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寧的台灣學制與教化

明末之學風其弊端極重,如在錢賓四師曾論及在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八股。以前有人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秦朝之焚書坑儒。學問成為空虛,是為明代士人與官僚的通病。又科舉推行久了,應試者只要在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別人的文章,考試時只要將文章抄寫一遍,就可以錄取為官,所以在四書一經中有許多人根本不讀全文。 這樣的學風,已到無可就藥之地步。
陳永華有鑑於此,在台灣這塊尚未污染的地方,依據他的理想,建立起對教育、考試、用人三種制度合而為一的一貫制度。首先建孔廟,在承天府寧南坊卑仔埔(坐落在今台南文廟路二號)興建文廟及明倫堂,於一六六六年(永曆二十年、康熙五年)正月竣工,鄭經率文武百官舉行落成典禮,是日在泮宮有數千人觀禮。
設學校使最基礎的教育,由各社設學校敦聘教師,令子弟就學。 三月立太學。並建立考試制度。兩州(天興州、萬年州)三年一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 州試得名者送府,府試得名者送院,院試得名者送太學,成績優異者,由太學補六官掙用。
這個新制度其特點是政府人才的取得,是經由州、府、院的三次考試,及格者才得進太學研讀。在太學三年中,每月皆有月考,以免有學生擁書不讀之弊。三年後參加政府用人考試,及格者便分發為政府官員。這個方法根本剷除明朝的八股取士的弊病。政府可得人才,又士子的出路寬廣。

鄭氏父子禮遇文人,如沈光文、王忠孝、辜朝薦、李茂春、沈佺期、張士栯、張灝、張瀛、郭貞一、許吉、黃驤陛、黃事忠、諸葛倬等,將這些文人大都以進士出身,遷居到台灣,擔任文教工作,使台灣成為文人匯集之所。對文化之提昇頗有助益。如陳永華之次子陳夢球,在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中進士。其他考中舉人有一六八七年的蘇峨、一六九○年的邑星燦、一六九三年的王璋等,皆在台灣學成,這也是東寧鄭氏時代啟迪教化之功。
東寧時期以一六六四年(永曆十八年)至一六七四年(永曆二十八年)這段時間因鄭、清雙方隔著台灣海峽,並無戰爭。所以陳永華之教化工作推行極為順利,又重民族精神教育,對歷史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如岳飛、謝安等,建廟崇祀,又推廣關雲長忠義精神,而廣建關聖帝君廟,其效果影響台灣社會極深。當時台灣社會是男多忠義,女多貞烈。
後代人,對明鄭的教化工作有「節烈之教,留而不衰」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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