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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台灣的核武時代

[民報]

[2015-06-01 14:29:10]

 

賀立維(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曾任職中山科學研究院)

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製作動畫:五分鐘看懂《核彈MIT》那些年,我們一起建造的核彈。(翻攝「五分鐘看懂《核彈MIT》」動畫)

關於台灣研製核武的動機,應回溯到1960年代。1964年10月16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情報單位分析,由於試爆所產生的放射性輻射塵埃裡,並沒有發現鈽元素,顯示中共並非以鈽 239 作為原子彈的原料,而是直接使用濃縮的鈾 235。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因為這證明中共已經具備了提煉高濃縮鈾的技術。緊接著在1966年春季,中共又試爆了第二顆核彈,那是一枚更為可怕的氫彈!代表中共已進入了熱融合的世界。

這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極大的震撼,蔣介石總統於是下定決心要在台灣發展核子武器。他找來一批科學家,討論發展核武的可能性,不過,當時的科學顧問吳大猶博士並不認同。

後來,台灣在核武研發方面能夠跨出第一步,是靠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恩斯特.大衛.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博士的一臂之力。伯格曼是國際核能界公認的「核彈之父」,蔣介石總統就在1963年時,派遣核心幹部唐君鉑將軍出席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與伯格曼見面。

唐君鉑結識伯格曼後,力邀他來台灣訪問。伯格曼對蔣介石總統很推崇,敬佩蔣總統是二戰時期的偉人之一。同年伯格曼抵達台灣訪問,蔣總統以國賓之禮接待他。他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賓館密談了三天,蔣總統向他表明台灣要研發核武的決心,伯格曼建議台灣模仿以色列的模式,先設立一個研發的專責機構。後來蔣總統即指示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開始發展以核武為主的武器研發計畫。

1964年,蔣介石總統任命他的長子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唐君鉑為國防部常務次長。這種安排就是為了研發核武所做的準備,唐君鉑隨後並擔任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籌備處主任。而伯格曼就是核心技術的主要提供者。


(翻攝自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製作動畫:五分鐘看懂《核彈MIT》那些年,我們一起建造的核彈。)

到了1968年,中科院籌備處的「新竹計畫」正式啟動,當時在清華大學設置了一座零功率的實驗用核子反應爐,以培養核工人才為主。第二年的7月1日,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並成功向加拿大購得一座40百萬瓦的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用來生產研製原子彈所需的鈽原料。蔣介石總統聽取了伯格曼博士的建議,在中科院設置了幾個研究所,從此整個核武研發的布局就完成了。

在伯格曼博士的指導下,「新竹計畫」是根據以色列的原子能計畫為基礎,讓我們節省許多摸索的過程。但在計畫開始之前,蔣介石總統也曾邀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轄下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委吳大猷先生來提供意見及參與,期望吳大猷也能共襄盛舉,然而吳大猷卻跟蔣總統表達了不同的意見,甚至連參與過「美國曼哈頓(核子)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旅美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也不約而同地向蔣總統表明不認同的立場。

不過,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無論是學者或是軍方人員,能被延攬至核武研發團隊,無疑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加上高待遇、高禮遇、高機會的吸引,一批科學家加入了研發團隊,使得這個團隊的陣容增強許多。

在伯格曼主導下,另一個代號「桃園計畫」的方案於1972年該核子反應爐達臨界運轉時正式啟動。


(翻攝自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製作動畫:五分鐘看懂《核彈MIT》那些年,我們一起建造的核彈。)

1970年,伯格曼建議蔣介石總統向美國採購核能發電廠,也就是後來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廠。當時還規劃到核五與核六廠,以因應台灣工業起飛所需的電力。另外,利用核電廠使用過的核燃料提煉鈽同位素,當然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在蔣介石總統在世的最後幾年,「桃園計畫」重水式核子反應爐幾乎是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運轉。而這型反應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不用停爐就可以更換燃料,就像飛機不用落地,在空中加油,來增加續航力。這座核子反應爐的目的不是發電,而是藉由它不停地以全功率運轉,讓燃料中的鈾 238 吸收中子,產生鈽 239,來製造核武所需的原料。

1975年4月,蔣介石總統病逝於台北,沒能親眼目睹他一手催生的核武誕生。巧合的是,協助蔣總統發展核武的伯格曼博士,也在蔣總統過世的第二天病逝於以色列。

之後,蔣經國總統繼承父志,繼續支持中科院研發核武。13年後,就在蔣經國總統病逝前幾天,發生了張憲義叛逃事件,台灣的核武研發因而走入歷史。又過11年,當時已退休的前中科院唐君鉑院長也因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關於我國發展核武的資料與記憶,隨著歲月逐漸失落,有時反而要靠國外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學術單位或學者來加以整理及發掘。


(翻攝自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製作動畫:五分鐘看懂《核彈MIT》那些年,我們一起建造的核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wnUgcibsA

我曾在1989年間,與加州柏克萊大學的C教授,一同拜訪過吳大猷博士。C教授與吳博士曾在學術期刊上一起發表過論文。在拜會過程中,談起這段往事,當時張憲義已經叛逃,台灣的核武研發也已結束。吳博士很感慨:「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只是當年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他雖然表示反對發展核武,但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還好,當時的主政者並沒有對他做出不利的舉動,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說,就算他不做,還是有人會搶著做。這話我聽在耳裡,羞愧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當時除了中共,最不希望台灣發展核武技術的就是美國。冷戰時期(1947至1991年),美國為了能在東南亞確保其核子壟斷的地位,不可能容許台灣這類國家來破壞國際核武平衡。

美國對台灣發展核武的動機心知肚明,當然要全程監控,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有任何風吹草動,要完全掌握,不能讓台灣越雷池一步。所以,在中科院裡邊安排臥底,絕對是必要的,像張憲義這樣的間諜,是想當然爾,而且應該也不會只有張憲義一個間諜,我相信還有許多的「張憲義」們,因為「多方求證」是美方萬無一失的做法。最後,雖只有張憲義一個人叛逃,但對美國而言,證據已經夠了,足以讓台灣的核武發展壽終正寢。

事後有報導指出,蔣經國是聽到了張憲義叛逃,才氣得吐血身亡。但我認為,這一切應是美國精心策畫的,也許是美國情報單位事先得知蔣經國病危,所以就在他過世前幾天,把張憲義接到美國去,如此一來,就不會太引人注意,因為全國的焦點都會放在蔣經國逝世這件事上。而且,要是在蔣經國逝世後,才把張憲義接走,就未免落井下石,太過分了些。

不正常台灣史研究中心: 《那些年我們一起製造的核子彈 》《核彈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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