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世界大事、絕對少不了SARS。SARS帶給全世界的影響、實無法估計。不管在公共衛生上、經濟上、政治上、甚至人心道德上都有鉅大而深遠的影響。對台灣而言、這個來自中國的禍害更是刻骨銘心、有中國這個惡鄰存在、台灣可說吃盡了苦頭、在這次的SARS禍害之中也更清楚地顯現出來。
SARS首次被証實的病例是2003年2月26日於越南河內、是位歸化美國籍的中國人。他在回中國候廣東省深親之後染上SARS、在進入越南之後發病而住院治療。隨後接三連三在香港也發生類似病例之後開始引起國際上的重視。三月初、則由一位香港人將SARS帶入台灣。當時在香港已証實SARS的發源地是中國廣東省佛山、然而中國政府始終隱暪事實、並拒絕WHO官員進入中國調查。在那一段時間、SARS在香港、台灣等地急速擴大、同時也傳到了加拿大、美國等世界各地以中國人群聚的城市為中心而到處擴散。此刻、中國發現滋事體大、已不可能再隱瞞、才撤換其衛生部長及北京市長、並接受WHO進入中國調查。隨後的三個月之間、SARS把整個地球弄得天翻地覆、如同黑死病再度來臨。然而正如在十四∼十五世紀在歐州流行的黑死病終結了當時歐州中世國家一樣、SARS「中國肺炎」也正拉起了中國崩潰的序幕。
筆者在此必須強調、「SARS」（重症急性呼吸症候群）原本就不是一個正確的疾病名。在醫學上、以症候群（Syndrome）稱呼的疾患是有複數的病因或病因不明的疾患、而且其症候多彩而複雜才稱之為「症候群」。然而「中國肺炎」SARS有其典型的病兆、其肇因之病毒也相當明確、因此稱「中國肺炎」SARS為「症候群」事實上相當不適宜。此外除了「中國肺炎」SARS之外、既「重症」又「急性」的呼吸道疾病多得不勝枚舉、絕對不只是「中國肺炎」SARS而己。「中國肺炎」除了SARS之稱呼之外、在日本則多數稱之為「新型肺炎」。而這也是個有問題的稱呼、理由很簡單、過一段時間以後就不再是「新型」的肺炎、何以能一直「新」下去？而中國對「中國肺炎」的稱呼更是不合道理。中國稱SARS為「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ueumonia）一詞在醫學早已存在、只要不是如肺炎球菌等引起的大 葉性肺炎（Lobular Pnenmonia）都稱之為「非典型肺炎」。最常見的「微漿菌肺炎」「退伍軍人病肺炎」「藥劑性肺炎」都屬「非典型肺炎」之範疇。中國將「中國肺炎」SARS稱之為「非典型肺炎」、甚至只簡單稱之為「非典」只不過是避重就輕、推委責任的做法、而在台灣的中國人卻也配合其祖國中國的稱呼以「非典」稱呼「中國肺炎SARS」。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人不誠實又不負責任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中國人與台灣人有多麼地不一樣。
此外、中國自始至今始終不肯為散播「中國肺炎」道歉、有人說中國是最愛面子的國家所以不肯道歉、但筆者不認為如此。中國是全世界最不要臉最厚臉皮的國家、只要有利可圖、中國人什麼都敢做、豈有因為面子而不道歉之理？中國之所以不道歉的理由是為了逃避責任及為了將來偽造事實方便而已。中國如果為了「中國肺炎」而道歉、等於承認「中國肺炎」的源頭就是中國、這對以後要偽造事實來賴帳非常不利、因此中國死也不肯認罪。不僅如此、中國的官方媒體更故意散布一些小道消息、說SARS病毒和AIDS病毒事實上都是由美國製造出來而後再嫁禍給非洲及中國的。中國的「湖南新聞」更誇大地把「中國肺炎」嫁禍給日本、說SARS是日本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製造的生物兵器、這個荒謬的說法由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刻意地宣傳、其嫁禍他人的劣根性充分顯示出中國人不道德的民族性。
