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委員會的成立
1947 年 3 月 1
日早上，武裝巡邏隊，依舊放哨，向一般民眾亂開槍，機槍聲處處可聞。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召集台灣的「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
)
舉行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北市參議會議長）、王添燈（省參議員）、林忠（國民參政員）等四人為代表，向長官公署提出五項要求：1.即刻解除戒嚴令。2.即時釋放被捕市民。3.禁止軍警開槍。4.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5.由陳儀向民眾廣播開始施行。陳儀當場接受這五項要求。
下午五時許，陳儀才廣播，大意是說：「
緝煙血案已經給付很多撫恤金而解決了。我同意市參議會的建議，由官民共同組織委員會來處理此次『暴動』事件。民眾若有意見，則經由該委員會提出吧！ 」
陳儀將這事件斥之為「暴動」來加以處理，並沒有一點歉意，因陳儀只把「處理委員會」當作為緩和或安撫台灣人民激烈抗爭的媒介而已。
2日上午十時，台灣大學、私立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現為師範大學）、法商學院（現為台大法學院），以及各高中等總計數百名學生，舉起「政治民主化」，「台灣自治」等標語聚集於「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決定組織「學生隊」負責維持治安及交通。中午，陳儀接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接受該會所提四項要求：1.由全島人民代表研討對策後，於
3 月10
日以前擬定「基本改革方案」，提交討論。2.政治協商期間，當局不引進增援部隊入台北。3.由學生隊與市長、市警察局長轄下的青年團，共同負責維持治安。4.立即恢復交通。
下午兩點半，由官民共同組織的「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會議。政府代表是周一鶚（民政處長）、胡福相（警務處長）、任顯群（交通處長）、游彌堅（台北市長）四人。會議一開始，政府代表就以加強該會的權威性及代表性為理由，主張增加代表人數。討論結果，再增加商會、工會、學生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民眾組織等五個單位的代表，主席周延壽宣布應再擴大，包括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並把協調會的名稱定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會場外，槍聲頻傳，委員們認為是「警察大隊」所為，要求解散該大隊，警務處長慌忙回答：「事關機關問題，待長官批准當實行。」委員會再提五項要求：1.釋放在過去三日內所逮捕的事件關係者。2.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給與死亡者遺族撫恤金、負傷者賠償金。4.立即停止武裝軍警隊的巡邏。5.即時恢復各種交通。陳儀欣然同意。因他詭計成功了，委員增多，份子複雜，形成人多嘴雜，容易誤事，意見難於達成一致，曠日廢時，勢必拖長時日。陳儀向中央請求派兵來鎮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
3 月 2 日的日記記載：
「我建議向中央請兵，但此時兼總司令（陳儀）告訴我，業已去電主席速調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來台平亂。」
是日，陳儀已經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幸好滿載增援士兵的火車、卡車，在到達新竹附近時便進退不得，因為新竹市民預料陳儀會從南部召來部隊，便機警地毀壞通往台北的鐵軌，並置障礙物於公路上，使軍隊動彈不得，不然大屠殺可要提早了。
3 月 3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本是奉陳儀的命令，由官民共同組成的，會議首先討論「組織大綱」，通過「團結全島人民，進行政治改革，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主旨。
此時，傳來消息說：「 陳儀已違約，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
」會場一時為之騷動，但大部分委員仍主張用談判解決。於是，推派劉明朝、林忠、王添燈、蔣渭川等二十餘人為代表前往長官公署，與公署處長及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協商後，提出六項要求：
1.軍隊限於本（3）日下午六時以前，全部召歸營房。2.由憲兵、警察、學生共同組織「治安服務隊」，負責維持治安。3.一切交通於本日下午六時以前恢復，交通整理由民眾負責。4.撥出一部分軍糧、以補食糧不足。5.軍隊撤離後，滋事軍人由柯遠芬負責，滋事民眾由「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之。6.長官公署不得以流語謠言蠱惑民眾，並不許南部軍隊屯駐北部。陳儀再次接受這些要求。
委員會組織了「忠義服務隊」，急功好義的青年，學生紛紛加入，以許德輝為隊長，游彌堅市長鼓勵青年學生說：「 治安責任很重，你們青年學生要小心努力維持。」
這個由官方、民意代表、民間團體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其本來的目的是在料理事件善後問題，重要的任務在維持社會治安，防止事件繼續惡化。
3 月 4
日上午十時，「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大會，有上千的民眾擠進中山堂，來旁聽委員們討論。會議通過事項有（1）決議通知各縣市各自組織「處理委員會分會」，以處理各地發生的事件，並推選代表參加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來共同推動工作。（2）推派黃朝琴、顏欽賢（制憲代表），張晴川（北市參議員）前往警總，要求禁止武裝隊伍出現街頭，部隊外出購物不要帶槍。（3）應履行恢復交通諾言。（4）向省內外廣播二二八事件經過，並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省政改革，並無其他作用。（5）今後向省內外廣播及宣傳，概由本會宣傳組統一發布。（6）電力公司不分晝夜向全台供電，使各戶得以散發各種消息。
