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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巫本添-生死一瞬間:在紐約市仍然活著的我1-2

巫本添

[台灣海外網]於2021-02-25 18:02:02上傳[]

 



生死一瞬間( 之二), 在紐約市仍然活著的我
( 巫本添1980 年代經商時期)
(2/24/2021 凌晨一時修稿)


1979 年3 月28 日晚上十點左右,我在曼哈頓128 McDougal Street 隔天(3/29青年節)即將開業的小店前面,整理自己裝修後的一些不用的木板條,突然間對面的酒吧餐館Olive Tree 衝出來一堆人,打成一團。在街上又有更多人加入,有人用希伯來( Hebrew ) 語喊叫,有人用阿拉伯( Arabic ) 語大罵,有如中東戰爭,打羣架。有一位瘦高深色皮膚的非猶太的中東人,走到我面前要拿放在地上的木板條去當打架的武器,我告訴他不要拿,他用手推過來,他要動手打架,我再度警告他,他不理而且真的揮拳過來,我退後一步,他以為我怕他,即刻彎腰往下要拿木板,我用右腳前踢,如同踢足球,一腳把他踢翻在地。

這時候警察已經包圍住兩邊街頭,一擁而上,其中一個警察很快走到我前面,盤問我,我表明我是這家小店的店主,並且說明了經過,我沒有被抓,街道上打架的來不及逃的一個個被抓入警車,3/29 早上警察告訴我3/28 晩上打羣架有近距離開槍,有兩人中彈未死,多人受傷,有輕有重,被我踢倒的那個,肋骨斷裂,就醫中。

隔年1980 年7 月4 日美國國慶日,我在曼哈頓150 Bleecker Street 開第二家店,也叫Magic Shoes, 店面寛,Exposure 大,就在酒吧表演廰Bitter End 的正對面,Bitter End 是Bob Dylan 60 年代剛出道成名的表演地點。Bitter End 老板向我說當年Bob Dylan 唱他自己創作的反戰歌曲Blowing in the wind, 從舞台上唱到街上,手拿吉他自彈自唱,裏面的聽衆跟著他出去,一路唱到華盛頓廣場,人愈來愈多,變成室外演唱會,暫且按下,以後再描述。

1980 年7 月4 日以後,在150 Bleecker Street 我的生意大爆發,天天人潮擁擠,消防局獲報到店內要求我注意店內人數限制的規定,沒有馬上封店,已經很給面子了,不得不在門外站一個人,到了滿人數規定,就實施出一個進一個的方式,是紐約市破記錄的鞋店盛況。因此問題就來了。

有一天早晨我提早剛一開門,就有兩個講廣東話的可能不到20 歳的華青,進來要求保護費,而且打開夾克亮槍( 沒有拔槍), 我説店要一小時後才正式營業,銀箱內根本只有找錢的零錢,我全程用英語和他們交談,而且我説我不懂廣東話或普通話,他們也相信了,氣氛相當緊張,我故意站得很近,我就是怕他們拔槍,站近點我還有機會奪槍再一招反擊,就如同朋友般聊天式的對話,我提醒他們這裡不是中國城,他們的英語有紐約中國城的廣東腔,估計是那邊過來的華裔幫派分子,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他們説會再回來,叫我凖備好兩千元,如此嗆聲走出門。但是他們並沒有再回來過。

1981 年的春天大約在五月初,有個星期六過了半夜,已經是星期日的凌晨兩點,我決定不能再不鎖門,否則會像上個星期一樣,搞到天亮,馬上要求一個個結帳,到了最後一個客人要結帳時,四個員工已經有三個回家,我的得力助手Scott ( 紐約上州德國裔第三代的白人,半年前剛從駐在西德的美國海軍陸戰隊Marines 退伍,入伍前曾經是美國青少年的拳擊冠軍,在紐約市曼哈頓西33街七大道上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打倒對手,被紐約時報稱為明日之星。)問我要不要喝杯咖啡,我回答ok, 他馬上踏出店門到右邊緊臨的希臘餐廳去買。

我走到這位最後一個客人前面拿起他要的鞋子放入鞋盒,此時這個可能是西語裔的混血年輕人,突然拔槍抵住我胸口,叫我到收銀機把全部的錢給他,我身體向右後方一轉,左手掌向他的右手握搶的手掌用力一拍,手槍被我拍落,同時我右手握拳快速往他的臉上兩眼兩眉之間的印堂穴和睛明穴之處,奮力一擊,同時用右腿在他被打後仰之時,用力攻擊他的兩腿之間的性器官位置,大叫一聲,一氣呵成,對方應聲倒地,我把手槍踢遠一點。

