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不可忘記的歷史事件 (4)

 

處理委員會的成立

1947 年 3 月 1 日早上,武裝巡邏隊,依舊放哨,向一般民眾亂開槍,機槍聲處處可聞。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召集台灣的「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 ) 舉行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北市參議會議長)、王添燈(省參議員)、林忠(國民參政員)等四人為代表,向長官公署提出五項要求:1.即刻解除戒嚴令。2.即時釋放被捕市民。3.禁止軍警開槍。4.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5.由陳儀向民眾廣播開始施行。陳儀當場接受這五項要求。

下午五時許,陳儀才廣播,大意是說:「 緝煙血案已經給付很多撫恤金而解決了。我同意市參議會的建議,由官民共同組織委員會來處理此次『暴動』事件。民眾若有意見,則經由該委員會提出吧! 」

陳儀將這事件斥之為「暴動」來加以處理,並沒有一點歉意,因陳儀只把「處理委員會」當作為緩和或安撫台灣人民激烈抗爭的媒介而已。

2日上午十時,台灣大學、私立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現為師範大學)、法商學院(現為台大法學院),以及各高中等總計數百名學生,舉起「政治民主化」,「台灣自治」等標語聚集於「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決定組織「學生隊」負責維持治安及交通。中午,陳儀接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接受該會所提四項要求:1.由全島人民代表研討對策後,於 3 月10 日以前擬定「基本改革方案」,提交討論。2.政治協商期間,當局不引進增援部隊入台北。3.由學生隊與市長、市警察局長轄下的青年團,共同負責維持治安。4.立即恢復交通。

下午兩點半,由官民共同組織的「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會議。政府代表是周一鶚(民政處長)、胡福相(警務處長)、任顯群(交通處長)、游彌堅(台北市長)四人。會議一開始,政府代表就以加強該會的權威性及代表性為理由,主張增加代表人數。討論結果,再增加商會、工會、學生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民眾組織等五個單位的代表,主席周延壽宣布應再擴大,包括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並把協調會的名稱定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會場外,槍聲頻傳,委員們認為是「警察大隊」所為,要求解散該大隊,警務處長慌忙回答:「事關機關問題,待長官批准當實行。」委員會再提五項要求:1.釋放在過去三日內所逮捕的事件關係者。2.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給與死亡者遺族撫恤金、負傷者賠償金。4.立即停止武裝軍警隊的巡邏。5.即時恢復各種交通。陳儀欣然同意。因他詭計成功了,委員增多,份子複雜,形成人多嘴雜,容易誤事,意見難於達成一致,曠日廢時,勢必拖長時日。陳儀向中央請求派兵來鎮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 3 月 2 日的日記記載:

「我建議向中央請兵,但此時兼總司令(陳儀)告訴我,業已去電主席速調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來台平亂。」

是日,陳儀已經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幸好滿載增援士兵的火車、卡車,在到達新竹附近時便進退不得,因為新竹市民預料陳儀會從南部召來部隊,便機警地毀壞通往台北的鐵軌,並置障礙物於公路上,使軍隊動彈不得,不然大屠殺可要提早了。

3 月 3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本是奉陳儀的命令,由官民共同組成的,會議首先討論「組織大綱」,通過「團結全島人民,進行政治改革,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主旨。

此時,傳來消息說:「 陳儀已違約,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 」會場一時為之騷動,但大部分委員仍主張用談判解決。於是,推派劉明朝、林忠、王添燈、蔣渭川等二十餘人為代表前往長官公署,與公署處長及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協商後,提出六項要求: 1.軍隊限於本(3)日下午六時以前,全部召歸營房。2.由憲兵、警察、學生共同組織「治安服務隊」,負責維持治安。3.一切交通於本日下午六時以前恢復,交通整理由民眾負責。4.撥出一部分軍糧、以補食糧不足。5.軍隊撤離後,滋事軍人由柯遠芬負責,滋事民眾由「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之。6.長官公署不得以流語謠言蠱惑民眾,並不許南部軍隊屯駐北部。陳儀再次接受這些要求。

委員會組織了「忠義服務隊」,急功好義的青年,學生紛紛加入,以許德輝為隊長,游彌堅市長鼓勵青年學生說:「 治安責任很重,你們青年學生要小心努力維持。」

這個由官方、民意代表、民間團體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其本來的目的是在料理事件善後問題,重要的任務在維持社會治安,防止事件繼續惡化。