當時官方代表，在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便不再參加。這次的決議除原本的善後處理，維持治安外，已加上政治改革的意圖，其用意在根本解決二二八事件，以免再發生。因事件發生和政治腐敗有絕對的關係。
3 月 5
日，下午四時半，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正式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示「改革台灣省政治」的宗旨。並通過「政治改革綱領」，要求事項為：1.立即將「緝煙血案」兇手，在公眾面前槍決。2.從優撫恤被殺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者，並不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解除軍隊武裝，把武器交給「處理委員會」保管，由「處理委員會」負責維持治安，不要由中央派軍來刺激民眾。4.撤廢公賣局及貿易局，公賣局長應就此次事件向民眾道歉。5.一切公營事業，由台灣人經營。6.長官公署的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半數以上，以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應起用台灣人。7.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起用台灣人。8.立即實施縣、市長民選。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至此已發展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團體，而全省各地分會，相繼成立，並紛紛開會，提出事件處理對策和各項政治改革的要求。戇厚的台灣人已一步一步踏入陳儀所佈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3 月 6
日，不知死活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仍照常開會，由王添燈省參議員主持，會中通過選出林獻堂、陳逸松、黃朝琴、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等十七位民意代表為常務委員，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內容表明「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聲明中還要求其他各省同胞，
「踴躍參加……舉著同樣的步驟，爭取這次鬥爭的勝利……國家政治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從文告中的語氣表達，好像事件發生是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導的。最後以「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作為口號。
這個由陳儀准許成立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經六天發展，已開始向陳儀的省政府提出各項省政改革。天真的台灣人，以為陳儀在廣求民瘼，以徹底解決錯綜複雜的省政。
對這節節升高的政治改革訴求，陳儀因援兵尚未到達，仍以相當容忍與寬容的態度向全台廣播，發表聲明大略如下：1.已向中央政府申請，把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一經核准，即可實行改組。2.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儘量任用台灣人。3.在
6 月 30 日以前，實施縣、市長民選，其他的政治問題，當可在省政府成立，縣、市長民選後，獲得解決。
最後，他還說： 「言必有信，我的話我完全負責，盼望台灣同胞信賴政府對此次事件的寬大措施。
」陳儀所以信誓旦旦要發揮「中華民族寬大的德性」，要和本省人相親相愛，是因坊間流傳中央將派大軍入台報復，怕騷動再起，破壞他的全盤計劃，故意偽裝的廣播，以安撫民心。事實上陳儀當天已再致電蔣介石，表示駐台兵力不足，請派二師軍隊，必須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國軍，來台「消滅叛亂」。
鎮壓的藉口
3月7日，陳儀在中央援軍未到前，為加強台灣人民對他的信任，仍維持開明的假象，以欺矇大眾，並特別致函「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賦予官定的地位，全文如下：
「
茲啟者：二二八善後事宜，各方代表紛紛來見，建議辦法莫衷一是，惟關于善後辦法，已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會本可容納民眾代表，今後各方意見均須先交處理委員會討論，擬足綜合的意見後，由該會選定代表數人，開列名單向本署建議，以便採擇實施，此致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行政長官陳儀。
」信函於 8 日刊出。
不懂中國官場文化的台灣人信以為真，有些縣市煞有其事的推舉出縣市長候選人，讓陳儀圈選，如台南市於
8日選出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花蓮推出名醫張七郎，結果湯德章、張七郎等，不但沒當成縣市長，反成槍下冤魂。
3 月 7
日上午，「處理委員會」照往例在中山堂召開會議。因先前擬定的「政治改革方案」太籠統，王添燈乃加以具體化，綜合為三十二項，提交大會審議。王添燈登上講台說：「
迄今，長官公署對『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項目，均表明接受，可是，說是要接受，事實上卻連一件也沒有付諸實施。這幾天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民眾，提供了很多意見。我把這些意見綜合成三十二項目，想今天在這裏加以討論、表決。盼望當局不再食言，而加以付諸實施。」
然後，逐一宣讀「改革方案」，通過了「三十二項目的政治改革方案」。
王添燈草擬的卅二條「處理大綱」。分為「對目前的處理」七條，及「根本處理」廿五條（其中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二十條），全部內容如下：
(一)對於目前的處理
(1)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 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2)政府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責。