此時Scott 走進來,我叫他即刻用店內電話打911 報警處理善後,持槍者倒地口吐白沫,當場昏迷,我站在原點看住這個倒地的持槍者,警察和救護車快速同時到店內現場,把持槍搶劫者送到附近的Saint Vincent 醫院急救,我在現場被Detective ( 便衣警察也叫偵探)詢問,做臨時現場口供筆錄,Scott 做事發前的和事發後的証人,因他是報案者和唯一在現場的証人。搶劫者未死,是我的運氣,否則後續更加麻煩,當年在紐約市的新聞報導有關持槍搶劫的案件很多,而且有得逞又補上一槍打死人的案例。生死一瞬間。


案發後,我即刻經由NYU 法學院教授,介紹了申請手槍執照的專業律師Demeo 和我認識,Demeo 是紐約市警察總局的法律顧問及代表律師,他是紐約市Brooklyn 法學院名教授,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末期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聯邦特任檢查官,專門調查起訴那些非法販賣武器給義大利墨索理尼政權的黑幫集團。由他當我的代表律師,當然沒有任何困難,但是也只能申請到不能攜帶的放在店裏的Premises 執照。這是紐約市的規定,出事地點決定執照地點。Demeo 變成我的律師也是我的老師,因為我去上他的法律課程Contract law. 他是我的恩人。

1982 年三月初我買了曼哈頓在Bleecker Street 上一棟五層樓的建築物,同時也為了慶祝做生意三周年,在3 月29 日當天晚上我帶了兩個得力助手Scott 和Austin ( 純英國移民五月花後代,父親在Ohio 州開汽車零件工廠) 去位於曼哈頓東13 街
近百老匯的Webster Hall 去聽現場表演的演唱會,Iggy Pop 的Live concert. 我們是常客,上自經理下至看場的Bouncer都認識,那個年代,一般昰晩上10 點一埸,12 點再來一埸午夜埸。11:30 到半夜12 點是休息時間,我們三人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並且和Bouncer聊聊天。剛剛開始説話,場外三個Bouncer 用對講機和場內看場的連線通話,全部衝了進去,一下子捉住兩個人往外邊街道
丟出去,因為是只有一條街而且兩頭.封街,不會被車壓死。

奇怪的是在對面,馬上有人開槍射過來我們這一頭,中彈的就是站在我身邊的Bouncer, 印象深刻的是Scott 和我同時臥倒,他把Austin 也拉著臥倒,完全是軍人出身的動作。街道兩邊互射,沒有人衝過來,也沒有人衝過去,我襯衫裏頭有穿著防彈背心。警方出動大批人馬,但是對街挑戰者皆已逃離現場。我們這邊兩人中槍,都是Bouncer , 太大隻了,目標非常明顯。即刻坐消防局救護車直奔Saint Vincent Hospital. 至今我對站在我身邊被射中的Bouncer ,抱著肚子,血一直湧出來的慘痛表情,我不可能忘記的,他跪下半倒,我脫衣替他止血,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難以忘懷。真的生死一瞬間。


1983 年也是在春天,我在曼哈頓下東城Broome Street 買了兩棟同一進口的七層大樓,32 個公寓兩家店面,佔地五千平方英尺( 50x100),五月初去收房租,第一次去見房客,從中午一直到黃昏時分,走出建築物,發現有兩個來意不善的南美人在外面似乎在等人,約30 歲左右,直覺上我認為他們有帶槍,我拔腿就跑, 往Allen 大街看到一輛計程車,攔車開門時,追過來的兩人,其中一個已經向我這邊開槍,車門未關閉,司機己嚇得把車開走,我頭部碰撞到車頂,從內往外拉關車門時,發現有彈孔多處,我給錢要求司機開到附近的警察局立刻報案,司機是個中東人非常合作。他的計程車是自己擁有也有保險,也需要報案才有可能用保險給付修車,車子彈孔就是証據,司機説在他的國家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持槍搶劫是死刑。Well, Welcome to New York。

我以這個案件申請手槍隨身攜帶的執照,成功了。我原來放在店內的是義大利製造的Baretta 92 ,是上下裝置的連發彈匣,非常容易使用,我在台灣1972 年底在軍中深山接受特別訓練時用過Baretta , 但不是92 的,是更早的那種,92 是1980 左右才上市的,現在最新的是92X, 紐約市的警察當年用的是美國國產的左輪手槍,要一顆顆上子彈,裝子彈速度上比意大利黑手黨殺手用的Baretta 慢,因此紐約市便衣探員,都是身上帶兩枝手槍,彌補這個缺點。

我從此過著槍不離身的生活,有十多年歴史,離開紐約市是不能帶槍的,要另外特別申請。
( 2/24/2021 凌晨1:34 定稿)









生死一瞬間:在紐約市仍然活著的我
之一(巫本添1975-1979 紐約大學研究所求學時期)