相對於中國人隱蔽事實死不認錯的野蠻態度、台灣顯然就文明得多了。在台灣受「中國肺炎」SARS之苦最為深刻的五月中旬、台北馬偕醫院的一位周姓年輕醫師請長假到日本旅遊。由於馬偕醫院當時已有「中國肺炎」SARS的病患住院、而事實上周醫師也在日本旅遊中發病、後來也証實的確感染了「中國肺炎」SARS。此事在日本引起了喧然大波、周醫師所到之處、沒有任何旅客敢去、整個日本關西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甚至與旅遊業不相關的業種也遭受到無比的打擊、關西地區的經濟損失高達難以估計的天文數字。當時日本的媒體每天以斗大的標題報道周醫師的行蹤及其在台灣的狀況、日本人對周醫師的行為也相當難以接受。這不光是周醫師個人的行為造成日本的損害而讓日本國民覺得憤怒、日本人的反應之所以如此強烈的原因、是由於日本特有的道德觀所致。對日本人而言、他們不解一個初出校門的年輕醫師、何以能在社會最需要他的時刻請長假出國旅遊、何以一個比一般人更有醫學知識的人可以不顧慮到是否有傳染到別人的可能性？周醫師對台灣社會、對日本社會的責任感何在？周醫師的職業道德、個人情操又何在？在馬偕醫院出面說明的記者會上、馬偕院方一幅「周醫師沒有違反規定、周醫師沒有錯」的態度、引起日本媒體更大的反感、也因之有過度情緒化的反應又帶來一個不必要的風波。這純粹是因為日本人是站在道德上的觀點來看周醫師的日本旅遊問題。一句「沒有違反規定」無法讓他們信服、因為周醫師確實已造成日本相當大的困擾。如果這個責任可以用「沒有違反規定」來逃避的話、不只馬偕醫院、整個台灣的信用都會失去。
比起馬偕醫院、台灣的外交當局難得地做了一個正確決定。台灣政府在當時馬上發表聲明、並命令駐日代表羅福全到日本的「交流協會」本部道歉。而政府所做的正確而確明快的決定卻遭受在台中國人章孝嚴的批評、說這有損「國家尊嚴」。台灣人紳士的文明行為被章孝嚴之流的中國人批評為有損尊嚴、從此處我們也可以看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在那裡。
除了章孝嚴等為其祖國中國效命的在台中國人之外、也有一些帶著「愛台灣」的假面具的人故意散布一些煽動性的言論、刻意挑發離間台日關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就是、「何以日本只對台灣抗議、對中國何以一點也不抗議、這簡直是軟土深掘」。筆者在此必須強調、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逃避責任的遁詞。這等於說、「別人也犯罪、為何只抓我」一樣、是一個完全不負責任也不文明的態度。別人犯罪沒被抓並不表示自己就可以犯罪或應該被免罪、台灣既自認為是一個文明的國家、當然要比野蠻國家的中國有更高的道德標準。而事實上、日本對台灣的批判也完全沒有站在對日本所造成的實際經濟損失的角度上來批判、他們完全站在道德觀點及社會正義的角度上批判台灣。這表示日本也把台灣看成是一個文明國家、不該與野蠻而又狂傲自大的中國相提並論。
台灣雖有像周醫師一般沒有職業道德及社會正義的國民、但更多有良心、道德勇氣及責任感的台灣人也同時存在。一位住在日本關西的女性台灣歌手寒雲、就因不忍看到由於台灣人造成日本如此大的損害、而自己出錢招待日本人免費到小豆島一家因周醫師住宿過而受到極大損失的旅館。寒雲在日本沒沒無名、經濟環境也不好、為了故鄉卻能拿出一大筆錢來向日本社會道歉。這種出自內心最深處的愛及善良的天性、豈是中國人（不管是在大陸或在台灣）所能理解的。中國人口中所謂的「尊嚴」不過是向對方勒索更多好處的藉口而己。
由以上可知、在「中國肺炎」SARS禍害之中、台灣與中國的表現是如何地不一樣。而為了不讓此「中國肺炎」的禍害風化、而且不讓中國將其罪過嫁禍給他人、我們應該堅持稱SARS為「中國肺炎」。當然台灣內部也有不少偽君子會為中國說話、說這「太刺激中國」這是「對中國的岐視」等等似是而非的論調。而這種鄉愿的態度、其實也是腐蝕台灣社會正義最大的原因。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台灣的就叫台灣、如同我們的國名、中國的就叫中國、如同「中國肺炎」SARS。如此、台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道德、有社會正義、文明又值得尊敬的國家、這才是真正的「國家尊嚴」、正名運動也必須從此處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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