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到「光復」
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人民，仍具有「祖國情結」，對那原鄉祖國的夢幻情愫，一直存在台灣人民的心海中；由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可見一斑。林獻堂可說是台灣社會菁英中取樣的代表。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興奮地迎接「祖國」的來臨，全台知識份子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全島各大城鎮，積極展開教唱國歌，建造歡迎牌樓，為民眾訂作國旗，到處張燈結綵，比農曆5月13日「台北迎城隍」還要熱鬧。期盼之情，以「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這幅對聯最為貼切。
台灣人對「祖國」的期待與歡迎，可從首批抵台國軍所受到的熱烈歡迎看得出來。前輩作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一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
10月17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基隆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道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的並排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
當時的詩句，「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以及花蓮名醫張七郎的「歡喜江山歸依舊，近來旗幟慶重生。」、「四百餘里鯤身已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皆表達出當時知識份子，對心目中「祖國」的歡迎之情。二七部隊長鍾逸人更以極度興奮的心情，用五十元買下台北城出現的第一面小國旗。這些均是當時多數台灣菁英期待心中祖國的
熱情表現 。
10 月 25
日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會場外的廣場，被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是日及隔日，在島內均有盛大的遊行，其熱烈情況，只有以「如醉如狂」四字來形容。
台灣人這種孺慕「祖國」的熱烈歡迎，在中國大陸上，任何一個光復區絕對找不到。
對「祖國」的失望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對台灣人民演講時說，「 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薰陶，是二等公民。 」但葉榮鍾說，「
日本人的壓迫力量愈大，台灣人孺慕祖國感情就愈貼切。 」現在「祖國」來了，雖然被鄙視為二等公民，對觀念中的祖國仍然抱著期望，給予熱烈的歡迎。
台灣人民，天真的以為「祖國」來的人，水準一定比日本人高，祖國的文化也必勝於日本。但是他們看到「祖國」一大群士兵，連續幾天站在「菊元百貨公司」（今衡陽路），看著升降機邊說：「
好奇怪呀！怎麼四角形的箱子會自動的上升，又下降？
」他們這樣議論紛紛；看到廚房洗碗的水龍頭，一扭動就流出水來，就馬上買個水龍頭來插進牆壁，可是怎麼轉動都扭不出水來；還有一些人，口含著香煙，妄想在電燈泡上點火（詳見台灣連翹，自由的滋味）。這時候被鄙視為二等公民的台灣人，才真正體會出真實感的「祖國經驗」。
接著台灣的治安愈來愈差，在國軍駐防地區，常發生竊盜案、坐火車不走車門而從窗戶爬進爬出等事件。加上1946年初，上海的藍衣社暴力團出現於台北市，勾結本島無賴漢，強行掠奪，不僅小偷、扒手猖狂，甚至路上、屋內搶劫等惡性盜匪案件，也頻頻發生；尤其火車上小偷橫行，以致乘客總是緊抱著隨身攜帶的物品，不敢任意放於車上的置物架，連由火車托運的貨物也常被竊取；同時常有突如其來的中國武裝軍人，闖入尚未被遣返的日本人家中，搶奪財物、家具，甚至不需任何通知就將他們趕出房屋，再強行佔住。連住在日式房屋的台灣人，也受過侵襲。他們恫嚇著說，
「你幫過日本欺侮台灣人，戰犯名單上有你的名字。」 台灣人如此這般的被勒索強奪。如果是只有一次還算幸運，然而經常是一次又一次的接踵而來。
《民報》在社論上如此評論著：
「 台灣已經陷於不能完全委任警察維持『法律和秩序』的狀態了。『光復』後才不久，人民就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 可見當時的治安有多紊亂。
而接收日本企業的國府官員經營的方式更簡單，首先推銷庫存成品，等成品售完再出售原料，待原料售完就把生產器具、機械設備拆開，當作廢鐵出售，最後再把工廠關閉。就這樣，連日本遺留下來的嘉義熱帶化學公司，號稱東洋第一的酒精工廠都倒閉了。
日本治台時，無論是行政官員或是會社（公司），台灣人大都是擔任中下階級的職員，而當日本人回去了之後，照理說應起用有實際經驗的台灣人以補日人的空缺，但陳儀以「不會說國語，缺乏中國精神」為由，寧願繼續留用日本人，也不願任用台灣職員，此舉引起一般台灣民眾大為反感。
米，是台灣人的主食，在日本投降撤退之後，還存有約二十萬軍隊兩年的儲備糧，國民政府甫接收不久後，台灣社會就鬧糧荒，導致米價暴漲。以台北市為例，一斤白米價錢由原本
1945年 8月的 2 毛錢，到同年11月漲到11元，爾後到了1947年1月又漲為 80
元。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像米糧這種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價格就飆漲了400倍。更可怕的是當時的長官公署浮濫發行紙幣，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導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無怪乎當時民間流傳一句話：「
日本時代還有米吃，祖國來了反而沒有米吃。」
在國府接收後的一年多來，治安更趨惡化，經濟衰退，物價飛漲。官員和軍人的無知與囂張跋扈的行徑，看在台灣人的眼中，不禁令人懷疑，這真的是他們之前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嗎？套句「鐵獅玉玲瓏」中貴寶常說的一句話：「
話那要講透枝，目屎就撥未離。 」其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殖民統治的延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但因當時聯合國將接戰地區分成許多「戰區」，而北緯16度以北，包括緬甸、越南、中國大陸等地，統稱為「中國戰區」，故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命令「中國戰區」內，包括「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此可由「中國戰區」受降代表何應欽親自簽名的日本降書第一、二、四、九條條文（見高中歷史課本第三冊第154~156頁，1998年版），及台北受降現場橫幅所寫的是「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不是「中華民國台灣省受降典禮」等文物獲得佐證。
