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寧（Lenin）所領導的俄國共產主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列寧並不以此為滿足。進一步在一九一九年又創設了「第三共產國際」（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於莫斯科，將共產主義向世界輸出，尤其是處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與地區。以自己成功的例子，加上組織、訓練與金錢等的實質支援大力的介入，一時之間世界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潮洶湧澎湃。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留學生也如同世界各地被殖民者的心理，受到並接受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因而逐漸轉向於以階級鬥爭的革命手段來解放被殖民的故鄉-台灣。
日本政府當然知悉這種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或共產主義（communism），並認為是一種「危險思想」，所以被日本政府當局所嚴令禁止。日本人既然如此對待自已的同胞，當然被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及朝鮮人所受的摧殘也就更為殘酷。但其草創時期間就有這樣一批不怕死的台灣知識份子，為實現自己所懷有的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去努力奮鬥終身不渝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例如：
范本梁 嘉義東門町人號鐵牛，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學，東京上智大學學生，一九二○年在思想上深受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影響。一九二二年八月往北京，進北京大學哲學科，加入無政府主義者梅景九等的「北京安社」，一九二四年創立了「新台灣安社」，向僑居中國的台灣留學生宣傳無政府主義。一九二六年三月，范本梁返台擬在島內推行其暴力革命，范本梁認為「一個炸彈勝過十萬本宣傳書」的人物並身體力行。
許乃昌 彰化人，一九二二年進上海大學社會系，一九二四年八月由中國共產黨書記陳獨秀保送往莫斯科進「孫逸仙大學」(中山大學)，一九二五年六月由莫斯科經上海到日本東京，進入日本大學，研究馬克斯主義，一九二六年一月組成「台灣新文化學會」，背後有「東京帝大新人會」(日共的外圍細胞組織)支持。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
謝廉清 彰化人，一九二四年進北京朝陽大學，與許乃昌同時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翌年回北京，在上海與彭華英合作，組織了「赤星社」，出版赤星刊物來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後返台灣工作。
謝文達 台中人，台中一中第一屆畢業，進入日本千葉縣的「伊藤飛行學校」 ，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是台灣第一位飛機駕駛員，一九二○年八月參加日本民間競技飛行，榮獲三等獎賞，九月榮歸故里，並在台舉行三次飛行，台灣人深以為榮，並募集了二萬五千餘圓訂購新機，命名為「台北號」贈予英雄。一九二二年謝文達參加東京、大阪往復郵件飛行競賽，獲得三千圓獎金。一九二三年到東京擔任「台灣民報」編輯，二月為表示支援「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他就駕機在東京上空散發傳單。事後恐遭日本政府報復，潛逃至中國，在北京時加入「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為積極份子，傾向共產主義，與島內的蔣渭水取得連絡，後來在廣東與無政府主義者、張深切等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歷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隊長、南昌機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等。後參加征討李宗仁戰役，飛機失事，重傷，醫二年後始癒。
連溫卿 台北人，一八九五 ~ 一九五七年，本名連嘴，響應世界人工語 Esperanto運動，希望世界語能超越民族信仰，促使人類和平。
在一九一九年與蘇璧輝創立「台灣世界語學會」，提出台灣文化、語言及政治權利等主張。連溫卿常言：「有民族問題，必然有語文問題。」因為，外來統治者欲滅你其方法滅你的語文。連溫卿是大力提倡保護台灣語文的人。在台灣時就認識台北一女的山口小靜，當他在一九二四年前往東京時，由山口小靜的介紹而住宿於山川均之家，因受其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堅強的日本勞農派共產主義者(主張立即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一次革命論」)，其後，返台參加「無產青年」，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份子。一九二七年社會主義派的連溫卿來領導文化協會，該年就舉辦了二百七十一場的講演會。同年又成立「台北機械工會」，成為台灣勞動組合的濫觴。一九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退出文化協會，也退出政治圈。
陳來旺 新竹梧棲人，一九二六年就讀台中師範時被迫退學，乃轉入東京成城高等學校尋常科，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而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九二八年二月與由莫斯科歸來的林木順及謝雪紅（謝氏阿女 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
1901-1970）一同前往上海，共同創立了「台灣共產黨」，同年八月重返東京，並擔任「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的負責人。一九二九年日警在東京發現了三名台灣共產黨員即陳來旺、林兌、林添進。陳來旺被判刑六年。
林木順 南投草屯人，一九○四年生，十歲入學，後考入台北師範學校，與李友邦同學。一九二四年參加文化協會反日活動後，與李友邦等數位進步的同學襲擊台北新起街警察派出所，而遭退學。同年夏天與謝雪紅到上海。
