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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篇系列)

香港《開放》雜誌

[轉載]於2020-08-04 15:08:07上傳[]

 




作者註:這是我當年寫的一組文章,雖然後來某些觀點有所轉變和調整,但總體來說沒有大的改變。藉此重發(保持原文)悼念李前總統。我在自己推特和臉書上說:李登輝前總統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取消黑名單,廢除戡亂條款,推動總統直選。他堅定反共,曾說台灣是小辣椒,中共吞下就辣死。他曾授權我寫他最後一本傳記,所以曾多次採訪他、他的妻子女兒、兒媳孫女及朋友等。李登輝雖還有一定的黨國思維,但重要的是,他有民主想法和胸懷,推動台灣民主功不可沒!


曹長青:「他已經忘記了曾做過總統」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1)

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污辱、謾駡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台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文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信息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今年台灣大選前後,我曾數度到台灣,並有機會參加了李登輝先生主持的幾場論壇會。通過近距離地觀察,並和他交談,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平民,李登輝在台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像的。但上述這兩點,並沒有促使我想寫他,因為寫曾經是當權者的人物很難把握。

導致我對他發生興趣,並考慮寫一寫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聽到的他的兩句話,而由於這兩句話,我自認為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

這是兩句台灣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為奇的話,但對我來說,卻不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論壇會之前,李登輝和彭明敏先生宴請會議的發言人。在一桌紛亂的「雜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你等會兒」的政治笑話,那種從台灣傳出、作踐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12年的台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率真、不做作。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經常會在某個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台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雖然他頗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興趣,但也沒有想寫他;覺得台灣有很多人熟悉他,寫過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實在不到湊熱鬧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話,決定了我這組文章。

祈求上帝的幫助

在一次論壇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我問了李先生一個問題,「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像《皇帝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憾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瞭解到,在台灣幾乎任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啟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台灣大選。

於是借晚宴機會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問題,他則興致勃勃地有問必答,對任何問題都極為坦言,使我把飯局變成了一次非正式的採訪。從蔣經國,到魯迅、達賴喇嘛、張學良,到台灣大選、公投制憲,他對任何話題都侃侃而談。我為他的坦誠而驚奇,對旁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Ross Terrill)感歎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講話。」譚若思悄聲地對我說了一句精彩的評論,「他已經忘記了他曾做過總統。」

這個已經忘記了,或不感覺他曾做過總統的人,在他的書裡,在我後來的專訪中,對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則清晰如昨……


曹長青:激情浪漫、喜歡文學的李登輝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2)

由於李登輝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所以在台灣大選之前的緊張中,在李登輝一場接一場地站台、趕場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會」政策法案研究處周美里處長的陪同下,去李登輝先生在台北翠山莊的官邸對他做了一個專訪。談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灣的民主之路,在大選前的激蕩中,李登輝顯得輕鬆愉快。

學農業,為了去中國

記得李登輝說過他年輕的時候熱衷文學和哲學,但怎麼成了農業經濟專家了呢?「本來我是念文學和歷史,」李登輝說,「但學文學和歷史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沒有什麼出路。後來改成農業,想學完以後去中國發展,因為中國很大,是個農民國家,而且農民生活很苦,中國最可憐的是農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國的東北。但一開始學農業,討厭得不得了,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後來慢慢覺得瞭解一些農業也不錯啦。」

李登輝選擇「農學」,出於他對提高農民福祉的願望。他早年曾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頗有些社會主義想法。他認為土地應該歸那些耕作的農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襲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過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觀點在家裡就遭到強烈反對,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則是大地主。

無論土地是否應該分配,李登輝後來卻對農業真的產生了興趣,至今談起都興致勃勃。「我告訴你呵,」他非常認真地說,「我是第一個做台灣的經濟統計的人。」那口氣簡直比說「我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更自豪。接著,他談起了曾走遍、並記錄了台灣的每一條河川的經歷,話語中清晰地流露著對自己熟悉的專業的留戀,對自己走過的土地的情感。

喜歡魯迅、郭沫若,卻不喜歡胡適

在我跟他有限的幾次交談中,就兩次聽他很認真地說,「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魯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老實說,我不喜歡胡適哎,真的不喜歡啦。」「為什麼呢?」我問道。「魯迅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風,其實主要由於作者的個性導致。魯迅是那種有激情的、戰鬥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種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拋開魯迅後期的左翼傾向,僅從風格比較,我個人對魯迅的欣賞也超過對胡適。讀魯迅有「過癮」感,而讀胡適卻不僅讀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許是由於他名聲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讀時難免失望。

喜歡胡適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討自由主義;而喜歡魯迅的人,則總是忍不住充滿激情地身心投入。我無意褒貶哪類人,因為性格是上帝給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歡哪類風格,卻常常可以反映出那個人本身的氣質。熟悉李登輝的人一定認同,他屬於那類熱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他給長子取名李憲文,憲是輩份,文則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由於李登輝說起他高中時代讀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讀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很多對李登輝喜歡說日語的指責。

用日文寫情書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錄》中,李登輝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醜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說我對日本如何,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種觀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輝,一直到22歲二戰結束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下。日本人為了對台灣實行殖民地教育,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灣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輝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當時日本還指定一些家庭為皇民,所以擁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還被列為皇民。

李登輝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說日語,而且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當年對他喜歡的魯迅和郭沫若,都無法讀中文原著,而只能讀日文版。在二戰前,李登輝也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都是讀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蔣介石政府規定台灣學校一律講北京話,禁止日語和台語,李登輝夫婦才開始學習中文,李夫人還特地請了家庭教師。但畢竟他們的北京話是在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所以並不習慣,他們夫婦平時在家裡仍然用台語和日語對話。由於李登輝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讀的幾乎全都是日文書,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寫日文;他和妻子兩人之間的情書也都是用日文寫的。