3 月 4 日上午十時,「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大會,有上千的民眾擠進中山堂,來旁聽委員們討論。會議通過事項有(1)決議通知各縣市各自組織「處理委員會分會」,以處理各地發生的事件,並推選代表參加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來共同推動工作。(2)推派黃朝琴、顏欽賢(制憲代表),張晴川(北市參議員)前往警總,要求禁止武裝隊伍出現街頭,部隊外出購物不要帶槍。(3)應履行恢復交通諾言。(4)向省內外廣播二二八事件經過,並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省政改革,並無其他作用。(5)今後向省內外廣播及宣傳,概由本會宣傳組統一發布。(6)電力公司不分晝夜向全台供電,使各戶得以散發各種消息。

當時官方代表,在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便不再參加。這次的決議除原本的善後處理,維持治安外,已加上政治改革的意圖,其用意在根本解決二二八事件,以免再發生。因事件發生和政治腐敗有絕對的關係。

3 月 5 日,下午四時半,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正式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示「改革台灣省政治」的宗旨。並通過「政治改革綱領」,要求事項為:1.立即將「緝煙血案」兇手,在公眾面前槍決。2.從優撫恤被殺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者,並不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解除軍隊武裝,把武器交給「處理委員會」保管,由「處理委員會」負責維持治安,不要由中央派軍來刺激民眾。4.撤廢公賣局及貿易局,公賣局長應就此次事件向民眾道歉。5.一切公營事業,由台灣人經營。6.長官公署的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半數以上,以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應起用台灣人。7.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起用台灣人。8.立即實施縣、市長民選。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至此已發展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團體,而全省各地分會,相繼成立,並紛紛開會,提出事件處理對策和各項政治改革的要求。戇厚的台灣人已一步一步踏入陳儀所佈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3 月 6 日,不知死活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仍照常開會,由王添燈省參議員主持,會中通過選出林獻堂、陳逸松、黃朝琴、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等十七位民意代表為常務委員,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內容表明「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聲明中還要求其他各省同胞, 「踴躍參加……舉著同樣的步驟,爭取這次鬥爭的勝利……國家政治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從文告中的語氣表達,好像事件發生是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導的。最後以「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作為口號。

這個由陳儀准許成立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經六天發展,已開始向陳儀的省政府提出各項省政改革。天真的台灣人,以為陳儀在廣求民瘼,以徹底解決錯綜複雜的省政。

對這節節升高的政治改革訴求,陳儀因援兵尚未到達,仍以相當容忍與寬容的態度向全台廣播,發表聲明大略如下:1.已向中央政府申請,把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一經核准,即可實行改組。2.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儘量任用台灣人。3.在 6 月 30 日以前,實施縣、市長民選,其他的政治問題,當可在省政府成立,縣、市長民選後,獲得解決。

最後,他還說: 「言必有信,我的話我完全負責,盼望台灣同胞信賴政府對此次事件的寬大措施。 」陳儀所以信誓旦旦要發揮「中華民族寬大的德性」,要和本省人相親相愛,是因坊間流傳中央將派大軍入台報復,怕騷動再起,破壞他的全盤計劃,故意偽裝的廣播,以安撫民心。事實上陳儀當天已再致電蔣介石,表示駐台兵力不足,請派二師軍隊,必須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國軍,來台「消滅叛亂」。

鎮壓的藉口

3月7日,陳儀在中央援軍未到前,為加強台灣人民對他的信任,仍維持開明的假象,以欺矇大眾,並特別致函「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賦予官定的地位,全文如下:

「 茲啟者:二二八善後事宜,各方代表紛紛來見,建議辦法莫衷一是,惟關于善後辦法,已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會本可容納民眾代表,今後各方意見均須先交處理委員會討論,擬足綜合的意見後,由該會選定代表數人,開列名單向本署建議,以便採擇實施,此致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行政長官陳儀。 」信函於 8 日刊出。

不懂中國官場文化的台灣人信以為真,有些縣市煞有其事的推舉出縣市長候選人,讓陳儀圈選,如台南市於 8日選出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花蓮推出名醫張七郎,結果湯德章、張七郎等,不但沒當成縣市長,反成槍下冤魂。

3 月 7 日上午,「處理委員會」照往例在中山堂召開會議。因先前擬定的「政治改革方案」太籠統,王添燈乃加以具體化,綜合為三十二項,提交大會審議。王添燈登上講台說:「 迄今,長官公署對『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項目,均表明接受,可是,說是要接受,事實上卻連一件也沒有付諸實施。這幾天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民眾,提供了很多意見。我把這些意見綜合成三十二項目,想今天在這堨[以討論、表決。盼望當局不再食言,而加以付諸實施。」 然後,逐一宣讀「改革方案」,通過了「三十二項目的政治改革方案」。