在日本投降之前，蔣介石即曾於戰時的最高政經機構，即「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台灣
調查委員會」，以做為接收台灣之準備，並任命曾任福建省主席八年的陳儀為該會之主任委員 ，主持接收台灣的設計工作。 1944 年 12
月，又於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班」，培訓接收台灣之幹部。
當時，「台灣調查委員會」雖囊括了旅居中國大陸，所謂「半山」的台籍人士，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是以陳儀的江浙同鄉及福建省主席任內之班底為主
，故會中雖有台籍人士建議接收後應多用台灣人，以台灣人為行政主體，但未為該委員會所接受。這些人當中，更有人向蔣介石建言，希望早日在台灣制定省憲，實行地方自治。
這種要求之結果不問可知，因為，政治講究的是實力，特別是面對軍閥割據、南征北討，以槍桿子打天下的動盪時代成長的蔣介石、陳儀等人。故毫無實力、籌碼的台灣人，除了乞求恩賜之外，憑什麼要求相當於台灣人治台的地方自治？
1945 年 8 月 29 日，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
陳儀，浙江紹興人，留日，為軍閥孫傳芳的屬下，眼見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成長迅速，加上孫傳芳在東南五省的地位不保，投機性格很強的陳儀，便趕快投靠國民政府。
8 月 31 日，頒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 9 月 1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重慶成立臨時辦公處。 9 月 7
日，派令陳儀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9 月 20 日，正式公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
該組織條例第一條規定：「台灣省暫設行政長官公署，隸屬行政院，置行政長官一人，依據法令綜理台灣全省政務。」第二條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佈署令，並得制定台灣省單行規章。」第三條規定：「行政長官對於在台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故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經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特別授權，專為統治台灣，連省內之中央機構都有指揮監督之權的行政首長專斷制之特別機構，與委員合議制的中國大陸各省不同。用現代之術語來說，就是有實無名的「一國兩制」。
為什麼要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個特別機構？因為，在當時的大陸人眼中，台灣仍是「化外之地」、「二等國民」（葛敬恩語），故蔣介石採取這樣的治台策略：
1. 為防止台灣人民的反抗，實行政治建制特殊化和軍事一元化的絕對獨裁統治。
2. 為使台灣不受內地經濟崩潰危機的影響，實行經濟建制特殊化的統制經濟。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台灣省行政長官不僅在台灣省境內享有極大的委任立法權，而且擁有行政、司法的絕對指揮與監督之權，再加上陳儀又身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故等於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其權力較諸日本時代的軍人總督，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號稱「光復」的台灣出現之後，使得原本滿懷期待的台灣精英與一般民眾都大感訝異，因為這種體制，本質上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象徵機構「總督府」並無二致。故不久，許多台灣人便以「新總督府」來戲稱它。
在大權獨攬的「新總督府」，即「行政長官公署」之統治下，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便自然而然的受到全面有計畫的壟斷。
大陸權貴壟斷權位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名義上說要給台灣人參政之機會，但實際上卻以「台灣人沒有政治人才」、「台胞不懂國語國文」為藉口，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外，由大陸人取代了戰前日本人的地位。
當時，省參議員郭國基在省參議會曾經提出：「 絕不容許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由，拒絕登用台省人，此種看法不僅無禮，且侮辱台胞無過於此。 」
這樣的質詢。而且，類似這種質詢，在省參議會中尚有多人，但當局根本就置若罔聞，故實際情況並未改善。
例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 21 位最高層官員，包括行政長官、處長、副處長、主任秘書等，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人； 17
個縣市長之中，也只有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市長（謝東閔）等三個半山的台灣人，其餘皆為大陸人。再如，在 298
個視察以上的中、高層重要主管中，台灣人僅佔 20 位，大陸人佔 278 位。另由 1946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發表的資料顯示，
在總共445個簡任 、簡任待遇以上的高級官員中，台灣人只有 36 人，佔 8.1% ，大陸人佔 91.9% ； 總共 3142
個薦任、薦任待遇的中級官員中，台灣人只有 806 人，佔 25.6% ，大陸人佔 74.4% ；兩者合計，台灣人佔 23.5% ，大陸人佔 76.5%
。
所謂「殖民統治」，除主權歸屬及主宰命運的最後決策權不在本地外；是指外來統治者所帶來的語言、文化、制度與政經利益，凌駕於本土之上的統治，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主要關鍵還是統治階層的「人」。像
1997 年以前，只有總督及少數高級官員是外來者的香港，我們就說他是「殖民統治」，那麼， 1946 年底，外來者佔高級官員 90% 以上（ 91.9%
）的台灣，是屬於什麼樣的統治？
這種由大陸權貴壟斷重要職位的現象，使得滿懷期待，以為「光復」後可以一展抱負的台灣菁英，不免感到失望與憤懣。
大陸權貴除壟斷大部分中、高級職位外，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誠如當時任職於新生報的吳濁流在《台灣連翹》書中所說的：
「 長官公署的各處長為了鞏固自己的羽翼，屬下一律用大陸帶來的人，甚至連工人都不肯用本地人。」
上層機關如此，下層機關更不用說，故許多機關之內，具有同鄉與裙帶關係的人員幾佔大半，這種用人作風，就是台灣人所譏諷的「牽親引戚」。