他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只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考中學的孩子則留在了台灣。夫妻倆經常給孩子寫信。他們努力用中文寫,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有時打70分,有時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對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說, 兒子給了不及格的成績,還會鼓勵說﹕「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說日語,是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的命運,由不得他自己選擇。而對一種陪伴你成長的語言的熟悉和親切感,是任何一個成年後開始學其它語言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時報》總編輯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談起,台灣老一輩人對日語的感受是當今台灣的年輕人都無法體會的,更何況中國人了。比如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喪,跟他說什麼話都無法讓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軍歌,讓他立刻振奮了起來。這並不表明他多麼親日,而是那種熟悉令他振奮。這大概有點像中國當年的下鄉知青,聽到文革老歌時的感覺;儘管那些歌聲伴隨的生活裡充滿了血和淚,但那畢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對自己生命的熟悉而產生的親切感,而那份親切是外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的。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是中國的恥辱,而不是台灣的,更不是李登輝的。諾大的大清帝國,在台灣人民的一片悲憤之中,把台灣拱手「永遠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曾經獨立建國,迎戰日本,但終究抵不過把大清帝國都打敗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國人來罵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連祖宗的廉恥也不顧了。中國人當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灣扔掉,今天以為又可以隨手把台灣撿回來了。他們當年沒種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飛彈壯膽,就要打台灣,要用飛彈發射「同胞情」。跟這種人群,即使祖宗、雙胞胎都得決裂,何況還不是。

伉儷情深

在採訪李先生的過程中,李夫人端上茶點,簡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這是她的一貫風格,據說李登輝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從來都是打個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們失去了一個採訪李夫人的機會。幸好在一次論壇會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過簡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風格,說她是那種生性不張揚、不張狂的女性,很像布希總統夫人勞拉,或者說像鄰家姐妹,你可以開心地和她談談先生、孩子和家常,還可以和她談陀斯妥耶夫斯基(勞拉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則是西洋歌劇專家)。

這樣一個性情安寧的女性,和那個熱烈激情、喜歡魯迅郭沫若的李登輝,是怎樣相依相伴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呢?李先生送我們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對他們夫婦做了系列採訪後所寫的《虎口的總統》,算做對我們沒能和李夫人交談的補償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輝小三歲,畢業於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兩家是世交,祖父輩時就關係甚篤。二戰之後,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習,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做農業經濟助教;這時他開始和曾小姐戀愛。別以為學農學的人很呆板,李登輝和女朋友的約會比很多學文學的人都浪漫。

每次見面,他都會送給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庫的書,如他自己最喜歡的哥德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見面兩個人就要交流讀後感。對此李夫人對上板冬子說,其實她在談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輝的指教。

我不禁感歎,他可真挺高明呵,這種對女孩子指教的過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學智慧、最能贏得女孩子芳心的辦法。從李登輝至今都很健談的情形可以想像,當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談闊論的。果然,他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女友一顆崇敬的愛慕之心。李登輝也真沒白喜歡了一場文學,他要結婚的時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詩﹕「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著聊著,竟然就變成了豔紅的玫瑰花。」

結婚後,李登輝對妻子的疼愛,大概也會讓很多女性羡慕。一個小例子,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讀博士的時候,閑在家裡的妻子覺得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學會開車,但李登輝卻不許她學,理由是「你出門後到回家以前我會很擔心的。」於是聽話的妻子放棄了學開車,而改學安全的高爾夫球了。

在對上板冬子談到和李登輝的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時,李夫人對很多細節都念念不忘,記憶如昨日般猶新。我妻子在論壇會和晚宴中觀察到,那個年近80的老人,看著與自己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丈夫時的眼神、傾聽丈夫講話時的專注和欣賞、為丈夫鼓掌時的真摯,一如18歲少女注視初戀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說,那個當年的曾小姐在傾聽李登輝高談闊論《浮士德》時的仰慕也不過如此吧。

雖然妻子對丈夫讚賞有加,但正如很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時都會諮詢自己的妻子,李登輝也同樣,他說,「我認為我太太是最標準的老百姓,當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麼想而難以判斷時,我都會參考她的意見。」

在李登輝放棄了學者生涯而步入政壇後,李夫人一直謹小慎微地護佐著丈夫;在李登輝終於無官一身輕的時候,她鬆了一口氣,「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總統擔子的李登輝,卻一直沒能如太太的願。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輝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給邊遠地區的原住民傳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總統的榮耀,而是到深山裡傳教的快樂。但是台灣政壇的風暴自李登輝卸任後,從來都沒有停息,他奮鬥12年所創下的成績和未竟的使命,無法不使他更牽腸掛肚……


曹長青:蔣經國推李登輝青雲直上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3)

由於在第一次見到李登輝時,就聽他說起當上總統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問到了他是怎麼當上總統的問題。

「我直到30多歲的時候,都是一心想讀書,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李登輝說道。「我是由於在農業經濟專業出名了,蔣經國身邊的人認為,要解決農業問題,應該用李登輝。」當時蔣經國認為,農業發展對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對台灣農業經濟瞭若指掌的李登輝。據說,當時他做的台灣經濟報告,被認為有可能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被蔣經國看中,他拿諾貝爾獎的夢只有就此終止了。1971年,李登輝被叫去給蔣經國匯報台灣的農業問題,給蔣經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隨後就被邀請加入國民黨。也就是說,李登輝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那一年加入的國民黨。但當時作為普通公民的李登輝對聯合國把台灣排擠出來,並沒有太多的感覺。他說,「老實說,當時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因為這根本輪不到我出場。我只要做好份內喜歡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不僅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政治興趣。

破格提為「台北市長」

但在加入國民黨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蔣經國封了一個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職位。當時李登輝正在紐西蘭一所大學演講,接到電報要求他速返台灣。回到台灣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務委員到底是個什麼職務。還是他22歲的兒子不無調侃地告訴他,「那是當完部長級的大官之後,沒有什麼職位可以安插的老人當的官。」而當時李登輝不僅只有49歲,也沒當過任何部長級的大官。他當時的政務委員同僚中,有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他就是當了內政部長之後沒法安插了,就給了個政務委員的職位。

自擔任政務委員起,李登輝就開始了和蔣經國的頻繁接觸,並開始了他踏入政壇的火箭之旅。蔣經國經常邀請他一起去農村探訪。在這期間,蔣就曾表示,農業對整個台灣都很重要,所以對李登輝而言,最有意義的工作是做台灣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輝做了省主席,整個台灣的農業都有可能升級。但李登輝並沒有認真考慮和揣摩這些話,也沒有做任何放棄在學術領域發展的計劃,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蔣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期滿後,由外省人組成的國大代表一致選舉蔣經國任總統,沒有反對者。蔣經國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職,隨後在6月9日,也就是說,在蔣經國當上總統不到20天的時間內,李登輝就被任命為台北市長。