王添燈草擬的卅二條「處理大綱」。分為「對目前的處理」七條,及「根本處理」廿五條(其中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二十條),全部內容如下:

(一)對於目前的處理

(1)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 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2)政府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責。

(3)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裝械行動,對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惹出是非。

(4)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5)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6)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7)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民間追究責任,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恤。

(二)根本處理

甲 : 軍事方面

(1)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台灣。

(2)中央可派員在台徵兵守台。

(3)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灣徵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

(4)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5)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乙 : 政治方面

(1)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2)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3)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5)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6)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7)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13)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15)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奢侈品稅相續稅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

,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18)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19)撤銷貿易局。

(20)撤銷宣傳委員會。

丙: 追加十條

(1)本省陸海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2)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3)限至三月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時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4)處委會之政務應于 3 月 15 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略)

(5)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委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6)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務局自行清理。

(7)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8)本年 6月 1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9)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10)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台灣省。

這十條內容,與原先的卅二條有雷同或相似之處,但因會場秩序混亂,無從整理,因此,原先的卅二條以及後來追加的十條,共四十二條,便在會議中照單全收而通過了。

「四十二條」大綱於 3 月 7 日下午通過後,當天下午四時多會議結束。由黃朝琴、王添燈、吳國信等人將四十二條處理大綱面呈陳儀。陳儀未看完全文,即勃然震怒,斷然拒絕。

處委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仍於當天(3 月 7 日)下午六時到台灣廣播電台廣播,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宣讀四十二條內容詳情。

陳儀對處委會提出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突然翻臉不認帳,主要關鍵在於他已確知中央已決定派兵來台。根據赴台鎮壓的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3月5日即已接奉國防部及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3月6日劉雨卿飛抵南京晉見蔣主席,蔣介石面授機宜,3月7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抵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主席的意旨。足見陳儀從劉雨卿口中得悉蔣介石決意派兵時,處理委員會還沒通過四十二條大綱,所以等到王添燈等人向陳儀提出四十二條大綱時,陳儀已是有恃無恐,因此一反過去虛與委蛇的姿態,斷然翻臉拒絕。

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透露:陳儀拒絕四十二條大綱之後,人心更加惴惴不安,處委會內部份參與四十二條提議的委員也開始感覺不妥。台北市長游彌堅於3月8日上午10點許召集多位處委會的委員到市府共商應變之策,會中決議由黃朝琴謁見陳儀,由劉啟光引領有關委員赴警備總部拜會參謀長柯遠芬,解釋並撤回四十二條建議,力求其諒解。結果,遭陳儀拒絕會見黃朝琴。

3 月 8 日中午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來到中山堂,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委員談話。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標之外,呼籲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並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派兵。

儘管處理委員會已在當天收回成案,宣布取消四十二條,對張慕陶所勸說的「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給予立即善意的回應,但是張慕陶並不能擔保中央不派兵來台。因為,正在他發重誓擔保中央不出兵的同時,蔣介石派往台灣的廿一師早已出發,將抵基隆外海,而在當天(3 月 8 日)傍晚登陸基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但無法挽救危機,本身也即將面臨噩運。

有了軍隊的抵達,陳儀完全不再理會處理委員會。3 月 10 日的中央社駐台北記者發佈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消息:

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近日之行動,越出改革政治範圍,幾近反叛祖國,陳儀長官今日下令予以解散。…………陳氏又稱:「至於國軍移駐台灣,係為保護全省人民,消滅叛徒,絕無其他用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3 月 30 日所編印的《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中,說:「 處理委員會之性質,原為容納民意,商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關卹死救傷等善後事宜,詎該會成立以後,對此毫不商議,反進行種種越軌行動。其後,該會即摒棄政府所派五代表,而自演變為一種非法團體,從事叛亂行動……。」 既然將之宣佈為「非法團體」,指控其「從事叛亂行動」,因此,參與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的積極人士,遭到整肅,也就順理成章了。

《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附有「台灣各縣市暴亂情形簡表」,開列各縣市「暴亂」的「主動及附從者」名單,計約兩百名,並備註說:「 上列主動及附從者人名,係『二二八處委會』委員,及各組正副組長,暨各非法團體之負責人。」 很明顯地,陳儀當局準備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人員與暴動者混淆在一起,以便一網打盡。

柯遠芬早在 2 月 2 8 日當天就認定:「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因此我召第三處盧處長商討軍事佈置,同時計畫今晚戒嚴的部署。當時最感困難的是兵力不夠,……」 3月4日柯遠芬又說:「 事情如此變化莫測,忽晴忽雨,真是不知如何處理才好。此時我經過周密的考慮後,才決定儘速作軍事上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的罪證公開後,馬上使用軍事力量來戡亂。」