(3)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裝械行動，對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惹出是非。
(4)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5)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6)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7)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民間追究責任，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恤。
(二)根本處理
甲 : 軍事方面
(1)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台灣。
(2)中央可派員在台徵兵守台。
(3)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灣徵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
(4)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5)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乙 : 政治方面
(1)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2)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3)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5)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6)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7)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13)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15)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奢侈品稅相續稅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
，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18)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19)撤銷貿易局。
(20)撤銷宣傳委員會。
丙： 追加十條
(1)本省陸海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2)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3)限至三月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時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4)處委會之政務應于 3 月 15 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略)
(5)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委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6)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務局自行清理。
(7)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8)本年 6月 1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9)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10)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台灣省。
這十條內容，與原先的卅二條有雷同或相似之處，但因會場秩序混亂，無從整理，因此，原先的卅二條以及後來追加的十條，共四十二條，便在會議中照單全收而通過了。
「四十二條」大綱於 3 月 7
日下午通過後，當天下午四時多會議結束。由黃朝琴、王添燈、吳國信等人將四十二條處理大綱面呈陳儀。陳儀未看完全文，即勃然震怒，斷然拒絕。
處委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仍於當天（3 月 7 日）下午六時到台灣廣播電台廣播，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宣讀四十二條內容詳情。
陳儀對處委會提出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突然翻臉不認帳，主要關鍵在於他已確知中央已決定派兵來台。根據赴台鎮壓的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3月5日即已接奉國防部及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3月6日劉雨卿飛抵南京晉見蔣主席，蔣介石面授機宜，3月7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抵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主席的意旨。足見陳儀從劉雨卿口中得悉蔣介石決意派兵時，處理委員會還沒通過四十二條大綱，所以等到王添燈等人向陳儀提出四十二條大綱時，陳儀已是有恃無恐，因此一反過去虛與委蛇的姿態，斷然翻臉拒絕。
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透露：陳儀拒絕四十二條大綱之後，人心更加惴惴不安，處委會內部份參與四十二條提議的委員也開始感覺不妥。台北市長游彌堅於3月8日上午10點許召集多位處委會的委員到市府共商應變之策，會中決議由黃朝琴謁見陳儀，由劉啟光引領有關委員赴警備總部拜會參謀長柯遠芬，解釋並撤回四十二條建議，力求其諒解。結果，遭陳儀拒絕會見黃朝琴。
3 月 8
