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台灣主權歷史事件總檢討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一直宣稱，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在其當時領土台灣投降之日，此期間，甚至在一九四零年代，美日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之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只一次宣佈廢除一八九五年，由大清帝國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要知道，基於國際條約的基本理念與維持國際間的秩序之必要性，條約並不允許單方面的解除或單方面的廢除，除非在簽約之前，雙方有這種可以單方面廢除的條款明記於條約之內。「馬關條約」是由大清帝國與日本所共同簽定，其中並沒有任何脅迫日本天皇或威脅大清皇帝非簽約不可的紀錄，在條約內，也沒有條文記載，可由大清政府或其繼承的中國政府得以單方面解除之條款或方式，因此，有關中國政府所宣佈：「中國早在一九三零或一九四零年代多次宣佈廢除馬關條約」的聲明與論述，根本毫無法理基礎。

退一萬步說，縱然中國政府可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單方面廢除「馬關條約」，也不會影響台灣與澎湖被割讓給日本的事實，毫無疑問，台灣是日本的領土，因為在國際法中已經明確表明：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條約，其中有關指定賠償金方面、領土割讓、債權債務之承受等，一但該條約生效，就算已經完成法理手續。因此，日後縱然有一方按照其中之特定條款來解除該條約，實務上並不會影響賠償金或領土的歸還，或者債務之解除，除非雙方另外改訂或者新訂全新的條約，來規範後來企圖改變的內容，而事實上，一九五二年流亡中的中華民國，確實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與日本簽訂了『台北條約』，而條約內容，並沒有提及廢除「馬關條約」這件事；更何況，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二十一條，已經明列戰後中國應該得到的好處，其中並沒有台灣與澎湖。

大約一八二零年代開始，換言之，也就是拿破崙時代以後，國際間開始對「戰爭」有所規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佔領不移轉主權」，後來在一九四九年的日內瓦公約也正式列入，因此，在國際法上，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被軍事佔領的開始，當天並沒有台灣主權的轉移情事發生，日屬台灣既然是戰敗何來「臺灣光復節」？台灣人民思維的錯誤就從這一天開始，台灣與澎湖早於一八九五年因為條約而割讓給日本，此時的台灣、澎湖與中國的國內問題毫無瓜葛，更談不上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問題，相反的，台灣問題是美日戰後有待解決的國際社會問題，必須要有國際條約才可以移轉台灣主權。

中華民國「國籍法」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公佈於中國南京，當年台灣人民仍然是日本國籍，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被中華民國代替美軍軍事佔領，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中華民國違反國際法宣佈台灣居民一律變成中華民國國籍，同年三月及九月，英國與美國以備忘錄通知中華民國外交部不予承認，並明確表明反對，甚至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已經變成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在美國安排下，與日本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二十六條之規範簽署「台北條約」時，台灣居民的國籍，只是依據中華民國所公佈的行政命令，離譜的是二零零零年，政府流中的中華民國修定「國籍法」時，對戰後台灣、澎湖地區居民的國籍問題隻字未提，因此目前台灣地區煥發國民身分證沒有法源基礎，台灣、澎湖地區居民的國籍，未經國際條約或法律再確認之前，台灣的國民身分證並沒有意義，也沒有任何有效性。

依照國際法的規定與習慣性，如果要對因戰爭而產生割讓情形時，要改變佔領割讓區居民的國籍時，應該給予當地居民至少一年的「思考期」，當年日本就依照「馬關條約」給予台灣居民一年「思考期」或稱「猶豫期」；台灣、澎湖主權既然沒有移轉給中華民國，台灣、澎湖居民被錯誤且強迫地認為都是中華民國國民，在國際法上是嚴重的犯法，值得台灣人去探討。

台灣、澎湖主權問題的法理根源，來自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可以根據條約直接指出條約的強烈主張：

一、根據條約第二b條所規定的台灣、澎湖歸屬並不明確，必須依照條約之慣例與戰爭法來分析。

二、日本政府承認美國軍事政府有權處理條約第二條與第三條相關領土或財產等措施。

三、根據條約第二十一條，中國戰後所受惠事項並不包括台灣、澎湖地區。

四、根據條約第二十三條，美國「軍事政府」是日本及其他日本領土的「主要佔領權」國。

五、根據條約第二十五條，中華民國既然變成流亡政府，不是四十八個簽署國之一，因此不應被稱呼為所謂「盟軍」，只能另外補救。

六、根據條約第二十六條，日本與其他國簽署和平條約時（指政府流亡中之中華民國），不得逾越舊金山和平條約之條件或規定內容。

作者：  林志昇、何瑞元

「保護台灣大聯盟」政治研究組˙建國黨決策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