足見陳儀統治當局,早已有了預設立場的「內定結論」。後來的四十二條「叛國罪證」,只是作為「派兵戡亂」的藉口而已。四十二條要求,儘管具體而明確,但基本上仍肯定整個大體制,看不出有「叛國」、「叛亂」的意味。

陳儀起初利用處委會來安撫激進民眾的暴動與抗爭,故採容忍、尊重態度,承諾其改革要求,並作出改革與民主的假相。然而卻一面暗中向中央請兵入台,採取緩兵之計。但處委會的士紳,卻被陳儀玩弄於股掌之中。俟中央援兵一到,陳儀姿態立即丕變,不認前帳。不但所提的改革意見,全遭拒絕,本身反而成為被整肅的對象。陳儀早在 3月6日即向中央請兵來台,卻一面向台人表示中央絕不派兵。而被視為「叛國」的四十二條,是在3月7日下午才提出。再者,陳儀在拒絕四十二條的態度上,是在只看到「序文」而未見條文內容時便斷然拒絕,於此,可見其預設立場。四十二條內容被視同叛國,只不過作為引君入甕的藉口而已。

高雄先行大屠殺

3 月 6 日上午十時,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高雄市政府禮堂召開會議。為避免事態擴大,故推派市長黃仲圖,市參議員彭清靠、涂光明、曾豐明、林界等七人為代表,向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彭司令能約束他的巡邏隊,不要再繼續射擊平民百姓或威脅委員會成員,並在處理委員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於營區,不要外出。

不料,當七位代表一上山,彭孟緝隨即翻臉,當場扣押了四位代表,除了彭清靠之外,其餘三人被槍決,同時只准市長黃仲圖一人返回報告。而在黃市長尚未到處理委員會報告情況下,要塞司令便派三百餘位軍人,於吉普車上架機槍,士兵則手持著步槍,一路自要塞殺下來。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掃射的子彈就像「西北雨」一般,接著屍橫遍野,哀嚎之聲不絕於耳。害怕的民眾躲在愛河中,「國軍」一看,河水上有水泡,知道有人,也不放過,向水中掃射一番後再離去。而處委會及一般民眾尚在禮堂中等待代表的回音,但彭軍已到,機槍步槍齊發,當場擊斃的約有四十人,傷百餘人。殺完後,轉換方向再殺。爾後將屍體任意丟入河中,鮮紅的血水流入西子灣,將灣內海水染成一片赤紅。參議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腳下踩的都是死屍,且血流滿地,一如泥濘。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說,他被勒索大量金錢,才在一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一直持續到8日下午。

在軍隊屠殺稍歇之後,此時老弱婦孺才敢冒險出來尋覓親人屍體。累計死亡人數達數千人。而指揮此次高雄大屠殺事件的主角彭孟緝,非但沒有遭到譴責,反而獲得蔣介石贈勳頒獎,晉升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後又晉升參謀總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正在中國東北、華北各地和共產黨打 得 焦頭爛額之際,忽然接到陳儀於 3 月 2 日的急電:「 祈即派大軍,以平怨氣。 」當時的蔣介石竟不顧國共內戰的吃緊戰況,緊急抽調 21 軍的兩個師和一個憲兵團,限期赴台,執行鎮壓的工作,同時還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及蔣經國赴台「宣慰」,並由監察委員何漢文會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徹查」此事件,同時派兵和宣慰,這正是蔣介石慣用的的兩手策略。

蔣介石為明示其「寬大」,於 3 月 6 日要求 21 師師長劉雨卿:「 寬大處理,整飾軍心,收攬民心 。」 3 月 10 日,在總理紀念週上說:「 一年來台灣農工商學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 同時又說,「 將派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已嚴電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處理,不得採報復行動。 」 3 月 13 日電令陳儀,「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而另一方面決定徹底鎮壓。 3 月 8 日大陸軍隊一到,陳儀、柯遠芬等就開始對無辜的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尤其對於知名士紳、菁英份子等展開濫捕濫殺的行動。如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的手或足踝,三人或五人一組綑綁在一起,裝入僅能容納單人大小的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邊到處是屍體。台北則將捕獲之人民約四五十人,從三樓推下,摔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高雄則將人釘在樹上,任由餓死,此種慘絕人寰的行徑,令人髮指。

3 月 17 日,白崇禧部長以「宣慰」名義來台。白氏知道大略真相,台灣人民已被「成功」的鎮壓下去了,但若仍持續採取這種方式,恐將引起台灣人民持續的頑強抵抗,台灣將遭嚴重破壞。故在徵得蔣介石同意之後,於抵台當日,便發布國防部宣字第一號布告,對台灣宣佈四項改善措施,茲略述如下:

1. 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各縣市長,提前民選。

2.警備總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各廳、處、局等長官,優先任用本省人,

一職務或官員,不論是本省或外省,待遇一律平等。

3.民生工業及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而區分方式由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迅速審擬呈報行政院核定實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一般政策,與國民政府頒行之法令相牴觸者,應分別修正及終止,並由中央派員聽取地方意見,隨時呈報以供修正或廢止參考。

4.台灣省各級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不法組織,應立即自行宣告結束,而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之外,一律從寬免究。同時解除戒嚴令,撤換陳儀,以安撫台灣民心。

白氏的四項措施,雖省主席不兼警備總司令,但卻換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擔任警備總司令。軍事鎮壓戡亂雖然暫告停止,但大陸軍隊長期駐紮台灣,繼續執行「清鄉」的工作,至於白崇禧所提的四項改善措施,只是在安撫台灣人心,並沒有真正的執行過。

而根據官方說法,蔣介石決定派兵,是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其實蔣氏派兵鎮壓早在 3 月 5 日即已決定,而其所指稱的「叛亂」之「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直至 3 月 8 日尚未正式提出。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陳儀、柯遠芬等知道蔣介石的援軍快到基隆,故意製造更大的「暴亂」假像,讓援軍的鎮壓更有藉口。「台灣二月革命」記述說:

「 圓山方面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音,接著長官公署,警備總部,警務處,供應局倉庫,警察大隊,鐵路警察署,警察訓練所,臺灣銀行,法院等處,都是大砲、機槍、步槍,響成一片,再接著各馬路上皆是機槍步槍的聲音,全市浮遍了恐怖的子彈聲響。 」

中央社也報導 8日基隆、台北二處有 「暴民」再度攻擊官署,報導中說:

「 亦有暴徒分組發動攻勢,昨夜十時半圓山海軍辦事處首被襲擊,其他暴徒則分別攻擊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警察及公署,頓時步槍、機關槍及手榴彈聲大作,約歷一小時。」

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昨午即乘海平輪自閩抵達基隆港,下午十時始能登岸,同輪抵台者有憲兵兩營,楊氏亦乘載運憲兵之卡車於今晨二時自基隆出發,行至中途,遭遇暴徒之阻截。但蔣渭川卻明白指出全係捏造:

「昨夜在圓山方面有假戰鬥真殺人的事件,據說在圓山運動場及動物園附近,國軍放了很多的空槍,槍聲響到全市。有相當的時間後,由卡車運來不知何處殺死的死屍二十多具,有些是穿著國軍軍服的死屍,有些則是穿著以前日治時代的國民服,放在路邊當作戰死的樣子。然後由長官公署驅使數台汽車,坐著十多名高級軍官來巡視,並由在其現地的軍人報告土匪暴徒數千人襲擊台北,此次戰鬥,由英勇作戰的國軍把土匪暴徒擊退,並指死屍就是戰死者,著國軍服裝的是戰死的國軍,穿國民服的死屍是戰死的土匪暴徒,那些來巡視戰線的高級軍官,因而大發震怒,下令戒嚴。還有一位在圓山的姓何的老朋友也來報告,其所說內容與另一位青年報告相同,說該二十幾具的死屍,全部都是被殺死的老百姓化裝的,青年又說,這明明是柯遠芬的把戲,藉以作為再戒嚴的口實……。」

至於楊亮功遭狙擊一事,楊亮功在報告中也認為「 這件事始終是一疑問。 」他在報告中對於此事曾附加說明: 「據云在京滬的台籍人士在報上看見此消息後,曾謁見于院長 (按:監察院長于右任),特別說明:放槍打車者並非本省人,而是警備總司令部要擴大事件。」

隔天(3月9日,上午十時),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引導派來台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著在廣場上的數百個屍體說:「這些是昨晚進攻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然則,該處附近並無戰鬥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學生。原來那些青年學生,都是在陳儀承諾下,派來維持治安與交通的青年學生。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曾提到軍隊濫殺的情形:

「 3月9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醫院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身體。另一個外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3月10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開會地點中山堂,自3月8日下午以後,頓然成為慘絕人寰的殺戮戰場。根據一位任職法院的目擊者口述:

「陳儀於 8日下午,最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把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兩百多名,亂殺一陣。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當中有幾個女學生,被抓住長髮拋出窗外,發出悲鳴,青蛾似地從空中亂舞而下,罵著中國兵:『鬼畜生的支那兵!』『阿母!救人啊…』,直到氣絕。從四樓掉落下來的人,頭破骨折,當場死亡。但從二、三樓被拋出來的人,只是半死,這時在外面待機的士兵,就再用刺刀刺死。屍體手上帶錶的被切斷手掌,指頭帶戒指的被切斷手指。愈來愈多的士兵在搜索屍體身上的口袋,鈔票被搜光。」

9日清晨,聽到警備司令部柯參謀長的廣播云:

「 昨夜有奸匪暴徒數千名武裝進攻圓山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長官公署、台灣銀行等機關,實屬不法已極,雖然國軍趕到擊退,但從九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佈戒嚴,以便搜緝奸匪暴徒。」

廣播電台天天傳達警備總部的命令:

「 一切公務員必須立刻上班,一切學生必須照常上課,一切工人必須照常上工。 」

守法的台灣人一批批的學生上課了,但這些學生都被射死在校門前,公務人員也 一個個的踏著自行車去上班, 但是他們都死在十字街頭,或大南門旁邊,工人也上了工,但他們也都一去不復返!自 9日起至13日之間,足足四晝夜,到處都是軍隊在開槍,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市民因要買糧食外出,動輒遭射殺,因此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皆是死人。鮮紅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當日不知多了幾十倍,這些死者都是台灣人。士兵看到台灣人的怪裝束,不問話,即開槍射殺。遇到大陸人則不加盤問。

楊亮功的報告中,談到 3月10日當天外出看到的情形:

「我借用長官公署轎車。車旁站有憲兵以示警戒。所過街道,哨兵林立、行人斷絕。時見有死人,橫屍於途。」

被屠殺的民眾大多拋棄在淡水河,河水被鮮血染紅,一個個屍體浮在水面上,真是慘不忍睹。 10日,陳儀又嚴令撤銷各地處理委員會,因為各地處理委員會有種種越軌行動,發表叛逆性的「處理大綱」。警備總部亦發表取消一切「非法團體」,禁止集會遊行。

蔣介石心目中「秩序亦佳」的軍隊,受命「不得採取報復行動」的軍隊,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屠殺與劫掠。不僅台北市如此,其他部份市鎮,也都隨著軍隊的來到而陷入恐怖的大肅殺之中,許多青年、學生、民眾,一卡車一卡車地被捕捉而去,一去不回。各地的殺戮慘狀,實不忍睹。

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根據目擊證人(基隆人)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說:

「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同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拖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的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媟Ёざ繷洸悸龤B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被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被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

9日,由上海開來的第 21 師也已抵達,登岸時又開始大殺一陣,但劫運未滿,在石延漢市長的指揮下,警察隊到處捕人,捕了數百個所謂的「奸匪」、「暴徒」,用鐵絲穿過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一組,捆綁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軍人逐日大捕大殺,其屠殺方法,殘酷絕倫,二十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因此,被陳儀記大功一次。不但所謂的「奸匪暴徒」殺光了,殺得興起,連基隆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也被當成「奸匪」投入海中。

以高雄市來說,彭明敏的回憶錄這樣記述著: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台灣旅滬六團體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 (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三)台北行動隊便用機槍及坦克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任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而處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蔣主席與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關於軍隊屠殺平民的情形,文獻記載歷歷在目,目擊者也言之鑿鑿,但是當時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並不認為軍隊有屠殺人民的情事。劉雨卿在他手著《恥廬雜記》中,回憶二十一師來台的情況,說:

「凌岳兩旅(按指凌諫銜、岳星明所率之兩個整編旅)及師屬部隊自上海及連雲港分別上船,由海道運送,於八日分別抵台,先後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藉地方開明人士之協助:先鞏固省會要地,一部向情況緊急之嘉義空中挺進,同時集結在南部及北部之部隊,循著鐵路縱貫線及其兩側地區,分別向南、向北掃蕩前進.於台中會師。另以獨立團向台東方面挺進。暴徒係臨時糾合之眾,既無一定組織與嚴格統御,自然缺乏戰鬥能力,有聞風自動解體者,有略事抵抗即經我擊潰者,經十餘日之清掃,最後將謝雪紅殘部驅散於埔里迄日月潭地區,各地方政權隨情勢之轉移,次第恢復,暴亂遂即終止。」

他還特別強調: 「本師抵台後,官兵精神煥發,恪守紀律,軍民相處水乳交融,經常參與地方各種集會,增進相互間之了解。及至奉調離台時,彼此尚多依依惜別之感。足見川中健兒,明大義、守紀律,未敢後人。」