日中午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來到中山堂，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委員談話。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標之外，呼籲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並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派兵。
儘管處理委員會已在當天收回成案，宣布取消四十二條，對張慕陶所勸說的「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給予立即善意的回應，但是張慕陶並不能擔保中央不派兵來台。因為，正在他發重誓擔保中央不出兵的同時，蔣介石派往台灣的廿一師早已出發，將抵基隆外海，而在當天（3
月 8 日）傍晚登陸基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但無法挽救危機，本身也即將面臨噩運。
有了軍隊的抵達，陳儀完全不再理會處理委員會。3 月 10 日的中央社駐台北記者發佈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消息：
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近日之行動，越出改革政治範圍，幾近反叛祖國，陳儀長官今日下令予以解散。…………陳氏又稱：「至於國軍移駐台灣，係為保護全省人民，消滅叛徒，絕無其他用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3 月 30 日所編印的《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中，說：「
處理委員會之性質，原為容納民意，商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關卹死救傷等善後事宜，詎該會成立以後，對此毫不商議，反進行種種越軌行動。其後，該會即摒棄政府所派五代表，而自演變為一種非法團體，從事叛亂行動……。」
既然將之宣佈為「非法團體」，指控其「從事叛亂行動」，因此，參與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的積極人士，遭到整肅，也就順理成章了。
《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附有「台灣各縣市暴亂情形簡表」，開列各縣市「暴亂」的「主動及附從者」名單，計約兩百名，並備註說：「
上列主動及附從者人名，係『二二八處委會』委員，及各組正副組長，暨各非法團體之負責人。」
很明顯地，陳儀當局準備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人員與暴動者混淆在一起，以便一網打盡。
柯遠芬早在 2 月 2 8
日當天就認定：「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因此我召第三處盧處長商討軍事佈置，同時計畫今晚戒嚴的部署。當時最感困難的是兵力不夠，……」
3月4日柯遠芬又說：「
事情如此變化莫測，忽晴忽雨，真是不知如何處理才好。此時我經過周密的考慮後，才決定儘速作軍事上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的罪證公開後，馬上使用軍事力量來戡亂。」
足見陳儀統治當局，早已有了預設立場的「內定結論」。後來的四十二條「叛國罪證」，只是作為「派兵戡亂」的藉口而已。四十二條要求，儘管具體而明確，但基本上仍肯定整個大體制，看不出有「叛國」、「叛亂」的意味。
陳儀起初利用處委會來安撫激進民眾的暴動與抗爭，故採容忍、尊重態度，承諾其改革要求，並作出改革與民主的假相。然而卻一面暗中向中央請兵入台，採取緩兵之計。但處委會的士紳，卻被陳儀玩弄於股掌之中。俟中央援兵一到，陳儀姿態立即丕變，不認前帳。不但所提的改革意見，全遭拒絕，本身反而成為被整肅的對象。陳儀早在
3月6日即向中央請兵來台，卻一面向台人表示中央絕不派兵。而被視為「叛國」的四十二條，是在3月7日下午才提出。再者，陳儀在拒絕四十二條的態度上，是在只看到「序文」而未見條文內容時便斷然拒絕，於此，可見其預設立場。四十二條內容被視同叛國，只不過作為引君入甕的藉口而已。
高雄先行大屠殺
3 月 6
日上午十時，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高雄市政府禮堂召開會議。為避免事態擴大，故推派市長黃仲圖，市參議員彭清靠、涂光明、曾豐明、林界等七人為代表，向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彭司令能約束他的巡邏隊，不要再繼續射擊平民百姓或威脅委員會成員，並在處理委員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於營區，不要外出。
不料，當七位代表一上山，彭孟緝隨即翻臉，當場扣押了四位代表，除了彭清靠之外，其餘三人被槍決，同時只准市長黃仲圖一人返回報告。而在黃市長尚未到處理委員會報告情況下，要塞司令便派三百餘位軍人，於吉普車上架機槍，士兵則手持著步槍，一路自要塞殺下來。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掃射的子彈就像「西北雨」一般，接著屍橫遍野，哀嚎之聲不絕於耳。害怕的民眾躲在愛河中，「國軍」一看，河水上有水泡，知道有人，也不放過，向水中掃射一番後再離去。而處委會及一般民眾尚在禮堂中等待代表的回音，但彭軍已到，機槍步槍齊發，當場擊斃的約有四十人，傷百餘人。殺完後，轉換方向再殺。爾後將屍體任意丟入河中，鮮紅的血水流入西子灣，將灣內海水染成一片赤紅。參議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腳下踩的都是死屍，且血流滿地，一如泥濘。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說，他被勒索大量金錢，才在一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一直持續到8日下午。
在軍隊屠殺稍歇之後，此時老弱婦孺才敢冒險出來尋覓親人屍體。累計死亡人數達數千人。而指揮此次高雄大屠殺事件的主角彭孟緝，非但沒有遭到譴責，反而獲得蔣介石贈勳頒獎，晉升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後又晉升參謀總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正在中國東北、華北各地和共產黨打 得 焦頭爛額之際，忽然接到陳儀於 3 月 2 日的急電：「 祈即派大軍，以平怨氣。