「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

和蔣介石相比,蔣經國比較隨和、平民化,也一直採取親民政策,這點早就從媒體、書籍等資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輝交往中的「隨和」還是遠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輝當上台北市長以後,蔣經國這個堂堂的總統,竟然頻繁地,每週有三、四次親自跑到李登輝的家裡,和他談話聊天,詢問工作情形,給新任市長打氣,甚至聽他發牢騷。而且蔣經國的造訪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樣,直接就去了。有時李登輝還沒下班回來,李夫人也外出購物,蔣經國就自己坐在客廳一直等到李登輝歸來。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約三個月。然後,有一天,蔣經國又來跟李登輝聊天的時候說,人們對你做市長的評價很好,沒什麼問題了。於是就不再來了。原來蔣經國是擔心,這個被他看好的農業專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長的工作。這種總統親自登門到一個市長家裡關照的情形,相信在哪個國家都是罕見的。蔣經國對李登輝如此這般的重視,就已經預示了李登輝仕途的順利。因為台灣當時畢竟還是個專制的國家,獨裁者的一句話完全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在做政務委員期間,李登輝是一隻腳在政界,一隻腳還留在學界。出任台北市長以後,才辭去了台大教授的職務,雙腳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經預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學術界了,所以把自己關於農業的藏書全部捐給了台大圖書館。

儘管蔣經國對這個台灣人的台北市長十分偏愛,但李登輝本人對自己的仕途並沒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當上台北市長後,他真的想好好做個稱職的市長。上任後馬上全力以赴開始研究都市的發展計畫,並很快從東京購買了全套12卷的《岩波講座.現代都市教室》,隨後又陸續買了很多關於城市建設規劃的書。李夫人曾感歎道,本以為把那些農業書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時他們可以輕鬆一下了;沒想到丈夫又迅速把書架填滿了。

但李登輝卻肯定沒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設的書看完,因為蔣經國根本無心讓他做什麼台北市長。在被任命為台北市長的第二年,李登輝就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常委。又過了只有兩年,也就是1981年底,蔣經國就讓李登輝當上了台灣省主席。當時在國民黨高層內,履歷經歷遠比李登輝厚實的元老、大老們比比皆是,怎麼排也輪不到李登輝的頭上。難怪黨內有人不服氣地表示,「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事實上,李登輝後來才知道,蔣經國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黨內有人反對,認為李登輝政治經驗太少,所以才讓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長。

的確,蔣經國對李登輝的厚愛是毫不掩飾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輝當上省主席之後,還親赴省主席官邸,祝賀李登輝當選。他對李登輝做台北市長和台灣省長的表現都十分滿意,對他的執政報告評價高得驚人,認為他已經積累了很好的經驗,應是從新的制高點來觀察台灣國情的時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屆總統期滿,要競選第二屆總統時,蔣經國就親自問李登輝,願不願意做他的副總統。就這樣,在台灣省主席的位置還沒有坐熱乎的兩年多之後,李登輝就又被蔣經國提名為他競選總統的搭擋。以李登輝的黨齡之短,資歷之淺,一下子越過所有元老,登上副總統寶座,無法不令很多國民黨人目瞪口呆。

而且據李登輝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蔣經國就邀請李登輝和他乘同一部車外出,用這種以前從沒有過的「總統副總統同車出門」的舉動,對外展示蔣和李登輝關係特別好。除了同車外出,蔣經國還和夫人一起,罕見地在自己的總統官邸宴請李登輝夫婦,讓行政院長和總統府秘書長夫婦作陪。

獨裁者這種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對他這麼好,你們下面也別拿他不當回事。

蔣經國對李登輝特別好,不只是「秀」給別人看的,私下也是關照倍至。例如,他會親自到剛上任的副總統辦公室,問訊家俱陳設之類的小事。而李登輝要做例行的身體檢查的時候,蔣經國不僅指定要讓他住本是總統專用的病房,而且幾天後又追問體檢結果。更甚的是,他覺得李登輝做省主席時住的房子太小,要專門給他建一個寬敞的副總統官邸。由於擔心別人說閒話,蔣經國表示,還要蓋五院院長的官邸。可是等副總統的官邸建成,李登輝搬進去之後,蔣經國卻表示,五院院長的官邸不必建了。結果李登輝一家住在起碼可以盖六個官邸的大空地,又養狗,又養羊,還建了操場讓警衛打籃球。

蔣經國為什麼對李登輝情有獨鍾?

雖然李登輝清楚地感覺到「蔣經國對我有很特殊的感覺」,但是,不僅在與朋友的交談中,在接受我的採訪中,還是在他自己的書裡,李登輝都表示,「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可能是因為沒有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早逝吧?經國先生晚年曾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李登輝認為,蔣經國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為他是台灣人之外,還認為他「認真而誠實」,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輝自己對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統位置也並沒有什麼大的感覺。他說,大權在總統手裡,其它權力在行政院長手裡,副總統的位置,真的就像蔣經國所說,只不過是「觀察國情」。他已經做好準備,當完那屆副總統就退休。沒想到卻由於蔣經國的突然過世,而意外繼任了總統。他認為「這就是歷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讀到的資料來分析,我不認為李登輝的判斷很準確。我對李先生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功績十分推崇,但對他「看人」的能力卻實在不敢恭維。連戰、宋楚瑜都曾經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時候,他全力為連戰助選,有時竟一天站台七場,以至引起心臟不適。可是連戰仍然敗選,難怪宋楚瑜陣營譏笑連戰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輝卻居然完全相信連戰能贏,以至大選結束,連戰慘敗的時候,李登輝只能取消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行程,因為他只準備了勝選謝詞,卻沒有準備落選感言。而連戰敗選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輝辭去黨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輝當上總統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心腹,但後來也完全背叛了他。連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為這兩個人,無論在性格為人上,人生經歷上,在宗教信仰上(連戰和宋楚瑜都沒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輝有著本質性的不同。

