大家「保住它。共產黨願意為人們服務嘛。我們就是人民,讓它為我們服務」,「你要照顧它,我們希望共產黨活一千年,我們在它背上貼著它、哄著它、耐著它,讓它為我們服務,有什麼不好?」「中國曾經經過那麼窮苦的日子,現在雖然還是會窮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謝中國共產黨!」這種話,即使是最無恥親共的中國國內文人都說不出口。至此,李敖當年反國民黨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成為一個人格分裂的典型。

 

李敖一面刻苦用功,勤奮讀書寫作一輩子,欲做思想家,一面胡吹亂侃,得意洋洋地宣揚損人利己之道,更像街頭小地痞般把自己當猴耍。這種精神分裂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壇上,你都絕對找不出第二個。但在華人世界,怎麼就可以出現一個李敖這種人格分裂的怪物?這裡起碼有四個原因:

 

第一,讀中國古書中毒。跟柏楊同樣,雖然他們早年都是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柏,但在反復咀嚼那些糟柏的同時,他們吸取了那些糟柏中最毒的成份——沙文主義。沙文主義的核心,就是不尊重他人的選擇權;這種不尊重,在家庭的體現是父父子子,在國家內的體現是君君臣臣,在民族和國家範疇,就是大民族主義。

 

除了沙文主義之外,中國文化裡還有一堆害死人的負面價值:人和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等等,其陰毒、邪門超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種族。而李敖又是刻苦用功地把那些毒素好好地咀嚼、消化、吸收,身體力行,成為展現那些毒素的最典型載體。

 

第二,台灣的特殊環境。台灣之前屬於日本,所以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沒有中國人那麼精通(台灣的幸運),再加上228一大批台灣文化菁英被殺害(台灣的悲哀),於是在台灣「外省人」那個非常小的中國人圈子裡,李敖稍微刻苦用功一點,就在台灣島成「王」了,於是他就狂妄到不可一世了。

 

那為什麼當年在中國也有很多人欣賞過李敖呢?很簡單:其一,因為共產黨也反國民黨,所以允許他的東西在中國發行。其二,如果李敖在中國,他早就被抓進監獄滅掉了(當然更可能是,以李敖的精明,他早就圓滑閉嘴了,他2005年的所謂「神州之旅」足以證明他是那類人);正由於在中國任何一點反專制的思想表達都被滅掉了,所以中國人是從反(共產黨)專制的角度看李敖那些反國民黨的作品。

 

同樣,如果李敖是在美國那種自由的環境,其一,他的那點想法根本不會「出奇」,絕不可能讓他像在台灣這麼出名,絕不會提供(媒體)條件讓他像在台灣這麼狂妄;其二,他那些反人類正向價值的言論、他那些13點的瘋言瘋語,他那些大猩猩舉動,(根本不等他發展到那一步)早就被知識界口誅筆伐、扒三層皮了,他早就像老鼠一樣鑽地洞不敢見人了。

 

所以,在海峽兩岸都「非正常」的環境下,李敖這個怪胎就產生了。但這樣的怪胎怎麼能被容忍、怎麼能繼續存活呢?這就是因為下面的原因:

 

第三,台灣的惡法。台灣有個不僅是落後,簡直是反動的誹謗法。所謂的誹謗可以被判刑事罪,不僅會被罰款,還可能會坐牢;雖然判六個月以下可易科罰款,即以繳錢抵刑期,但當事人必須出庭。任何人批評李敖,都可能被他告誹謗;而且陳文茜明說,告人是李敖的一個賺錢之道。很多被李敖提告的人和出版機構,不願出庭見到李敖,或不願麻煩,就給他一筆錢庭外和解了事。於是李敖就不僅賺到了和解費,更養出了他的霸道,越來越少的人敢批評他。所以是台灣的惡法在保護李敖這種惡人,讓他成為文壇一惡霸。就我這本書,這篇文章,已經被好幾位朋友警告,小心李敖告你。那我就等著,他要來告,我非跟他打到底,絕不和解!而且會信守本書序言諾言,起碼再寫十篇罵李敖。就不信惡霸能惡到底。

 

第四,前面談到的,都是產生李敖這個怪胎的外在因素,在此之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那就是李敖有一股超出常人的偏執狂般的風頭慾、名利慾。上述幾個特殊因素和條件,使他在台灣「成王、稱霸」了,於是他更加狂妄,風頭慾也更強,整個成了一個風頭狂。

