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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風雨八十年 凌鋒樂揮董狐筆   曾慧燕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從五十年代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愛國華僑,到香港九七大限后 移居美國的「反共文人」,圖以「跡史」、「心史」救世濟時的中共黨史 學者、政論家凌鋒(本名林保華)一生的經歷,代表了千千萬萬個中國知 識分子的縮影。

   凌鋒大半生歷經「覺今是而昨非」的理想幻滅之苦。他先后經歷中華 民國三民主義、荷蘭殖民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尼民族主義、中國共產 主義、英國殖民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因此他自承「省籍情結和國 族觀念淡薄」。

   凌鋒1938年生於四川重慶,出生才兩個月,日本軍隊入侵,烽火漫天 ,他隨父母逃難移居印尼。97年后,他又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前夕,再度 飄洋過海,遠走異邦。原以為失去香港的寫作「地盤」,他的寫作生涯將 告一段落,沒想到避居海外、定居紐約后的凌鋒,仍保持旺盛的寫作精力 ,寫作天地也更寬廣,是少數几位靠搖筆杆、爬格子丰衣足食的文人。

   凌鋒的大半生,「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追尋自由的軌跡,而下半生的 漂泊,也代表了現代中國人的宿命」。

   凌鋒在千島之國印尼長大,按照中共的階級成份論,凌鋒出身可謂「 根正苗紅」。他的父母是愛國華僑知識分子,父親任愛國僑校校長,母親 是教員。印尼很早就承認中共政權,兩國有相當長時間的「蜜月期」。中 共在印尼的地下活動很活躍,甚至公開化,早在印尼宣布獨立前,凌鋒讀 小學五年級時,就有教師給他看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杜埃的「在呂宋平 原上」。初中時,大量革命文藝書籍輸入印尼,包括「新兒女英雄傳」、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及「青年近衛軍」等,凌 鋒因愛看書而逐漸「赤化」,思想追求「進步」,曾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 奮斗終生。

   中共為了爭取凌鋒這些青少年,利用抗美援朝,在班上訂立「愛國公 約」,不許他們看「反動報刊」和美國電影,在「一言堂」灌輸下,凌鋒 思想一度也「左」到不得了,對揭露大陸的言論,聽不入耳,一概斥為「 反動」、「造謠」。

   懷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向往,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憧憬,1955年,凌 鋒和大批華僑青年,懷著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一起從印尼回到祖國大陸 。第二年他考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后改名中共黨 史系),1960年畢業,分配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政教系任助教,1964年調 至化工局技工學校任政治教師。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他都堅定不移地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 毛澤東),即使在政治運動中受沖擊,尤其1957年反右運動時差點因言獲 罪,僥幸成了「漏網之魚」,卻嚇得半死。文革中他很幸運,沒有被打成 「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也只怪自己不好,有階級根源和 社會根源,要脫胎換骨改造」。

   在資訊閉塞的情況下,他急欲看到「內部」和「批判」的東西,以增 廣見識,知道的真相越多,就越痛苦。文革培養了他分析政治事件的能力 ,改變過去死讀書的作風,特別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了新認識, 對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深惡痛絕。他的寫作能力,在文革中寫大批判文章也 得到大大提高。   隨著對文革越來越反感和越來越認清中共本質,他下決心「只要我能 離開大陸,就一定要把國內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說出來,寫出來,揭穿那 些弄虛作假的東西」。

   度過那「火紅的年代」后,凌鋒對自己前半生作了反省,發現完全是 在中共的蒙蔽下過日子,突然大徹大悟,一通百通,「這種受騙的感覺, 對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覺,決定了我后來的人生道路」。他對中共和毛澤東 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統治,走向自由世界」。

   1976年8月,凌鋒終於如愿跨過羅湖橋,移居香港。良知使他不能忘 記那些慘死在中共統治下的骨肉同胞,「更不能因他們已化為灰土而遺忘 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到香港,他就覺得有寫東西的需要和 愿望,「決心將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不到兩星期,凌鋒就給明報投稿,并寫信給明報老板查良鏞(武俠小 說名家金庸)和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表達寫作愿望。但由於在工廠打工 ,剛開始寫東西的機會不多。1981年,他正式進入新聞界,初任中報美洲 版副刊編輯,1983年再到信報任編輯,并開始用「凌鋒」筆名寫「人在香 港」專欄,備受重視。此后他與「爬格子」結下不解緣,進入旺盛的寫作 期,題材多樣化。

  賣文維生 煮字療飢

  1986年,凌鋒轉往香港大學經濟系(現改為經濟金融學院)任助理研 究員,成為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的得力助手,兩人結下深厚 情誼,凌鋒視他為師,至今仍私交甚篤。張五常為凌鋒的雜文集「血與淚 」寫序時指出,凌鋒是「性情中人」,他賣文維生,「時光只解催人老, 文章難賺黃金屋。凌鋒所贏得的,只不過是讀者的尊重,與朋友的關心」 。   凌鋒寫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是九七問題產生。經過文革教訓,有段時 間凌鋒想脫離政治,「因為覺得太可怕了」。可是,轉念一想,九七年后 ,「中共仍然要來統治香港,我要再度受它統治」,因此激發他寫出更多 有關中國政治和香港政治的文章,并有不吐不快的沖動。基於對各類主義 的比較,特別是中共的深切認識,提供了凌鋒強勁的寫作動力。