但是,如果說二十一師完全「明大義、守紀律」,則也未免太過溢美。那花蓮名醫、制憲國代張七郎及其兩個兒子於 4月4日晚上無緣無故遭軍隊捉走,槍斃於鳳林鎮郊外,那不正是二十一師所屬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的軍隊所為嗎?事實上,自3月8日援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真正擁兵反抗的地方很有限,需要軍隊真正「鎮壓」的地區,僅限於嘉義附近、中部一帶而已。其他許多市鎮,在軍隊來臨之前,經由「處理委員會」的斡旋調解,早已趨於平靜,因此,來台軍隊所遭遇的抗鬥,規模並不大,無怪乎二十一師的駱團長有感而發說: 「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

至於嘉義一帶的民兵,圍困水上機場的局面,自9日以後,台北的飛機裝運糧食彈藥及部隊增援機場內的軍隊而漸趨改觀。加上一位嘉義的名人劉傳能(半山),從台北趕回,遊說嘉義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嘉義士紳們,希望即刻撤退水上機場外的包圍,恢復水電,殺豬宰羊,供應糧食給受困於機場要塞內的軍隊,以作「和談」條件,於是,守在機場外及戰壕內的民兵,終於撤守。這個局面,也是埋下了陳澄波、潘木枝、盧炳欽等「和平使者」被捕遭槍斃的命運。

台中方面的謝雪紅,於13日以後,隨著二七部隊退入埔里。二七部隊並於烏牛湳一帶與國府軍發生激戰,最後潰散。

南京出版的《建設日報》,刊出「台灣政治建設協會」、「閩台建設協進會」等七個團體的公開信,信中指責陳儀說:

「迺自 3月8日、國軍開到以後,推翻諾言順利採取報復性之恐怖政策,對徒手民眾任意開槍殺傷或掠取財物,社會賢達地方耆紳,如陳炘、王添燈等二百餘人均被捕拘禁,其他或被監視宣告失蹤,台北大學教授、學生被格殺二十餘人之多,台北市內軍憲密布,商店罷市,路無行人,全城陷入恐怖狀態,居民惴惴自危,而真正行凶暴徒,反脫逃無蹤。最近更出動空軍調撥軍隊,欲對台中嘉義台東花蓮港等處民眾採用武力鎮壓政策。長此以往,兵連禍結不可收拾,與中央派大員宣慰,及以和平方式處理之方針顯相違悖,陳長官受國家付託,握軍政財經刑法全權治台,年餘暴政百出、民怨沸騰,致引起空前丕變。今竟惱羞成怒,倚藉兵力,發揮獸性 , 實行報復性之恐怖行為…」

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作家、民意代表、教員……等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教授林茂生,於3月10日清晨被謊稱台大校長有事找他的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其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棄入淡水河堙C同樣也是從哥倫比亞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3月11日清晨六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被憲兵捉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裴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弟律師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著名的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3月10日左右展開的大整肅中被捕遇害,連屍體都下落不明。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被槍殺後,屍體棄入基隆海邊。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與其他七名地方人士被士兵逮捕後不到十二小時,就被槍殺於頭圍鄉,後被推入土坑掩埋。著名的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等人,因擔任「和平使」赴水上機場交涉,卻被逮捕,最後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也一樣遭士兵逮捕,槍殺於岡山通往大岡山的平交道旁,死前受盡酷刑,鼻子、耳朵都被割掉。

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名醫及其兩個兒子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於4月4日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鎮郊外的公墓慘遭凌辱後槍斃。身上衣物也被剝洗一空。

如上述這類菁英分子遇難的個案,實多不勝舉,而且他們之中,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遇難冤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凡幾…。 但不得不提的是,許多在動亂中,勸人勿妄動,保護大陸人,出面調解的地方領袖,反而在大整肅中被捕遭陷。

這種濫捕濫殺的行徑,楊亮功在他的「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中,有如下的報告:

「問陳在此次事變中警備總部到底逮捕了多少人,處決了多少人 ? 我回到南京時可能有人問及此事。陳就推說要他的參謀長柯遠芬來見我向我報告,稍後柯遠芬來見我,我再問他到底拘捕私處決了多少人,他即交給我一張名單:『蔣渭川、謝雪紅、張睛川、黃朝生、王添燈、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郭(鄧)進益、廖進平、陳屋、郭國基、潘渠源、林日高、林棟材、王萬德(得)、潘欽信、蘇新、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等。』我一看這名單就是報紙上公佈被通緝的三十幾人的名單。當時我很生氣,我問柯除了名單上的三十幾人外,還有多少人被補或被處決。他並未答覆我,也沒再說什麼,即辭去。實際上他本人就是違法殺人作惡,所以他不能詳作報告。有林家花園主人林某(按即林宗賢),柯說他曾參加暴動,命其寫悔過書即可無事。等待林某悔過書寫成,柯即據其悔過書加以勒索鉅款。當時我已回到南京,接獲台北辦事處主任鮑良傅報告,當即電陳公洽查詢,陳覆電已命將此案移交新成立省政府處理,柯氏之敲詐,遂未得逞。此不過是柯氏作惡之一例。」