」當時的蔣介石竟不顧國共內戰的吃緊戰況，緊急抽調 21
軍的兩個師和一個憲兵團，限期赴台，執行鎮壓的工作，同時還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及蔣經國赴台「宣慰」，並由監察委員何漢文會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徹查」此事件，同時派兵和宣慰，這正是蔣介石慣用的的兩手策略。
蔣介石為明示其「寬大」，於 3 月 6 日要求 21 師師長劉雨卿：「 寬大處理，整飾軍心，收攬民心 。」 3 月 10 日，在總理紀念週上說：「
一年來台灣農工商學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 同時又說，「
將派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已嚴電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處理，不得採報復行動。 」 3 月 13 日電令陳儀，「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而另一方面決定徹底鎮壓。 3 月 8
日大陸軍隊一到，陳儀、柯遠芬等就開始對無辜的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尤其對於知名士紳、菁英份子等展開濫捕濫殺的行動。如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的手或足踝，三人或五人一組綑綁在一起，裝入僅能容納單人大小的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邊到處是屍體。台北則將捕獲之人民約四五十人，從三樓推下，摔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高雄則將人釘在樹上，任由餓死，此種慘絕人寰的行徑，令人髮指。
3 月 17
日，白崇禧部長以「宣慰」名義來台。白氏知道大略真相，台灣人民已被「成功」的鎮壓下去了，但若仍持續採取這種方式，恐將引起台灣人民持續的頑強抵抗，台灣將遭嚴重破壞。故在徵得蔣介石同意之後，於抵台當日，便發布國防部宣字第一號布告，對台灣宣佈四項改善措施，茲略述如下：
1. 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各縣市長，提前民選。
2.警備總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各廳、處、局等長官，優先任用本省人，
一職務或官員，不論是本省或外省，待遇一律平等。
3.民生工業及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而區分方式由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迅速審擬呈報行政院核定實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一般政策，與國民政府頒行之法令相牴觸者，應分別修正及終止，並由中央派員聽取地方意見，隨時呈報以供修正或廢止參考。
4.台灣省各級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不法組織，應立即自行宣告結束，而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之外，一律從寬免究。同時解除戒嚴令，撤換陳儀，以安撫台灣民心。
白氏的四項措施，雖省主席不兼警備總司令，但卻換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擔任警備總司令。軍事鎮壓戡亂雖然暫告停止，但大陸軍隊長期駐紮台灣，繼續執行「清鄉」的工作，至於白崇禧所提的四項改善措施，只是在安撫台灣人心，並沒有真正的執行過。
而根據官方說法，蔣介石決定派兵，是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其實蔣氏派兵鎮壓早在 3 月 5
日即已決定，而其所指稱的「叛亂」之「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直至 3 月 8 日尚未正式提出。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陳儀、柯遠芬等知道蔣介石的援軍快到基隆，故意製造更大的「暴亂」假像，讓援軍的鎮壓更有藉口。「台灣二月革命」記述說：
「
圓山方面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音，接著長官公署，警備總部，警務處，供應局倉庫，警察大隊，鐵路警察署，警察訓練所，臺灣銀行，法院等處，都是大砲、機槍、步槍，響成一片，再接著各馬路上皆是機槍步槍的聲音，全市浮遍了恐怖的子彈聲響。
」
中央社也報導 8日基隆、台北二處有 「暴民」再度攻擊官署，報導中說：
「
亦有暴徒分組發動攻勢，昨夜十時半圓山海軍辦事處首被襲擊，其他暴徒則分別攻擊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警察及公署，頓時步槍、機關槍及手榴彈聲大作，約歷一小時。」
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昨午即乘海平輪自閩抵達基隆港，下午十時始能登岸，同輪抵台者有憲兵兩營，楊氏亦乘載運憲兵之卡車於今晨二時自基隆出發，行至中途，遭遇暴徒之阻截。但蔣渭川卻明白指出全係捏造：
「昨夜在圓山方面有假戰鬥真殺人的事件，據說在圓山運動場及動物園附近，國軍放了很多的空槍，槍聲響到全市。有相當的時間後，由卡車運來不知何處殺死的死屍二十多具，有些是穿著國軍軍服的死屍，有些則是穿著以前日治時代的國民服，放在路邊當作戰死的樣子。然後由長官公署驅使數台汽車，坐著十多名高級軍官來巡視，並由在其現地的軍人報告土匪暴徒數千人襲擊台北，此次戰鬥，由英勇作戰的國軍把土匪暴徒擊退，並指死屍就是戰死者，著國軍服裝的是戰死的國軍，穿國民服的死屍是戰死的土匪暴徒，那些來巡視戰線的高級軍官，因而大發震怒，下令戒嚴。還有一位在圓山的姓何的老朋友也來報告，其所說內容與另一位青年報告相同，說該二十幾具的死屍，全部都是被殺死的老百姓化裝的，青年又說，這明明是柯遠芬的把戲，藉以作為再戒嚴的口實……。」
至於楊亮功遭狙擊一事，楊亮功在報告中也認為「 這件事始終是一疑問。 」他在報告中對於此事曾附加說明：
「據云在京滬的台籍人士在報上看見此消息後，曾謁見于院長 (按：監察院長于右任)，特別說明：放槍打車者並非本省人，而是警備總司令部要擴大事件。」