而蔣經國則在上述每一點上,都和李登輝有相近、重疊和相同之處。首先在人生經歷上,兩人都曾學習並推崇過馬克思主義,然後又都清晰地拋棄了社會主義;在宗教信仰上,兩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兩人都質樸、率真,又激情、倔強(據史料,年輕的蔣經國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輝雖然隨和,卻有很固執的一面,在原則問題上是不讓步的。例如據李登輝新書披露,宋美齡為了左右政治,從美國回台,總給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灣規矩,被送者要回送禮物,於是就有了一個和宋美齡見面,聽她訓話的機會。但李登輝卻從不去回送。而蔣經國雖然凡事仍稟報後母大人,但內心對宋美齡干政也是不滿的。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和推斷是,蔣經國頗為欣賞李登輝的個性,或者說,倆人就是對勁兒;這點在他重用李登輝上是起了相當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國人拍的影片《蔣經國》中還有這樣的描述﹕說李登輝在美國念過書,通曉英文,溫和有禮,是基督徒,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蔣經國認為,李登輝具備做為中華民國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他想到李登輝身材高大、面帶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當滿意。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見證台灣》一書中,李登輝透露,蔣經國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認為,「如果太太風評不好,這樣的人當什麼長都會出事。」而蔣經國對不張狂、不招搖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經常關切地詢問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倆的政治理念在一個軌道上。蔣經國一路清晰、有計劃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輝,比任何其它事實都能證明他意欲使台灣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決心。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他對台灣本土化的意識很強,這比較屬於原則上的問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他在很多地方展現出要在台灣生存,到中國大陸去是沒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蔣經國開啟兩化

蔣經國在1985年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時就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說法,第一,台灣是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第二,從來沒有考慮過蔣家人士繼續接任總統;第三,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只要中共在大陸實行共產制度,台海兩岸就絕無談判的可能。

正因為蔣經國清楚台海兩岸沒有談判的可能,同時反攻大陸也沒有可能,所以他意識到國民黨應該把立足點轉向台灣。因此不僅他掌權時任命的三個台灣省長(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全都是台灣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選總統時,就選了台灣人謝東閔做副手。在1984年他還通過李登輝的手,釋放了因主張台獨而被捕的一些人士,並表示台獨不是犯罪。據李登輝新書中的歷史記載,1986年以後,蔣越來越表現出對台灣的關注。1987年7月,蔣經國又請李登輝出面,邀請了12位德高望重的台灣地方長者會面,在這次談話中,蔣經國歷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灣人。」

事實上,自從蔣介石死後,「中華民國」涵盖中國大陸一說就開始發生變化。李登輝被任命為台北市長的時候,任職令上沒有像以往那樣,寫有「首都市長」字樣(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為台北是中華民國首都臨時遷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長」。

在意識到本土化的同時,蔣經國也意欲推行台灣的民主化。他對台灣最重要的貢獻,可堪稱偉大之舉,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兩年,開放了黨禁、報禁。今天看來,他的了不起,超過了蘇聯的戈巴契夫,因為戈氏沒有做到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兩點。無論哪個獨裁國家,只要開放黨禁、報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勢不可擋。所以蔣經國的壯舉,為台灣走向民主推動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蔣經國的容忍下,民進黨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聖誕節,國民黨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憲法實施40周年紀念大會,病中的蔣經國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就在他演說時,11名民進黨國大代表站起來,高喊要求國會全面改革的口號。與此同時,民進黨還發動了大約三萬民眾,在外面舉行要求國會改革的集會。對此蔣經國並沒有做出什麼表示,一句話也沒說。也就是在這個大會上,蔣經國公開宣佈,流著蔣家血的總統就到他為止,並在這個大會上重申,「我也是台灣人」。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抗議是常事,但獨裁者由於太習慣了被恭維,很難容忍當眾遭抗議,所以蔣經國的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公開宣稱「我也是台灣人」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台灣本土意識和民主理念在支撐的話,蔣家的人怎麼可能說出這種話。

抽掉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檔案

僅僅在李登輝做副總統期間,蔣經國就和他有過156次談話,蔣對李登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輝早年曾加入共產黨(這點我在後面的文章中還會談到),在蔣經國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備總司令部找去問話。在接受我專訪的時候,李先生給了我一個獨家資料,他說,「其實我告訴你,有一點,我以前沒有公開說出去過,我想蔣經國是為了以後用我沒有麻煩,把我加入共產黨的那一段經歷從檔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為以後的提拔開路,可見蔣經國是多麼有心。李登輝認為,蔣經國雖然讓他當副總統,但未見得想讓他接班。這個判斷未嘗準確,單從蔣經國去世前要緊急召見李登輝,也可以推斷,蔣是有話要對他說的。

蔣經國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點55分咽氣。蔣的官邸在下午兩點就打電話找李登輝,但他正在接見外賓,秘書竟沒有轉話;到三點多蔣寓所又要求李登輝迅速過去,這時才有人去告訴他情況緊急,李登輝匆忙結束會談,趕到時四點剛過,但畢竟遲了幾分鐘。

蔣去世的時候,國民黨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國華、沈昌煥等,以及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勇等都在場。如果蔣經國不想讓李登輝接班,他完全可以對上述人員留下關於接班人的遺囑,而沒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見李登輝。

李登輝對蔣經國未見得想讓他當接班人的推斷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沒有黨權,也沒有軍權,也不掌握情治系統,一旦接班,怎麼控制?這裡可以分析出兩個原因,第一,如李登輝所說,蔣經國沒有料想到他那麼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應該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蔣經國一方面想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擔心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動搖國民黨的統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機構威嚇和壓制反對派人士。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為無論如何,他還是個獨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過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決。就接班人的問題,他大概還期待,由李登輝接班做總統,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國民黨人主政。