像柯遠芬這樣利用職權勒索敲詐的情事,多不勝舉。有些被捕者為了逃生,賄賂軍方避免受害。「破財消災」的做法,最後能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但有些人雖然散盡家財,最後卻仍賠掉生命。軍特統治的恐怖與黑暗,於此可見。

為何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 誰應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 1992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

「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

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 ? 抑或在吐露真情 ? 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的處置。然而,事後並沒有任何一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濫捕、濫殺、施行報復的主事者-陳儀,反而升任為浙江省主席。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反而被記兩次大功,並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原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升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因此真正主導此次大屠殺的幕後黑手,讀者諸君大概已心知肚明,不用再明確指出了。

自 3 月 9 日的大逮捕、大整肅,到 3 月 13 日,全島已納入陳儀當局的控制中。17 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宣慰」以緩和民心,但台灣人民的災難並沒有終止,接下來的「綏靖」─武力掃蕩,和持續的「清鄉」,才是一連串惡夢的開始。

經「三月大屠殺」之後,人民的心悸猶存,驚慌恐懼尚未恢復,接著 3 月14 日警備總司令部又公告「肅奸」,「對奸偽份子應隨時注意檢舉」,「如敢違逆,定予同罪。」這公告讓民眾感覺到另一波恐怖與肅殺之氣即將到來。

3 月 20 日陳儀發布「為清鄉告民書」,這文告用中、日兩種文字列出,以便讓更多人看得懂。陳氏說明清鄉的目的是在「確保治安」,清鄉的主要對象是「武器和惡人」,要求人民將「武器」和「惡人」,交給政府,由政府作合理合法的處理。凡是「私藏武器匿而不交的,自然是亂黨叛徒,一經查出,即將嚴厲制裁。」對於所謂的「惡人」,「要立即檢舉、密報」,「若敢窩藏亂黨叛徒,匿而不報」,經查出,「即與亂黨叛徒同罪」。

這「清鄉」的工作如何進行,茲以二十一師參謀長江崇林在台中的作法為例:

「 施行全市(按指台中市)總清查。先綜合黨政、情治、軍警各單位資料,再依調查所得,列出嫌疑份子名單及其住所或活動場所。同時召集台中市各區區、里長及一部份鄰長和市府官員集會,說明總清查目的、動向,要求提供意見給予協助。然後宣佈全城戒嚴,斷絕交通。從黃昏開始,本師派出部隊配合憲兵、警察,分區帶同地方人員,循序徹底清查。」

此時猶如驚弓之鳥的民眾,害怕家中有日本軍人所遺留下來的物品,會惹禍上身,因而將一些和武器沒有直接關係的物品,都繳交出來。貪得無饜的軍方自是照單全收。二十一師參謀長林崇江回憶說:

「清整收繳的軍品中,軍用附件為數頗多,如服裝 — 包括陸軍、空軍制式軍服、工作鞋、皮鞋、手套、佩刀、短刀、武士刀、獵槍、望遠鏡、測量儀 …… 好像顯屬日軍遺贈,但均全部交出。」

由於「惡人」標準,全由當局主觀認定,誰是「惡人」,根本就無法認定,甚至連自己什麼時候會成為當局的「惡人」,任誰也不知道,因而人人自危,惶恐不可終日。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撂下狠話說: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徒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並引用列寧的話說:「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因此,在「寧可枉殺九十九個」的心態下,台灣的社會充滿著恐怖的氣氛。

往後,常有人被捕,被槍決。自認有可能被牽連者,開始躲躲藏藏的逃亡生活。自認不是惡人,也與此事件無關的地方士紳及菁英,反而常常莫名其妙的被捕,而後失蹤,至今連屍骨也不知在何處。這種使人民家庭破碎,妻離子散,活著的人在幽暗處哭泣,承受無奈驚恐的心情,又怎是主謀的劊子手所能體會的?

「清鄉」時間一直銜接到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的「白色恐怖」,時間之長,真可創下金氏紀錄。至於那些在「清鄉」階段被「從寬處理」的人,在「白色恐怖」階段,重算舊帳,如阿里山的高一生、湯守仁 … 等先後遭槍決的命運 。 台灣人民的性格遭扭曲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