隔天(3月9日，上午十時)，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引導派來台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著在廣場上的數百個屍體說：「這些是昨晚進攻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然則，該處附近並無戰鬥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學生。原來那些青年學生，都是在陳儀承諾下，派來維持治安與交通的青年學生。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曾提到軍隊濫殺的情形：
「
3月9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醫院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身體。另一個外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3月10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開會地點中山堂，自3月8日下午以後，頓然成為慘絕人寰的殺戮戰場。根據一位任職法院的目擊者口述：
「陳儀於
8日下午，最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把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兩百多名，亂殺一陣。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當中有幾個女學生，被抓住長髮拋出窗外，發出悲鳴，青蛾似地從空中亂舞而下，罵著中國兵：『鬼畜生的支那兵!』『阿母!救人啊…』，直到氣絕。從四樓掉落下來的人，頭破骨折，當場死亡。但從二、三樓被拋出來的人，只是半死，這時在外面待機的士兵，就再用刺刀刺死。屍體手上帶錶的被切斷手掌，指頭帶戒指的被切斷手指。愈來愈多的士兵在搜索屍體身上的口袋，鈔票被搜光。」
9日清晨，聽到警備司令部柯參謀長的廣播云：
「
昨夜有奸匪暴徒數千名武裝進攻圓山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長官公署、台灣銀行等機關，實屬不法已極，雖然國軍趕到擊退，但從九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佈戒嚴，以便搜緝奸匪暴徒。」
廣播電台天天傳達警備總部的命令：
「 一切公務員必須立刻上班，一切學生必須照常上課，一切工人必須照常上工。 」
守法的台灣人一批批的學生上課了，但這些學生都被射死在校門前，公務人員也 一個個的踏著自行車去上班，
但是他們都死在十字街頭，或大南門旁邊，工人也上了工，但他們也都一去不復返！自
9日起至13日之間，足足四晝夜，到處都是軍隊在開槍，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市民因要買糧食外出，動輒遭射殺，因此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皆是死人。鮮紅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當日不知多了幾十倍，這些死者都是台灣人。士兵看到台灣人的怪裝束，不問話，即開槍射殺。遇到大陸人則不加盤問。
楊亮功的報告中，談到 3月10日當天外出看到的情形：
「我借用長官公署轎車。車旁站有憲兵以示警戒。所過街道，哨兵林立、行人斷絕。時見有死人，橫屍於途。」
被屠殺的民眾大多拋棄在淡水河，河水被鮮血染紅，一個個屍體浮在水面上，真是慘不忍睹。
10日，陳儀又嚴令撤銷各地處理委員會，因為各地處理委員會有種種越軌行動，發表叛逆性的「處理大綱」。警備總部亦發表取消一切「非法團體」，禁止集會遊行。
蔣介石心目中「秩序亦佳」的軍隊，受命「不得採取報復行動」的軍隊，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屠殺與劫掠。不僅台北市如此，其他部份市鎮，也都隨著軍隊的來到而陷入恐怖的大肅殺之中，許多青年、學生、民眾，一卡車一卡車地被捕捉而去，一去不回。各地的殺戮慘狀，實不忍睹。
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根據目擊證人（基隆人）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說：
「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同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拖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的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裏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被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被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
9日，由上海開來的第 21
師也已抵達，登岸時又開始大殺一陣，但劫運未滿，在石延漢市長的指揮下，警察隊到處捕人，捕了數百個所謂的「奸匪」、「暴徒」，用鐵絲穿過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一組，捆綁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軍人逐日大捕大殺，其屠殺方法，殘酷絕倫，二十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因此，被陳儀記大功一次。不但所謂的「奸匪暴徒」殺光了，殺得興起，連基隆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也被當成「奸匪」投入海中。
以高雄市來說，彭明敏的回憶錄這樣記述著：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台灣旅滬六團體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
(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三)台北行動隊便用機槍及坦克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任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而處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蔣主席與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關於軍隊屠殺平民的情形，文獻記載歷歷在目，目擊者也言之鑿鑿，但是當時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並不認為軍隊有屠殺人民的情事。劉雨卿在他手著《恥廬雜記》中，回憶二十一師來台的情況，說：