蔣經國雖然意識到要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並歷史性地開放了黨禁報禁,並解除了在台灣實行了38年的軍事戒嚴令,但要讓他預見到、並接受台灣迅速變化到民進黨可以執政這一步,當然是非常困難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輝提拔到憲法規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對台灣走向民主的重大貢獻,就已經決定了台灣後來發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個判斷是,蔣經國之所以沒有清晰地宣佈,或早早地留下遺囑,明確指定李登輝為接班人,還與國民黨的傳統,蔣經國個人的理念、聲譽有關。人們都知道,蔣介石的國民黨雖然一直獨裁專制,但卻從來不敢像共產黨那樣理直氣壯(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他們一直自認是民主政權,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選舉。蔣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權力交給兒子,而是按照憲法,由嚴家淦繼任總統,再通過黨內選舉,蔣經國當上總統。所以對國民黨,有「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之說。

但蔣介石再獨裁,也還不至於愚蠻到像毛澤東那樣,先是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宣佈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理直氣壯地做一個徹底的獨裁者。蔣經國再專權,也不會愚蠢到像鄧小平那樣,把江澤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訴全中國人民,他就是總書記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個完全的獨裁者。

且不說蔣經國晚年已經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開放黨禁報禁的壯舉,這是鄧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澤民、胡錦濤們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即使他仍以獨裁方式執政、用人,他也絕不想給後人留下一個獨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從他對美國《時代》週刊和《華盛頓郵報》的談話,都可以看出,他不僅要給世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形象,也要給世人留下一個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領導人形象。所以他絕不會清晰地表示要讓李登輝接班。對那種明顯獨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才不僅毫不忌諱,更無愧意,甚至還很得意;只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才會只顧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

所以,即使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前趕到他身邊,蔣也只可能鄭重地暗示,國家大任由你負責了等等,即使對李登輝本人,在私下,他也絕不會說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類的話。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蔣經國把李登輝一手提拔到按照憲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經從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確認了李登輝的接班人地位。這既是蔣經國的智慧之舉,也證明了他對李登輝能繼續推動民主理念的信任。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李登輝火箭般的仕途﹕1971年加入國民黨,72年當上行政院政務委員,78年當台北市長,79年當上國民黨中常委,81年當台灣省主席,84年當上副總統。從入黨到當上副總統,總共只有13年的時間。李登輝無論怎麼有能力,沒有蔣經國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雲是絕對不可能的。


曹長青:掌權之後,迅速變「質」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4)

獨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無論是在政策推行上,還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蔣經國對李登輝的提拔。但不想做獨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則困難重重;走民主的道路遠比走獨裁的道路更艱難和緩慢。但被蔣經國火箭般推向政壇的李登輝,的確沒有辜負蔣經國的厚望,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實權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開始了他把台灣政治從「獨裁」轉向「民主」的「質」的改革。他不但盡全力嘗試了,而且做到了。

雖然由於蔣經國的猝死,李登輝按照憲法規定立刻登上總統寶座,但由於那是繼位,在眾人眼裡他也不過是個像嚴家淦那種「臨時總統」,因為實權都不在他手裡。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穩住局勢。在剛出版的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劃。事實上,我在這段期間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沉靜一陣子。」

拒絕宋美齡干政

但在這沉靜的時刻,李登輝並非毫無動作。首先通過選舉,他當上了國民黨主席,又通過換掉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參謀總長等一系列舉動,逐漸掌握了黨、政、軍權。在把國民黨元老郝柏村從最有軍事實權的參謀總長位置調開時,蔣宋美齡親自出馬,用英語向李登輝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託,千萬別讓郝柏村卸下參謀總長的職務,好不好?」當時已年過九旬的宋美齡依然有操控軍權之心。但李登輝認為她這種干預是違憲的,沒有理會。而郝柏村被升為國防部長,後再升為行政院長,仍不肯放棄軍權,要求主持軍事會議,同樣被李登輝斷然拒絕。

國民黨是一黨執政,黨國一體,但畢竟還是執行了憲法,讓李登輝繼任總統,並行使權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激烈的政治搏鬥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性格熱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輝,在政治鬥爭中卻冷靜而清晰地、一項一項穩步往前推動。在進行人事格局的大調換中,他延續了蔣經國的國策,穩住了政局,並贏得了黨內信任。

1990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期滿,按照憲法規定,應由六百多名國大代表投票選舉新的總統。任何要競選總統的人都必須首先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的推薦。李登輝決計競選。他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訪全體國大代表的家,給每一位贈送自己和已逝的兒子合著的論文集,拜託他們投自己一票。要知道,這部精裝本的論文集厚達十公分,很難想像哪個國大代表能真把它從頭到尾看一遍。但很多人還是被李登輝的真誠所感動,他得到了超過80%的國大代表支持,而當時準備參選的蔣緯國和林洋港都沒有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推薦,於是李登輝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當選總統。按照當時的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六年,所以這屆總統李登輝可以做到1996年。

當上總統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選舉而當上的總統,李登輝立刻就以颱風之勢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一﹕不可一黨專制。1990年3月20日當選總統;4月2日即以總統的身份邀請最大反對黨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商談憲政改革、政黨政治等問題。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5月20日宣誓就任總統;5月26日即釋放了因美麗島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許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隨後指示開始處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軍隊只能是國家的軍隊,而不能是黨的。六月份讓軍事強人郝柏村從軍隊退役,改任行政院長。逐步削弱國民黨元老對軍隊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過人民直選領導人得以實現。6月28日即召開國是會議,就台灣民主化問題提出改革議題,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兩項﹕第一,讓那些終身未能改選的萬年國代退職,實行新的國大代表選舉方式;第二,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人民直選。

第五﹕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應採取「務實外交」。1991年4月舉行修憲會議,廢止某些法律條款,等於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廢除已經成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備總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台灣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國。

還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台灣不應再有黑名單。

隨後在1992年,廢除了因言論而被判罪的法律條文。

中國只配被共產專制奴役

看李登輝這些改革議題和驚人的速度,不知中國知識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擁護「胡溫新政」的呼聲中,在一致對李登輝的討伐中,他們是否比較過,在所謂的胡溫新政中,有哪一點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做出任何一絲一毫的本質改變?!可憐的中國人,千呼萬喚,連中國的戈巴契夫還沒有喚出來,就別說開放黨禁報禁的蔣經國了,更別提徹底廢除一黨專制、廢除政治犯、決定人民直選總統的李登輝了。