   與凌鋒情同父子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指出,凌鋒的政論不同 於香港當地的一般反共文章,有他的獨有內容和獨有剖析。金堯如說:「 我當年看他在反共報刊上的文章,其批評中共各種各類的革命謬論及其暴 行,也總是擺事實講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理勝人。」

   金堯如當年負責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等新聞宣 傳方針貫徹工作,但他回憶,「對凌鋒的文章沒有回敬過,實在也無以回 敬」。他指出,凌鋒的「反共政論」,正是中共自己「身體力行」當「反 面教員」教育他成功的。金堯如常以凌鋒為榜樣,說中共如何善於把許許 多多熱愛祖國、向往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人們,「教育」成反共人士。

   凌鋒居港21年,几乎寫遍香港所有報章雜志,他「自認觸覺敏銳,反 應快捷」,是一個寫文章的快手。有段時期每天為五家日報寫專欄,其中 為香港「經濟日報」寫的專欄長達八年。他在「九十年代」月刊(已停刊 )用「林衛」筆名﹔在「爭鳴」和「動向」月刊用「艾克思」筆名﹔在「 開放」月刊用「凌鋒」筆名,長期寫雜文和政論文章,嘻笑怒罵,文風自 成一格。他的文章也一本本結集出版,先后出版「血與淚」、「老革命遇 到性問題」、「神州千奇百怪論」、「花花香港」、「斑斕世界」、「閑 話毛伯伯」和「閑話鄧伯伯」等雜文集。

   筆耕生涯,甘苦自知。他持續寫作21年,寫得手指頭長出老大一個繭 ,几乎成為凌鋒的「招牌」標志,直到他移居美國學會用電腦打字后,老 繭才慢慢消失。

  避席畏聞文字獄 著書都為稻粱謀

  1991年,凌鋒因言惹禍,他在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華東水災的「天怒人 怨哀中國」,被香港新華社寫作班子口誅筆伐一個月,深圳邊防海關沒收 了他的回鄉証。后來經人周旋才重新發給。1995年,凌鋒因一篇「中共打 擊香港兩傳媒」,再次觸怒當局,回鄉証再度遭沒收。1989年「64」事件 ,他義無反顧投入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香港百萬人大游行中, 高舉香港作家協會、作家聯誼會的大旗,一馬當先走在隊伍前頭。

   隨著九七臨近,他發表文章的一些園地也被封殺,專欄逐漸縮減,有 的報刊還要他用另外的筆名見報,他只能見縫插針打擦邊球。他主要生活 來源是靠稿酬,他認為「生存權」受威脅,香港的自由空間在「縮水」, 「撫養我的維多利亞港海水在乾涸,逼我要跳出鯉魚門」。

   凌鋒當時認為,繼續在香港生活,他的親友都擔心他的生命安全,那 兩年,他坐地鐵都不敢站近月台邊緣,「以防有人背后推我跌落軌道或制 造人為交通意外」。他還有另一層擔心,生怕97年后,萬一香港有騷亂, 「當局輕而易舉認定我搞亂香港,搞亂中國,到時就能抓我判刑」。

   他強調,「離開香港,除了安全顧慮,還有生存問題」。他的心情, 正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寫照。

   「九七」回歸前三天,凌鋒夫婦離開生活了21年的香港,另找棲身之 所,把命運交給不可知的未來。凌鋒夫婦離開香港時,被傳媒大字標題報 導「逃離香港比翼齊飛」,「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凌鋒愴然走 他鄉」等,既轟動又「悲壯」。凌鋒本人呢?「不想太悲情,也不想太悲 壯,只想以平常心離開香港」。

   臨別依依,他對香港充滿依戀之情,香港給了他發揮才智的機會,也 才體會到做人的意義,重拾自尊自信。所以他對香港感情深厚,希望中國 的進步使香港回歸后少一點倒退,有朝一日仍能重返香港。他在內心暗暗 發誓,「將來不論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將關注香港的發展,用我的筆為 香港說話,以報答香港對我的恩情」。

  風雨同路 比翼齊飛

  凌鋒說,他在中國大陸21年,在香港也是21年,如此巧合,真是人算 不如天算,正應了「20年河東,20年河西」之說。60年的走南闖北,經歷 不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有很大轉變。年過半百,還要萍蹤漂泊,再去 尋找新生活,真是感觸良多。

   幸好,這次凌鋒不是孤身上路,而是與太太楊月清「比翼齊飛」。楊 月清原籍浙江,台灣出生,在香港從商21年,閑時喜歡文學寫作。她與凌 鋒都是香港文化藝朮工作者聯合會的會員,89年「64」事件后,他們都積 極參加香港支聯會活動。凌鋒以一支勁筆針矽時弊,楊月清任民主黨東區 支部副主席,共同的理想和對民主正義的追求,使兩個本來不在一條平行 線的人,緊密結合在一起。