 

風頭狂為了自己的風頭而口出狂言。他往往有些性格特點,也有超出一般人的表達能力,所以他敢說話,尤其說那些普通人想說卻沒膽、也沒能力說的話,於是他就人氣衝天了。這種人表面上是在追求某種理想,但實際上是「為風頭、為人氣而奮鬥」。他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他不僅要無聲無息的金錢利益,他更要風頭、要榮耀、要得意、要做老子、要你們都來諂媚我……。對他來說,要風頭之癮超過要毒品。

 

當正向價值、大眾的心聲和他自己的利益在一個軌道上的時候,這種人的確很「敢言」,因為他清楚,自己的言論貌似出格,卻得人心、頗有人氣,不僅沒損失,還能給他帶來名利雙收的利益。但當說真話沒有既得利益,與他自己的名利不在一個軌道上,跟他的自身利益發生衝突、甚至可能會有損失的時候,他就會立刻轉向,是另一番表演了。李敖的中國行、北大演講都詮釋了這種人的生活哲學。

 

換句話說,風頭狂也不是沒有理念,但追風逐利是第一,是他的出發點和目標,甚至成為一種生理需求。這類人腦子裡壓根就沒有原則、理念、底線、尊嚴這些概念。如果說有,那他的準則就是時髦的風向,他的底線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這種人非常現實,就是李敖的絕不損失,絕不吃虧,其本性是「痞」。

 

這就是這類人為什麼常常變化、自相矛盾、人格分裂的根本原因。這類人的變化,絕不是在追求真理過程中真誠的思想轉變、心靈成長,而是對時局、個人利益權衡後的結果。這種人在哪個陣營都是可怕的,因為他遲早會為風頭和利益而放棄原則、放棄理念,那個時候,他就是你追求理念征途上的最大障礙,如果不是最大敵人的話。像李敖,就可以從最高調罵國民黨、鼓吹自由主義,一下子成為給共產黨點頭哈腰的自我精神閹割者。再如台灣的另一個風頭狂施明德,可以從民進黨主席變成紅衫軍總指揮。

 

人追求名利當然沒什麼錯,這既是人的天性之一,也是促個人奮發、促人類前進的動力。但名利的前提是真正「建功立業」、做正派的人(而不是痞子)。風頭、名氣、人氣、利益只能是建功立業道路上的副產品,但很多人卻以追逐副產品為奮鬥目標。他們不知道,如此做法的最終結果,就是得到他們期待的正反面。在這點上,施明德是一個樣本,李敖更是一個典型。

 

他要風光、渴望被重視、被尊敬,但結果不僅在民主台灣被淘汰(除了陳文茜,還有人把李敖當回事兒嗎?),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更被淘汰(連毛左派都不買他的帳,更別談自由派知識分子了)。他大概只在「不醒人事」的年輕憤青裡還有點市場。一旦中國民主了,人們有了言論自由,李敖在中國的情形就會更慘了,會徹底被邊緣化,被淘汰。

 

李敖羨慕胡適「不是一個過時的人」,也知道「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結果李敖還活著,一個最最渴望被重視的人,就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完全不被重視」的命運。

 

李敖對自己的現狀當然很清楚,所以對自己的現狀和結局很悲觀。在陳文茜(2015年)給他主持的一場演講會上,他以一種非常失意的口氣勸告台下的年輕聽眾,「你們不要學李敖 」,等於否定了自己。於此同時,他讚美、羨慕陳文茜多有錢,幾條狗都有專人養。這就是八十多歲的李敖在臨近蓋棺論定年齡的最後人生哲學。

 

一個人辛辛苦苦努力了一輩子,寫了上千萬文字,就想要風光,要得意,甚至想在文化人中當 「王」 的人,結果落到不僅被遺棄,更落到被正常文化人(無論哪個陣營)當小丑看的地步。李敖其實是非常可憐的。歸根結底,我認為最根本的是中國文化裡面的毒素害了他。能把漢武帝之後的十幾個皇帝倒背如流的李敖下了太多功夫研習怎樣毒死自己。在這點上,他成功了。

 

這是曹長青先生2017年5月由台灣前衛出版社出版的《罵讚台灣人與事》一書中的第一篇,作者授權網絡首發《台灣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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