當時，省參議員林日高在省參議會上，曾經揭發這樣的徇私用人事例：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上任之後，把台籍技正范錦堂弄走，再用自己江蘇籍的二姨太謝吟秋來補技正的缺。再如，據當時任職南京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記載：台南工學院院長，竟以他不識字的老岳父充任教師，受辱的學生質問院長聘任的理由，他竟大言不慚的說：
「你們非學習中國語的發音不可，不識字沒有關係，只要能教你們發音就好了。」
工科學生每天要學習三種科目：一科是跟文盲老師學中國語發音，一科是唱三民主義的國歌、黨歌，一科是去操場打太極拳。
一位東北大學出身的劉姓立法委員知道這件事後，也只能驚嘆「 這幾乎是打拳賣膏藥的養成所了。」
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這種「牽親引戚」的用人事例，多的不勝枚舉，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5年11月15日，《民報》的這則新聞：
「台南法院院長之妻，現為台南法院檢察處書記長，該檢察處主任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之書記官；台中法院之大部份職員，則清一色為該院長之親戚，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近親戚二十餘人，佔全法院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悔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
… .」
連一些公司、工廠，也因這種裙帶關係，致使一些有為的青年都被摒棄在外。 1946年10月28日，民報「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的社論，就明白指出：
「每天看見求職的有為青年東奔西走，訪前輩、尋朋友，莫不長噓短嘆、搖頭吐氣，說是沒法子。不論是官衙、公司、工廠，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滿，連下層員工都不錄用，與日人佔據時代差不多一樣，這是光復後的特別現象。」
上述各種怪象，使得原本熱烈歡迎「祖國」的台灣人，開始產生嫌惡的心理，而那些在牽親引戚之風下，被排擠在工作之外的失業者，內心則更憤懣與不平。由於同一單位、機構之中，同一級職的工作，大陸人的薪水比台灣人多，有些甚至高出一倍以上，故連謀得一工半職的人，也都會產生不平之鳴。任職新生報的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中，就有這樣的描述：
「台灣新報也被接收而改為新生報了。 … .台籍的日文記者仍然留用，但中文的編輯則交給大陸人。 …
.日文的編輯和中文編輯，各自分開，不過新進的中文記者的薪水幾乎比日文記者多一倍。 …
至於這種新的俸給制度的差別，不僅是新生報，就是其他政府機關也有相同的情形。」
「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
二十世紀末，因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為中國大陸的
15倍，故台灣人到大陸工作，須領取大陸人15倍的薪水，匯回台灣以後才能養家活口，以此為例，在1940年代，由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平均國民所得約呈6：3：1之比（參見玉山社：《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冊－張國興：《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變遷》論文），
故日本人與大陸人來台工作，若同樣要求領取台灣人兩倍的待遇，何者較不能讓人接受其理自明。
不平等待遇所導致的議論，在陳儀的命令之下，竟然逮捕了十多個包括知名的大公司企業負責人陳炘在內的意見領袖，這個消息一傳出來，簡直是晴天霹靂。因為，除政府事前沒有宣佈罪狀，致社會大眾，甚至當事者本身都不知為何被捕外，連陳炘這種鼎鼎大名，曾經是親中抗日份子的民族主義者都被捕，那台灣的一般小老百姓不就更沒有保障了。
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要捉要放，恣意而為，毫無法治觀念，其目的何在更令人難以想像，但單純的台灣人，則早已成了驚弓之鳥，有遠見之士，更預感暴風雨之即將來臨。
軍警作威作福
由於日本的嚴厲統治，故在日治時期，台灣治安相當良好。終戰之初，將近兩個月由台灣人自己管理的所謂「政治真空期」，為了要證明台灣人不會輸給日本人的骨氣，故反而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地步，這可由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之一段回憶《中華雜誌第
283期記載》獲得佐證：
「
25日接收之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些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口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當時任職南京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在這政治的真空時期，台灣島上竟出現了未曾有的桃花源境。」
但是，在中國大陸奉調來台的雜牌軍，即毫無紀律、軍紀敗壞的第七十軍上岸以後，整個情勢就完全改觀。憲兵第四團的高團長說：
「
但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衣服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
關於七十軍衣著的不堪入目，楊逸舟的《二二八民變》有更貼切的描述：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
七十軍之目無法紀，毫無紀律，真是罄竹難書。高團長說：
「那時候沒有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就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這種行徑的士兵，當時，民間稱之為「賊仔兵」。
其實，以「賊仔兵」稱之尚稱客氣，因為，許多軍人除偷竊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 … .真是無所不為。
在耍賴方面，僅舉兩例作為參考。據李筱峰《解讀二二八》一書載：
「有一士兵到商店購物，價格
50元，卻要求商店老闆開立100元收據，老闆不敢不從。約莫一小時後，該物由另外一位士兵帶回商店，表示貨品不好，要退貨，並以100元收據為憑，要求老闆退回100元現金，老闆凜於淫威，只好屈從。」
「台南縣麻豆鎮的一家棺木店，有一天，因附近駐軍有一士兵過世，連上派員前來買棺，準備料理善後。棺木買走後，翌日，數名士兵又抬著棺木回來，要求『退貨』。經查悉，原來棺木裝著屍體抬出去出殯後，死者屍體從棺木中被拎出埋葬，空的棺木再抬回來『退貨』。」
在搶劫方面，以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之記載最為詳實，茲僅舉其中之部分以為佐證：
「搶劫案件不斷在三個階段發生。從