   婚前,凌鋒對楊月清坦言,一旦香港九七年后回歸,前途未卜,屆時 他的黃金時代將逝,寫作高峰期不再,要楊月清想清楚,免得將來后悔。 楊月清反而深受感動,認為「由此可見保華是個非常負責任、有擔當的男 人」,「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頭不應各自飛。她決心放棄安逸舒適 的生活,與凌鋒共度人世的滄桑。

   「風雨同路見真心」。婚后,兩人如膠如漆,朋友們都笑他們是「公 不離婆,秤不離砣」。楊月清說,她與凌鋒伉儷情深,是因他們對事物看 法觀點一致,對人物的喜惡也非常一致,都有正義感,志同道合。而且日 常生活愛好志趣相投,他們都喜歡音樂、園藝、藝朮、攝影及旅游等,用 凌鋒的話來形容,就是「富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

   凌鋒常開玩笑說,他與楊月清成長背景不同,算得是「無產階級」與 「資產階級」的結合,兩個階級本來水火不容,他們卻「中和」得恰到好 處。親友們都為凌鋒高興,能遇到一個全心全意愛護他、理解他的妻子。 由於心中有愛,盡管凌鋒也有「一般男人常見的通補,楊月清卻充滿包容 ,提到「保華」,一直贊不絕口,還說她很「幸運」,找到這樣一位「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生伴侶,所以她甘心情愿付出。

   楊月清不但在生活上照顧凌鋒,還是凌鋒寫作事業和社會活動的幕后 推手。就拿這次中共大事慶祝建黨80周年來說,凌鋒在今年四月份突然興 起自費出版一本「唱反調」批判中共禍國殃民的政論文集。他移居香港21 年,從未停止過寫作,累積下來少說也有千 萬字,其中大部份是緊跟時 事揭露中共罪行的文章。楊月清不但舉雙手同意,還以實際行動投入編輯 出版印刷發行等工作,忙得不亦樂乎。

   說起來,是凌鋒出書,楊月清好像比自己出書還要緊張,充分發揮她 出色的公關特長,一手包攬宣傳、對外聯絡工作。現在,這本由她親自設 計、封面獨特的「中共風雨八十年」(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全球總經銷), 終於趕在中共「七一」建黨節前出版了,書中浸透了楊月清幕后操作的心 血。

  跡史如血 心史如山

  凌鋒多年「廣結文緣」,這次出書獲得多位文化界名人支持捧常剛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的著名歷史學家授余英時教授,為他寫了一篇短小 精悍、令人叫好的序文,對凌鋒的「救世精神」推崇備至。

   余英時教授說,凌鋒的評論「因為有親歷經驗作根據,無不入木三分 ﹔他的回憶,正是痛定思痛的結晶,篇篇都有血有淚」。他指出,中國史 學上將史料大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外在事象所遺存的痕跡,不妨稱之為 「跡史」﹔第二類則是每一時代人的內心掙扎所留下的聲音,用宋末遺民 鄭所南的名詞表達之,則可稱為「心史」。而「保華(凌鋒)所挑選的二 十萬字,恰好兼收了『跡史』與『心史』,其價值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越來 越顯現」。

   余英時并用劉禹錫流傳千載的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枯樹前頭萬木 春」來勉勵凌鋒,叮嚀他「保持內心的寧靜,不必為表面的紛擾所激動」 。

   「跡史如血,心史如山」。香港蘋果日報社長董橋指出,凌鋒的「中 共風雨八十年」,「紀錄了他在荒謬歷史陰影下半生流離的迷思孤憤。書 生意氣也許蒼白而無告,沉舟側畔千帆揚過之際,企盼的畢竟是枯樹前頭 那萬木的春訊」。  
  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與凌鋒惺惺相惜。他指 出,「讀凌鋒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對中共專制嫉惡如仇,無論時 空千變萬化,他都是立場最堅定、旗幟最鮮明、以犀利筆鋒為武器的斗士 ,他那種『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氣概,像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知 識分子的軟弱(犬儒病)已經病入膏肓。凌鋒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 『立德』,為天下『繼絕學』的情懷,也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省和重新定 位,作出身體力行的榜樣」。

   凌鋒說他相信中國大陸將越來越進步,「左」的東西也會越來越沒有 市場,但中國的進步不可能是坐等而來,需要大家共同爭取,他的「一技 之長」是用筆去爭齲現在他雖然安全了,但還要繼續揮董狐之筆,為中國 的民主自由人權吶喊。

   凌鋒認為20多年來,他本人也在不斷變化發展中,經歷了不惑、知天 命之年的寫作高潮,到了耳順他的寫作生命不但沒有終止,還一發不可收 拾。   回首前塵往事,他不但沒有后悔,而且感到自豪,「我對得起自己的 良心,對得起我居住過土地的親人、朋友及人民」。

(世界周刊) 照片:凌鋒、楊月清伉儷 (魏京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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