其實也並不奇怪,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認同共產黨的「中國國情特殊論」而否認中國可以馬上走民主道路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視領土的價值高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寧可讓獨裁的中國吞併民主的台灣的時候,中國也只配繼續被共產專制奴役。

從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輝的堅持和全力推動下,經過三次修憲會議,國民大會和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統由全國人民直選」的議案,並將總統任期由六年改為四年,可連任一次;從1996年開始實行。全民直選這關鍵的一條,一下子就把台灣政治同時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輝不是為台獨而支持台獨,是為台灣人民爭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獨。

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在修憲把總統由國大代表選舉改成全民直選的過程中,以國民黨元老郝柏村、李煥為首的勢力一直全力阻撓。因為他們認為「黨就是國」,「黨國一體」,所以總統由國民黨內選出就行了。在通過總統直選的大會上,李煥等一百多國民黨人,排著隊對李登輝大肆謾駡,罵到連飯都顧不上吃。但李登輝冷靜地聽著他們罵,堅信直選總統的正確性,毫不妥協地堅守理念,結果他贏得了這個主權在民的最關鍵一步。

一個從威權專制繼任過來的總統,能在自己當政的時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選」列入憲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壯舉。因為只要直選,就充滿變數,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權力。而只要是黨內選舉,就不僅永遠是一黨專制,而且獨裁者一個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為這個呼喊中包括為自己爭權力(和權利)。而佔據最高領導位置的人,能夠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總統直選,是非常不容易、極為難能可貴的!因為只要直選,他早晚就有失去權力的一種可能。

在共產中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一直是陷在「進步與退步」的惡性循環中,從來都只有「量變」。而台灣在蔣經國去世前開放黨禁、報禁後,在李登輝任總統的前八年中,通過修憲、確定人民直選總統,一步步從體制上完全脫離了專制獨裁這個封建軌道,完成了把台灣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質變」。

1996年,台灣實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在中共以飛彈演習的威嚇下,李登輝高票當選。在就職典禮上,李登輝說,「這不是慶祝某個候選人獲勝,而是人類基本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於是,「自由與尊嚴」成為台灣這第一個民選總統在後來的四年中全力維護的價值。1999年,李登輝提出中國和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開啟了台灣人民爭取主權獨立,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的航程。

放棄合法的競選連任

在登上權力的頂峰之後,李登輝曾帶著妻子、兒媳和孫女一起回故鄉淡水去爬觀音山。爬到山頂之後,李登輝對孫女說,「阿公走過那麼長的路,終於爬到了山頂。阿公的周圍沒有一個可依靠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來。」

這段話既流露了李登輝孤軍奮戰的感受,也體現了他在剛上山頂時,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樣永遠地盤踞山頂。二千年時,李登輝的第一屆民選總統任職期滿,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他以前做的是國民黨內選的總統,而民選總統他只做了一屆,所以還可以再合法地參選一屆。但李登輝早已決定不再連選,要儘快完成權力移交。

李登輝當時不僅可以合理合法地繼續參選(他參選,2000年國民黨不會分裂,所以肯定當選),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為名,實行威權統治下去,但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權力。想到一個個至死緊緊抱著權力的中國領導人,我對李登輝能徹底放棄一切權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為感佩。所以在採訪他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繼續執政,是什麼導致你能完全放棄權力呢?」

「權力不是我的,」李登輝說,「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他輕鬆的回答幾乎令我無言以對,這個對李登輝來說似乎並不難做到的事情,可為什麼在世界人口最眾多的中國,幾千年來,幾十朝幾十代,直到21世紀的今天,別說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放棄權力,連一個想做點衝破專制鏈條嘗試的都沒有。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李登輝掌權後能如此這般大刀闊斧、風捲殘雲般迅速帶領台灣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體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徹底放棄一切權力?


曹長青:「信仰給了我力量」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5)

由於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是我決定寫這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關注的問題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麼作用。他對這個題目的興致似乎和我一樣,並不亞於對台灣政治。

「我年輕的時候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克服自我。我小時深受祖父和母親疼愛,為了使自己不太嬌慣,上中學的時候就每天早晨第一個跑到學校去洗廁所,以鍛煉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熱烈,所以十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輝的母親也認為他「個性太熱情、太衝動。最好能稍微理性一點。」所以當時李登輝最熱衷閱讀的書是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佛教哲學家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他不僅很認真地坐禪修煉,掃廁所,而且在嚴冬游泳,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個是死的問題。我大概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發問,人為什麼會死?人死了之後究竟會到哪裡去?我剛上京都帝國大學一年多的時候被徵兵,體檢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們問我要做什麼兵,我說要做步兵。我當時想,我和死亡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個賭博。結果由於我是學生兵,不夠資格做衝鋒陷陣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試圖用和死亡較量的方式,來戰勝對死的困惑和恐懼。

當了一年多共產黨員

但是,對佛教的修煉似乎沒有解決李登輝的「克服自我」和「對死亡的困惑」這兩個重大問題。於是在20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由於戰後台灣社會一片混亂,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加重,共產黨的宣傳開始生效。於是和戰後很多年輕人一樣,李登輝開始對馬列主義感興趣,認為台灣要振興,或許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環境,這大概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唯心主義則是要解決內在的人心問題。

他開始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著作,並加入了共產黨。但僅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黨了,因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產黨的做法沒有人性。當時他只有24歲。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二十剛出頭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看出了共產黨的沒人性,不能不說是相當有智慧的。反觀中國今天很多自認為是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人,在今天人類對共產主義有了無數深刻的剖析之後,卻還在強調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產黨以後,李登輝就逐漸開始開始懷疑唯物論了。在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又面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動盪不安,30歲的時候,李登輝意識到「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先明確了必須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麼。佛教他已經嘗試過了,對唯物論也不相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妻子的影響,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親在57歲的時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愛母親,面對這個意外的打擊,頓時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讀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這時信了基督。當時雖然也對耶穌把兩條魚分給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懷疑,但還是選擇了這個信仰。

花了五年時間找到上帝

但李登輝畢竟是個理性很強的知識人,不可能說信一下子就閉上眼睛信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決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和妻子到處去聽牧師講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個教會。「能找到和我共鳴的牧師就打算相信,」他說。