1975 年9 月初從松山機場坐華航飛舊金山,再轉AA 美國國內班機飛JFK. 展開了至今仍在紐約市的45 年的生涯。在舊金山轉機有近一天的時間,由一位念加州大學亞洲研究所的白人女生當嚮導去看嘻皮的發源地,她曾到輔大國語語言中心念漢文,1971認識,三年多未見,風釆依舊。可是她卻說: Wu!舊金山有些地方我不能帶你去看,在Time 上面寫的舊金山,不是真正的舊金山,紐約市也是如此,你要小心,你太浪漫了!浪漫情懷的你可能更會受傷。她手中握著我在街頭買給她的一朶紅玫瑰花,說時我們之間就隔著那朵玫瑰花。

在JFK landing 時, 從飛機窗戶望去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想到從彰化中學初一時到NYU留學的多年夢想已經成真,剎那的興奮與激動,45 年了,那畫面仍然清晰。

坐計程車到達了華盛頓廣場,司機動作非常快, 放了行李拿了錢就跑,我的身邊已經有個黑人伸手向我要錢,從小學武又剛退伍才一年,我向後一退,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還好只是他一人,我叫他向後退一點,有事好談,他手上已經有一把小刀,雙刃刀,還好不是手槍,我快速脫下夾克,雙手拉開,劍努拔張,一觸即發。 因為地點在廣場南邊,學生活動中心前面,帶槍的校警聽到我的大聲叫喊,走了出來,黑人即刻逃走。校警向我說Welcome to New York, you sounds like Bruce Lee. 他自我介紹也叫John, 他胸前也有個John 的識別証。從此成了好友。1975 年9 月初第一天在早晨七點到達紐約市華盛頓廣場,覺得Henry James 所寫的Washington Square 那本書給我的氛圍,已經消失一空,可是至今我仍然深愛華盛頓廣場。

1976 年的年底某日三更半夜,從東百滙華埠的海外電視公司走路回去格林威治村,路經百老匯和運河街口( Broadway & Canal St.)當面遇到一個半黑深色皮膚的大漢,手拿大約一呎雙叉刀,直指我的胸膛,叫我把錢包拿出來,我向後一退,往右側方45 度角一閃,蹲下同時側踢,剛好他是站在靠近地鐵的樓梯口, 他揮出雙叉刀,卻因腿部被我踢到,從樓梯直接滾下去,我拔腿狂奔,至今仍然可以感覺到那雙叉刀距離臉部是那麼近,眼睛仍然有刺痛感, 隔著近視眼鏡,剎那的恍忽,生死一瞬間。

1977年初NYU 電影研究所一年級下學期某晚三更半夜,在曼哈頓西14 街最近哈德遜河所謂Meat Market 的起點,我和另外兩位同組同學剛拍完一場實景拍攝,他們住在往北附近幾條街,我則沿西14 街往東計劃到百老匯右轉回近六大道的東10 街的家。就在西14 街上,有4 個南美西語裔的年輕人正面圍過來,其中帶頭的一位手拿鐵條,開口要我拿出身上所有的錢,還有手錶。(那個年代,曼哈頓有垃圾鐵筒放在建築物前面,上頭有較輕的鉛錢圓蓋,蓋子大都邊緣破裂)我已經找好要下手的對象,假裝要從口袋拿出皮夾,快速拿起垃圾蓋子, 雙手緊握向最靠近我的對象,往頭頂90 度旋轉揮過去,當場血流如注倒下,嚇死其他三人,包括那位手拿鐡條的帶頭者,全部往後狂奔。我也往反方向急跑, 我的手腕也自已割傷自己,用力太猛,扭腫。那天晩上我假如沒有先下手為強,那有可能今天在此寫這篇文章,不是半死就是活活被凌虐至死。生死一瞬間。

1976 年最後一天午夜在時代廣場參加誇年倒數計時活動,那時不像80 年代以後的超級管控,進入1977 年時代廣場仍然擠滿人潮,我站在45 街百老滙轉角,聽到連續槍聲,判斷聲源,現場趕快躲到一根牆柱後,看到多人倒地,槍手持槍追殺某人一陣亂射,警察出動大批警力,火力全開,對羣衆直喊臥倒,槍手在我前面大約10 呎當場被警察射死倒地,我被警察現場詢問我看到的經過,檢視登記我的學生證並寫下我的地址及電話號碼,我看到掩護我的那根牆柱,全是彈孔,尚在冒煙,才知道我多麼接近死亡邊緣,沒有那牆柱,我可能也是倒下去的一個,嘲諷紐約市治安敗壞有句名言: 槍林彈雨,Yes, 槍林彈雨,生死一瞬間。

