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黨領導下的勞工運動

蔣渭水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結成台灣民眾黨之後,進行其黨綱及政策並親自巡迴全島各地,召開演講會及座談會,努力為勞工福利而進行勞工的組織運動。因而各地紛紛成立以工友會為名的勞工團體,如此立即掌控了台灣勞工運動的先機,但蔣渭水等所從事的勞工運動幾乎都是以中小工業雇傭工人及店員為對象,隨著工友會的發展,蔣渭水將各個小團體團結為一大勢力,於是組織一個全島性的勞工組織,一切進行順利,終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假台北市大稻埕蓬萊閣舉行「台灣工友總聯盟」的成立大會。蔣渭水在一年前提出一句口號是「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這句口號成為當時台灣民眾黨在集會場合的慣用語。。

台灣工友會總聯盟 蔣渭水團結各個小團體組成一個大團體,所以提倡一個全島性質的大工會,又可成為支持台灣民眾黨的主力,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邀請蘭陽總工友會(楊來生)、台北木工工友會(陳王錦塗)、基隆木工工友會(楊慶珍)、新竹木工工友會(吳廷輝)、豐原店員會(劉立傳)、台南機械工友會(盧丙丁)、高雄台灣機械工友會(黃賜)等二十九個團體和組合員六千三百六十七名之代表一百十二人而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
為了擴大工友總聯盟的聲勢,在成立大會日蔣渭水率領台北地方代表上午到台北車站歡迎中南部代表,下午一時以四十一部汽車在台北市進行示威遊行於民眾黨本部、台灣民報社、印刷從業員組合、蔣渭水的住宅、萬華民眾講座前燃發炮竹,並在會場樹立大型標語。
「台灣工友總聯盟」就在蔣渭水的指導下,努力教化,在一九二七年就發生各處工友會的罷工事件,如在基隆的煤炭、木工、台北的木工、土水工,台南的機械、理髮,安平的製鹽,高雄的洋灰等,前後計有十九次,勞工運動因此澎湃發展。於一九二八年年底全島的工友會已擴至六十五個團體,會員達七千八百十六人,該年爭議事件達十五件,以七日至五十日的罷工鬥爭,獲得全勝九件,慘敗三件,與資方平手二件,其他一件的傲人成績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成為抗日運動中的四大團體之一,四大團體即為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及台灣工友總聯盟。四大團體中有三大團體皆在蔣渭水的努力下建立的。
台灣工友總聯盟在次年(一九二九)二月十一日在台南市新町松金樓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代表一百十九人,來賓有民眾黨蔣渭水、蔡培火、何景寮,文化協會鄭明祿、王九,農民組合楊貴、楊氏陶等來賓一百餘人,以盧丙丁、楊慶珍為正副議長,通過議案十四件,並發表第二次大會宣言書,在來賓致賀辭時台灣文化協會的鄭明祿及台灣農民組合的楊貴在言論上過於左傾而被中止發言。二月二十一日蔣渭水以高銘鴻為委員長將中國人居留台北的勞動者組成台北華僑總工會。
在此錄下一篇蔣渭水在台灣工友總聯盟第二屆代表大會宣言提案:
「我們殖民地的工人,是處在受民族、階級兩重的榨取和壓迫的地位,所以需要解放之情加倍迫切,其運動之擴展益趨激烈,而其團結性之富與鬥爭性之強,實非其他階級所能企及的。所以殖民地的工人一旦覺醒起來,則不但能夠為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鬥爭,並且能夠做弱小民族解放的先鋒。我們台灣工友聯盟,帶著這個歷史的使命,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創立以來,已經過了一年的歲月了。這一年間在反動政治鐵蹄下,受盡了許多的苦楚折磨,體驗過不少的爭議、罷工和入獄的試煉。如基隆的砂炭、洋服、建具、細木,台北的建具、指物、紉木,台中的木工,台南的機械、理髮,安平的製鹽等的罷工,皆是其顯著的戰績。尤其是如高雄淺野洋灰的罷工,延長兩個月餘,其參加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及罷工團陣容之齊整,實不但為台灣未曾有之大爭議,而且是日本有數的新紀錄。在這麼多爭議之中,雖獲不少的勝利,然其所費的犧牲,實亦很多,如在高雄的洋灰、安平的製鹽、台中的木工、基隆砂炭、和洋服等的爭議,已有多數的鬥士去入獄了。如此慘淡努力,其志不外乎擔負起來工人的歷史的使命。但是回顧過去的戰績,則或因戰術之不精,或為鬥士之不足,以致經濟支絀,不無力不從心之憾。然而我們在一年間奮鬥,全島的戰線己有相當進展。試看一年以來各地勞動運動的勃興,各種工團的組織,盡是證明團結力擴大的象徵。但是現在尚有未組織的工人在睡夢中作無意識的生活,這是我們總聯盟的努力未足的地方,于是乎我們本年應致全力於援助未組織工人的組織化,並促進地區及產業別組織之完成,至於我們在運動的進行上,要認識台灣的客觀的情勢,明白工人之階級的成長狀態和社會的進化過程,擯斥所謂小兒病的做法,而取合理的鬥爭。我們在此第二次全島大會希望同志根據於一年間的實際運動的經驗,互相檢討過去的工作,清算正誤,同新計劃的作戰猛進,以期台灣工人運動的戰線統一起來在我們運動的目標下,向前邁進,爭取勝利,我們乃大呼曰:
台灣的勞動者們!
工場工人呀!
礦山的坑夫呀!
手工業者呀!
商界的店員呀!
街頭的行商人呀!
薄給的俸給生活者呀!
本總聯盟是代表你們的利益,本總聯盟是你們的大本營,趕快齊集本總聯盟的旗下來共同奮鬥吧!
( 左圖為台北木工工友會茶箱部,蔣渭水坐於前二排左起第四位。)
在一九三○年二月二日假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民眾講座召開「工友會總聯盟第三屆代表大會」,代表一○○餘人,來賓中除了蔣渭水等民眾黨幹部之外,還有楊克培(請參閱p158)、周合源、王萬得等共產會員及無政府主義者也參加開會,以黃賜為議長,陳九、黃白成枝、黃治發為書記,會上決議要求撤廢日台工人差別待遇、減低地租戶稅、設置犧牲者救援會、制定最低工資法、以普選促進地方自治、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等口號,並將工作分為本部、總務部、組織部、財政部、爭議部、救濟部、教育部、宣傳部、調停部。此時已有四十一組合加盟,組合員達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並聘請師古屋貞雄為顧問,向國際勞動會議報告大會請況。在決議大會宣言時被強制中止。 工友總聯盟與民眾黨連署,對台北市尹提出「始政紀念日為台灣民族敗績紀念日,應籲請當局廢除一切慶祝節目。」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預定召開工友會總聯盟第四屆代表大會,但在十八日亦即開會前的一天,總督府宣佈禁止結黨,大捕民眾黨黨幹部如蔣渭水、陳其昌、盧丙丁、李友三、張晴川、黃白成枝等十六人,並將全台二十個民眾黨支部解散,受此打擊工友會大會不得不延期,再到同年八月工友會的靈魂人物蔣渭水不幸病逝後,又在九月發生在中國的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等因素下,工友會總聯盟也就漸漸消失。