「打算信」是一個人的理性決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猶豫不決。信耶穌基督是基於「靈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論的結果;但「決定信」則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理性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靈性」才能開始顯靈。所以一般來說,決定信,打算信,基本就註定了最後一定會信。

但李登輝還是經過了相當的內心掙扎。「開始也很難信,」他說。「聖女瑪麗亞不用男人就懷胎,耶穌又從死裡復活,可能嗎?這些都是理性常識所不能解釋的。」但他最後遇到一個牧師強調「先信再說。」他說,「你要相信,單單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輝被這位牧師的熱情所感動,很欽佩他,於是就去這個教會受洗了。

從30到35歲,他花了五年的時間,除了聽牧師講道,還讀了康德的《純理性批判》等很多哲學著作,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極限和「為了要讓道德與幸福一致,必須強調靈魂的不滅與神。」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決不了的,是心的問題。要用心來感覺世界,而不是單純靠頭腦。」

雖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輝還是有所疑惑,但是隨著生活和閱讀《聖經》,他的信仰越來越堅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沒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們能夠平穩地活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得到信仰的支撐,」李夫人曾表示,「我們多次遇到挫折和沮喪時,總是打開《聖經》才重新站起來度過難關。」

「上帝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輝夫婦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姻緣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中年喪子。就在李登輝剛剛升任台灣省主席不久,32歲的長子李憲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只有七個月大的女兒。在《虎口的總統》這本書裡,讀到了李憲文去世前幾年寫的散文《我的母親》,《父親與我》。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文筆之好超過了我讀過的很多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關父母的愛情、父子之情的細膩描繪,簡直催人淚下;字裡行間表現出,他是一個非常正向、上進,更充滿感情的小夥子。難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輝夫婦痛苦萬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兒子的遺體被用擔架推走,李登輝親手抱著憲文送到太平間。獨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輝痛苦到考慮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教。但教會的人士勸他說,他只能是個平凡的傳教士,而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偉大的政治領導人。於是李登輝聽從了教會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聖經》來安慰心靈,度過了最痛苦的時光;並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從此之後,父妻倆信仰更加虔誠。

但政壇不僅遠比教堂複雜,更危機四伏。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按照憲法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內部那些元老、大老們自然不服,千方百計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煩。在那些艱難日子裡,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過難關。她不斷地祈禱﹕「上帝,您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我們背不動。請賜給我們力量和智慧。」上帝應允了李夫人的禱告,幫助李登輝度過了難關,穩住了失去政治強人後驚惶失措的台灣政局。

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輝接替蔣經國的總統位置屆滿,下屆總統將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無意當上兩年總統的李登輝,雖然此時已有意一博,競選總統,但黨內鬥爭激烈,國民黨元老李煥、郝柏村等緊鑼密鼓地研究對付李登輝的策略。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李登輝的精神壓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無法安下心來睡覺,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隨手翻開《聖經》的一頁,就照著那頁的經文祈禱,以此尋求神對他的啟示。《聖經》幫助他增加了戰勝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總統任職內,李登輝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幫助,衝破國民黨半個多世紀板結起來的專制官僚機構,帶領台灣完成了從獨裁政權走向民主體制的本質性變化。1996年,通過全民直選,李登輝成為第一個民選的台灣總統,他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信心更強了。但中共的打壓、國內舊勢力的阻礙、國際環境的不利,使台灣的進一步突破困難重重,但李登輝依舊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繼續疾步地往前邁進。

1997年他去巴拿馬參加一個會議,並做了演講。當他走下講台要離開時,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處告訴他﹕「回到房間後,讀一讀『以賽亞書』第四十五章第二、三節。」回到房間後,李登輝夫婦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聖經》中這段話﹕「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閘。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秘的財寶賜給你……」李登輝感覺這是「一道明光」,預示著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來的困境中,李登輝多次想起這「一道明光」。

長老教會推動台灣獨立

在李登輝剛當上副總統的那一年,他從原來做禮拜的教堂轉到了屬長老教會的台北濟南教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1865年從英國傳到台灣的。台灣民主運動最早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長老教會的主要聚會點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輝同年出生,他們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幾代人的歷史。彭明敏的曾祖父是台灣最早成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還是台灣基督徒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長老教會不主張超越塵世的純信仰,而主張入世,參與現實中爭取人權的奮鬥。長老教會不僅一直明確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而且其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更是有目共睹。該教會在1971年就發表政治宣言,主張把台灣的主權交給台灣人民。

1975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長老教會更是發表《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當時人口)決定……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所以長老教會被認為是台獨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而李登輝剛當上蔣經國的副總統,就不僅轉入這個教會做禮拜,還請這個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做「家庭牧師」到家裡來講道;而上述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權宣言》就是翁牧師一手操盤的,他被認為是台獨的先鋒人物。李登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當時不僅不忌諱長老教會和台獨人物,而且賦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與當時的黨外人士溝通。同是基督徒的蔣經國,對此不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輝這樣做的。

長老教會也對李登輝寄予厚望。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後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輝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聖經》做台灣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為他們相信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讓他完成一種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給自己的使命。耶穌就是背負著巨大的使命而降臨,並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國的基督徒領袖中,林肯從年輕的時候,就清晰地意識到要結束奴隸制的使命,最後終於在完成這個使命之後,榮歸天國。美國當代總統雷根,在上任二個月後即遭暗殺襲擊,但沒有致命,不僅他自己堅信上帝還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羅馬教宗保羅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樣告訴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戰勝蘇聯共產帝國、結束冷戰。

李登輝也是這樣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人。很多人形容李登輝帶領台灣人民所走的路,就像《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個上帝給予的新的國家。李登輝本人也這樣激勵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說上帝把台灣這片土地給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應該感謝上帝的恩賜和祝福,並熱愛這片土地。

對於台灣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認同台灣,李登輝表示很遺憾,說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從埃及到西奈半島的過程;他們因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慣了奴隸,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終走不進迦南地;有人寧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隸,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艱難。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還有認同的問題。經過40年的尋找自我、重新建立認同之後,才進入迦南美地。