1945年10月至年底的搶劫為最下層的軍人所為，只要是無人在場看顧的東西，或能輕易移動的物品，都成為這些毫無紀律的軍人的目標。這些屬於初期的偷竊，幾乎每個城市、每條街上都發生
過。 … 」
「第二階段的搶劫是國民政府的高級軍官所為，他們利用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員，將軍用品和日用品運往大陸。最後陳儀及其親信將所有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財產牢牢控制住，到
1946年底以前，龐大的儲備品均被一掃而空。 … 」
「到了 11月底，搶劫已惡化成大規模且組織化。 …
這些軍官有了士兵的幫助，只要與頂頭上級共同分贓，他們便可利用沒收的日本軍車，將搶劫的財務運去藏在私人倉庫，然後再運往上海。」
「一天晚上，我沿著淡水河開車，發現前面被擋住去路，一群憤怒的台灣人正與幾個軍人在爭吵，原來那些新到的軍人把日本人的小船占為己有。小船本來沿防波堤停泊著，現在船的纜索卻被拖到堤岸上，橫過公路而繫於路邊的樹木上，海潮一漲，船隻及纜索隨著潮水高漲，結果把公路交通擋住了。」
「到了年底，沒有任何私人財產能保持安寧不受騷擾，即使藉賄賂得以逃過一次搶劫，仍不能保證不再受搶。有時，不同派系的集團居然在被搶者的屋前爭鬥起來，因為雙方都爭著要『解放』這戶人家。」
「他們搶得開心，吃飽又穿好，但他們那種污穢而毫無教養的舉動，和已現代化的台灣人相形之下，便只有成為被譏笑蔑視的對象了。」
至於開槍滋擾，甚至殺人的案件， 1946年之內亦屢見不鮮，吳濁流先生曾親眼目睹這樣一幕：
「當往南部的夜車從苗栗站開動時，車掌就開始查票了。有一個年輕軍官把腳踏車搬到車廂上坐著，當車掌責備他時，他就變了臉色，解下肩上的槍，不分青紅皂白，就以可怕的樣子向車掌瞄準。我一看到這個情形，立刻叫一聲『危險』，同車廂的乘客們就驚慌的逃到隔壁的車廂去，
… 」（見吳濁流著「無花果」 184頁）
茲再以 7月26日《民報》的這則新聞為例：
「【岡山訊】岡山區岡山鎮前峰米商劉林氏之宅，昨
23日下午突來三人，身著軍人制服，欲賣食糖，遇主人劉林氏不在，其妻女說不買後，三人退出其宅。24日上午二時，三位凶漢各持短槍摧破門戶，潛入其宅，睡眠中之主人驚醒逃出，忽聞槍聲連發，胸部中彈數個（顆）即死，次男劉萬得隨後出來，亦中彈重傷。」
類似這種案件的新聞，在當時屢見不鮮。茲僅就 1946年2月前半個月，民報上有關軍人動輒開槍的新聞標題列舉於後：
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
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
2月10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陳夫人」。
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
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
「日人家宅頻遭其害 /手槍威脅是慣伎」。
由以上這些新聞標題，就不難瞭解那些軍警人員的行為，故省參議員、醫學博士韓石泉即明白指出：
「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台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疑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弊病叢生的社會經濟
接收與劫收
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除軍警搶劫而去之物資外，利用政府公權力，將台灣的軍事與經濟物資掠奪而去者更是不計其數。
據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
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為基準計算，單就非軍事物質言，最保守的估計已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個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
… .除軍火及彈藥外，以1945年底的市價計算就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更不計其數」。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幾個月中，就開始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離台灣。 … .」
以上兩筆非軍事物質合計，約值三十億美元。
又據楊逸舟《二二八民變》一書轉自美國國務院刊行的《中國白皮書》載：
「蔣介石於
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國庫四百萬盎斯的黃金偷運往台灣，約值一億六千萬美元。又於發行金元券時，頒布黃金、外幣國有法律，從人民騙取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為此，代理總統李宗仁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蔣不得已，歸還運去廈門的一千七百萬元的銀貨，供李使用。」
以上兩筆合計，共值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
故 1946年，單由台灣運出之非軍用軍事物質，其價值即等於1949年，蔣介石為了在台灣立足，由上海運來的黃金、外幣之十倍。
在農業方面，日本經營台灣半世紀，最大實績是稻米與蔗糖的增產。由於土地的開墾、品種的改良、灌溉與施肥，故
1938年，米的產量已達140萬噸，增加了四倍，約有一半的剩餘，1945年，受到戰爭的影響，致產量降至64萬噸，但尚可養活六百多萬人。
1946年7月，蔣介石誓言六個月內消滅「共匪」，於是急迫徵調軍糧，嚴令將台灣米輸送到大陸，陳儀一派便不顧台灣人死活，無情的搜括台灣米糧，碼頭和倉庫的工人日以繼夜的將它們裝上船隻和舢舨，準備運出台灣。
台灣的每戶人家幾乎都受到糧食突減的影響，雖然買得到，但價格已高得驚人，擁有糧食的農民更擔心食糧被充公。
1951年12月，中國大陸記者王思翔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曾有這樣的敘述：
「台灣本來是米倉，
1946年的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食尚有餘，但因軍用米徵用占了很大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比上海還要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徵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1946年底，台南縣虎尾區（今雲林縣虎尾附近七鄉鎮）還發生賣子納租的慘劇。」
面對缺糧的慘況，人民要求政府儘速改善，但陳儀根本置之不理，反而展開大規模的徵糧，敕令各地名士出面負責，這種毒計顯然是要構陷台灣的名流，使其成為糧荒的 代
罪羔羊。台灣警備總部更令軍警可隨時進入民房搜查。
徵糧的權力一旦落入軍警手中，他們只要示意一下，就足以讓米商向他們進貢錢財或「禮物」，敲詐遂成了法令。據柯．喬治（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我曾得悉有個米商，他的儲米在星期二被檢查後，已將買賣收支登記完事，結果星期五另外一個單位的警察又來查帳，這次居然『不合格』，隨後他即被逮捕，更被迫奉獻一大批賄金才獲釋，他的儲米盡被充公。」