一九二七年末，畢業於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中山大學)，蘇俄對來蘇的留學生其目的是要訓練成為左翼革命運動者，更重要的是要在其母國建立一個共產組織。林木順與謝雪紅創立「台灣共產黨」，並為第一任的中央常任委員會書記長。林木順將「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參閱p154)三大主張提出交與台共，後此這三大主張成為台共的領導綱領、口號。林木順強調台灣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與工人階級。一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四月被中國憲警囚禁，出獄後才知台共的內訌。一九三三年後就再沒有林木順的消息，在蘇新的自傳中陳述「林木順在瑞金方面的戰鬥中犧牲。」，其後在香港出版一本以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名為「台灣二月革命」作者是林木順，據傳是楊克煌、謝雪紅所寫的。
謝雪紅 一九○一 ∼ 一九七○ 本名謝氏阿女，又名謝飛英，彰化人，家貧 ，幼時因母亡賣身以葬，後成為為張樹敏之妾，張樹敏攜往日本及中國經商，她在十九歲時(一九一九年)
第一次到中國之行，置身中國最動盪的時代，革命情懷大受激勵。當時了解到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並看到灑在雪上的戰士鮮血，於是就更名為謝雪紅。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謝女參加當時上海的婦女運動，她的出身決定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在上海、杭州以女性投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十分積極參加各項街頭活動，如「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大會、「五七」、「五九」國恥紀念、「五卅」、孫中山的追悼紀念會、反日罷工…等，又在活動隊伍中經常是站在隊伍的最前端，因為大家認為女性較不會受到槍擊。又在公共的集會上提出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的主張。在二○年代這是十分前衛的，在萬綠叢中一點紅，特別博得眾人的激賞。
一九二五年八月加入中共共產青年團，進入了中共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十一月下旬謝雪紅、林木順二人被選派到蘇聯學習，從上海經日本門司到海參威，再乘二十一天的西伯利亞火車到達莫斯科。謝雪紅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林木順入「孫逸仙大學」。首先進入中國班就讀，後因第三國際認為台灣人雖屬大漢民族，但在文化、生活等已有顯著不同，又在日本的殖民下，又將來的任務是回台灣建立共產黨，而轉入「日本人班」，但日本人班的同學大都是出身現代產業工人或產業工人的子弟。謝雪紅被誤認為從殖民地來的資產階級，又看不起殖民地人民。後有宋慶齡來蘇訪問，日本人班同學不參加歡迎會，引起謝雪紅與其他日本人的爭論，為此全體日人班三十多人二天的爭議，結論是「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應當幫助落後國家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
革命成功的國家之無產階級更應該幫助正在革命鬥爭中的人民，這正是東方大學的主要任務。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幫助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反之殖民地人民必須支援帝國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世界革命才能獲得勝利。」此後新來的日本人必須先學習這結論。
又謝雪紅的表現十分傑出，在日本留學生中被尊為是一位「現代男兒」(Morden Boy)。 在這段時間謝雪紅認識到日本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如片山潛、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等。又認識學習到台灣社會必須走向革命的道路，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人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必須聯合台灣社會各階級如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地主、知識份子等力量的聯合陣線。在民族問題上是強調「台灣獨立」，因民族的解放優先於階級的解放，為了求民族解放，謝雪紅堅持採取聯合陣線。所以後來謝雪紅返台將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置於台共之下，即是聯合陣線的實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開始清黨，大量屠殺中共黨員及起義工人，消息傳來，在孫逸仙大學的蔣經國即發表聲明要和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一九二七年末畢業後，與林木順一同在上海創立「台灣共產黨」。
謝雪紅這段到莫斯科東方大學期間，無疑是促使她的思想飛躍的時期。在台灣時，她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到日本後，她瞭解台灣的痛苦；
到上海後，她進一步瞭解中國的痛苦；直到進入莫斯科後，她更深入瞭解全世界的痛苦。有這樣的世界觀，她才能夠掌握台灣解放運動的發展重心。經這場洗禮，一位女性的台灣革命者終告誕生。
一九二八年謝雪紅成功地將台共引進台灣農民組合，其內有三席中常委簡吉、趙港、陳德興及十五位中央委員。謝雪紅為台共的島內黨中央，實際領導台共作業。
一九二九年又成功地入侵台灣文化協會，建立了台共在新文協的領導地位。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三月三日設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以謝雪紅擔任總指揮。組成武裝「二七部隊」與國民黨軍隊正面武力對抗，顯現其非凡的氣魄，不讓鬚眉，足為女性爭自由的典範。
謝雪紅是位覺醒的巾幗英雄她曾說：「意識到自已的奴隸地位而與之鬥爭的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已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生活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主人感激不盡的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當台共遭到大逮捕時，在法庭上敢於對日本法官辯論的，正是謝雪紅。二二八時件期間，當台灣士紳與國民黨在議會裏談判時，敢於選擇採取武裝路線的，也是謝雪紅。在三次中共的政治整肅清算中，許多男性的台盟盟員都唯唯諾諾、奴顏婢膝，真正敢於抗辯的又是謝雪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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