李登輝說很多台灣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長期被外人統治,做慣了奴隸,缺乏站起來做主人的勇氣和建立新的國家的決心。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給了他謙卑

但深感背負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輝卻不僅有決心,更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這次台灣大選關係重大,對藍營,尤其是對國民黨來說,幾乎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對綠營來說,它不僅影響到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還影響到2006年的修憲以及2008年前台灣定位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也是至關重要。因而選前氣氛非常緊張,於是我問李先生,「如果綠營這次輸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他的口氣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綠營的朋友都輕鬆,「我不看這個(指贏或輸),我是看輸了以後要做些什麼,贏了以後要做些什麼。」

今天回頭來看,他的確具有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風範,如果這次民進黨真的輸了,他也一定會用同樣的口氣對綠營說,「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而絕不會像連宋那樣,大鬧天空。

性格激情、熱烈的李登輝,在緊張關頭卻平靜而輕鬆;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現實政治的情況下,他卻一直能不斷地跳出去,埋頭讀書,遠離塵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這是他和東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們極大不同的一點。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又給了他謙卑。一個人只要跪下來向上帝禱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權力無邊,可以為所欲為。「當了12年總統,還是不習慣權力,」李登輝說,「我並沒有想過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這只能說是老天站在我這一邊。再追溯遠一點,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踏入政治的世界。現在不做總統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輝,更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李登輝去年曾做過一個題為「國家領導人的藝術」的演講,他提出,要做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條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條就是,為國著想,不惜放棄權力。「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他說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棄參選,不僅可以對海內外展示台灣真正實現了民主,也是對打壓台灣的獨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

在和李登輝的交談和對他的觀察中,我從未感覺到他對自己曾做過台灣的總統有什麼自豪感,更無自傲感。倒是他那種強烈的使命感,簡直有一股推人往前沖的氣流般的感染和衝擊力。現在,沒有了任何權力的李登輝,就是用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推動台灣人民站起來。

他說,「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做奴隸,做長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聲。你給他說話的機會,他也不敢說話。現在要刺激他們站起來發聲。」這就是李登輝正在繼續著的使命。

李登輝當總統可以如他自己所說,是個偶然。但我毫不懷疑這裡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護佑台灣,揀選了李登輝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讓他把台灣從專制的軌道中扭轉出來,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對岸獨裁專制的陰影,走進世界民主自由價值的洪流中,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


曹長青:從李登輝和李光耀看中國民主前景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6)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西方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亞洲國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發地走向民主體制?以南韓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基督文明的引進,對儒家文化國家走向民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將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亞洲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戰敗,被美國強迫實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說明問題。新加坡至今還是威權國家。這四個國家中,只有南韓和台灣,是在沒有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自己完成了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而帶領南韓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李登輝,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現象應該不是偶然的。為什麼?

認普世價值才會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督教強調普世的愛,認同普世主義、普世價值。而反對民主制度的獨裁者們,首先是反對普世價值。中國今天的獨裁者們一直用「中國特殊國情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亞洲價值觀」的還有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等)

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說,「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促成一個概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來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的其它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樣的。」

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李登輝強調的都是「普世價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而否定那些「東方文化特殊性」、「亞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觀點。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動政治民主

讓我們再來看看南韓。軍事獨裁者朴正熙也是強調東方文化特殊論,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韓國國情,他認為韓國想把美式民主移植過去,「就如同一個嬰兒沒有經過妊娠期,就發育成熟地生出來了」,是根本不現實的想法。

而把南韓從獨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韓國特殊論」,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都非常親美、親西方,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整個八十年代,他們極力向韓國民眾推銷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韓國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們先後當選為韓國總統後,則更進一步推廣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作為政治異見者從事民主運動時,曾被獨裁政府軟禁並絕食抗議,在這些過程中,他們都是靠著向上帝禱告而堅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他甚至認為﹕「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當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並不決定該國是否能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關鍵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灣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登輝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這個過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遠比台灣高,約15%,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獨裁統治。(我沒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資料,是從他曾鎮壓基督教的行為推斷。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亞洲基督教協會抨擊政府,而將其總會辦公室關閉。)

韓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戰後基督教迅速發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為第一大教。美國最右派的報紙《華盛頓時報》就是一個韓國基督徒投資創辦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話,恐怕就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和台灣長老教會堅決支持彭明敏、李登輝的情形類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在和獨裁政府抗爭的過程中,得到了南韓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師們的堅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義和李登輝的民主主義

上述事實證明,認同普世價值的基督徒最高領導人是決定台灣和南韓走向民主的關鍵。而所有獨裁者的口徑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強調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換句話說,凡是強調國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無一例外地堅持獨裁路線。或者說,國情和文化,是他們要堅持獨裁、拒絕民主時,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馬哈蒂爾等亞洲國家獨裁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民族主義」,和江澤民、胡錦濤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一直死守獨裁政權。

而李登輝卻在另一個軌道上,他說﹕「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用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李登輝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文明的衝突》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指出,「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台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

基督信仰在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同樣得到證明。東歐最早推翻共產統治的波蘭,在二戰前和今天都是歐洲國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蘭的羅馬教宗保羅二世和美國雷根總統聯手通過教會推翻共產黨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個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視的情形是,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雷根總統》一書中透露,在戈巴契夫1986年當上蘇共總書記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這導致雷根相信,這個共產黨人是個秘密基督徒。雷根在1988年跟戈氏進行了高峰會談之後,興奮地對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權威。」於是雷根確信蘇聯的政局會從戈巴契夫開始發生變化。

一個無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從獨裁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輝對這一點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化,獨裁的政權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還是有辦法打壓到底,唯有領導者改變他的思想才能夠民主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談民主化。」

所以,無論是從儒教文化影響的獨裁國家,還是從歐洲前共產國家的例子,都起碼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獨裁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作為,是決定該國走民主或獨裁之路的最關鍵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信上帝的領導人不一定都會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但能帶領人民從獨裁轉型到民主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如果以上這些以事實推導出的觀點成立,那中國要發生從獨裁到民主的「質」的變化,看來還路途遙遠,因為在堅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內,產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難;而基督徒能獲得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位置,則更難上加難。

(全文完)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4年6—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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