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中部發生的幾則強行徵糧事件，茲舉其中二則以供參考。
由於中部糧荒嚴重，
1946年3月，霧峰鄉又發生武裝軍人強行徵糧事件，逼不得已，鄉民才於4月18日，向當局遞出「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糧以紓民困」的呈文。該文有一段這樣的記述：
「 …
.敝鄉因配給米源斷絕，黑市米價飛漲，糧食問題陷入嚴重局面，緣此籲請地方士紳轉請於台中縣劉縣長，承劉縣長體恤老百姓苦情，負責撥付封存米一千五百包，合十五萬斤，以救燃眉。
…
..不意3月14日，警備司令部的蔡少將，率軍隊三十餘名，並帶機槍數架，分乘卡車數台，如臨大敵，包圍敝鄉農會，拔刀擬搶，滿口惡聲，強迫該會副會長林士英，將存米二千餘包運走一空。其舉動之蠻橫令人莫辨其為官軍抑為土匪。
… .」（吳濁流著「無花果」181頁）
另一則強行徵糧事件，是發生在當時最有威望的林獻堂先生身上。
事情是這樣的，
1946年間，中部警備司令蔡少將偕同警備總司令部一位姓熊的少將到台中縣，由縣長劉存忠具名，邀請林獻堂先生暨霧峰鄉長、農業會長等人至官邸會晤。此次會晤，任職於台灣新報的葉榮鐘之《小屋大車集》一書有很詳細的敘述：
「（邀請林獻堂等人的過程之敘述從略） …
於是蔡少將站起來開口便說：『俺是陸軍少將，官並不小，俺一向為國家，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說時態度傲慢而語氣尖刻。林獻堂先生聽了很不高興，他老人家說：
『政府搬去的米糧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糴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糧價飛漲，困苦異常，正在籲請發還所運去之米以紓困境。政府若沒有米可還老百姓，亦應結價給予價款；假使現在不能立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味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給錢，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
於是熊少將怒氣滿面，坐在椅上說：
『本人現在發燒
38度以上，但是為著公務，死且不怕，遑顧區區病痛。今日之事，全看林先生答應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你老先生同我們到台北去。』說時遲那時快，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茶杯跳起兩三寸。這一拍有分效，如斯響應，四個憲兵拿著上刺刀的步槍，排闥而入，神氣十足，來勢洶洶，在座諸人除兩位少將外，莫不為之失色。」
連曾經領導台灣菁英向日本抗爭，與日警發生多次衝突，集眾望於一身的林獻堂先生都難逃駐軍強行徵糧的威嚇，那台灣的小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
在蔗糖方面，據當時在南京任職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載：
「終戰那年，日本人所剩的砂糖有 32萬4千噸， … .面對這32萬噸的砂糖，陳儀的大小官員展開無情的爭奪戰，首先由中央不付分文就運出15萬噸，接著由
省政府貿易局與上海、福州、廈門的奸商勾結，大量運出。」
對中央未付分文就運出的
15萬噸砂糖，當時的省參議會幾位比較敢言的參議員曾數次提出質詢。據他們揭露，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讓「資源委員會」將台糖公司所接收過來的15萬噸白糖，無償轉賣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售款則存在「貿易局上海辦事處」名下，實則為四大家族（孔、宋、蔣、陳）與陳儀等分贓殆盡，致使島內糖價暴漲，比上海的市價還高。
除運用公權力公開掠奪外，接收官員或明或暗、上下其手的侵佔、貪污更是不計其數。「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上海記者唐賢龍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一書就明白指出：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 …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
當時的貪污案件，真是層出不窮，大大小小的貪污新聞，在
1946年之內屢見不鮮。以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為例，短短十餘天之間，與貪污有關的新聞報導就有六則之多，平均約兩天一則，讓台灣人目不暇給。已揭露者如此，未揭露者不知凡幾，像得款二億元以上的嘉義化工廠之貪污案；得款一億元以上的貿易局勾結商人之貪污案，報紙都宣騰一時。
但是，最為駭人聽聞的，莫過於台北縣長陸桂祥夥同姻親裘區長的貪污案。陸係陳儀任職福建省的老幹部，於擔任台北縣長不久，民間就頻傳他盜領了全縣預算一半的金額，為此，縣參議會及人民提出檢舉，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遂於
1946年1月6日抵台，監察院也在台北成立了特派行署展開調查，但在搜查前夕，陸竟唆使裘區長放火燒了縣廳及稅捐處，將所有證明文件、原始清冊、帳簿單據等全部燒毀，翌日更於台北市內召開記者會，悠然發表如下的聲明：
「 如同民間所傳，本縣轄下確有貪污之人，那就是裘區長，他於昨晚畏罪中縱火，並攜公款潛逃於福建或浙江方面，本官正派人追查之中。 … .」
表面說要追查，其實是虛應故事一下，由於係陳儀的嫡系紅人，故監察委員也拿他沒辦法，此後便不了了之。
統制經濟的剝削
陳儀政府接管台灣後，採取的是全面性的統制經濟。首先是將日人留下來的
237家公私企業，六百餘個單位，全歸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經營，致無論是交通運輸業，農漁牧產品，以及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木材、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器、化學藥品、製鹽等產品，無一不在統制之列。
其次是將煙、酒、樟腦、火柴、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局專賣。照長官公署的規定，專賣物品僅限於這五種，但事實上是包括石炭（煤）、鹽、糖、燒鹼等物質，都設有專責機構負責專賣統銷。例如，鹽的專賣由台灣鹽務管理局所屬的台南鹽業公司負責，石炭的專賣由省工礦處所屬的台灣省石炭調查委員會負責等。
對這種專賣統制措施，監委何漢文有這樣的報告：
「
中央接收台灣後，不但未能以最大之努力與鉅量之資本，恢復在戰前破壞之企業，解決台灣同胞失業之恐慌，反而以專賣獨佔之方法，將台灣之特產如煤、糖、燒鹼、食鹽等之銷售，由政府控制，此種中央不為台灣建設花錢，反自台灣牟利，自難獲台灣同胞之諒解。」