1977 年的12 月,電影研究所二年級第一學期末,班上三人一組開始開拍第二部學生影片,分導演(兼編劇剪接)和攝影及助理(導演和攝影的助理)三人, 拍三部分別交換位置。另外兩人是Tom DiCillo ( 到今天仍然在電影界非常活躍,小我三歲) 和一個非洲某個國家公費來的官員學生。輪到非裔留學生當導演時,他突然有個奇想到以哈林區為背景去拍一段情節,Tom 和我都認為不很安全,不切實際,可以到別的地區拍。他非常堅持,到了在哈林區的拍攝地點,不出所料,馬上有一羣老黑圍過來,我們三個人被圍在中間,帶頭的開出一個保護費價錢,我向非洲官派導演説你不付,我們三個人都會出事,我建議討價還價,由我出面協調,談妥了後,這位老兄說他錢不夠,我向Tom 建議收工,我向圍事的老大道歉,說不拍了。這個帶頭的和我握手,非常親切,Tom 認為能全身而退已經很了不起。非裔同班導演非常不高興,一回學校,馬上向系主任辦公室報告歪曲所有事實,Tom 為我向系辦公室報告真實的經過。事情演化成這個組合完全瓦解,沒有人願意和非洲官派學生合作,因此而結怨成仇。到了1978 年春初系主任開始要檢驗成果,有一天課後,我獨自落單在教室內,這個官派同學找了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老黑壯漢兩人一起進來,把門一關,他找來的人一拳對準我的頭打了過來,我成功閃避,順手拿起座椅,打向這位同學,沒想到他馬上倒地,我奪門而出,右肩部被打手打到,整個人差點飛出去,狂跑保命。這一拳萬一被打到頭部,我一定昏倒,完全是職業重量級拳擊手的力氣,如果是背部,我一定重傷。當天晩上在家裏,我接到Tom 的電話,説那位同學進了醫院,報了警察,明天偵探會來學校找我約談, 他會加入,所以事實就是事實,我沒有被捉也沒有被起訴。但是這件事驚動到院長和紐約大學校長,主要原因在於此人是非洲某國公費官派留學生,經過該國大使直接向學校表示關切。我也向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在紐約的領事舘求援,當時台灣和美國尚有所謂中美防禦協定,結果我得到的幫忙是零。我靠指導教授Ellie Hamerow的全力護航而過關無事。但是已留下不好的記錄。

1978 年的3 月,學校剪接室一位難求,24 小時開放預約登記桌位,每人一次只能登記至多6 小時時段,和現在的digital computerized 在monitor 上做完全是兩回事,現在的剪接非常容易,可以改來改去而不浪費時間,只是選擇的問題,那個年代完全是要事先决定從那一個格(實際醪卷)剪到那一格,如果一個鏡頭剪到只一個鏡頭而不滿意,那就慘了。完全是真功夫。所以剪接桌上是推滿影片,只有剪接者知道什麼是什麼,最怕有人碰,上廁所或有其他的事要離開坐位,一定要留明顯字條,表示誰在用,在符合規定的時段內。我那天晚上,去上完廁所回來一看,我的位置已經被一個助教佔用,而且我的影片已經被推到一旁,甚至有的已經在地上,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他站起來向我挑戰説來呀:Bruce Lee !! 他是出名的跆拳黑帶一段,6 呎高,非常壯的白人,我要求他道歉並且還我位置,因為是在半夜,根本投訴無門,沒有這部同步錄音的短劇情片,我是升不到3 年級最後一年的。所以我已經憤怒到極點,我回答説我不怕他,他馬上一腿踢過來,我學的功夫完全是速戰速決的打法,我蹲下成側身馬步以左肩被踢並以左臂一擋,換取進身右拳攻擊他兩腿之間的性器官,我雖然有擋到他的右腿側踢,仍然震到全身發昏,向右傾斜半倒在地。他是重創倒地,旁邊的同學馬上叫校警送醫院急救。還好他沒有死,否則我一定被判刑。有目擊証人多位,只有一個女生願意當証人,是他先踢我,我是自衞反擊,也是由系主任和院長來決定如何處理,當然校長也介入,最後是以投票來決定我是否要被退學,9 人投票,我以5 票險過,這中間只隔一個星期,在那一個星期,我去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製作Filmmaking 研究所的主任,他叫Milos Forman, 相當有名,後來在1984 年他拍了Amadeus ,是Mozart 的一生故事。我以一年級的得獎短片( 全美學生電影展)show 給他看,並且告訴他我可能會被NYU 退學的原因,他說不必怕,他會挺我,不但可以接受我,而且保證我的學生F1 簽証不會被取消。後來我選擇留在NYU,, 完全因為是恩師Ellie 要我留下來的原因。我如果選擇跟隨Milos , 我的生涯會完全不同。

1970 年代留美的台灣來的學生, 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種族歧視的問題,尤其在紐約市,衝突在所難免,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我選擇了站起來自我防衛措施,沒有從小學武術和軍中兩年服役期間的訓練,是辦不到的。
 ( 巫本添2021 年2 月20 日5:38 AM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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