「凌岳兩旅（按指凌諫銜、岳星明所率之兩個整編旅）及師屬部隊自上海及連雲港分別上船，由海道運送，於八日分別抵台，先後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藉地方開明人士之協助：先鞏固省會要地，一部向情況緊急之嘉義空中挺進，同時集結在南部及北部之部隊，循著鐵路縱貫線及其兩側地區，分別向南、向北掃蕩前進．於台中會師。另以獨立團向台東方面挺進。暴徒係臨時糾合之眾，既無一定組織與嚴格統御，自然缺乏戰鬥能力，有聞風自動解體者，有略事抵抗即經我擊潰者，經十餘日之清掃，最後將謝雪紅殘部驅散於埔里迄日月潭地區，各地方政權隨情勢之轉移，次第恢復，暴亂遂即終止。」
他還特別強調：
「本師抵台後，官兵精神煥發，恪守紀律，軍民相處水乳交融，經常參與地方各種集會，增進相互間之了解。及至奉調離台時，彼此尚多依依惜別之感。足見川中健兒，明大義、守紀律，未敢後人。」
但是，如果說二十一師完全「明大義、守紀律」，則也未免太過溢美。那花蓮名醫、制憲國代張七郎及其兩個兒子於
4月4日晚上無緣無故遭軍隊捉走，槍斃於鳳林鎮郊外，那不正是二十一師所屬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的軍隊所為嗎？事實上，自3月8日援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真正擁兵反抗的地方很有限，需要軍隊真正「鎮壓」的地區，僅限於嘉義附近、中部一帶而已。其他許多市鎮，在軍隊來臨之前，經由「處理委員會」的斡旋調解，早已趨於平靜，因此，來台軍隊所遭遇的抗鬥，規模並不大，無怪乎二十一師的駱團長有感而發說：
「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
至於嘉義一帶的民兵，圍困水上機場的局面，自9日以後，台北的飛機裝運糧食彈藥及部隊增援機場內的軍隊而漸趨改觀。加上一位嘉義的名人劉傳能（半山），從台北趕回，遊說嘉義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嘉義士紳們，希望即刻撤退水上機場外的包圍，恢復水電，殺豬宰羊，供應糧食給受困於機場要塞內的軍隊，以作「和談」條件，於是，守在機場外及戰壕內的民兵，終於撤守。這個局面，也是埋下了陳澄波、潘木枝、盧炳欽等「和平使者」被捕遭槍斃的命運。
台中方面的謝雪紅，於13日以後，隨著二七部隊退入埔里。二七部隊並於烏牛湳一帶與國府軍發生激戰，最後潰散。
南京出版的《建設日報》，刊出「台灣政治建設協會」、「閩台建設協進會」等七個團體的公開信，信中指責陳儀說：
「迺自
3月8日、國軍開到以後，推翻諾言順利採取報復性之恐怖政策，對徒手民眾任意開槍殺傷或掠取財物，社會賢達地方耆紳，如陳炘、王添燈等二百餘人均被捕拘禁，其他或被監視宣告失蹤，台北大學教授、學生被格殺二十餘人之多，台北市內軍憲密布，商店罷市，路無行人，全城陷入恐怖狀態，居民惴惴自危，而真正行凶暴徒，反脫逃無蹤。最近更出動空軍調撥軍隊，欲對台中嘉義台東花蓮港等處民眾採用武力鎮壓政策。長此以往，兵連禍結不可收拾，與中央派大員宣慰，及以和平方式處理之方針顯相違悖，陳長官受國家付託，握軍政財經刑法全權治台，年餘暴政百出、民怨沸騰，致引起空前丕變。今竟惱羞成怒，倚藉兵力，發揮獸性
， 實行報復性之恐怖行為…」
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作家、民意代表、教員……等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教授林茂生，於3月10日清晨被謊稱台大校長有事找他的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其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棄入淡水河裏。同樣也是從哥倫比亞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3月11日清晨六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被憲兵捉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裴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弟律師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著名的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3月10日左右展開的大整肅中被捕遇害，連屍體都下落不明。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被槍殺後，屍體棄入基隆海邊。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與其他七名地方人士被士兵逮捕後不到十二小時，就被槍殺於頭圍鄉，後被推入土坑掩埋。著名的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等人，因擔任「和平使」赴水上機場交涉，卻被逮捕，最後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也一樣遭士兵逮捕，槍殺於岡山通往大岡山的平交道旁，死前受盡酷刑，鼻子、耳朵都被割掉。
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名醫及其兩個兒子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於4月4日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鎮郊外的公墓慘遭凌辱後槍斃。身上衣物也被剝洗一空。
如上述這類菁英分子遇難的個案，實多不勝舉，而且他們之中，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遇難冤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凡幾…。
但不得不提的是，許多在動亂中，勸人勿妄動，保護大陸人，出面調解的地方領袖，反而在大整肅中被捕遭陷。
這種濫捕濫殺的行徑，楊亮功在他的「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中，有如下的報告：
「問陳在此次事變中警備總部到底逮捕了多少人，處決了多少人 ?