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裡的另一個統制機構是台灣省貿易局，它除接收了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株式會社」的龐大資產外，還壟斷了全島工農產品的購銷，將最賺錢的砂糖、米、樟腦、鹽、煤炭、木材、水果、漁產、大甲蓆等運出島外，又將肥料、麵粉、棉布、汽油、汽車等由島外輸入，高價轉售給商人，以獲取暴利。甚至禁止出口的木材、紙張等物資，貿易局仍可運銷國內外，公開的大賺其錢。這些利益大部份歸入陳儀大小官員的私囊，只有少部份編入政府預算。
在統制經濟之下，誠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所說的：
「將台灣人凍結於更多的盈利經濟範疇之外。」
監委楊亮功與何漢文在調查報告中也指出：
「
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巨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之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
來台考察的美國華盛頓大學麥克 (F.H.Michael)和泰勒(G.E.Taylor)兩教授也說：
「
那些幾乎為全島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務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佔島上的經濟。」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
1949年，蔣介石於失去中國大陸，實際統治區僅剩台灣及澎湖、金門、馬祖等島嶼後，由於「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才痛定思痛的於6月15日實施第二次金融改革，發行新台幣，並規定一元換舊台幣四萬元，此為當年「一塊銀換四萬」（台語）的由來。
1945年發行的舊台幣，到1949年，竟淪落到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以發行之初所訂都是五元兌換美金一元之價值計，豈不表示：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上漲了四萬倍。或者是：假定物價僅上漲二萬倍，而政府卻規定舊台幣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使人民持有的貨幣資產再被剝削一倍。
不管是四萬倍或兩萬倍，物價上漲以萬倍計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速率。
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之所以上漲數萬倍，除「橫暴的軍事與經濟掠奪」、「統制經濟之剝削」二節所述各點外，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描述：
「 1946這一年是個經濟災難的年頭。物價不斷上升，生產下降。 …
在台灣唯一快樂的人是那些處長、官員和他們的朋友，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忙著將台灣的產業資金轉換成金塊金條，以便安全的收藏起來。」
「財政部長一個人就控制了三部鈔票印鈔機，在
1946年一整年忙著大印鈔票。台灣銀行的一個職員告訴我說，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根本沒有人留下記錄，而且法外印行的鈔票也不知道有多少
，新印的鈔票應循什麼法律途徑應市也沒有明文規定。在一次破獲的印製偽鈔案中發覺 ，原來財政處裡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偽鈔的印行！」
「政府官員還分贓大量的紅利、『海外津貼』，以及低價的糧米，這在膨脹的通貨上又再加上了壓力。工廠和生產企業一家家的倒閉，貨物愈來愈少。台灣事實上已成為巨大的強盜市場。」
「台灣人埋怨說，他們每裝好一船的貨物運出島外，就運回一船貪婪的中國大陸人。沒有幾個來自大陸的人是打算在台灣長久居住的，個個都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到最大的利益。」
「
這是個澈底的『奸商政府』，那些處長們及屬下官員並沒興趣恢復及增進台灣的生產，它們只對買空賣空興趣，財政政策公然被操縱用來增進新來的大陸人的利益，並用於除去台灣人私人企業的競爭。」
當時在南京任職的 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 用紙來換台灣的物資，將騙來的產業運去大陸販賣。 」
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之下，物價不飛漲也難。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週，《人民導報》的頭版頭條曾經有過這樣的報導：
「 這個月來，米價由十幾元漲至三十幾元，不但飛漲得驚人，而且自前日起無處購到 … 」。
來自民間的統計資料，也顯示自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年半之間，米的價格上漲了數百倍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據當時的新生報及省參議員的估計，
1946年底，全台六百多萬人中，失業人數至少有40~50萬人，佔總人口的6.5~
8.1%，或就業人口的13.5~17.0%。但因在當時，除棄耕者外，有田種就不算失業的農業人口佔60%以上，故失業人數約佔非農就業人口的35%以上。1946年10月28日，《民報》社論提出警告說：
「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 …
失業者的思想一天天的惡化起來，對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務員和發光復財的地主、豪商階級，都抱了大不滿。」
由於失業者的生活困窘，以致大陸籍憲兵團長高維民當初親眼目睹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桃花源境，不到一年功夫就轉變為街頭已有行乞，以及偷盜、劫案疊出的社會，故《人民導報》的大陸籍記者忍不住為文批評：
「半年前，筆者尚未來台，就聽到朋友們說：『台灣平疇綠野，工商發達，人民無凍餒之虞，街上看不見一個乞丐，真是金銀島一般。』可是今日的台灣已是如何的台灣呢？不但街上看見了乞丐，而且劫案疊出
… 。」
失業者的生活固然困窘，但有職業的人，卻也好不到那裡，因所領薪水，除物價飛騰致購買力大幅縮水外，有時還可能領不到。
1946年8月15日，《人民導報》：「請按月發放教師薪津」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社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 聞本省若干縣市，對於教職員薪津頗有未能發放者，致影響教職員生活及精神甚鉅。而台北縣教師二千餘名，積欠薪津達三個月，未發分文，則尤堪詫異。」
「苛政猛於虎」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但陳儀的統治何止是苛政？他不但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而且還「像蝗蟲一般吃盡本島的財富，破壞了成長的潛力。用現代話說，就是未開發國家佔領已開發國家，而把這個國家拉回到未開發、非現代化的地步。（引自楊逸舟《二二八民變》第
