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據時期台灣所使用的語言，荷蘭人努力推行荷文荷語，但漢人移民大部份使用的語言是河洛話，也就是今日的台灣話，或稱閩南話。到底台灣話、河洛話、閩南話是怎麼來的與漢語的關係如何。以下節錄有關說明。
河洛話原本是商朝時的官話，商傳至紂王為西方狄族(即周族)所滅，留在河洛一帶的商民，上階層者被迫遷至洛邑當奴工，營建新都「成周」，下階層者被分配至衛、魯、齊國當農奴，在東方尚存的幾支頑強商族只好退回原籍江南，利用豐富的資源發展工商業，而居東南沿海者則形成越族後裔。河洛語之口音即源於商代，讀書音源自古代漢語，故河洛語應稱為「商漢語」或「古漢語」。此種語言乃最具漢人本色之語言。
目前的北京話，乃是漢語在五胡亂華以後，受到北方胡人以政治、軍事力量之影響與壓迫而改變音調的結果。南北朝時，北朝統治者是以鮮卑語為北齊之國語。唐代以後，五代十國期間，胡人大量移居中原，北方胡漢雜處通婚，以致音調、語法越變越烈。到南宋偏安時期，中原已成「胡漢語」天下，換而言之，變種漢語已成定型，遼、金、元三朝代皆以北京為國都，北京官話漸漸形成。明成祖遷都北京時，北京話已成為漢語系中胡化最深的一支。後滿人入關，滿人雖習漢語，卻使得北京話成為滿大人官話。西洋人稱為Mandarian。清代漢語與唐代漢語相比，亦即完全走樣，音調不僅大變，漢字意義亦多不同。
以音調為例，唐代漢語之入聲(竹dek、日jit、入jip) 在北京話中完全消失。 漢人受到胡化結果帶來反舌聲母「ㄓ、ㄔ、ㄕ、ㄖ」，真是漢語族之悲哀。 正統漢語(河洛漢音)反被無知之輩譏為粗俗土語，漢人自己侮辱祖先之語言而不自知，更是可嘆可悲之極。有人稱為這是語言上的「認賊作父」。
遠離中原之商漢語族歷經千年滄桑、忍辱負重，替漢語族保留最珍貴之文化資產「商漢語」(古漢語、河洛語)，在現今對古代詩、詞、經典之訓詁，誠為最難得的資料，對古代漢學之研究尤其裨益良多。

若比較「商漢語」與今日的中國「普通話」，也就是五胡亂華後的「胡漢語」，其間不知歷經多少滄桑，因二者的貌合、神似、重疊、脫節、傳承、蛻變早已很難一一釐清。從語言的「文明」層級來看，在語言的進化過程中，「文字」是一項重要指標，我們可以將天下所有的語言分為三大類，
一 是無文字的語言。
二 是有文字的語言。
三 是仿冒、拼湊、轉化、借用後也算有文字的語言。

普天之下真正有自己文字的語言寥寥可數，具原創性、獨特性文字的語言，我河洛話是其中之一。反觀荷蘭文，如何與古希臘語相提並論？同樣地，古匈奴語、古鮮卑語也無從在「人文水平」上跟古漢語相提並論。今日的北京話，無論字、詞、音、義各方面皆與古漢語相差甚遠，若是說係歷史變遷、時代演進的自然結果，何以今日的河洛語尚能保存漢語古音、古義、古字、古詞如此之多，而罕受歷史變遷、時代演進之影響？顯然可見，中古以後，「北京話」之所以跟古漢語漸行漸遠，與千年來遼、金、元、明、清等五個朝代定都「北京」有密切關係，在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明(漢人)、清(滿洲)中，有四個王朝的統治階層是胡人而非漢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將北京話別稱為「胡漢語」以有別於其他漢語。這可謂「條條大路通長安，長安竟然充斥胡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