我回到南京時可能有人問及此事。陳就推說要他的參謀長柯遠芬來見我向我報告，稍後柯遠芬來見我，我再問他到底拘捕私處決了多少人，他即交給我一張名單：『蔣渭川、謝雪紅、張睛川、黃朝生、王添燈、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郭（鄧）進益、廖進平、陳屋、郭國基、潘渠源、林日高、林棟材、王萬德(得)、潘欽信、蘇新、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等。』我一看這名單就是報紙上公佈被通緝的三十幾人的名單。當時我很生氣，我問柯除了名單上的三十幾人外，還有多少人被補或被處決。他並未答覆我，也沒再說什麼，即辭去。實際上他本人就是違法殺人作惡，所以他不能詳作報告。有林家花園主人林某（按即林宗賢），柯說他曾參加暴動，命其寫悔過書即可無事。等待林某悔過書寫成，柯即據其悔過書加以勒索鉅款。當時我已回到南京，接獲台北辦事處主任鮑良傅報告，當即電陳公洽查詢，陳覆電已命將此案移交新成立省政府處理，柯氏之敲詐，遂未得逞。此不過是柯氏作惡之一例。」
像柯遠芬這樣利用職權勒索敲詐的情事，多不勝舉。有些被捕者為了逃生，賄賂軍方避免受害。「破財消災」的做法，最後能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但有些人雖然散盡家財，最後卻仍賠掉生命。軍特統治的恐怖與黑暗，於此可見。
為何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 誰應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 1992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
「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
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 ? 抑或在吐露真情 ?
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的處置。然而，事後並沒有任何一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濫捕、濫殺、施行報復的主事者－陳儀，反而升任為浙江省主席。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反而被記兩次大功，並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原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升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因此真正主導此次大屠殺的幕後黑手，讀者諸君大概已心知肚明，不用再明確指出了。
自 3 月 9 日的大逮捕、大整肅，到 3 月 13 日，全島已納入陳儀當局的控制中。17
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宣慰」以緩和民心，但台灣人民的災難並沒有終止，接下來的「綏靖」─武力掃蕩，和持續的「清鄉」，才是一連串惡夢的開始。
經「三月大屠殺」之後，人民的心悸猶存，驚慌恐懼尚未恢復，接著 3 月14
日警備總司令部又公告「肅奸」，「對奸偽份子應隨時注意檢舉」，「如敢違逆，定予同罪。」這公告讓民眾感覺到另一波恐怖與肅殺之氣即將到來。
3 月 20
日陳儀發布「為清鄉告民書」，這文告用中、日兩種文字列出，以便讓更多人看得懂。陳氏說明清鄉的目的是在「確保治安」，清鄉的主要對象是「武器和惡人」，要求人民將「武器」和「惡人」，交給政府，由政府作合理合法的處理。凡是「私藏武器匿而不交的，自然是亂黨叛徒，一經查出，即將嚴厲制裁。」對於所謂的「惡人」，「要立即檢舉、密報」，「若敢窩藏亂黨叛徒，匿而不報」，經查出，「即與亂黨叛徒同罪」。
這「清鄉」的工作如何進行，茲以二十一師參謀長江崇林在台中的作法為例：
「
施行全市（按指台中市）總清查。先綜合黨政、情治、軍警各單位資料，再依調查所得，列出嫌疑份子名單及其住所或活動場所。同時召集台中市各區區、里長及一部份鄰長和市府官員集會，說明總清查目的、動向，要求提供意見給予協助。然後宣佈全城戒嚴，斷絕交通。從黃昏開始，本師派出部隊配合憲兵、警察，分區帶同地方人員，循序徹底清查。」
此時猶如驚弓之鳥的民眾，害怕家中有日本軍人所遺留下來的物品，會惹禍上身，因而將一些和武器沒有直接關係的物品，都繳交出來。貪得無饜的軍方自是照單全收。二十一師參謀長林崇江回憶說：
「清整收繳的軍品中，軍用附件為數頗多，如服裝 — 包括陸軍、空軍制式軍服、工作鞋、皮鞋、手套、佩刀、短刀、武士刀、獵槍、望遠鏡、測量儀 ……
好像顯屬日軍遺贈，但均全部交出。」
由於「惡人」標準，全由當局主觀認定，誰是「惡人」，根本就無法認定，甚至連自己什麼時候會成為當局的「惡人」，任誰也不知道，因而人人自危，惶恐不可終日。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撂下狠話說：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徒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並引用列寧的話說：「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因此，在「寧可枉殺九十九個」的心態下，台灣的社會充滿著恐怖的氣氛。
往後，常有人被捕，被槍決。自認有可能被牽連者，開始躲躲藏藏的逃亡生活。自認不是惡人，也與此事件無關的地方士紳及菁英，反而常常莫名其妙的被捕，而後失蹤，至今連屍骨也不知在何處。這種使人民家庭破碎，妻離子散，活著的人在幽暗處哭泣，承受無奈驚恐的心情，又怎是主謀的劊子手所能體會的？
「清鄉」時間一直銜接到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的「白色恐怖」，時間之長，真可創下金氏紀錄。至於那些在「清鄉」階段被「從寬處理」的人，在「白色恐怖」階段，重算舊帳，如阿里山的高一生、湯守仁
… 等先後遭槍決的命運 。 台灣人民的性格遭扭曲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