59頁）」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民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故人心之憤懣與不平已到極點。
歷史發展與文化背景的差異
歷史的分野
十七世紀以後，部分華人不畏艱險，突破海禁隔離，橫渡台灣海峽，九死一生的移入台灣，便已充分顯現其海洋文化的特性 ，與中國大陸的中原文化已大異其趣。
1895 年，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雖讓台灣淪入「異族的統治」，但卻也因此而擺脫近代中國動盪、戰亂的命運，與中國走進了不同的歷史軌跡。
讓我們先來扼要檢視一下，自 1895 年台灣割讓與日本之後，中國大陸動盪、戰亂的坎坷歷史：
1896~1911 年： 1900 年以前， 共發生戊戌政變、義和團動亂、八國聯軍攻陷首都北京、簽定損失慘重的「 辛丑條約」等事件。 1901
以後，除在滿洲地區，即東三省爆發日俄戰爭，中國損失了東三省的重要權益外，歷時十餘年的武裝革命運動更風起雲湧，終至推翻滿清皇朝。
1912~1928 年： 中華民國成立，但未幾政權即落入袁世凱手中，四年之內爆發了二次革命與護國軍等戰役，袁政權結束後，更進入互相攻伐的軍閥割據局面。
1921 年，蒙古獨立。 1926
年，蔣介石北伐，收拾了一些軍閥，名為「統一」，但除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皆未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外，在其勢力範圍內，與其結盟的部分軍閥亦貌合神離。
此一時期，國民黨內部還爆發陳炯明叛變、東征、肇和、中山艦等事件，以及 1927 年，蔣介石與汪精衛互相通緝與討伐的「寧漢分裂」事件。
1929~1945 年： 爆發中原會戰、九一八事變、五次勦共戰爭等事件，隨後就是國共你追我趕的共軍「兩萬五千里長征」，以及「西安事變」。 1937
年以前，中、日之間還爆發許多次事變與局部戰役，最後導致全面性的戰爭，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十餘省大部落入日軍手中，陜、甘、寧一帶由共軍盤踞，蔣介石有效統治區僅剩四川、雲、貴及華中三省西部一帶。
在此戰亂頻繁的國度，經濟如何發展？文化如何提升？教育如何普及？社會如何進步？
反觀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50
年之內，除消除反抗之征戰的前幾年，及捲入太平洋戰爭旋渦的最後數年外，大抵都處在和平時期，這是否為台灣被不幸割讓之後的「大幸」？
同一地區，被高所得的國家與低所得的國家統治，其結果將完全不同。因此，日本的統治本質雖然是殖民統治，但因以當時的世界水準言，已現代化，與美、德、英、法等國並列世界超強的日本，其統治自有其不同之處。故在動盪、戰亂的中國之同一時期，台灣早已完成了許多興革與建設，前者如剪髮辮及吸食鴉片、纏足等惡習的禁止，實施東亞最早最佳的戶口普查（大陸來台學者陳正祥於
1959 年所著的《台灣地誌》 之言），完成林野、土地的調查，度量衡、貨幣的統一，
以及國民教育的推廣、衛生習慣的改良、社會治安的整頓、法治觀念的培養等；後者如郵政、電信、港灣、鐵公路網、水利發電、嘉南大圳等灌溉渠道的興建，以及稻米、蔗糖、甘藷、茶葉的增產等。
經濟發展使 1904 年的財政已達到自給自足，無怪乎梁啟超於 1911
年應林獻堂之邀來台訪問時，對日本治台之方法產生興趣，忍不住提出十大問題以一窺究竟，其中的第一個問題便是：
「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劉銘傳）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餘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
1935年 ， 台灣總督府所舉辦的「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中 ， 代表中國出席的陳儀於公開演講中 ， 對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下的進步亦表示道喜 。
梁啟超的問題與陳儀的道喜，已充分顯示台灣的經濟水準早已超前海峽彼岸多多。
兩岸的差距
五十年的歷史分野，使台海兩邊的經濟水準產生巨大的差異。例如， 1943 年，台灣每人每年的鐵路客運量為 253 公里，但中國大陸一直到 1986
年才達到 240 公里； 1941 年，台灣每千人平均擁有 5 部電話，中國大陸一直到 1983 年才達到這個標準。
又據 1939 年東京「三省堂」出版的《列國國勢要覽》載，迄 1938 年止，台灣的鐵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為中國大陸的 46 倍，每萬人為中國大陸的
16 倍。
兩岸的經濟水準之差距如此鉅大，故 1945 年 2 月，蔣介石於重慶的「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班」致詞時，不得不承認：
「 日本治台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之後的治績，若不能超過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為莫大之恥辱， … . 」
1946 年 9 月，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 1946 年發行）的記者於考察台灣後報導說：
「 … 最低層之農民，亦能有電燈照明，台灣的動力站，凡三十四處，原有電力為 32萬千瓦， … 中國除了東北以外，還沒有這樣的水電網堪與之頡頏。」
在教育方面，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所撰之《台灣史》載：
「 據民國
33（1944）年調查統計，當時國民學校第二號表（閩客住民）908校，學生數86萬6361人，第三號表（原住民）36校，學生數1萬386人，而台胞之就學率為71.17%。」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編的《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一書第 57頁更指稱：
「本省識字者已達 71%，這比中國內地自然高出許多，在日統治時代，台籍適齡童子，均受小學教育。」
再以國民所得及國民平均壽命作比較。
根據張國興《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社會的變化》一書記載，
1937年，日本國民所得為191美元，台灣則為115美元，當時的台灣國民所得僅次於日本，名列亞洲的第二位。
又根據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記載，在國民平均壽命方面，日本在
1935~1936年，男性為46.92歲，女性則為49.63歲；台灣在1936~40年間，男性為41.1歲，女性則為45.7歲；而中國大陸到了1942年，男性為33.8歲，女性則為38.0歲。
由此可見，愈是文明進步的國家，人民的教育、經濟水準、國民所得 、平均壽命，愈見優勢。