高雄淺野水泥會社工人罷工 淺野水泥在高雄設有規模龐大的製造工廠,年產一萬一千九百噸,受雇勞工三百三十三名。但自一九二七年經濟蕭條而實行減產三成半,所以解雇一批工人。然而解雇工人就得發給救護金及積立金約每位五百圓的,而淺野的處理方法是製造事故,藉事故將工人免職以迴避退職金。並在廠內收買「分化蟲」以對抗全体員工。當時,適有工人吳石定因細故被警察扣留三個月,會社即藉口把他免職,同時也不發退職金。高雄機械工友會會長、黃賜乃領導工人向會社要求取消吳石定的免職處分,但會社卻趁機再解雇工友會工人四十一人,因此,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召開高雄機械工友會全體幹部決議實行七○○餘人罷工來對抗。民眾黨本部的蔣渭水、張火山、李友三、張晴山、楊萬、廖進平等幹部得報後,立即趕赴高雄設立「淺野洋灰罷業職工總指揮部」予以指導。該總指揮部設有連絡、宣傳、救援、罷業、糾察監視等部份,發行爭議新聞、分發海報等積極宣傳並指揮工會會員,為了防止淺野收買的工人攪局,又組織爭議團。同時也以糾察隊來防止工人的墮落與就業,四月二十七日得到北部支援現金,購買二十袋米分發罷工人員,在高雄設臨時工友會辦事處,組織遊行隊伍巡行以防止會社募集臨時工,繼續了二十多天的罷工後,蔣渭水等乃把罷工指揮移交「工友總聯盟」,並改設為「台灣工友會總聯盟淺野爭議本部」,由黃賜和盧丙丁為最高領導人,薛應得、張晴川、湯慶英、梁加升、陳來明等人各司會計、對策、救濟、糾察、調查等項任務,常駐當地,準備持久作戰。
會社卻再擴大解雇工人一百七十八人,另一方面則四處招募工人,並將分化蟲組織成籠絡團及吃飯隊,同時對罷工的員工加以毆打。會社此項對策仍無法使復工,而爭議團之糾察隊維護罷工者的權益,使會社一愁莫展,在五月六日起工廠的煙囪就熄火了,損失極大。
這罷工事件也一如其他的殖民地事件模式,會社又串通警察當局施展鎮壓手段,逮捕機械工友會會長黃賜、梁加升等三十一名爭議團全體幹部,因此,一時轟動全島的淺野洋灰工人罷工,在殖民地官商勾結的模式下被摧殘而歸於失敗。

台灣製鹽會社的罷工 台灣製鹽會社是使用火熱熬製法生產食鹽,工作環境十分惡劣,但所生產的全交給專賣局販賣,它是一特權的公司,當然享受到特權的是日本資本家與少數的台灣御用紳士。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會社無理由解雇勞工十八人並沒收每位勞工就職時之保証金三十圓,所以引發勞工勇敢的面對問題開始罷工。罷工開始向社會各界伸訴,並防止會社招募新人,在火車站、汽車站宣傳會社的暴虐,若有新人來也分別勸導。自罷工事件發生以來會社股票原本二十圓,暴跌至四圓。
工會也向會社提出四項要求:1.被解雇工人無條件復職,2.自由購買煤炭,3.分配宿舍,4.對于夜班者應支給加班費二○%等。台北的「台灣工友總聯盟」也派古屋貞雄律師等人來支援,但會社卻依靠警察的強權來鎮壓工會,在工廠讓警察常駐,而將工會會長、陳天順等加以逮捕,就把它壓制下去。

以上兩件罷工事件即高雄淺野水泥會社工人及台灣製鹽會社的罷工事件,轟動全台,也全都在極為露骨的警方鎮壓之下結束,其影響是台灣人趨向提高民族意識,並且大幅左傾,日警雖然戰勝但卻更失人心,此非當局鎮壓者所能理解。

其他,「台灣工友總聯盟」所指導的工人罷工尚有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台北市的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人力車夫計有二千三十三名,其中日本人十六名、台灣人七百四十六名,中國人一千二百七十一名的罷工,基隆市三井物產會社煤炭碼頭裝卸工一百五十名的罷工,一九二七年十月台北工業會社所屬的石砂採取船夫一百三十名的同盟罷工,一九二八年二月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罷工,台北印刷工人的罷工,台北建具職工一百二十三名罷工等,發生勞工意識抬頭下的大小形式罷工,但全被壓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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