台灣的進步，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人士亦多表肯定。例如，大陸記者江慕雲於上海所編的《為台灣說話》一書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 … 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 … 有人說，假如這
50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50年，而是我們經營的50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 … ..」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也有文章說得極其明白：
「台灣在國人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 …
.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
天津「大公報」，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 15天的一篇社論中也指出 ：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 … 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 …
台灣人民知識高，習慣好，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
歧視與衝突
台灣的進步 ， 雖為旅台大陸人士所共見 ，而 「光復」之初 ， 台灣人雖曾熱情的歡迎大陸人 ， 但一經相處之後 ， 彼此的不適應就產生了 。
二二八事件後 ， 南京《中央日報》的一篇短評 ， 或許可看出不適應之癥結所在 ：
「台灣人與內地人，因為心理距離過大，生活習慣相差過遠，甚至語言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閡自可想見，加上政治措施未當，自然容易發生了問題。」
1945年以後的50年，在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的支配下，與中國大陸已經隔絕（1949年以後）的台灣，都被教育成：自以為生活在「秋海棠中國」之內，認同中國，以中國普通話為「國語」；故1945年以前，與日本並未隔絕，同樣是50年的日治時期，被教育成：會說日語，以日語為「國語」，具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為勢所必然。故在當時，初抵台灣的大陸人，都會立刻感覺到處處充滿東洋氣息：走在街上，看到的盡是「町」、「丁目」、「番地」等日式地址；幾近九十度的鞠躬禮，小販的叫賣聲，商店老闆「歡迎光臨、下次再來」的禮貌送客聲，嘴巴冒出來的儘是日語；報紙是華、日文並用，書寫的報導或公文常出現一些日式用語。誠如演員常楓回憶其初抵台灣的印象：
「一到岸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風味， … 木屐聲、魚丸的叫賣聲、按摩女的吹笛聲，感覺又到另一個地方。」
這麼濃厚的東洋氣息，看在剛剛打完八年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士眼裏，是多麼的刺眼與不自在，故很快就變成反感，認為台灣人係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
1946年4月29日，台灣省教育處長於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就公開指責台灣人「完全奴化」；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事後所編的《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中，也將事因歸咎於：
「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
除了「奴化」的觀感外，滿嘴「台灣同胞」的大陸接收人員，骨子裏卻是以征服者、戰勝者的姿態君臨台灣，故接管五個月以後，北平《民主週刊》就提出「
接收人員那種耀武揚威的戰勝者姿態，和一個侵略者在別人的土地上有什麼兩樣呢？ … 」 的警訊。
香港《青年知識》雜誌對新征服者也作了以下的抨擊：
「我們的接收官員們都是一群帶有強烈掠奪性的親戚同鄉等關係的封建集團，他們以新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元朝對待南人一樣的態度，對待台灣同胞。 … 」
但「奴化」的觀感所引致的禍害還在其次，有人說，「二二八大屠殺」之所以發生，除以上所舉之歧異與衝突外，當時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把怨氣全數轉嫁到充滿日本味的台灣人身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 陸人 視已具東洋味的台灣人為「奴化」，那麼，台灣人眼中的大陸人呢？
台灣人對於被「光復」，本來是充滿喜悅的，並準備以殺豬宰羊的方式來歡迎大陸軍隊，但看到上岸的是一群衣衫襤褸、吵雜無序、買東西不給錢、坐車不買票
、隨地吐痰小便、到處搶奪強姦的大陸兵，馬上就由滿懷喜悅變成輕蔑。來台採訪的美國記者傑克．柏丁在《中國震憾白皮書》中指出：
「但他們的喜悅於一夜之間就消散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被文明比自己還低的人所征服了。 …
..蔣介石的士兵們向商店拿了東西不付錢，夜間在路上搶奪市民錢財，而且殺人滅口。 … ..」
上海記者王思翔來台觀察一年多以後，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阿山』這個名稱本來是沒有惡意的，但此時已變成了貪污、獨裁、枉法、欺詐、荒淫、無恥－－一切惡德惡行的同意語了。『阿山』是台灣經濟與政治的破壞者，他們更破壞了台灣人民所重視的法律與公共秩序，
… .用搶奪與詐欺得來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在絕望的深淵抱著怨恨的台灣人，也只能用諷刺的方式來宣洩他們的失望與不滿，社會上除流行著：
台灣光復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橫蠻無天無地，
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以及
轟炸驚天動地，
光復歡天喜地，
接收花天酒地，
政治黑天暗地，
人民呼天喚地。
這樣的打油詩外，對坐擁日人留下來的房子、車子、財物，連日連夜到酒家叫藝妓唱歌陪酒的接收官員，暗諷其擁有「五子登科」（五子指房子、車子、金子、女子、位子）；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三眠取利」等標語，表示從民族也取利、民權也取利、民生也取利；以及早也睡、晚也睡、中午也睡，只有取利的時候才不睡；民間更流傳「狗去豬來」這一暗語，牆壁上塗畫著狗和豬，「狗」代表的是日本人，「豬」代表的是大陸人，因為，此時台灣人才發現，「狗」雖然兇惡，至少還能幫忙看家，但「豬」卻是「不潔不淨，光食而不做事，只會吃和睡」的動物。
在尖銳的對比之下，台灣人就開始懷念起日本時代，開口閉口「日本時代如何如何」。大陸人看到台灣人懷念日本時代，張口不離訴說日本的好處，便又更加痛斥台灣人「奴化」；台灣人被指為「奴化」後，又益加不悅，形成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